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为全球化经济带来了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过去的1/4个世纪，我们遭遇了阿根廷危机、俄罗斯危机、东亚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我们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发生过战争。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后果。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信心一直不稳定。经济学家对世界的看法甚至出现了大幅波动。全球化注定会走向失败么？以下，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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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问题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我们管理它的方式。
全球化的故事本来可以有不同的写法，而且在一些地方正是如此。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认识到，作为小国必须是开放的，只有融入全球化才能生存下去。但他们也明白，单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赢家和输家；如果失败者人数众多，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就会增强。所以，他们创建了一个体系来提供一点点保护。这表明，没有保护主义就可能有社会保护。
他们实施的政策减少了市场收入、税收和转移后收入间的不平等：这表明，不平等不仅是经济规律的结果，而且是各国为响应包括全球化在内的经济力量所采取的各项政策的结果，正是这些政策将国家区分开来。
因此，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和共同繁荣。
当然，这些国家是相对较小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尽管挪威移民仍占挪威总人口的15%，瑞典为17%），但是它们用来实现这些结果的政策在其他地方仍然适用。问题不是政策，而是政治。这些国家明白他们的人民的共同利益。
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似乎没有明白。它们的经验表明，不平等是一个选择问题，而且如果全球化具有不利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就不是不可避免的或不可改变的。在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中引发了对全球化的不满，这是错误的选择。
如果国内政策更加关注全球化的影响和国内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那么各国可以采取政策，这样就不会产生如此多的输家。如果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好的管理，结果也会更好。
02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的影响存在两个根本性的差异，即它如何影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以及它如何影响一个非洲小国。
首先，游戏规则主要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制定。这意味着全球化应该对这些国家有利，或者至少对其中的某些有影响力的群体有利。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也许面临不可能的选择：要么同意全球化的条款，因为它们已经被设定好；要么被排斥、被驱逐出境。
甚至，后者通常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债务。它们实际上是被关在债务人的监狱里。债权人可以以履行国家功能所需要的资金为条件，要求他们所希望的。对于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它们如何处理内部事务，全球化充其量都是模棱两可的好处。
对于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来说，正被管理的全球化可能是一项原始交易。例如，美国的棉花补贴显著地拉低了全球的棉花价格，将印度和非洲那些已濒临饥荒的国家进一步推向饥饿的边缘。关税结构旨在鼓励非洲国家生产原材料，而不是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而这些被设定为发达国家分内的工作。
第二个是发达国家拥有资源和能力来确保几乎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发展中国家通常没有能力提高税收，以获得必要的收入来补偿那些受全球化伤害的人。
它们的机构的能力也有限；例如，发达国家拥有更强大的金融机构，可以为出口行业提供融资，这些出口行业因贸易协定而受益，从而使其更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即使进口竞争行业的就业机会被摧毁。

03
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过去的1/4个世纪，我们遭遇了阿根廷危机、俄罗斯危机、东亚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我们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发生过战争。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后果。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信心一直不稳定。经济学家对世界的看法甚至出现了大幅波动。虽然全球化在过去1/4个世纪发生了变化，例如，新兴市场发出更多的声音，但这些变化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发达国家的企业和经济利益仍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发达国家的工人之间的冲突并不多，而是世界各地的工人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冲突多。
因此，世界正在经历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应不应该成为一个惊喜。全球化可以是一个正和博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都会获益。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企业和金融利益一直是最大的赢家。
但特朗普和其他保护主义者提出的“改革”是负和博弈：每个人都有可能失败，包括特朗普和他所支持的发达国家的工人。还有其他改革全球化的方式，可以确保所有或至少大部分公民受益。但是，如果这些改革是实现共同繁荣和包容性增长的更广泛的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那么这些改革就会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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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灵魂和忠诚都在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斗争。这一斗争阻止了美国滥用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在全球化形成的过程中具有自由统治的地位。
它可以利用这种力量来反映其价值观和原则—通过支持对人权做出承诺的政府，提供援助以消除贫困，建立社会保护体系，并确保年轻人获得教育机会。它是这样做的，但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它同时试图改变国际商业规则，以巩固发达国家的优势，尤其是其企业和金融利益。
柏林墙倒塌后，一系列风暴来袭前，只有10年的相对平静。
首先，1999年12月，西雅图出现了反全球化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集中针对新一轮贸易谈判。他们把担忧贸易协定对就业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的不公平以及对环境的担忧聚在一起。
抗议者觉得他们知道谈判的方向：达成另一个有利于实现发达国家企业利益的贸易协定。抗议者赢得了当天的胜利：谈判没有开始。在GAID出版前不久，全球反恐战争于2001年“9·11袭击事件”开始。显而易见，在全球化时代，不仅好东西更容易跨越国界，坏事情也是如此。
在接下来团结一致的时刻，开启了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即发展回合谈判，以承诺纠正之前贸易协定的不平衡，这些贸易协定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正如我在后面讨论的那样，这种团结精神是短暂的；美国和欧洲违背了改革贸易规则的承诺—帮助欠发达国家成长，14年后，发展回合被正式放弃。
届时，更大的新兴市场表明它们可以站到美国的位置；而且美国还没有学会如何在这个新世界进行谈判—它无法驯服特殊的农业利益，这些利益足够强大，足以确保为自己继续提供大量的补贴。
但真正的风暴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使美国能够在世界各地出售不良抵押贷款，而全球化意味着来自美国的经济危机能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给数亿人带来巨大的痛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美国力图通过其强有力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寻求复苏，其他国家变得更加不稳定：流动性飙升导致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泡沫，汇率上涨导致出口下降和进口激增。

05
所有这些让中性的全球化变成了一个坏名词，或者至少引起了人们对世界大部分地区全球化的怀疑。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能像特朗普那样破坏对全球化的信心。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似乎在向全世界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球化的博弈中取胜，我们会撤回我们的承诺。美国认为它创造了服务于其利益的全球化，但当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时，这就决定着这些规则必须改变，否则就不需要全球化。
但21世纪的世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时代截然不同，那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没有自由。21世纪的前10年，美国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已经显示出军事力量的极限。
美国甚至不能确定赢得了对小型贫穷国家的胜利。它的软实力—道德价值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因其进行伊拉克战争的方式、它在本国对待穷人的方式、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表现出的虚伪以及在选举中的金钱权力而被削弱。
再一次，选举一位如此罔顾事实的总统（完全不担忧说谎），只是将问题变得更严重了。总之，随着软实力的削弱，经济实力的新的全球平衡以及军事力量的极限如此明显，美国不可能单方面地重写全球化规则。
后特朗普世界的全球化可能会是什么样子—这种不确定性本身会阻碍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特朗普很可能不会履行他的一些竞选承诺，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太需要国会的支持，而其他的则被法庭驳回。
事实上，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增加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美国的选民已经习惯竞选言论与随后的行动之间存在差距；但由于特朗普的竞选言论过分夸大，所以差距也是如此之大。即便如此，由于特朗普已经证明边界很重要，企业现在在建立全球供应链时会更谨慎。

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消退，全球经济发展方向的分歧阻碍了重新定义全球化的进展。也许最重要的成就是在气候变化方面，《巴黎协定》由195个缔约方签署并于2016年11月4日生效。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36《巴黎协定》后，协定的力量得到了证明。
世界其他地区坚定地声援支持该协定，美国境内的许多企业和州重申了实现其雄心的承诺。特朗普到处被嘲笑。罗马市政厅展出了一个巨大的横幅：“地球优先”（取笑特朗普的口号“美国优先”）；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提出了“让我们的星球再次伟大”的口号（嘲弄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
毫不奇怪，鉴于全球化再平衡的进展缓慢，新兴市场发出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声音时，这些国家已经把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们建立了自己的机构，有时是在美国的无效反对之下，努力保持其影响力。美国很难适应它的相对经济实力减弱的世界—我怀疑特朗普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为了给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增加发言权而重新平衡全球化并非易事。这需要合作，但只要美国坚持“美国优先”的地位，就难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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