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与宏观调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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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市场化改革、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完整，理论基础更为全面、扎实，政策组合也更为丰富，可以应对多目标调控。2018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明确展现了这个宏观调控体系的特点。2018年我国经济自然走势是供给需求“双收缩”，稳增长将是首要经济政策目标。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是加快市场化改革、供给结构调整和需求扩张。
关键词：宏观调控经济增长防风险

宏观调控是稳定经济的必要手段，也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西方国家宏观调控方面的主要手段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求管理政策本身具有严重的缺陷，同时随着经济复杂化程度的提高和全球化的加速，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越来越大（苏剑，2017）。首先，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刺激出来的需求质量会越来越差，最终使经济变得更为“肥胖”而不是更为“强壮”，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次，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需求管理政策的外溢性越来越大，一个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刺激出来的可能是对外国产品的需求，这是典型的“为人作嫁衣”。再次，随着经济复杂化程度的提高，宏观调控不仅要针对商品市场，实现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还要兼顾金融市场（包括股市、债市、汇市、房市等）的稳定，甚至还要兼顾社会稳定，而在多目标调控下，单一的需求管理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就需要宏观调控体系的创新。
实际上，目前的西方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总供求模型，但西方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还建立在60年前提出的IS-LM模型的基础上，显然没有体现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可以预见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必将发展到以总供求模型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面临非常复杂的经济形势，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形成了独有的宏观调控体系。本文首先介绍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然后以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其他文件中关于2018年宏观调控的论述为例来说明这一宏观调控体系。在关于2018年中国宏观调控的论述中，我们首先探讨在若没有宏观调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在2018年可能的自然走势，然后分析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根据自然走势和政策目标的差距考虑用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来实现这一目标。

一、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苏剑（2017）认为，应该依据总供求模型，而不是60年前提出的、目前依然作为宏观调控体系的理论基础的IS-LM模型，来建立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图1）。

图1 基于总供求模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凯恩斯学派认为宏观调控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市场失灵，而这里的市场失灵的形式就是价格刚性。在价格刚性的情况下，经济无法通过价格调整恢复瓦尔拉斯均衡，所以就需要通过需求管理政策来实现。这就是需求管理政策的由来。
问题是，在图1在这种情况下，供给管理同样可以用于宏观调控（苏剑，2008）。因此，宏观调控体系中应该包含供给管理政策。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既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来源于价格刚性，那为什么不设法消除价格刚性呢？一旦消除了价格刚性，市场机制的功能得以恢复，那么就不需要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管理政策。因此，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应该包含旨在消除价格刚性的价格管理政策。
而按照总供求模型，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应该包括需求管理、供给管理、价格管理三大类（图1）。其中，价格管理的目的是消除价格刚性，恢复市场机制的功能，一旦市场机制的功能得以恢复，那么就不需要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因此价格管理是宏观调控中的治本之策；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是在价格刚性在短期内无法被完全、快速消除的情况下的治标之策。
由于市场失灵不仅仅包括价格刚性一种，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的各种制度还不完全成熟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市场失灵的形式就更多，所以宏观调控就不仅仅要针对价格刚性，还要针对其他类型的市场失灵。因此，这类政策应该被称之为“市场化改革政策”，其目的是恢复市场功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就应该包括市场化改革、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实际上，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的确如此。最近几十年我国的价格改革就是价格政策，目的在于提高价格灵活性，而且我国还采取了大量其他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这些都是为了恢复市场活力而采取的政策，同时我国还采用供给管理，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体制改革政策扩大总供给，还通过需求管理政策来调控总需求。

二、2018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接下来，我们用上述宏观调控理论体系来分析2018年的中国宏观调控政策，而分析起点是2018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本文所说的“自然走势”，指的是没有进一步政策干预的情况下经济的自然走势。本文使用总供求分析法，宏观调控体系也基于总供求模型，因此，分别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来讨论。
（一）总需求的自然走势
2018年三大需求的自然增速均有可能回落。汽车、房地产相关产品、衣食等消费增速下滑或拉低整体消费增速。房地产政策调控、环保、地方政府去杠杆、企业去杠杆将导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贸易摩擦增加，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再加上高基数效应，我国出口增速可能下降。
1.消费。综合拉动和抑制消费的因素，我们预计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继续下滑。促进消费同比上升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网络消费因素。2016、2017年网络消费的兴起成为抑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滑的主要因素，2018年这一因素将继续对消费同比增速起到提升作用。一方面，当前网络实物消费主要体现在食品、衣着、日用品等小商品方面，而餐饮、生鲜食品等其他商品仍有相当大的开发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网络消费将对农村消费产生更大地促进作用。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农村消费同比增长11.8%，高于2016年0.9个百分点，而城市消费相对2016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其次，科技因素。微信、支付宝等便捷支付方式的广泛应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居民的日常消费。
抑制消费同比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环保因素。环保趋严将可能成为2018年抑制消费的重大因素。其一，环保趋严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影响消费。英、美治霾过程中，均出现不同程度经济增速下滑和价格上涨。我国刚刚进入环境治理的初级阶段，供给减少是避免不了的，对经济与就业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短期的滞胀必将对消费产生短期的负面影响。其二，汽车消费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较大，汽车消费的下滑将直接对消费增速上涨产生抑制作用。环保趋严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影响汽车消费：（1）受环保趋严影响，燃油价格可能出现较大幅上涨，增加开私家车的成本，降低消费者购车的欲望；（2）环保趋严对汽车排量的限制政策将影响潜在购车者的消费预期；（3）环保趋严会导致加强限号出行，开私家车是为了方便，若是限制条件太多会逼退边缘消费者的购车欲望。
其次，部分产品边际效用递减。这主要体现在食品、衣着、日用品等小商品方面。虽然网络消费将刺激消费增加，但此类商品是网络消费出现之初的主要消费品。经过几年的发展，此类商品的网络消费已经相当成熟，进入了消费边际效用递减阶段。当前网络消费衣、食同比增速已经逐月下滑。
再次，房地产调控。当前房地产去泡沫的限售限购政策，将影响与房地产有关商品的消费。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升级，2017年下半年各地房价与房子销量下滑的同时，家用电器和音像类器材、家具类的消费额同比增速也出现逐月下滑。
2.投资。综合拉升和抑制因素，预计201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可能继续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拉升因素有两方面：首先，预计2018年第一产业投资应该有所上升，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产生提拉作用。（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续30年。我国第一轮土地承包是在1984年到1998年间，到期后没做调整直接延长30年，因此，第二轮承包到2028年即将到期。虽然还有10年的承包期，但农产品存在长周期的特点，很多农产品的投入在10年间甚至连成本都未必能收回。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续30年”无疑给种养殖户吃了颗定心丸。预计2018年第一产业或将继续加速扩大再生产。（2）虽然当前食品价格相对较低，但随着种养殖的规模化，其平均成本将减小，利润空间将上升。而且食品的网络消费，也正在由加工食品向生鲜食品扩展，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构成了第一产业投资增资增速加快的提拉因素。其次，网络消费兴起，需要配套设施的完善，这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道路运输、互联网及其相关服务行业的投资均是201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升因素。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的抑制因素有三方面：第一，房地产去泡沫。曾经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对经济的增长依旧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前的房地产去泡沫调控，很有可能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产生拉低效应。2017年5月份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就已经开始逐月下滑，201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7.0%，较2017年第1季度回落2.1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7%左右，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滑将直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走势。第二，去杠杆。无论是企业去杠杆还是政府去杠杆，都将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抑制因素。政府去杠杆，财政支出减少，逆周期调控减弱，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投资增速下滑方面。企业去杠杆，原本的政策目的是限制僵尸企业，但一方面，由于企业杠杆泡沫化难以定量，去标杆程度难以把握，易导致去标杆过度，影响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与源泉；另一方面，由于银行的成本与操作的可行性，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很容易产生“一刀切”的机制，对民间投资产生抑制。第三，环保趋严。对固定资产投资来说，环保趋严也不全是抑制因素，对于制造业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拉升作用。环保趋严会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升级，促进制造业投资。但受政策不完善的影响，许多企业将处于被迫关停，或因担心政策的摇摆而观望、减少投资的状态。
3.进出口。预计2018年我国出口额、进口额同比增速均呈放缓趋势。从出口拉升因素看，首先，全球经济复苏仍在持续中，较为强劲的外需对我国出口贸易有着正向的影响。根据IMF最新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3.9%，高于2017年的3.7%（IMF，2018）。其次，2017年12月2日美国政府通过税改法案，成为30年来最大规模的税改。税改法案的通过能够加快美国经济复苏，有利于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尤其是机电设备的出口。
出口压低因素方面，第一，2017年出口增速上升部分原因来自2016年同期的低基数效应，随着低基数效应逐步淡化，2018年出口额同比增速将受到较大影响。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归”对我国出口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将引导海外企业回流，同时业已通过的税改政策也将对美国经济产生较大的刺激作用，制造业或将出现良好发展势头，从而促进出口，进而在世界市场上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竞争。第三，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升温。2018年全球贸易冲突升级可能性增加。特朗普政府为了实现“美国优先”目标，2017年初便退出TPP，和我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大幅增加。2017年美国对我国发起多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于11月正式拒绝我国在全球贸易规则下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要求。除了美国外，欧盟、日本也已正式拒绝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并将我国视为“战略竞争者”，2018年中美经济关系可能恶化。随着贸易保护的升温，各国可能采取回应措施，贸易战、金融战的风险上升。第四，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或将导致世界经济出现经济收缩，减缓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此外，包括欧盟一体化、中东局势以及朝核问题在内的地区局势问题也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综合上述分析，预计2018年全年出口同比增速较2017年将有所放缓，但仍会维持正值。
进口方面，从拉升因素看，首先，消费结构升级促进进口同比增长。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也逐步在改善，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其次，关税进一步降低。从2017年12月1日起，我国将进一步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共涉及187项商品，平均税率由17.3%降至7.7%，这也将推动我国进口同比增长。从压低因素看，首先，2018年我国经济增速可能低于2017年，投资所需的设备进口增速或下降；其次，环保政策将对环境污染较大的进口产品产生较大影响。综合来看，预计2018年全年进口增速较2017年将有所放缓。
（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2018年，受环保力度加强、能源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等因素影响，总供给增速或将呈现一定程度的收缩。
1.环保力度加强。环保标准的提高以及环保督察力度的加大对于我国目前处于新常态下的经济来说是必要的，但这两者至少在短期内都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一方面，环保督察使得环保压力持续上升，落后产能淘汰加快，开工率下降，产能减少，进而导致产品供给减少，总供给下降。另一方面，环保督察可能会倒逼企业加大对引入环保型生产流程等新手段的投入，短期内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对总供给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同时，大规模的环保督察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一刀切”的现象，导致环保要求的实现速度快于预期，这对我国经济短期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
2.能源成本上升。国际原油价格在2018年“暂时”还有进一步上涨空间。从供给层面来看，根据高盛的预测，APEC和俄罗斯等产油国承诺延长减产协议，并计划在2018年6月复审执行此前协议后减产的效果，这意味着库存将减少，进而抬高油价；中东局势不稳定可能给石油供给带来冲击；美国更高的管道运输价格，引致原油成本上涨。从需求层面来看，全球维持经济复苏势头，尤其是美国实施减税政策之后，原油价格或将趋于上涨。历史经验显示，美国减税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外溢效应，带动全球经济回升，引致对原油等能源需求增加，进而支撑原油等工业原料价格上行。
3.劳动力成本增加。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力需求会增加，而我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供给却在下降，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劳动力成本将继续上升，短期内对总供给产生负面影响。首先，部分大城市限制人口将导致“低端劳动力”返乡回流，在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仍较低的情况下，劳动力再配置成本增加，可能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其次，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劳动力供给将继续下降，这种老龄化社会引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结合劳动力供给缩减导致的工资上升，将双向提升劳动力成本，不利于总供给扩张。
4.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施压。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推进“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等战略对我国工业生产形成新的压力。2017年12月2日，美国通过了共和党的税改法案，新的税改法案或将成为美国30多年来税法的最大一次调整。美国如此大规模的减税，或将吸引众多海外企业向美国投资，同时，美国海外的企业也会回流美国本土。为了保持竞争力，英国、法国、德国已经开始减税，日本也在考虑减税。考虑到我国企业较高的税负、隐性成本等因素，一些企业可能搬迁至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将对我国工业生产扩张产生负向影响。
2018年总供给的拉高因素可能来自改革红利的释放和技术进步的推进，但这两个因素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将大于短期，对短期总供给的冲击影响有限。
5.全球竞争性减税。美国减税取得重大进展，2017年12月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总规模为1.4万亿美元的税改法案。根据最终方案，减税主要有三点：第一，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至21%；第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其中最高税率从39.6%降至37%；第三，企业海外收入汇回美国只需一次性纳税，现金类资产征税15.5%，固定资产征税8%。税改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吸引美国海外资产回流。美国减税可能引起全球减税竞争，日本政府拟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左右，而更多国家已提前减税；2017年1月，德国宣布税改，通过减税每年为企业减负150亿欧元；4月，英国减税法案生效，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都有降低；7月，法国宣布2018年该国强制性征税金额将减少约70亿欧元。
美国减税可以通过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两个渠道影响我国经济。一方面，我国面临不断上升的劳动力、环保以及一些隐性成本，另一方面，减税将增加美国制造业优势，制造业将回流美国，将对我国经济供给侧造成压力。
（三）小结：中国经济2018年的自然走势
在自然走势下，2018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供给、需求“双收缩”的局面，结合供给与需求的自然走势，我们判断，没有政策干预的2018年GDP增速可能为6.0%以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受环保限产影响，供给增速下降幅度可能大于需求增速收缩幅度，2018年自然走势下的CPI增速较2017年可能会有所上升，约为2.5%，个别月可能更高一些，对于我国来说，这样的CPI上涨率整体上比较温和，也处于历年政府通货膨胀目标以下。

三、中国2018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判断
我们首先判断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然后根据经济的自然走势跟政策目标之间的差距来确定政策组合。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均收入只有9000美元左右。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支持。另外，稳增长就是保就业，就业关系到民生、社会稳定。根据刘伟、苏剑（2014）的测算，GDP增速保持在6.5%以上可保证就业不出现全局性问题。预计2018年的GDP增速目标为6.5%以上，新增就业量目标维持在1000万水平。自然走势下的经济增速低于经济增长目标，因此需要扩展性政策的配合，稳增长压力较大。
按照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稳增长不会再走数量扩张的老路，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新动能成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扩大有效供给。
预计2018年政府的CPI增速目标仍是3%以下，与CPI的自然走势总体一致，因此2018年通货膨胀不是宏观经济政策关注的主要问题。
（二）总体政策组合
按照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2018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包括市场化改革、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三个方面。其中，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取向很明确，就是加快市场化改革；供给管理方面总体是扩张，但扩中有缩，“缩”的政策包括“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等等；需求管理方面，总体是扩张，具体表现是财政扩张、货币中性。
（三）具体政策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论述得非常全面。本文将其中提到的各项政策按照上述宏观调控体系做归类说明，并在需要的时候提出自己的一些具体政策建议。
1.市场化政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这些论述体现了市场化改革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中的重要性，其中提到的“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就是为了消除价格刚性，是典型的价格政策。其中提到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都是市场环境的治理，目的在于恢复市场活力，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显然，这是宏观调控中的治本之策。
上述论述提到了市场化改革的各个方面。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各个方面都很复杂，需要做的事情都很多，限于篇幅，此处不做进一步论述。
2.供给管理政策。供给管理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性仅次于市场化改革。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8项重点工作”。其中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项），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第二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三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第四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第五项），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第六项，该项提到了医疗、养老、中小学教育等，这些都是供给侧问题和政策），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第七项），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第八项，这一项有可能提高环保标准，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也有可能通过别的途径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因此也属于供给管理政策）。因此，2018年的8项重点工作，无一不是供给管理政策。可见供给管理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2018年在以上大框架下，应该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供给管理政策应侧重于降低企业成本，完善市场体系，提高国企效率，改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加快产业和技术升级以及扩大对外开放。
（1）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2018年可能降低的企业成本包括税费负担、社保费用、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资金成本等。第一，减税。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通过的减税法案迫使其他国家也不得不跟随减税步伐。2018年我国可能会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结构，改善征税流程，降低税率。第二，继续降低社保费率和公积金缴存比例。第三，降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主要原因在于国企承担了大量社会功能，如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第四，完善对创新活动的税收优惠支持政策和环保征税制度。第五，进一步完善金融配套措施，提高金融服务企业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2）通过供给侧改革降低制度性成本。通过市场环境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总的来说，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可以进行大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包括行政体制、企业体制、创新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等。行政体制变革主要包括减轻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和不必要的监管，释放市场经济的活力；企业体制变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等；创新体制主要包括增加研发投入、完善创新环境、增加对创新的人力资本激励；财税金融变革主要包括优化税收结构、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关系以及完善金融发展环境；其他方面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制度、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环境保护制度的完善。
（3）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完善国企国资改革方案，围绕管资本为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2018年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加速推进。首先，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混改权力可能下放，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混改企业以及混改方案。其次，前期进行混改的主要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2018年可能推进充分竞争行业的国企混改。
（4）改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高程度的劳动力流动可以降低劳动者技能与工作类型的错配，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劳动者收入，促进经济增长。为进一步改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2018年可从以下三点开展：第一，消除歧视，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第二，户籍改革，逐步推动全面取消农业户口，部分地区可以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比如进行条件入户或积分入户改革；第三，完善用工制度，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险等方面的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5）产业结构升级。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要素利用效率和产业竞争力，扩大有效供给。首先，改造传统产业，逐步淘汰落后低端产能，同时避免产业结构转型中的空心化现象；其次，提升新兴产业比重，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充分利用世界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发展新技术，学习新工艺，发掘新管理模式；最后，增加对新兴产业的支持，扩大政府的研发投入规模，支持支柱产业、战略性产业以及新优势产业的发展。
（6）技术升级。工艺创新、资源创新和部分类型的制度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扩大供给。政府可从以下四方面促进技术升级：首先，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基础设施。根据经济发展规模和技术水平，建立配套的高新技术园区和产业技术研发基地，形成技术创新规模效应。其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可以加大对新技术、关键领域技术以及基础性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再次，培育人力资本。加大对技术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力度，鼓励创新，增加对技术创新人员的制度和财政上的激励。最后，进一步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新的技术最终应用于产业，需要高校、科研院所和生产部门的协调，将积极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研发向实体经济的转化。
（7）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在增加需求的同时也能增加供给。扩大对外开放有助于企业得到更有优质、廉价的原料和能源，缓解我国的资源约束；能够吸引更多FDI，从而提高我国的资本积累；同时能够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2018年，我国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增加外资吸引力。具体来看，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保障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另外，继续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积极引进先进的机械设备、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下调部分产品进口关税，扩大进口。
3.需求管理政策。就需求管理而言，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中性，全面降准可能性不大，将继续通过MLF（中期借贷便利）补充流动性，同时会扩大可以使用MLF的金融机构范围，改善流动性分布不均的情况。投资增速处于低位，央行不会提高基准利率。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通过减税、转移支付，刺激企业、居民需求。另外，还将通过对外开放扩大外需。我们预计具体政策措施如下：
（1）货币政策。第一，继续通过MLF补充流动性。中国人民银行准备2018年初进行定向降准，但是此次释放的流动性有限，只有约3000亿元，而且目标是支持小微企业及三农领域。2018年全面降准可能性不大，一方面降准不利于去杠杆，另一方面全球进入货币紧缩周期，我国货币宽松将导致资本外流、汇率贬值。2018年央行仍将主要通过MLF补充流动性。MLF操作需要质押品，大型金融机构相比小型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质押品，更容易从央行获得资金。2017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自动质押融资业务管理办法》，自2018年1月29日起扩大质押债券范围，合格质押债券范围由国债、中央银行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券等扩大到人民银行认可的地方政府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2018年央行会继续扩大MLF质押品范围，使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使用MLF，改善流动性分布不均。
第二，继续上调短期政策利率但不改变基准利率。美联储2017年12月加息，2018年可能加息四次。除了美联储外，2018年会有更多国家的央行加息，全球进入货币紧缩周期，再加上全球竞争性减税，我国资本外流压力增加。为了应对资本外流，防范金融风险，2017年12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OMO(公开市场操作)、MLF利率5个基点，上调幅度较小，象征意义较大。后续中国人民银行可能根据美联储加息步伐择机继续上调短期政策利率。货币市场利率长期高于政策利率，短期政策利率上调只是“随行就市”，不会对市场造成重大影响。如果是在美国，上调货币市场利率就是加息，但是我国利率市场化不够，存贷款利率仍以央行基准利率为参考。2018年我国央行上调基准利率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是2018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于2017年，尤其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一直处于低位。
（2）财政政策。第一，支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预计201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但是将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交通运输、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以及支持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
第二，优化增值税结构。2017年12月美国减税，其他发达国家也已减税或者即将减税，我国部分制造业可能回流发达国家。其实我国一直在循序渐进地减税。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17年要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4月19日国务院推出六大减税措施；11月19日，营业税正式成为历史，全部转为增值税。2018年可能会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结构，目前的三档税率（17%，11%，6%）可能进一步简化为两档税率，改善征税流程，降低整体税率（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政策同时也是供给管理政策）。
第三，个人所得税调整。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率（消费占产出的比重）呈现U型，我国消费率在2010年出现拐点，此后逐年上升，目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60%以上，稳定消费可以防止经济下行过快。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可支配收入，提高所得税征收起点、全面降低税率，有助于刺激消费。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2011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已经6年多没有变动。我国人均收入大幅增长，这一所得税起征点已不适用。预计2018年会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下调税率。
第四，继续增加转移支付。2017年为了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有效防止了消费增速过度下滑。预计2018年，仍将继续增加退休人员的收入，提高低保收入的标准，尤其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够缩减贫富、城乡差距，促进消费。
（3）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有利于扩大外需，对我国经济至关重要。正是在出口的拉动下，2017年我国经济实现了超预期增长。2018年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与伙伴国家的合作，积极运用国际规则解决贸易摩擦，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四、总结
我国宏观调控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市场化改革、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建立在目前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主流模型——总供求模型——的基础上，超越了建立于60年前且依然是目前西方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基础的IS-LM模型。因此，相对于西方目前主流的仅包括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而言，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完整，理论基础更为全面、扎实，政策组合也更为丰富，可以应对多目标宏观调控。2018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明确展现了这个宏观调控体系。
2018年，虽然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但是全球加息减税、贸易保护升温、地缘政治不稳等，使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2018年我国经济自然走势是供给需求“双收缩”。供给侧，受环保力度加强、能源及劳动力价格上升、民营企业投资空间收缩、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影响，生产扩张速度放缓。需求侧，三大需求增速均下滑。收入增速下滑以及房地产相关消费和汽车消费动力不足将导致消费增速小幅下降；房地产调控、环保、企业去杠杆、地方政府去杠杆将使处于低位的投资增速进一步下滑；2017年出口大幅增长支撑了中国经济，但同时也形成了高基数，再加上贸易摩擦增加以及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中国出口增速将下降。
2018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稳增长将是首要经济政策目标。按照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的精神，可以看出，中国2018年的宏观调控将以市场化改革为主，供给管理次之，需求管理为辅，这也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是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应该是加快市场化改革、供给扩张、需求扩张这样的政策组合。结合经济自然走势以及可能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预计能够实现2018年的宏观调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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