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系列丨申唯正：21世纪:金融叙事中心化与整体主义精神边缘化

摘要
从货币起源到完全信用货币时代，人类至少经历了实物货币、商业货币和完全信用货币三个发展阶段。人类财富观从物质存在走向了信用虚拟的“化蝶幻象”。金融叙事中心化带来了五种“强引力”财富幻象。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处在一个没有锚定、没有定在、没有限制的非理性想象中，它与自身的叙事性相关联，来自现实又脱离现实，来自物质又脱离物质，来自符号的功能又脱离符号的功能，通约了整个对象化的世界。金融化的生成过程至少经历了与人类整体主义精神的三次决裂，导致了支配人类整体主义精神所具有的历史禀赋趋于边缘化:个人全面发展被单向度的物质追求边缘化、社会责任感的整体性倾向被边缘化、利他主义奉献精神被边缘化。21世纪的新时代，我们需要直面金融叙事与整体主义精神的矛盾，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探索人类整体主义精神的共享文明，借助金融化超越金融化，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实现。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随着以信用货币为中心以及以汇率市场、债券市场、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等市场为主要构成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逐步生成和发展;随着发源于文学修辞学的叙事学思想发展成为“诱发大众合作”的金融叙事范式，金融化时代呈现出全方位的金融叙事中心化:资产收益远大于劳动收益的居民投资“唯资本市场导向论”;资产证券化造就的上市公司“唯市值最大论”;浮动汇率制度下，主权货币价值的“唯综合实力论”。“一切为了资本，一切依靠资本，一切来自资本;一切为了股东，一切依靠股东，一切来自股东;一切为了市值，一切依靠市值，一切来自市值。这是支配当代人类经济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同时，支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主义精神所具有的历史禀赋趋于边缘化:个人全面发展被单向度的物质追求边缘化，社会责任感的整体性倾向被边缘化，整体性的利他主义奉献精神被边缘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边缘化，导致了“精神的无限性变成十分狭隘的有限性;精神的思辨知性被退化为单纯工具主义的感性;精神的丰富性被衰减为单纯的物欲性”。21世纪的今天，面对全球经济秩序的金融叙事中心化与人类“整体性自由”精神的冲突，我们需要回溯当代金融体系的发展史，揭示财富幻象的本质特征，剖析金融叙事化与整体主义精神的矛盾。

从货币起源到完全信用货币时代
从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开始，逐步产生了特殊商品———货币。“货币的起源同时是价值的起源，也就是说，在货币出现之前，虽然‘东西’有价值，但因为没有跨越‘东西’的通用价值度量衡，而无法得到具体的度量。”货币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深化。从早期的实物货币、商业货币到当代的信用货币，都是人类经济社会的适应性选择，这个选择过程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

(1)实物货币阶段。这个阶段是从人类有剩余产品开始的，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商品，贵金属货币承担了主要的交易媒介。商业的蓬勃发展，改变着最初的货币作用，尤其随着16世纪欧洲进入重商主义时代后，金银等贵金属成为真正财富的象征。“然而自然界为黄金和白银的供应设定了上限———人们不能无中生有。”人类各社会阶段都受到了这个自然法则的约束。“在传统上被认为使黄金特别适合于充当价值标准的特点，即它的供给缺乏弹性，最终恰恰成为造成问题的根源的特点。”这就为它更大范围的替代品———纸币、汇票等留下了创新的可能性。

(2)商业货币阶段。商业货币阶段也是锚定货币阶段，金本位是货币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工业革命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大量工业品的国际贸易中，黄金成为主要度量衡。每个国家发行的货币都以黄金储量为锚定。除了W—G—W’的转化形式之外，还出现了另一个具有不同特点的新形式:G—W—G’。此阶段的货币G已不再是前一个形式中单纯流通的货币，而是作为资本形式的货币。每个国家都以黄金为价值基础和价值储备，货币价值跟黄金含量相关联，一国的黄金储备多少，自动调节一国的贸易顺逆差的平衡关系。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参战各国对货币的大量需求，使之纷纷脱离金本位，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二战”结束后，美元的国际地位也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实力得到稳固，由英美两国提议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锚定黄金，其他国家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奠定了美元与黄金同等的国际货币储备地位。

(3)完全信用货币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全球经济，度过了27年的相对平稳期，但是1960年代的两个事件，导致了美国的黄金储备大幅度减少:一个是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技术等方面实现了赶超，美国私人资本大量外流;另一个是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消耗掉了大部分美元储备。再加上美国通货膨胀的加剧，“特里芬难题”呈现，迫使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至此，美元终于摆脱了黄金的羁绊，成为信用货币时代主要锚定货币及特别提款权(SDR)的主要成分货币，而黄金也彻底不受美元的约束，脱离了货币属性，还原为特殊商品。从此，货币G正式成为信用资本，呈现出G—G’的快速转变，在以世界储备货币为锚定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用主权国家的信用直接发行，就可以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有学者指出:“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崩溃，将人类货币体系与物质商品的最后一点儿联系连根拔起，彻底摧毁，人类第一次真正进入完全信用货币时代和无锚货币时代。”完全信用货币脱离了刚性金本位的定在约束，真正开启了人类经济体系崭新的篇章，并宣告了全球金融化时代的到来。信用货币赋予了主权国家央行操纵货币的巨大权力，并彻底释放出巨大的市场动能，让人类经济进入史无前例的加速发展阶段。应该说这样的金融化范式，像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对农业的促进一样、像内燃机对工业革命的驱动一样，触发并激活了时代的巨大经济潜能，但越来越大的信用货币总量永远无法填满人类欲望的沟壑，带来的也是更大程度的不平等、系统性风险和整体主义精神的危机。

金融叙事中心化所呈现的五种“强引力”财富幻象

信用货币时代，全球金融体系的四大价格信号———利率、汇率、股市、大宗商品，将决定每个经济体的资源配置、经济结构及财政政策。而利率、汇率、股市、大宗商品的价格，像很多基本经济变量一样都是相对主观变量，都决定于参与者的主观能动，反映着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心理预期乃至动物精神。这样一个内含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变量体系中，每一个变量的重要变动都来自于市场参与者对主观叙事能力的把握程度:谁的叙事性符合市场预期，金融资本就引领社会大众趋之若鹜，呈现羊群效应;谁的叙事性差且经济预期转弱，金融资本早就逃之夭夭。这种超越物的功能性存在的金融叙事，正是鲍德里亚所揭示的“符号效应”。人类被导入到了金融叙事中心化的五种“强引力”财富幻象———货币幻象、债务幻象、杠杆幻象、市值幻象和对冲幻象———之中。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在一个没有锚定、没有定在、没有限制的非理性想象中与它自身的叙事相关联，来自现实又脱离现实，来自物质又脱离物质，来自符号的功能又脱离了符号的功能，通约了整个对象化的生活世界。

(一)货币幻象。货币作为人类经济社会的交易媒介，从一出现就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但同时也使人对客观世界的价值评判出现了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双重标准。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提出了“货币幻觉”(mon-eyillusion)一词，反映了人们对货币所表达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认知偏差。抽象的交换价值符号不会变质或损耗的特性，恰恰满足了人类可以无限积累财富的心理预期。凯恩斯发现并利用了人们的货币幻象，提出通过货币政策的手段继续保持人们的货币幻象状态，避免人们信心的跌宕起伏，来解决周期性经济危机。哈耶克却认为，试图维持货币幻象进行货币扩张，企图能够进一步扭曲生产结构，是不可能治理危机的，“如果以为总有一天能够用货币政策来把工业的波动完全消灭，这也许只是一个幻想”。弗里德曼也不认同凯恩斯的方法，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一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而曾任美国国防部金融高级顾问的詹姆斯·里卡兹则认为:“从根本上讲，货币主义之所以不足以作为一项政策工具，不是因为使用了错误的参数，而是因为参数太难以控制。货币流通速度是消费者信心或担忧的一面镜子，会大幅波动。”张雄教授认为:“货币幻象主要指货币在观念中所彰显出的过溢的权力张力，或指各种未能把货币量值符号同真实量值区别开来的现象。”当代信用货币的大膨胀是金融化赋予货币幻象的信用空间。因为每个人都有财富收益增长、资产增值的需求幻象，原有的锚定货币时代，刚性兑付的定在限制了货币的发行量，人们的货币需求并不能完全被满足，而信用货币时代恰恰迎合了人类无限膨胀的财富欲望。

(二)债务幻象。债务幻象源自人类货币幻象的演绎，机敏的个人和企业作为债务人，若具备对交易机会的良好把握，带来的是财富增长效应。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债务，正是欧文·费雪所说的能“产生收益的债务”。人们对未来货币收入逐步增长的希冀与自信，让更多的个人、企业乃至国家，包括那些未来偿还能力很弱的个体(群体)都成为新的债务人。尤其在繁荣期，“随着通货再膨胀减轻了债务的实际负担，很多债务人包括一些新的偿还能力较弱的借款人，都被引诱去进一步扩张他们的企业”，直至新的一次萧条期到来。金融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融资功能，合理的债务扩展了经济空间促进了经济繁荣发展，但是参与主体的债务模式，从对冲性融资到投机性融资再到庞氏融资的演化路径，成为不稳定经济的内因瑏瑢，债务最终也成为债务危机。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大量不具备偿还能力的个人(家庭)的过度房产信贷，触发了次贷危机的爆发，从而迫使美联储执行了三次QE货币宽松计划，截止到2015年10月结束的QE3措施，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了1.66万亿美元。尽管美国的“败家子”名声由来已久(有其金融史上的数次债务危机为证);尽管从1971年开始连续近40年的经常项目贸易逆差带来的是美国财政悬崖(一次次的提高债务上限);尽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但美国国债仍然是全球最安全的投资标的，仍然让投资者趋之若鹜。曾任IMF官员的普拉萨德在《即将爆发的货币战争》中将这种群氓状态称作“寄托于美元保值的滑稽剧”，认为其呈现了货币主义理论的国家债务膨胀所带来的这种债务幻象。马克思指出:“公债成了原始积累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的风险，甚至都用不着承担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只有通过美国国债的形式，让全球的投资者购买并持有后，才具备了全球信用货币的价值功能，才赋予了这些绿色钞票及数字货币以价值内涵。“赤字财政和债台高筑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另一个普遍性危机，它既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又是结果。”同样是发达经济体并拥有储备货币发行权的日本和欧盟，就没有像美国这么好的机运与债务效果。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陷入了一个债务黑洞，一边是满足居民无限增长的财富欲望，一边是赤字财政债台高筑的现实。

(三)杠杆幻象。杠杆幻象强调的是金融衍生品所内生的脆弱性，也是杠杆过度所引发的杠杆幻象。“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外汇期货、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的逐步创立和发展，是金融资本实现资本工具性全球化的第一步。”这些金融衍生产品自诞生那天起，就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天生的杠杆效应与内在脆弱性。
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是放大了的金融叙事范式:一方面在人性“恶”的趋利性基础上，立足于利己，达到了利他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在放大的杠杆效应中靠讲故事，制造海市蜃楼、镜花水月的美好景象，呈现出人性的恐惧与贪婪，暗藏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隐患。没有杠杆效应就没有金融市场，但杠杆比过高就会产生较大风险。现代金融市场的很多创新都是想尽办法把杠杆效应放大，层层叠叠的杠杆效应，导致整个金融系统似“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内在脆弱。马克思认为:“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信用制度高度发展的当代金融市场，用金融衍生品标的价值的10%、5%、2%甚至1%，就可以拥有该标的未来价格变动的损益。塔勒布的《反脆弱》描述了作为信用“支点”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脆弱性:“相当多的次级抵押贷款都是被‘AAA’评级粉饰过的有毒垃圾。要知道，AAA级意味着安全性接近于政府债券。无辜的人们就这样被误导着，将自己的储蓄投进来———此外，监管者还要强迫投资经理使用评级机构的评估。”大多数人对风险是厌恶的，依赖稳定性与线性发展，根据经济发展的线性规律设置了多层的风险控制。然而，金融市场并不总是线性发展的，恰恰是非线性的不确定性因素对金融市场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杠杆产品的非对称性波动特点，也决定了这个信用“支点”具有不可量化的非线性特征，进而引起这个信用“支点”崩塌。金融叙事必然带来杠杆效应的极致化，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以导致整个金融杠杆体系的崩溃，也必将影响经济的整体系统。

(四)市值幻象。财富的符号化演变加上投资银行与风险投资基金的偏好，决定了上市公司新的时代特征:市盈率、股价、公司市值成为主要衡量指标，“一切为了股东价值最大化，一切为了市值最大化”成为上市公司高管的最大目标追求。而购买这些股票的投资人，也不再那么关心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甚至短期的分红，而主要关心的是能够影响股价和市值的关键因素。市值幻象至少有三大主要特征:其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做大市值可以实现同行业兼并收购，体现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所以投资银行与风险投资基金都永远在寻求任一行业绝对垄断地位的第一名，从而获得比同行业其他公司高得多的市盈率、股价、市值、社会名望及商业谈判能力;其二，从市盈率到“市梦率”。市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上市公司的市值大小。但是，以每股盈利为分母、股价为分子计算出来的市盈率，对处在亏损状态下的很多公司是没办法计算的。于是，有好事者用“市梦率”来代替。表面上看，似乎是以崇尚成长性作为投资理念的，其实只是强调梦幻般的金融叙事想象而已。其三，股权激励与管理层收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成为委托与代理的关系，共同利益如何最大化是首要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型公众公司上市，期权激励成为主要市场激励机制。能带领管理层实现股价与市值最大化的CEO，将获得股权的激励。而CEO的任职时间是有限的，如何快速盈利、快速做大市值的金融叙事能力也成为公司高管的必备素质。在这里，市值已经失了它本真的意义，不是为了最初的投资项目开展而进行社会融资，而是为了市值最大化进行炫耀性的市值竞赛。“真正动机是竞赛;……占有财富就得了荣誉;这是一个带歧视性意义的特征。”正说明了市值最大化的现象不是简单的实体产业的最大化竞争需要，而是为了炫耀性地获得垄断地位的市值幻象。

(五)对冲幻象。金融期货、期权、保险、CDS。金融套利、高频交易、资产证券化等都是为了对冲或者转嫁市场风险而设计的，但是对冲的功能性被异化，成为牟利的目的。尤其是衍生出的三种“金融病毒”:其一为风险价值(VAＲ)之病毒。风险价值是华尔街及全球对冲基金都在使用的风险管理方法，它是用来衡量整体投资组合风险的，即一个买入头寸对应于一个卖空头寸的对冲组合，用风险价值的评价，风险将远远低于单独持有这两笔头寸，这是对冲工具的主要优势。在金融市场线性发展的稳定时期，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低风险组合，但是一旦碰到了非常时期，这样的对冲组合风险就将释放出巨大的破坏能量。哪怕小部分单向头寸出现违约或者无法兑现，都会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其二是AAA级非相关债券之病毒。最大案例:被华尔街三大评级机构包装出售的美国抵押资产债券，是比美国国债还要优良的债券产品，高达90%以上的比例都是投资级的债券。但是清楚其评级及风险评估机制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债券高等级评估令人质疑。可以想象具有连锁反应的金融市场，这样的债券对冲组合尽管具有最高级别的评级，风险来临时也一样分崩离析。其三为程序化交易的纯粹对冲之病毒。随着电脑智能化的提高，金融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引进了程序化交易系统，这样的系统可以用程序对过去的数据测试后，将优化的交易策略运用在实际交易中，用来克服人性弱点，并可以用计算机的快捷来捕捉市场瞬间的套利机会，应该说这是人工智能的金融创新。但是这样的纯粹理性工具，犹如沉浸在金融市场的“对冲病毒”一样，是市场暗藏的巨大“杀手”，其杀伤力是非常巨大的。2010年5月6日美国市场发生的瞬间性崩盘事件和2013年8月16日发生的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都是程序化交易工具的“杰作”，为套利交易而进行的对冲交易最后变成了极大的风险事件。

金融化的生成与整体主义精神的三次决裂

从历史维度看，金融叙事化与源自资本主义精神的现代性演化是分不开的，与个人经济理性的利益最大化追求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同资本逻辑下的另一个“体系积累周期”的主要特征之一。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是国际社会政治权力对不动产所有权和流动资产使用权的争夺。金融叙事化正是经济利益最大化进而金融利益至上的产物。“应当说，逐利的金融意志主义蔓延，在全球金融体系的框架中，必然使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与人类精神持有的‘整体性自由’发生严重冲突。……显然，生命‘金融内化’的严重后果在于:它直接导致人类对生命意义及价值认知的颠倒，金融转让价值似乎永远高于生命价值。”金融化的生成过程至少经历了与人类整体主义精神的三次决裂。

(一)商业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信仰、品德、秩序的决裂
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崇尚的是对上帝的信仰与崇高美德的追求，把对财富的贪欲归结为使人堕落的三大罪恶之一。针对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斯·韦伯就曾追问，为什么这种在伦理上最多也就是得到宽容的商业活动，在经受了数百年的谴责之后成为一种职业的荣誉了?让我们回溯一下商业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变史:第一阶段，从传统的整体主义到利益追求的自由释放。自古以来，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贯穿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永恒的根源性矛盾问题。罗素认为，“自古以来的哲学家们可以分成为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正说明了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之争。应该说，中世纪的神学思想是早期蒙昧的整体主义思想，文艺复兴是个人从整体主义束缚中突围的准备阶段，“真正对整体主义在理论上的突破，是从近代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开始的”。从洛克的天赋人权政治思想，到孟德斯鸠和卢梭发展了的社会契约论，再到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济个人主义思想，将从“原子式”个人出发的个人主义引向极致，功利主义成为个人主义的极致升华。赫希曼的《欲望与利益》再现了在资本主义革命胜利前的17世纪欧洲政治思想大争论;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概括了西方哲学家们对人性的思考过程，其中谈到“霍布斯试图建立在最普通的基础上，尽管大家一致公认这种基础很低下，但它却有根基牢靠的优势，而传统的主张都是建立在虚幻中的空中楼阁”。这些争论说明，那时候的人们已经对于用道德教化或者宗教戒律来约束人类欲望失去了信心，开始寻求约束欲望的新的方法，而这样合乎逻辑的探索正是从人性的发掘开始的。第二阶段，是以热那亚为金融中心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分离。历史悠久的商业活动之所以能够蜕变成为早期的商业资本主义，是与早期欧洲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分不开的。热那亚易攻难守的地理位置，带来了政权的频繁更迭，但这样的先天条件，也促成了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分离。“正是在那个世纪无休止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之中，热那亚成为这样的城市:在那里，资本主义‘以各种形式，以确切的和现代的技术得以发展;在那里，资本逐渐控制每项经济活动;在那里，银行逐渐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而在那里很快形成了一个富有的强大的商人阶级，他们同时或相继参与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总而言之，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资本家阶级’。”这段描述透视出热那亚的商业资本主义产生背景。总之，金融创新带来了商业资本对原有国家政治治理秩序的偏离，热那亚用稳定的金融支付手段，实现了其经济权力对世俗的政治权力的相对分离。第三阶段，阿姆斯特丹商业鼎盛时期。政治动荡而商业发达的欧洲，存在大量的已经移居到不属于自己原有城市国家的资本家集团。他们掌握有跨国各种货币的流通资产商业网，并发展创新了一种金融支付手段———汇票，“有了汇票，组成‘国家’的银行家就能够把在某个时刻不同地方的以及在同一地方相互之间的货币差价化为利润”。加上大批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阿姆斯特丹的城市规模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最重要的特点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荷兰商人已经去除了主权归属，没有对荷兰民族国家的忠诚度，始终重视和维护的是商业利益，“商业利益高于一切，压倒一切，为宗教感情或民族感情所望尘莫及”。布罗代尔还转述了一些资料记载，荷兰商人不仅用他们的资金资助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比如英国、丹麦等国的东印度公司，而且还曾资助了劫掠荷兰同胞的法国私掠船，甚至“荷兰商人还与在北海行劫的柏柏尔海盗串通”。这充分说明了商业利益至上的经济权利大于民族主权属性，唯利是图高于传统的人际关系属性，而且跟随民族国家忠诚度丢失的还有历史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

( 二) 人类工业化与大自然整体的决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今中外哲学家探讨的主题之一。既有来自西方神学的上帝之手造就的万物世界，也有文艺复兴之后“人定胜天”的主体性盲目人文主义，还有来自中国古代的混沌生万物到天人合一的纯粹自然主义思想。但是两种思想都处于两个极端化的价值态度。正像张立文教授所言: “中国的‘天人合一’没有科学基础，虚无缥缈，难落实处。西方的‘人定胜天’，缺少人文的制约，为非作歹，难以调适。”我们这里主要论述来自西方的“人定胜天”工业主义与大自然的整体性决裂。二元论的人类主体性与大自然客体性成为主要的哲学思想，导致了“祛魅”的哲学思想盛行，而对大自然的“祛魅”，又导致了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导致了对客体即客观世界无尽的索求，导致了一种更加贪得无厌的人类出现。这样的人类主体经济思想，所提倡的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无尽的占有，就是越来越嗜求得到超过其需要的东西。重商主义浪潮带来的是对获取商业利润的技术手段的促进。蒸汽机的发明引爆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爆发是人类对大自然征服的开始，工业发明带来的是人类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工业化是在大量工业产品基础上对重商主义的变异。“从 1720 年左右起，一种新颖的工业重商主义的浪潮实际上席卷整个大陆，这是荷兰世界贸易体系在 18 世纪二三十年代决定性地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这里讲述的正是英国工业的发达，吸引了来自阿姆斯特丹以及各国的大量剩余资本，寻找投资机会，英国就利用公共债务与公共支出的爆炸性增长，逐步获得了国内工业长足发展和国际贸易巨大扩张优势，在19 世纪初期一举取代了荷兰的金融中心地位。就这样，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联合起来追逐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利益，二者与贵族政权在政治上妥协，这带来了经济的长足发展和对全球殖民主义的自然资源大掠夺，正式宣告了工业化与大自然和谐关系的彻底决裂。

( 三) “金融内化”与人类“整体性自由”精神的决裂
英国用金本位货币体系下的工业化发展路径代替了荷兰的商业资本主义，美国则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地位与后来的浮动汇率制的全球信用货币体系建构，使自己成为全球的金融定价中心。就这样金融资本替代了产业资本，资本金融替代了货币金融。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到追逐金融理性的脱域性发展，个人、企业、国家乃至整个社会都被“金融内化”，成为金融化生存世界的特有范式。这个过程中，金融内化与整体性自由至少呈现出三个背离: 其一，个体的特殊性与整体的普遍性背离。资本主义精神萌芽时期的思想家们在引导人类的贪欲走向利益的诉求中，实现了用贪欲抑制贪欲达到利益的目的，而“‘整体性自由’来自人性中高度私向化行为受阻而被迫产生的‘利他主义’道德原则”瑑瑢。这就是说，私向化的欲望到利益进化式的追求，是人类本性的能量释放，而高度私向化受阻所产生的“利他主义”道德原则，则是人类经过理性反思的整体性诉求。个人、企业、国家及社会各种组织的追求所呈现的金融内化，都是割裂了个( 群) 体的特殊性与人类整体( 包括自然界生物圈) 的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二，单向度的物欲追求与人类的精神丰富相背离。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引导了人类将贪欲转化为利益的追求，实现了用欲望抑制欲望的思想超越，是对人类不良表现的扬弃。若能彻底抑制“七宗罪”的“恶”，则是人类巨大进步的标志。然而其在扬弃“七宗罪”的同时，也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很多好的德行瑑瑣一并抛弃了。金融具有服务经济、服务社会的功能性作用，但是金融的功能性被异化，服务经济的功能性工具手段变成了单向度的逐利本能，狭隘的逐利目的、极端的敛财手段、甚至不道德金融欺诈，成为金融化背景下单向度物欲追求的特征。金融逐利的特性与人性的贪婪相契合，形成了人类个体精神向度的单一化发展，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利益第一的单向度物欲性追求，恰恰完全与人类整体性精神自由的丰富性、多向度相背离。其三，符号化幻象与生命本真相背离。对物质的追求发源于人类最初的生存需要，维持生计是人类最初劳动的真实原因，精神自由是人类的本真追求。随着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剩余产品成为财富的主要形式，剩余产品的交换带来了商品货币的出现，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对财富的占有、拥有成了炫耀性的动机，信用货币最终生成了符号化的抽象财富。获得财富、占有财富、积累财富已成为“有能力的公认标志”，能用于博得声誉和尊重。
随之，当代社会充斥了市值、市盈率、股价等符号化的财富衡量指标。历史上有些民族所具有的掠夺文化下的思想习惯———对从事生产的厌恶———迎合了当代金融市场的白热化金融掠夺，恰恰满足了凭其掠夺能力而获得荣誉的习惯和动机。金融化社会的财富幻象正是鲍德里亚所指出的:“通过符号的冗余，通过它们所暗含以及多余出来的意义，无意识显现了出来。”按照物欲极大化金融逻辑，绝大多数的谋生者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的就是达到富裕阶层的富有和享乐;而机运较好的率先富裕起来的少数人，生命的定在却被金融内化为:随着一天天金融财富数字的流转，被限制在“禀赋效应”的患得患失中，极可能得到了金钱，却没有了强健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顶层最富有1%人群的一部分人，看似炫耀性的财富需求，其实已经类似于希腊神话中“西赛福斯的石头”一样，难道建设就是为了破坏?看似有闲阶级自身炫耀的符号性欲求，恰恰成为炫耀的个体被象征性符号，即拉康定义的“大他者”强暴和奴役的可悲的不自由人生。

小结
揭示当代金融叙事中心化并不是全面否定金融化，而是在人类有限理性的基础上，了解、认识、分析、辨明这个金融叙事所带来的财富幻象问题的实质，对其正面和负面作用进行深度思考。新时代金融与好的社会离不开对“金融内化”的反思，离不开对人类“整体性自由”的追问，离不开对人的生命本真意义的深思。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及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从根本上肯定了人的社会属性，也充分强调了人的个体性作用，提出了只有扬弃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迷恋异化阶段之后，才能真正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金融化的生成路径伴随着人类本性的释放和反思，伴随着人与自然的对立与统一，伴随着人类被符号奴役与精神自由本真的冲突。只有深入研究金融化的经济哲学基础及发展路径，重新认识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才能认识到金融叙事中心化给人类经济社会造成的金融危机，才能扬弃不受约束的金融自由化世界所带来的整体社会危机，才能消解幻化，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平正义价值观，从而达到人的自由、企业的创新、国家的正义、社会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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