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在《737Max必须重新认证》和其续文里，对波音737Max的设计失误和主管群的决策逻辑做了详细地分析。重点结论之一，是波音整体企业文化已经完全腐朽，安全、效率和声誉被抛之脑后，一切决策以短期利润为优先，上下交相贼，所以在过去20年，波音有了一连串的丑闻，737Max只不过是最新、最大的一个。
但是波音在20世纪，曾经是美国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以优异的工程设计、生产和管理品质著称。要改革恶劣的企业文化固然旷日废时，极为艰巨，一个极端优秀的大型组织要彻底腐化，也不是一夕之间就能在无意中发生的。我想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波音企业文化的转折历史。
我以前一再提过，美国财阀是在1970年代初，开始对社会主义做出全面的反扑，反击的层面包括学术、舆论、社会、法制、政治和经济。在企业组织本身，也有了根本性的文化改变：从70年代以前认为公司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对员工、社区和国家都有责任，在80年代迅速转变为一切为股权服务，利润至上、贪婪是美德。这个新的经营哲学受到高层经理的普遍拥戴，因为它特别方便他们集中权力并图利自身，结果是过去40年来大部分美国企业的总裁薪资相对于基层的比例，提升了大约两个数量级。
如果行业是制造技术层次较低的消费者商品，这个转变尤其容易，最有名的例子是GM（通用汽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1989年的记录片《Roger
&
Me》。高阶制造业的基层则是数以万计教育程度很高的工程师，要架空他们在企业里的集体专业权威，就困难多了，最早成功的是GE（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曾任GE公司董事长和CEO）。
杰克韦尔奇自己是化工博士出身，但是他成功的秘诀在于高压统治，一切以市场份额和利润高低为价值标准。这样的策略，在初期可以有真正的效率改进，但是不久就会撞上市场容纳量和企业合理成本的客观极限，继续压迫员工，反而会有牺牲品质信誉来揠苗助长的恶果。不过杰克韦尔奇运气很好，1981年上任，整个80年代他引领风潮，到了90年代低垂的果实都摘光了，刚好冷战结束，美国在国际上获得极大的胜利者红利，GE的基建生意也随之水涨船高，营业额仍然持续上升。
但是制造业先天利润有限，杰克韦尔奇为了维持利润的无限增长，实际上依靠的是GE
Capital这个影子银行。他在2001年退休时，还没有人明白其究竟，舆论界赋予他响亮的经营大师声名，正如同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被称为货币管理大师一样。一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泡沫破裂，GE
Capital（影子银行）的烂账才部分被公开，原来它玩的是典型的会计游戏，早年先报获利，但实际有好几倍的亏空深埋在账簿里。至今十几年，后续的经营团队不断设法认赔报销，结果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新爆出百亿美元级别的负债，过去这一年更有人揭发GE的退休基金有300亿美元的空缺，以致GE的股价基本回到了30年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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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和波音在90年代的股价涨跌对比，蓝色曲线是GE，橙色是波音
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GE是所有美国大型企业的榜样，波音的董事会和管理阶层也跃跃欲试，想要照搬GE那一套压迫员工、不择手段来削减成本并提高销售额的办法，其中最积极的杰克韦尔奇信徒，是菲力普康迪特（Philip
Condit，曾任波音公司董事长兼CEO）。
如同杰克韦尔奇，菲力普康迪特也是工程师出身，但是他原本只有硕士学位，所以在波音公司做到中级经理之后，又到麻省理工大学去拿了一个MBA学位。其后他在工程、营销两方面都吃得开，建立了极为完整的企业资历，步步爬升，1992年接任总经理兼董事，1996年升任总裁，1997年出任董事长。
这时他已经在波音玩商学院那一套有五年了，但是手下的4万名工程师们仍然不合作，老是把“安全第一”挂在嘴上，抵制他要削减成本、赶工出货的努力。他深感大企业的封闭性文化积重难返，决定要大破大立，只能引入外援，于是主导了与麦道公司合并一案。
对普通的观察者来说，波音的技术强、声誉好、生意稳定，买下麦道这个不成功的对手，纯属典型的弱肉强食，在商业上主要是消弭竞争、强化自身在市场的长期地位，是很常见的操作。但是注意细节的人，应该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名义上是波音购并麦道，实际上所有的重要主管，除了菲力普康迪特本人之外，都来自后者，连商标都换成麦道的。麦道的文化，就是营销至上；波音人说“安全第一”，麦道人的口头禪却是“对支付能力富有激情（A passion for
affordability）”。麦道的原总裁哈里斯通塞弗（Harry
Stonecipher）接任波音的总经理，全力帮助菲力普康迪特扭转波音的企业文化；他如此评论波音工程师：“我没让他们下地狱，我只是说实话，他们认为这就是地狱（I
don’t give ’em hell; I just tell the truth and they think it’s
hell）”。但是只要波音的总部仍然设在西雅图，担心安全性的工程人员总是有办法把问题向上反映到决策阶层，那么主管既然无法在事后否认知情，为了避免法律责任，自然就没有利润最大化的自由。于是经过四年的讨论，菲力普康迪特和哈里斯通塞弗在2001年下定决心，把企业总部搬到芝加哥。如此一来，工程团队和企业管理阶层之间有了实实在在1500英里的鸿沟，有关制造飞机的实际议题，终于可以被局限在西雅图，不再对企业决策造成困扰。事后一名波音工程师描述对上沟通的过程：“打电话给1500英里外的经理，你知道他想要拿走你的退休金（calling
a manager 1,500 miles away who you know has a reputation for wanting to
take your pension away）”。到了2004年，波音的首席财务官麦克尔.西尔斯（Michael
Sears）在国防部采购新加油机一案中，贿赂空军职员的丑闻爆发，连累了菲力普康迪特也引咎辞职，由哈里斯通塞弗接任总裁兼董事长，他随即宣称，“当人们说我改变了波音公司的文化，那就是我的意图，让它像一个企业一样运作，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公司（When
people say I changed the culture of Boeing, that was the intent, so
that it’s run like a business rather than a great engineering
firm）”。话说回来，麦克尔.西尔斯原本是麦道的首席财务官，所以热衷于不入流的行贿花样，其实正确的办法是收买国会议员来对国防部施压，不但完全合法，而且更有效得多。在2011年国防部重新招标的过程中，波音就学乖了，成功地逆转获胜。哈里斯通塞弗任命的新机型总监，不再是工程师出身，而是清一色的MBA。虽然在2005年，他就因为和手下女性员工发生婚外情而被迫辞职，但是继任的吉姆麦克纳尼（James
McNerney）来自GE，正是菲力普康迪特当年的得意副手之一，自然萧规曹随，继续弱化工程部门的话语权。吉姆麦克纳尼在2015年退休，由丹尼斯米伦伯格（Dennis
Muilenburg）接任。丹尼斯米伦伯格虽然有工程背景，却是因为全心全意支持菲力普康迪特改革而被特别选拔出来的年轻管理人才，所以也继续依赖新来的MBA和麦道主管来管理老波音人。根据吹哨人（指发现所在企业或组织存在重大问题，严重威胁公众利益时，不惜面临巨大危险勇于揭露的人）约翰巴内特（John
Barnett）的意见，波音在南卡负责制造787的工厂会成为安全方面的大灾难，就始于派任原本任职在麦道圣路易厂的经理来掌管，假造安全记录随即成为日常。
在2016年，波音因为787以及737
Max的热销，再加上亚洲民航业被预期会长期高度成长，股价暴涨了一倍多，即使在这两种热门机型都一再爆出丑闻之后，仍然居高不下。菲力普康迪特、哈里斯通塞弗、吉姆麦克纳尼和丹尼斯米伦伯格的年薪在3000万美金左右，但是真正的主要收入在于股票期权，所以他们早已都是亿万富翁了。不过当一个制度鼓励并大幅奖赏这样的行为模式，我们必须反思它是否有资格自称为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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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787以及737 Max的热销，波音股价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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