美国百年历史轮回：市场也会失效，政府有效干预——收入分配系列之三（海通宏观于博、陈兴、应镓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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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百年历史轮回：市场也会失效，政府有效干预——收入分配系列之三

（海通宏观于博、陈兴、应镓娴）

概要

从选票看美国经济：贫富悬殊，增长放缓。20年是美国大选年，特朗普能否连任备受关注。回顾16年，特朗普在民调中持续落后，但依靠低收入群体的支持，最终赢得了大选。16年的选票结构反映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异常严峻，80-17年间，基尼系数从37.8%持续上行至45.5%，叠加近十年经济增速放缓的困境，低收入群体面临的经济压力更为凸显，现状亟待改变。
贫富差距缘何扩大：自由主义，去工业化，货币过松。本轮贫富差距的扩大始于80年代，主要由三方面因素推动：一是思想层面，新自由主义下放松管制制度和税率累计制的弱化为主要原因。70年代美国进入严重滞胀期，凯恩斯政府刺激政策失灵，里根接任总统。新自由主义的放松管制和减税改革确实帮助美国经济重新恢复。但过度的放松管制会大幅削弱工会权利，抑制工人工资；经济恢复后继续减税就是放任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二是产业层面，制造业空心化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萎缩。市场自由竞争、全球化等因素使得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加剧，大量中产阶级只能向餐饮、零售等低附加值的行业转移，收入较制造业企业骤减。三是政策层面，长期宽松环境也是贫富差距扩张持续至今的原因之一。为了抵御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先后启动超低利率和QE政策。宽松货币环境下资产价格最为受益，富人的资产加速膨胀。
缩小差距成功经验：稳定生产，保障就业，调节分配。而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也曾经历贫富差距扩大至历史顶点。1928年美国前1%人群的财富占比接近一半，为后90%人群财富占比的3倍。经济有效需求的不足，最终诱发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导致20年代末贫富差距的原因与80年代后有异有同。首先，20年代初开始的农业危机，是造成农业劳动者收入下降的直接原因。其次，与80年代后类似，同时期的政权体系提倡无为而治，使得资本战胜劳动，企业盈利的大部分转化为企业主的财富。此外，低税收政策偏袒富人，进一步引起收入分配失调。但30年代美国在罗斯福总统领导下走出了困境。首先是在生产方面，《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通过控制生产规模，稳定了产品价格，有效消除了产能过剩；其次是在需求方面，《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全国劳工关系法案》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帮助提高工人收入，政府通过兴建公共工程项目创造就业机会。最后是在分配方面，罗斯福政府出台《税收法》和《社会保障法》等，调节贫富差距，并创立了现代社保制度。
百年轮回经验启示：市场也会失效，政府有效干预！回顾美国的百年历史，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或是缩小，主要取决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偏好和政治考量。20年代末美国也曾面临极为悬殊的贫富分化，并因此诱发了“大萧条”。罗斯福新政通过稳定生产、保障就业、调节分配，有效化解贫富分化难题，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然而，面对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却失灵了。里根政府采用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放松管制、减税等政策成功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大滞胀”、步入“大稳健”。但此后老布什、小布什政府过度强化“大市场”，主张对富人减税，导致了巨大的财政赤字与悬殊的收入差距。因此不论是自由竞争市场、减税还是政府干预经济，虽然都曾带领美国走出危机，但政策选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政府干预能够缩小贫富差距，但过度干预会使得经济失去活力；自由竞争市场能够有效刺激增长，但在长期发展下容易走向垄断主义，造成两级分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必须审时度势。平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中国模式兼顾效率与公平。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训后，我们明确把发展市场经济放在首要位置，贫富分化的隐患值得重视。而美国经济的百年轮回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仅靠市场经济解决不了贫富分化，市场也会失效，政府应当有效干预！而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政府政策，尤其是三大攻坚战，其实都是为了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未来我们有希望兼顾好效率与公平，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2020年，美国将再度迎来大选。我们回顾2016年的选票结构发现，当前美国经济“贫富悬殊、增长放缓”的局面仍未发生根本改变。本篇专题中，我们将重点研究：是什么导致了美国在过去40年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100年前美国是如何走出分配不均困境的？对我们又有哪些借鉴意义？

1.  从选票看美国经济：贫富悬殊，增长放缓

大选民调再度落后。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特朗普能否连任备受关注。目前共和党内特朗普的支持率接近90%，而民主党内拜登支持率相对领先，是特朗普最大的对手。根据Real Clear Politics的统计，19年12月以来的6次大选民调中，拜登5次领先于特朗普，平均支持率为48.2%，超过特朗普的44.2%。但这并不代表特朗普一定会输掉本次选举，相反的，特朗普一直都是“落后的总统”。

落后可以决定领先。回顾16年的大选，自从宣布竞选后，特朗普的民调几乎一直落后于希拉里，但最终赢得了大选。其主要原因是希拉里和特朗普的选票群体的明显分化。美国东部和西部都支持希拉里，东部有金融中心纽约、西部有科技中心加州。而中部都支持特朗普，中部地区主要是农业和工业州，经济相对更为落后，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低收入阶层，16年大选中美国人均GDP排后10名的州中有8个支持特朗普。但美国的选举制度并非一人一票制，而是给予了中低收入阶层更高的选票权重，因此特朗普最终得以胜出。

选票结构看美国：贫富两极，经济放缓。16年的选票结构体现了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严峻异常。贫富差距的日益悬殊使得国内民粹主义情绪升温，因此以“使美国重新伟大”、“美国优先”为竞选口号，主张制造业回流美国、贸易保护的特朗普得以获得中部地区的更多支持，当选美国总统。具体来看，自80年代起，美国的贫富差距水平开始持续扩大，45-80年基尼系数保持在平均37.5%的低位，而后指标从80年的37.8%加速上行至17年的45.5%。

贫富差距扩大的同时，美国在近十年还面临着经济增速变低的困境。08-18年期间，美国平均经济增速仅为1.8%，也就是说，在“蛋糕”分配不均的同时，“蛋糕”也并没有明显做大，低收入人口面临更严峻的经济压力。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7年美国有约4200万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4%。贫富严重分化叠加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民众亟待特朗普能够改变现状。

2. 贫富差距缘何扩大：自由主义，去工业化，货币过松

本轮贫富差距的扩大大约开始于80年代初。以80年代为界，美国按收入水平划分的前20%居民收入均值增速与其他80%群体的增速出现明显分化。在81-90年和91-00年间，前者的年复合增速平均高出后者1个百分点以上，而在71-80年，20%的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速反而最为领先。对比也曾出现贫富差距两极化问题的30年代，12年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达到20.8%，接近1928年的峰值21.4%。从财富的占比看，12年财富前1%群体的财富占比达到38.9%，虽尚未达到30年代的高位，也高达后90%人群的约1.5倍。

是什么导致了过去40年美国的贫富分化？政策选择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2.1  思想层面：新自由主义下的放松管制和累计税弱化

首先，在思想方面，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绝对自由化是造成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70年代遇严重滞胀，新自由主义站上舞台。受战后重建高投资需求的拉动，以及军备技术民用化带来的技术红利，美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随着技术红利及劳动力红利等的消退，60年代末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明显放缓。为了托底经济，当时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短期刺激并不能扭转长期经济增速中枢的下移，反而在70年代将美国带入了严重的滞胀期。其中，美国PCE在74年和80年均一度达到11.6%的高位，而同期的GDP增速均处于负增长区间。于是在1981年，凯恩斯政府下台而里根就任总统，经济政策全面朝新自由主义转向。

紧缩抑制通胀，放松刺激增长。首先，面对高企的通胀，里根政府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严控货币增长。叠加油价上涨影响的减退，美国通胀持续下行，PCE同比从83年起保持低于5%水平。其次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里根主要采取了放松管制和大幅减税两大改革。81年起，里根政府先后放松了航空、铁路、电信、有线电视等行业的管制，并在81年和86年分别出台《经济复兴法案》和《税制改革法案》，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商业税率。

放松管制和减税确实帮助美国经济恢复。一方面，放松管制的改革使得生产率大大提高。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76-81年年均增幅仅为0.3个百分点，而里根执政的81-86年该指标迅速升至1.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得益于大幅减税，微观层面的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均出现了明显改善。83年经存货计价和资本消耗调整后的美国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持续两年保持在20%以上的高位。同期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从80年初的0.7％持续回升至84年的6.9％，推动消费增速的走高。生产和消费的改善叠加货币紧缩通胀降低，推动美国经济增速自83年起成功企稳，进入稳定增长时期。

长期放松管制，抑制工资增长。里根时期自由竞争的确促进了市场的活力和产业结构优化，但此后，如小布什政府等继续贯彻放松管制则放任了收入分化的扩大。具体来说，放松管制也会使得工会的权利大幅削弱，工会缺乏议价能力从而实际工资受到抑制。8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甚至在80年代后期出现明显下滑，也就是说，生产率的增长主要转化为了企业利润，而非工人的工资。与此同时，企业高管的巨额报酬却被视为正当行为。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发表的数据， 1978年，美国大公司的CEO平均薪酬约为普通工人工资的35倍，到89年该比例升至71倍，而后快速增长并在2000年达到300倍。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体现则是税率累进制的明显弱化。80年代起，美国实施了数轮减税。其中，里根的两轮减税成功帮助美国走出滞胀阴霾，但此后老布什在任期间，继续延续了导致经济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的经济政策。93年民主党人克林顿上台后，大胆提出增税计划及公平负担的原则，并将财政赤字转为盈余。而小布什上台后，继续实行利于富人的减税政策，突出表现在取消遗产税。根据Tax Foundation的数据，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1980年前的70%，逐年下调至2010年的35%，最高遗产税率也从80年的70%下调至07年的45%。由于这类累进性质税率的明显弱化，因而在此过程中高收入人群更为受益。

各阶层的税率变化更直观地展现了累进性质的明显下降。从80-90年，美国中低收入群体的联邦平均税率基本保持不变，而收入前5%及以上的人群税率则呈现明显下降，其中收入前0.1%全体的联邦税率从70年到90年下降幅度高达24.8个百分点。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对该趋势有所缓解，而到04年小布什政府又重新缩小了不同阶层的税率差距。1970年，0.1%人群与20%-40%人群的联邦平均税率之差高达40.6个百分点，而到04年，该差距已降至24.7个百分点。

自由主义“亲资本”，劳动收入被压缩。收入法下GDP分项的占比变化也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亲资本”的特点。收入法的GDP拆分中，劳动收入就是劳动者报酬，而企业利润对应着净经营盈余和固定资本折旧。1992年-201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7.3%下滑至52.5%，而同期的净经营盈余和固定资本折旧之和占比则趋势性上行，意味着长期来看资本收益占据上风，而劳动者收入逐渐被压缩。

2.2  产业层面：制造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萎缩

其次，在产业层面，制造业空心化压缩了中下层人群的生存空间，贫富差距加大成为必然趋势。

去工业化趋势显著，高端服务快速崛起。市场的自由竞争、劳动力规模的收缩、全球化产业链的分工等因素相应地带来了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传统生产性行业持续收缩，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60-80年和80-00年间分别下降了5.3和5.8个百分点，采矿业、农林牧渔业占比也在80-00年间显著下降。而80年代后高端服务业快速崛起。到2000年间增长最快的专业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占比分别提升了5和2.7个百分点，同样呈现上升趋势的还有医疗服务业、房地产业等。

制造业到低端服务，中产阶级走向衰落。在产业空心化的趋势下，制造业就业岗位不断萎缩。1950年-2010年，美国私人部门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从37%持续下滑至11%。而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包括信息业、金融业及专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就业占比虽逐步提升，但整体规模仅占到25%左右。因此对于依赖传统行业生存的大量中产阶级，只能向餐饮、批发零售等低附加值的行业转移，而这类低端服务业提供的收入较制造业企业骤减。制造业空心化使得占多数人口的中产阶级加速衰落，是两极化困境的重要根源。

2.3  政策层面：宽松货币环境加速差距扩大

从货币政策看，长期的宽松环境也在加速贫富差距的扩大。

联储货币宽松，抵御金融危机。贫富差距的扩张至今仍在持续，宽松的货币环境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抵御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先后启动超低利率和QE政策。07年9月-08年12月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4.75%迅速调降至0.25%。此后08年到14年，美联储共实施了三轮QE。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08年9月的9600亿美元扩张至14年10月的4.5万亿美元。美联储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及时地避免了信用收缩，由此在09年后经济重新开始复苏。

资产价格受益宽松，收入两级分化加速。但宽松货币环境下，最为受益的是资产价格。80年代开始美国资本市场进入了长达40年的繁荣期，其中联邦基金利率的持续下行和资产负债表的大幅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从1980年到2018年，美国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6倍多。从而富人的资产加速膨胀，穷人则主要依靠工资收入，其增长相对缓慢。作为印证，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在01年和08年出现了两次大幅下行，与股票市场的两次大波动基本重合，也就是说富人的收入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资本市场的繁荣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之一。

上世纪20年代，美国也遭遇过严重的贫富分化，并导致了29年的“大萧条”。此后罗斯福总统上台，“新政”帮助美国成功走出危机，并迎来了长达40年的贫富差距“低位期”。那么罗斯福总统主要做对了什么？对我们又有什么借鉴意义？

3.  缩小差距成功经验：稳定生产，保障就业，调节分配
3.1似曾相识：自由市场助长差距，需求不足引发萧条

危机前贫富差距登顶。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经历了一段高度繁荣和经济稳定增长期，而后1929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这一时期，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的贫富差距也达到了历史的顶点。根据WID统计，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从20年的39%迅速提升至28年的49%，几乎等同于剩下90%人群的收入总规模。从资产角度看，金融市场的繁荣又加剧了财富的分化。20-28年，美国财富前1%的人群拥有总财富的比重从35.7%上升到47.8%，为同期后90%人群占比（15.6%）的三倍之多，财富集中极端化问题空前严峻。

有效需求不足诱发危机。贫富差距最大的时点和危机出现的时间相重合并非偶然。通常来说，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较强，但边际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但其消费能力受制于收入水平。因而在20年代末期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中低收入者数量巨大，但收入水平却低增长甚至下滑，于是经济的总需求出现下降，最终使得美国在29年出现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具体来看，1929-33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046亿美元下降到572亿美元，萎缩了45%，1932年的工业生产指数较29年下滑了40%。危机期间美国有超13万家企业和近1万家银行倒闭，失业率从3.2%最高升至25%水平，全国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约减少26%。

20年代末贫富差距如此悬殊，主要原因有哪些，与80年代又有何异同？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农业危机是造成农业劳动者收人下降的直接原因。受一战影响，交战国对农产品的需求高涨，使得美国的农产品价格急剧上升，从而促进了农业产出规模的扩张。而随着战后恢复带来的交战国农产品需求大幅萎缩，1920年开始美国的农业形势急转直下。22年初较20年同期的农作物价格指数大幅下滑52%，且价格低迷一直延续至20年代末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下行，农场净收入指数在20-22年间下滑了44.3%，农场产出占整体GDP的比重从19年21.7%持续下行至30年的11.3%。农业危机对美国约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农业人口收入产生了严重影响，本就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下滑明显。

其次，同时期的政权体系也提倡无为而治，使得资本占领上风。与80年代开始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类似，在20世纪2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达到了高峰，时任美国总统柯立芝提倡“无为而治”，政府尽量避免干预市场，让市场自我发展、自我调整、自我纠偏。而其放任自由的政策，确实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大繁荣，这段时期被历史称为“咆哮的20年代”。但在繁荣的背后，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资本战胜劳动，企业所增加的利润大部分转化为企业主的财富，而没有成为工人的工资。1920年-29年的10年间美国生产指数提升幅度达62.5个百分点，而同期工资指数上涨幅度仅为3.3个百分点。

另外，低税收政策偏袒富人，进一步引起收入分配失调。为了鼓励工商业发展、刺激投资，政府主张降低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公司利润所得税税率。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铝业大垄断资本家梅隆，从维护垄断资本家和富人阶层的利益出发，敦促国会进行减税。从21年到25年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72%大幅下降至25%，而相比之下最低税率仅在25年下调了2.5个百分点。最高边际税率的降低大幅增加了富人阶层的收入，是导致分配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3.2 罗斯福新政：政府出手宏观调控，稳定经济缩小差距

宏观调控稳定生产。那么30年代的美国是如何走出困境的？主要靠的是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首先在生产方面，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工业和农业均陷入了产能过剩而需求不足的危机。《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通过规定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等，有效消除了产能过剩，稳定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32年到37年58种农产品价格综合指数大幅增长了80%，从而农场经营者的净收入也从32年的18.7亿美元增加至37年的53.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5%。

就业增收支撑需求。其次，在需求方面，贫富差距扩大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因而工人的就业和收入水平亟需恢复。一方面，《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了工人最高工作时数和最低工资限制，并通过《全国劳工关系法案》赋予工会与企业主议价的权力，有效提高了工人收入。另一方面，生产的恢复有效防止了企业继续破产，稳定了就业形势。面对劳动力成本增加使得企业收缩就业岗位的问题，政府通过兴建大型公共工程项目创造就业机会来弥补。由此，到1935年，全国就业工人相较1933年增加了400万人，工人收入水平的恢复支撑了农产品和工业品消费，经济回到良性循环。

增税支撑财政，社保缩小差距。除此以外，新政时期罗斯福政府还出台了《税收法》、《社会保障法》等。《税收法》将税率提高到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用以支撑较大规模的公共支出，也起到了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而《社会保障法》则初步创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等，直接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得益于罗斯福新政，美国经济不仅成功地走出了大萧条，而且贫富差距大幅缩小。在罗斯福逝世的1945年，美国名义GDP总量已经恢复到了2280亿美元，比1932年的595亿美元增长了近3倍；同时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1932年的47%降至1945年的34%，重新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为美国战后的繁荣时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百年轮回经验启示：市场也会失效，政府有效干预！

回顾美国的百年历史，其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或是缩小，最主要取决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偏好和政治考量。政府若过度提倡放松管制，任由市场决定收入分配，那么在资本与劳动“讨价还价”中资本自然成为强势方，贫富差距不可避免的扩大。而若政府选择在适当时机进行有效干预，则可以通过保障穷人收入来提振消费，走出内需危机。

80年代开始美国政策转向“小政府，大市场”，推动了贫富差距的重新扩大。一方面，放松管制制度下工会力量被不断削弱，资本的力量占到上风，从而收入分配不均重新加大。另一方面，与30年代不同的是，80年代后美国还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了中产阶级的明显萎缩，也是造成悬殊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08年后货币放水改善了经济增长，但却进一步助长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而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启了政府职能扩大的时代，成功化解高企的贫富差距，带领美国走出危机。面对严重贫富差距问题导致的“大萧条”，罗斯福政府首先通过控制生产规模，稳定住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从而恢复了生产并阻止了企业的继续破产。加上兴建公共工程“以工代赈”增加就业，提升工人的收入水平，从而支撑了内需和消费，与生产的复苏形成了良性循环，带领美国走出了危机。罗斯福上台后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32年的47%降至45年的34%，也印证了有为政府在“均贫富”中的重要性。

由此来看，政策的选择要审时度势，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对于29年的大萧条，政府宏观调控能够有效支撑内需，恢复生产。而面对70年代的严重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失灵，里根政府采用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放松管制、减税等政策成功帮助美国走出滞胀危机、提高经济增速。但此后老布什、小布什继续强化“大市场”，主张对富人减税，进而导致了巨大的财政赤字与悬殊的收入差距。因此不论是自由竞争市场、减税还是政府干预经济，虽然都曾带领美国走出危机，但政策的选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政府干预经济能够缩小贫富差距，但过度干预会使得经济失去活力；自由竞争市场能够有效刺激增长，但在长期发展下容易走向垄断主义，造成两级分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必须审时度势。

平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中国模式兼顾效率与公平。我国的发展模式吸取了美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一方面，有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训，我们明确把发展市场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经过多年发展之后，我们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问题。而靠市场经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而十八大也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政府政策，包括打赢三大攻坚战，三去一降一补，其实都是为了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因此，我们有希望兼顾好效率与公平，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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