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愿与中国提振“一带一路”全球形象

　　【财新网】（特派新加坡记者曾佳）“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史来看，新加坡和中国的双边关系非常多元化，是根据两国的特别需要来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被广泛视为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的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部长陈振声（Chan Chun Sing），日前在接受中国记者群访时，如此归纳新中关系的发展特点。
　　如同新加坡本土媒体常常描述的那样，今年49岁的陈振声外貌比实际年龄显得更轻。从这位新加坡陆军部队前总长的步履和站姿，也能看出24年军旅生涯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
　　在今年5月出任贸工部部长并主管公共服务署之前，他曾担任国防部第二部长、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等职。在2011年离开军旅、参选国会议员并进入政坛后，时年42岁的陈振声成为当时新加坡内阁中最年轻的部长。
　　如今，随着新加坡进入权力交接周期、约有三分之二的政府部门已由第四代政治菁英执掌，他们之中资历丰富的49岁的陈振声、48岁的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乙康（Ong Ye Kung）、57岁的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都被当地舆论视为可能接班李显龙，担任新加坡下任总理的热门人选。
　　陈振声表示，多元的新中关系在每个时代均有不同的发展重点。“两国在1990年正式建交之前，也就是邓小平和李光耀结交的时候，双方主要分享了彼此的经济增长经验，并加强互信。”1994年，首个新中政府间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启动，“这是为了向世界传达一个正面的讯息——中国的稳定发展对周边国家是好的，对世界来说是一种正面的发展。”
　　陈振声继续说道，中国发展到新世纪的首个十年，就进入了注重环保与生态的下一阶段。在这一新趋势下，新中两国开展了天津生态城的合作项目。双方还在数个非经济领域也拓展了合作关系。陈振声回忆到，2009年他作为新加坡陆军部队的一名指挥官，就曾到中国广西桂林，参与新加坡首场在中国举行的陆军演习活动。
　　陈振声说，在新中双边关系的基础上，两国也已开始探讨多边机制框架下的其他机遇，包括第三国投资合作。“新加坡和中国在多边机制下到第三国投资，这是由双方的共同利益所驱动的。新中合作正从以苏州工业园为代表的‘投资走进中国’发展到‘投资走出中国’，到第三国家去。”
　　展望两国关系的未来，陈振声表示，双边关系如何发展将由两国的国情决定。“新中关系一直在变化，是按照两国的特别需要来发展的。”
　　陈振声强调，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即将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他告诉中国记者，本次参加CIIE的新加坡代表团主要将由贸工部下属的企业发展局、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以及80余家大小企业的团队组成，届时，他本人以及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也会一同前往上海，为新加坡团队助力。
　　陈振声指出，CIIE对于新加坡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就是把新加坡的产品介绍给中国，保证新中两国稳定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新加坡也希望借助这个多国参与的平台，将新加坡的产品介绍给世界。”
　　作为重庆互联互通项目的新方负责部长，陈振声对新加坡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前景也进行了一番阐述。
　　陈振声认为，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可以通过在新加坡创设新的平台，来“配合中国和世界的衔接”，并让国际媒体摒弃对“一带一路”的误解。
　　他说，“我刚刚在首届中国—新加坡‘一带一路’投资合作论坛发表了讲话。我谈到了，在新加坡可以设立一个新的‘亚洲基础设施’组织。这将是一个公开的、多方的、不限于某一国家的平台。若‘一带一路’倡议借助这个中立、公开的平台与外界沟通交流，就可以消除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可能出现的误读。”
　　在具体操作方面，陈振声阐述了自己心目中，新中两国共同推动“一带一路”的四大原则： “首先，维护进化整个世界的贸易规则；其次，为加深世界对‘一带一路’的理解，更需要依照市场经济原则来衡量所有项目，让大家明确知晓，‘一带一路’项目是有经济考量的，不是由非经济因素考量的。再者，应加大、加深全球经济链的衔接，而不是拆散它们。最后，应该实实在在地把工作做好，避免出现‘顶层有顶层设计、顶层以下的工作人员又不了解顶层设计’的现象，否则可能事倍功半。”
　　陈振声笃定道，“如果按这些原则走，我有信心，国际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会有更加正面的看法。‘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需要中国的努力，也需要各国一起努力。它对整个世界，可以成为非常重要、非常正面的正能量。”
　　中方记者问及，近来中国与许多国家正拓展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三国投资合作。在这方面，新加坡为中国能够提供哪些建议？陈振声表示，新中两国在面对共同挑战时，应将彼此的长处相结合。“在探讨第三国家投资的时候，我们应借助双方不同的力量来找寻新的商机。中国也不能低估中国对区域市场的了解，新加坡和中国都有各自的长处，若能向彼此取长补短，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作为东亚经济枢纽的新加坡，自2013年以来一直为中国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但2017年的数据显示，当年中国吸收新加坡实际投资47.6亿美元，同比下降21.2%。财新记者向陈振声提问，新加坡在华投资何以下滑？
　　陈振声简短回应道，“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挑战。中国政府的层级很多，你必须既懂得中央政府，也了解地方政府的运作，这也是我们做生意的方式。我们不做价值判断，我们只和其它政府进行合作。”
　　作为将逐步接掌国政的新加坡第四代政治领导集体成员，陈振声对新加坡政府在“世代交替期”面对的新挑战，也详述了自己的看法。
　　陈振声说，若要总结新加坡政府的具体任务，那应该是与新加坡人民携手共进， “所谓与人民一起共事，不只是政府单方面地提供服务，而是政府与民众共同前行，创造双方期待的结果。未来的发展方向正是这样的趋势。”为达成这一目的，新加坡政府应“帮助下一代新加坡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社会”。他还表示， “如果一个社会中，那些成功的群体能感到，自己对那些成就更少的人存在一些责任，那么我认为，这个国家就是成功的。”
　　面对持续变化的潮流和不同世代的相异愿望，又有哪些挑战，是新加坡需永恒面对的课题？
　　“国防、经济、社会凝聚力和领导人更新，这四大挑战对于新加坡来说永远不变。”陈振声具体解释道，“政府应维护国防力量的源泉。创造经济就业机会，让三四百万人口的生活得更好。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新加坡面对很多内外挑战，要在这一背景下保持社会凝聚力。还要陆陆续续地将有潜能的领导人组织成队伍。不是让个别有才华的人做领袖，而是组织一个有凝聚力、有魄力、有使命感的团队。”
　　对比新加坡和中国的治理模式，陈振声指出，“新中两国的政治体系在培育人才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我们发现，新加坡领导团队的平均年龄在缓慢上升，而中国领导团队的平均年龄则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陈振声还将新加坡、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人才培育体系做了一番比较。他说，“每个制度都有它自身的强项和弱点。美国的强项是它的公开机制，不管你在哪个领域工作，都有可能成为总统。而它的短板在于，你很难预估未来十年到十五年的政策延续性，也不知道下一任总统会从哪里来。反之，中国的领导体系就很有次序性和连续性。”
　　在陈振声看来，政策连续性对于大国的发展“是很大的优势”，“每个国家都有政策规划，但能不能好好实行这些计划，有赖于政策连续性的维持。”
　　海外人才政策需适应转型
　　而就新加坡将如何应对经济发展的转型挑战，陈振声回应道 “哪一种科技对我们最有用，就要在最短时间内纳入新加坡经济体，而不能等到明年、后年再采取。”
　　他表示，新加坡在设定科技创新政策时，注重“整个节奏的把握”。“我们通常不会用‘工业4.0’等字眼，因为科技的发展不是一段一段的，而是有一定的节奏。新加坡的科技转型也不是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推动的，而是每年、每个月都在努力推进。从1965年到2065年，新加坡政府都坚持这样做。”
　　新技术的推广，需要配合以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每个时期都会涌现不同的科学技术，但不是每种科技都要引入新加坡。这要看人们是否有需要、国家能否提供相应的人才培训。如今科技转型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对许多经济体都构成很大挑战。不过核心问题不是科技挑战本身，而是人跟得跟不上。如果人和企业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那该国的经济发展也会脱节。”陈振声颇有忧患意识地总结道。
　　在使用人才上，新加坡吸引和运用海外人才的政策一向开放大胆，也使新加坡和众多中国人才建立了绵密的联系。在新加坡约570万居民人口中，就包含了100万以上的海外人士。
　　不过，新加坡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措施，则被外界解读为“为回应本地民意压力，而收紧海外人才引进政策”之举。
　　例如，新加坡政府在7月初，将外国人购买任何新加坡房产的税率由15%提高到了20%；同时，新加坡公民购买第二套房产、永久居民购买第二套房的税率也大幅上调。
　　面对财新记者关于“类似举措是否会阻碍新加坡继续吸纳外来人才，使该国的就业开放度有所减损”的问题，陈振声说，“我不这样认为”。他的判断是，“大部分来新加坡的外国人，都不是来买房产的。你刚刚提到的政策也是为了控制房价，保证房价与市场基本面不要过度脱节。虽然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城市相比，新加坡房产的绝对价格已经相当便宜了。”
　　陈振声继续解释这项政策的缘由。他说，新加坡公民的拥房率已在80%以上，那些已经拥有一套房产的新加坡公民，不会受到该政策影响。至于这一政策是否会降低新加坡对外劳的吸引力？陈振声说，住房，只是外国人考虑是否来新加坡就业的影响因素之一。除此之外，安全、发展前景等等都会左右他们的决定。
　　长远上，新加坡政府针对海外人力的政策，将会是以外劳转型，助力新加坡的经济转型，“我们希望引进更多高素质的海外劳动力来配合新加坡的团队。同时，要缩减低收入、低技能的外劳。”
　　“我们的目的不是控制外劳数目，重要的是外劳质量。”陈振声指出，现在新加坡每三个劳动团队中，就有一个是海外人力团队，但是现在在新加坡的100多万名海外人才，层次、素质则参差不一。
　　“在新加坡的早期发展阶段，本地企业雇佣了比较多的低素质外劳。近年来，新加坡着力发展的金融业、服务业、科技产业需要更多的高技术外劳，应把有限的资源放在高科技、高技术人员上，逐渐减少低技术外劳的引进。”
　　在剖析新加坡当前的产业结构、人力分布和财富分配挑战时，陈振声说， “新加坡的最新数据显示，电子等产业的增速可能达到11%，而零售等行业的增长率则低于2%。虽然新加坡整个经济体的增速在3%到4%之间，但最强和最弱的企业间则存在极大差距。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弱的、慢的产业转型。”
　　近年来，各国政府都频繁遭遇社交网络使民意情绪变得更加“易燃”，以及“假新闻”被用于操控民情的新挑战。当财新记者问及，新加坡执政者是否担心政府的过失被社交媒体放大，造成民意对新加坡政府的信任不若以往时，陈振声不失幽默地答道，“我们不担心自己的错误会被放大，因为我们已经默认社交网络的这一作用了” 。
　　他表示，即使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政府言行失当的消息也会传播开来，互联网只是提升了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然而他表示，“这不是政府掩盖自己错误的借口”。
　　在陈振声看来，“最重要的是保持和民众的信任关系。对于政府究竟有没有做错，人们是能够做出综合判断的。有时，新加坡政府的确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直白地告诉本国民众，我们为何要做这样的决定。”
　　“网络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新加坡的施政方式”他对此如此总结。
　　当被记者问及，曾举办过历史性的金正恩─特朗普峰会的新加坡，是否会让朝鲜借鉴“新加坡模式”进行经济转型时，陈振声笑道，“一切都言之过早吧。朝鲜到底要走哪一条路，现在还是未知数。”
　　“若朝鲜真的兑现无核化承诺并且开放经济，到时还需朝鲜自己决定采取哪种经济发展模式，”陈振声认为，盲目套用他国的经验并不可行，“几十年前，新加坡和中国分享经济发展的心得，并不代表新中两国的历史经验对于第三国来说也是有用的。在和中国分享发展经验时，也不是新加坡做到的每个政策，中国也要做到”。他说，“新加坡走过的一些冤枉路，我们不希望中国重蹈覆辙。有些政策新加坡做成功了，中国的国情和政治体制不同，或许同样的政策在中国就行不通。每次分享经验时，新加坡也强调，每个国家都不一样，要走哪条路，应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