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脚步渐近资本主义世界需要丢掉的三重迷思

近期，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绝对龙头的美国，经济上得到了一些好消息。2019年第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2.1%，消费者开支增长由2.9%上调至3.2%，11月新增非农职位26.6万个，创10个月最高纪录。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美国经济已创纪录连续增长126个月，为历史最长的扩张期，第一次避免了10年一遇的经济衰退。

然而，各大投行对美国2020年的经济前景并不看好。标准普尔全球评级(S＆P Global Ratings）估计，明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将在25％-30％之间，彭博指数估计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29％。这和几年前相比大幅提高。分析师们普遍认为国际贸易的风险和美国大选政治风险在明年尤其突出。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以及美元的保障下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则已经收到危机的信号。IMF更是将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印度在内的30多国在2019年掀起降息潮，就说明了各国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增长缓慢，发展中贫富差距加大和金融风险增加的问题，也深深影响到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英国评论家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如果资本主义世界想要「一切如旧，那么一切就必须改变」。换言之，西方民主体制的继续运作，依赖于彻底的改革。
对此，沃尔夫给出了「改革被操纵的资本主义」的几个建议，调整企业的经营目标、反垄断、改革金融体系以及提高社会保障。但是，要真正实施改革，则必须破除困扰资本主义世界多年的几重迷思。
第一重：企业自主高于国家利益

过去几十年西方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原因，和企业以股东权益最大化为核心经营目的，以及金融业的过度繁荣息息相关。而这两个问题的形成其实都始于企业。
企业的问题在于，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经济体中，企业是它的最大本钱，更是它最大的资本。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的自主性极高，但是逐渐偏离了本来的经营目标。
企业最初诞生的理由不是炒高股价——而是给社会提供服务。而随着企业管理者和股东在资本市场获得个人收益越来越便捷，高管薪酬与股价挂钩，企业能够通过操纵收益、收购股票而炒高股价，滋生企业管理问题，挫伤其经营效率。
同样出于企业利益，税收漏洞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数据，2016年美国员工人均利润，在低税收国家以及无国籍记录的利润是在美国本土的6倍以上。而澳洲国税局在2017-18年度的企业税务透明度报告显示，大型企业有三分之一根本没有交税。

可见，企业管理者面对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比较时，无法不站在自己一边。美国无数企业将利润留存在海外，为了减轻税务负担将控股公司地位转移到税务优惠的国家，其实这些企业已不再属于美国，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大企业同样存在。
资本的力量还造就了一批垄断企业，在全球化的潮流下这些跨国垄断公司对生产力的发展同样具有副作用。垄断寡头的出现不仅控制了市场和行业的定价权，造成效率降低和垄断租金的形成，而且可以通过游说对政府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无论是美国的三权分立，还是英国为代表的议会制度，都给社会上各种利益团体通过游说政府和国会来建立地位以很大的空间。不同利益团体的各种博弈手段之间往往相互冲突和制衡，造成国家行政效率低下。垄断寡头的形成让这种情况更加恶化。
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觉悟的是，企业的资本并不代表国家的富强，企业应当具有自主性，但是也需要必要的约束。
第二重：金融繁荣=经济繁荣
衡量一家企业经营的如何，我们往往最先想到市值；衡量经济状况如何，第一个想到的总是股票市场。诚然资本市场对经济情况有一定程度的反应，但是金融业的繁荣也蕴藏着危机。
据国际金融协会（IIF）11月14日公布数据，随着各国政府、企业与家庭债务持续增加，在今年上半年达到250.9 兆美元，是全球GDP的3倍，平均到每人的负担是100万美元之多，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

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后果，然而，人们真的从中得到教训了吗？又一轮货币宽松来临，华尔街再度松绑，全球的低利率甚至没有给可能的危机留下应对的空间。资产泡沫和债务仍然在累积，一旦泡沫再度挤破，现在有几个国家有能力力挽狂澜呢？
当今资本主义金融体系需要更强的监管和改革，要实现经济从虚转实，可能需要一番痛苦的「刮骨疗毒」，这不仅需要破除金融繁荣假象的迷思，更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
第三重：政府「干预市场」有罪？
这或许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出现种种问题的真正根源——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一刀切」地认为政府调控产生浪费和腐败，然而事实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
2019年全球新闻的关键词之一是街头运动的密集出现，法国、波兰、印度、香港、智利……全球各地的示威活动导火索和缘由各不相同，但是究其本质，都和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不公有关。这些并不只是全球化的造就，不也是税收漏洞、政治腐败、金融危机后遗症等等共同造成的吗？
然而，资本逐利是不可改变的规律，企业的经营目标也不会因某个人的意志改变。即便是发达经济体，都未能摆脱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不平等的通病。富人阶级财富的累积并没能清楚社会积弊、提升平等。全球示威的爆发，说明很多地区的社会发展失衡，已经到了某种临界点。
新自由主义将私有制、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过于教条化和简单化，片面强调市场自由化的有效性，而否定政府调控的积极作用。今天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的现状已经说明，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产业发展、经济结构的形成，不是靠市场就能维持平衡的。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如果只有经济增长，毫不考虑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提高，就不是惠及民生的发展。这是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迷思。
最后，必须承认，政治改革才是可能实现以上几项建议的基础，因为没有这一点，改革根本无从谈起。
当金钱在民主政治中具有今天的巨大力量，无论是对企业的监管、对市场的改革还是对政策的制定，都不得不建立在这一切不被游说资金逆转的基础上。

今日美国白宫的幕僚长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曾在担任议员期间表示「如果你是一个从未捐款的游说人士，那么我从来没和你说过话；如果你曾经捐款，那么我可能和你对话。」在美国议员每周花30小时用来政治募款的情形下，人们对这样赤裸裸的金钱政治已经见怪不怪。
社交网络的发达让政治选举背后的信息操纵更为复杂，在垄断财阀以及新兴科技巨头的夹缝之中，西方政客们还拿着用了上百年的把戏在台前表演，偶尔发出的改革之音也显得越发无力。在这种情况改变之前，任何改革的畅想可能都是徒劳，资本主义政治也会离「民主」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