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七） | 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

编者按7月6日，上海财经大学2019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暨2019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发布会在学校创业中心一楼报告厅举行，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经济学院、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得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校友会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经济学前沿理论与方法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11”引智基地）和理论经济学上海高峰II类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邹平座、软库中华金融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董事长曹国琪、江苏天有家居用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亚东等嘉宾应邀参会。上海财经大学人处事处长程霖，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昉，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晓东，院长助理陈媛媛，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冒佩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全体成员，经济学研究全球竞争力评估中心戴大荣，2019年现代经济学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暨全国高校教师暑期师资课程进修班的学员们，以及来自政府、金融机构及媒体的各行各业听众200余人参加了发布会。发布会由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林立国主持。
本报告采取了国际前沿、国内较为独特的基于准结构模型的情境分析（alternative scenario analyses）和政策模拟（policy simulations）方法，在对统计数据和经济信息充分收集和科学鉴别校正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经济最新形势进行严谨分析，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客观预测，并提供各种政策情景模拟结果供决策参考。
报告全文近10万字，因篇幅限制，全文分七期发布，本期为第七期。

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
外部压力下的中国经济
——风险评估、政策模拟及其治理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二〇一九年七月

五、外部环境趋紧态势下的中国改革开放应对
2019年上半年，在一系列“六稳”政策的提振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保持在平稳运行区间，但是经济企稳的微观基础并不牢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旧突出，结构性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当然，这也与中国所处的转型发展区间包括“中等收入陷阱”时间窗口有一定关系。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公共服务缺位、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流动弱化、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都使得“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中国凸显。从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来看，“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之道不在于短期的经济政策，当然这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根本性的市场化制度变革，这需要找准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因素。
正如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中所指出的，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清醒看到，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必须保持定力、增强耐力，勇于攻坚克难。课题组负责人田国强教授2018年底与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内部学术讨论会中有过一次讨论。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经济这一轮的下滑主要是周期性、外部性的原因，而田国强教授认为主要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从而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滞后才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大幅减速的根源。经济上的包容性和依法治国能力是经济持续繁荣的两大必要条件，因此中国需要通过深层次、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提升经济包容性，促进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变；同时进一步提升依法治国能力，构建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
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技术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国力的竞争。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已巨幅上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总的说来，中美竞争中，中国是比较弱的一方，从而需要有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特别在当前外部环境趋紧战略态势下，在中美关系面临再定位、再调整的情况下，中国更需要实施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以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包括美国近期对中国一些高科技企业不断加码的非公平竞争、破坏性的全球遏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改革每往前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开放之于改革的倒逼作用就显得异常重要。当然，改革不是随意定义的，改革一定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党的领导、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改革才称得上是一个好的改革。并且，内外政策的一致性也很重要。这是因为，如果内外政策和说法不一致，往往会让别人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一般都会认为对内讲的，对自己人讲的才是真的，对而外讲的是说不定应付的、表面的，不是真话。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更大力度的改革、更大力度的开放，不埋头苦干、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因而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定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课题组一直主张，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要加上定语，应该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导向让其经济体制尽可能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接近，才有可能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形成互信互利的良好局面。并且，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推动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开放，进入新时期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正成为开放体系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的目标和重点。其中，“三零”短期达到困难重重，但应作为努力的方向，从更加长期的角度，或者说更加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角度去权衡和考量，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一）警惕中美走向全面冲突的中长期负面影响
在中国经济面临趋势性下行以及“中等收入陷阱”时间窗口的背景下，中美两国是否会掉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相互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所谓“陷阱”，就是有可能掉进去，也有可能不掉进去，跨越或陷入这些陷阱都有其成功和失败的例子，绝大部分是失败的，成功的是少数，比如近代的有英国与美国、美国与日本及美国与前苏联，导致了两种特别形式：一种只是经济方面的竞争，英国与美国、美国与日本主要就是经济方面的竞争，其结果是美国挑战英国成功，而日本挑战美国失败；另外一种就是全方位的冷战敌对竞争，除了经济方面的竞争，还有制度的竞争、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美国与前苏联的竞争就是如此。
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处于中间状态，考验着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一旦滑向冷战式的竞争，对双方、对世界都是巨大损失。那么，中美之间的冲突能避免吗？短期内，要让中美回到互信、互利的轨道上来，恐怕已成为一种良好愿望。美国选择采取“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是不惜采用“杀敌八百，而自损一千”的做法，其目标已不是巨额贸易逆差，而是要全面遏制、围堵中国，并且两国的经济对抗恐怕会持续化、扩大化、深入化。这种贸易紧张局势已经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拖累，而且将继续威胁投资和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纷纷下调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并且降幅非常之大。中美两国近期的经济数据也揭示了斗则两伤的局面。值得警惕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及至如果扩大为全面冲突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后果尤其严重。
一方面，中美产业链脱钩会导致大量产业转移到中国台湾、东南亚地区。过去，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源主要是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WTO融入世界产业链和贸易圈，这个逆差来源逐渐聚集到中国身上来。中美产业链脱钩会使得很多产业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本流失和就业压力。中国每年要解决13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一旦转移成趋势，会带来更大的失业问题，而失业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是一个社会的稳定问题。遗憾的是，这一转移可能已经在发生。比如，2019年前5个月越南就已接收外国投资商购买股票的新批注册资金、增资资金达167.4亿美元，同比增长69.1％。美国货物进口也发生重大变化，而对中国的货物进口的增长则已经是负的，对越南、韩国、法国、印度等货物进口增长则出现较大提升，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落差，将会影响中国的中长期发展。
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的具体竞争大多是在技术方面的竞争，此次美国加强对中国在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封锁，会使得中国经济动力有所下降。客观而言，与中国相比，美国在科技、教育以及军事等各方面还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是中国的学习追赶对象。一旦这种封锁被执行，该封锁有可能会使中国失去可供学习、供模仿的对象。改革开放后大量留学生出国，特别是留学北美一些国家，为中国各方面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旦将这个重要渠道卡死，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学习、模仿对象。我们的衡量基准是向最好的学、跟最好的比，才能做到更好。但是，如果最好的国家对你进行封锁，让你信息不对称，无法比也无法学，这肯定会增加中国的学习成本。如果完全靠自力更生，无疑会大大延缓和影响到中国的一些发展，还包括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型，从而影响十九大提出的宏伟愿景目标实现。
（二）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
201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减税降费、提高民生的政策，旨在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内需，提高生产率以及提升社会福利水平。2019
从内部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破解之道在于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从外部看，目前的基本态势和定位是中美的竞争将是长期的，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中美战略关系的冲突性和对抗性是增强趋势。课题组认为，中国应对之道需注重基准四最：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最为重要，互信互利最为基础，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2019年6月2日，国务院再次发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再次阐明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既无助于让美国再次伟大，也无益于全球福利的提高，再次表明了对中美经贸磋商的态度和立场，再次重申了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立场，也认为“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自己，是应对经贸摩擦的根本之道。”
为什么说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自己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之道呢？因为如果四十年前没有进行改革开放，中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发展，且会造成许多内外部问题，影响到世界和平稳定。正是改革开放才推动中国经济又重新回到了世界数一数二的位置，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才实现了极大的提升。在当前世界形势和格局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挑战空前的情势下，更需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什么叫改革？革命是别人来革你的命，改革就是革自己的命，这是一定要有压力和动力的。对外开放，就是一个对内改革的很大压力和动力。改革就是改正制度，把错的、落后的制度改成对的、先进的制度，给外界以希望。具体的措施包括以下几条：
首先，中国应以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及其谈判为牵引，形成更广泛的自由贸易统一战线，加快推进中欧、中英、中日韩、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主要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升级谈判，积极探讨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行性。因为如不采取该做法，中国可能会新一轮格局调整中被孤立于世界经济贸易体制之外。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对WTO改革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支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的统一战线，增加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是第二次入世不为过。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国际经济利益的再调整促进新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形成，才能在对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新制定过程中充分保障自身的利益。
与此同时，应尽量避免将中美对抗扩散到以意识形态作为典型特征的冷战中去，因为一旦形成冷战，将会引起类似于美国与前苏联那样更加激烈的冲突对抗，西方国家可能会重新站队，改变其立场，这将特别不利于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合作发展。我们不仅仅要与非洲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系，更是要衔接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法宝。在新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我们仍需要继续使用这一法宝，继续发展巩固广泛的统一战线。
第二，中国应以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及其谈判为牵引，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深化和营商环境优化，以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进行体制性的、结构性的改革，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2019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此轮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体制性的。那么，结构性、体制性改革怎么改？课题组认为，首先应减少国有企业的种种政策优惠，赋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平等市场竞争地位，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来消除国企在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状态，真正实现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此，要说明的是，不是不要国企，任何国家都需要国企，关系民生的、关系国家安全稳定的、对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业，需要国有企业发挥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安全问题。但在其他竞争类型的行业中，应坚持中央提出的竞争中性原则。
从这样的方向，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发挥好的，而不是多的作用。政府不应该是一个事事有为的政府，而应该是一个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外资企业进入后的鲶鱼效应和示范效应，在于民营企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和公司治理改革。改革应该是综合性的改革，不能一概而论，因一点重要，就否定其他。这里的一个很大误区就是：肯定一点，否定其他。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事物也是如此，制度也是如此，难道就要因为不完美就全盘否定吗？其实，国企、民企、外企，在改革开放的成就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应以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及其谈判为牵引，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加强开放背景下的科学技术与教育合作交流，促进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的互动互促，助推中国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主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靠民企而不是国企。基础研究主要是要靠政府，比如国立的大学等研究机构。但科学技术的创新主要是靠民企，而不是国企，因为技术创新的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五，哪一个国企的领导、主管敢冒百分之九十五的失败风险，去搞技术创新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最具有创新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比如中国的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等，都是民营企业承担了风险，而不是由国家来承担。国家是最后的定海针，不能让国家时刻处在风险之中。所以，不论是从发展，从效率，还是稳定的角度，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应是五位一体的。
当然，这背后依靠的是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国经济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效率，激发、激活创新力。与此同时，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美国在这两个领域的优势依然是绝对的，这也是其占据创新制高点的原因所在，只有向最好的学、跟最好的比，中国才能做得更好。高等院校是孕育和培养学生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场所，应该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着力培养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创新型人才，这样其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与企业家精神相结合，才能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和福利。
总体而言，课题组的基本结论是：无论是从内部发展需要，还是从外部竞争应对来讲，中国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特别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美竞争很有可能将是长期性的，其冲突性和对抗性呈现增强趋势。因此，中国经济要在未来三十年，结合十九大提出的新时期“三步走”宏伟发展目标，实现更高质量的良性平衡充分发展，必须戒骄戒躁、求真务实，尤其是在面对和处理中美经济贸易摩擦的问题上更要有战略定力、冷静思考、有效沟通，摒弃冷战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特别要避免意识形态化和滑向全面冷战式的对抗。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期望，如果对方一定要跟你斗，我们也不能不还手。但是，能不能避免冷战式的这样最坏情况出现？要靠两国的领导人的智慧，也要靠两国企业的利益纽带与两国人民的情感联结。
从中国的方面来看，对外我们对自身都要有客观清醒的认知，不能盲目乐观、夜郎自大，韬光养晦的方针不能放弃，应寻求与能力相一致匹配的对外战略目标，不能模糊化和无限化，引起国外的担忧、疑虑甚至恐惧。对内应抓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准推进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这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九大提出的，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层面实施更大力度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特别是一些竞争性行业，起到决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并发挥社会自组织在诸多公共事务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有可能让中国的国力超越美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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