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今天与明天——历史视角看中美经济未来走向

文：凭栏欲言

历史恒久而人寿几何？以短衡长是人之通病。

在历史的长隧道中，或许几百年之久才拐一个弯，让身处其中之人认为历史就是直线。

也或者历史经常拐弯，让身处其中之人认为历史从不走直线。

或许一个拉长的视角更容易看清事物的本质，有助于拨开历史之迷雾，看清未来之趋势。

01
历史路线的分歧

1605年，努尔哈赤兼并女真各部，1615年，明将李成梁死后，努尔哈赤认为明朝严重腐败，官员派系林立，无心国事，已不堪一击，宣布后金独立。

这是女真族的第二个正式的政权，之前女真族还曾建立过一个叫做金朝的政权，《射雕英雄传》中杨康他爹完颜洪烈，就是金朝六王爷。

据考证两个女真族其实已没有太多关联，因为金朝完颜氏曾经杀了铁木真的亲属，铁木真复仇时将女真族近乎屠杀殆尽，此后名义上的女真族其实为迁入前女真族领地的多民族混居，或许是继续使用女真这个名字不利于混居的多民族融合，皇太极后来将女真族改为满洲族。

同期，1606年，英皇詹姆斯一世向弗吉尼亚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颁发特许状，民间商业资本开始殖民美洲。


1625春，努尔哈赤不顾诸臣异议，决定迁都沈阳，从此沈阳成为后金政权的统治中心。迁都并没有带给努尔哈赤足够的幸运，一年后，在宁远战役中，努尔哈赤被明军的炮火击中，不久去世。八子皇太极继位，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


大清基本上延续明朝的统治路径，中国仍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会模式。

1614年，弗吉尼亚公司在北美种植的烟草运回英国，大受欢迎，英国商业资本的对外输出开始取得回报，利润驱动大量人员和资本对北美输出，英国第一块北美永久殖民地建立。

1620年，一批在英国备受打压的清教徒殖民普利茅斯，并在船上订立《五月花号公约》，签署人共同立誓创立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将依法而治，成为美国建国的奠基性文献。

此后北美殖民地蓬勃发展。在清朝立国的同年，美洲哈佛大学成立。

1688年，正值清朝康熙盛世，皇权如日中天，英国资产阶级发动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

02
存量经济与增量经济

自明朝开始，中国与西方的经济驱动力开始不同，西方开始着重于开发增量并进行增量分配，而中国仍着重于存量分配。

西方在14-16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后，商业资本得以积累，开始对外积极寻找高回报的经济增量，随后迎来了大航海时代，日本光荣公司曾以此时期为背景开发了一款知名游戏。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难以维持一只强大的海军谋取经济增量的同时，再维持一只强大的陆军为王权阶层争夺国内经济存量。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驱动力逐步变为增量为主，有过辉煌历史的欧洲国家几乎皆为出海寻求经济增量的国家，并逐步发展成为美国的海权论。

其隐含脉络就是武力为开拓海外经济增量护航。

在欧洲积极出海谋取经济增量时，明朝尚在海禁。

明朝的军队平时由文官统领，只在作战时方才将军队授予武将统领，战后就予以收回。军队给养也在文官控制之下，精英作战部队用来守卫王城，残兵弱将反而守卫边疆。立场是防范武将做大影响政权。

在此影响下，明朝军事力量极度孱弱。几十倭寇就敢犯边，一伙几十人的倭寇就曾经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近芜湖，绕南京，后入秣陵关至宜兴，再至武进，杀伤4000余人之后方才被歼灭。

直至戚继光以鸳鸯阵大破倭寇，贼焰日胜的势头才得以制止。而戚继光只所以可以成功，个人能力是一方面，统管他的文官是支持而非掣肘，是更重要的方面。

他与统领文官谭纶，以及谭纶的领导张居正皆关系亲密，支持力度并非来自于体制而是得益于明朝官员派系斗争，随后在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在政治清算中失势，一代名将无用武之地，郁郁而终。

显示明朝对外武力让位于对内统治。

明朝军事力量立足于对内维稳，经济上则重视统治阶层在经济存量分配中占据主动权，忽视外部问题，更不重视外部经济增量开发。

此段时期，世界范围内经济体量仍局限于土地产出，或者进一步应说是局限于土地存量。

增量经济与存量经济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开始广泛开拓殖民地抢占土地增量，而中国则在力求维护现有土地存量。

03
技术与体制之交锋

或许很多人认为，技术与政治体制不存在关联。事实却是，技术进步与政治体制变革息息相关。

在政治体制的变革中，兵权往往是决定性力量，而掌握兵权（枪杆子）的是个人（伟人）。从而唯心主义哲学经常将伟人或超自然力量视作历史进步的原因，这是英雄造时势的唯心主义哲学。

譬如，宋太祖赵匡胤生来“赤光绕室”、刘邦斩白蛇起义、李世民双龙盘旋等，皆强调超自然力量。自宋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中国历朝历代武将均被视作严防死守的对象，防止其运用兵权改变政治体系，却忽视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才是政治体系变革的根本原因。

从唯物主义哲学来说：
伟人会助力历史前进，但推动历史前行的力量是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变革时期涌现的伟人是时势造英雄。

技术进步会改变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又会改变政治上层建筑。这种情况下，要么是政治体制遏制技术进步，要么是技术进步改变政治体制。

自秦朝后，历代中国政治体制维系多依赖于经济存量分配，政治上重内部稳定、轻外部拓展。而农业产出较为固定，假使商业过多的参与经济存量分配，就会减少政府与农民所得，重农抑商遂成必然。

这干扰了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资本参与技术改进，也扼杀了技术进步。中国此后历史长期处于技术停滞状况，对世界科技进步贡献极少。

这是政治体系扼杀技术的表现。

而西方则是伴随着大航海，商业资本加速积累，推动了技术进步，个人财富的积累又带来了更多的保护私权的诉求，如何防范王权对私权的侵犯成为关注重点，进而拓展为人权。电影《勇敢的心》威廉华莱士临刑前那声“freedom”引得多少人潸然泪下，代表了苏格兰人民对人权的追求。


经济基础的改变，随之利益诉求改变，进而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伴随着商业资本和个人财富的发展，英国发生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而法国则发生了流血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

这是技术改变政治体制的表现。

04
资本组织模式进化，唯逐利不变。

1）商业资本——逐利扩张土地。
中西方经济实力对比变化期主要集中在清朝时期（1636-1912），这是西方增量经济与清朝存量经济，走向分歧的结果。

但西方的资本组织形式却一再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逐利，逐利特征赋予资本主义国家先天的侵略性。

当资本在本国内趋于饱和无法赚取更好收益的时候，将发生两种情况：
A:进行投机性炒作，赚取收益，这将激化社会矛盾。
B:资本对外输出，海外寻求经济增量，利润回哺本国。

而寻求海外增量有三种模式：
A:资本输出投入海外生产，创造增量财富，并与资本使用国共同进行经济增量分配的双赢模式。
B:抢掠模式，资本输出海外，不创造增量，只参与海外经济的存量分配。包括金融抢掠与武力抢掠。
C:对外贸易顺差模式。

决定资本会选用何种模式的，仅源于投入与回报的比率。

战争，就是一种寻求海外增量的抢掠模式，战争也是一个资本投入与预期回报的经济问题。

当社会资本回报极低时，战争的预期回报与资本投入比值就会具有更强的诱惑力，一些国家就会倾向于发动战争，意识上则会导致本国优先的民粹主义横行，群众基础也会支持发动战争。

西方各国最先对外输出的是商业资本，弗吉尼亚烟叶就是商业资本输出的结果，这段时期商品仍以土地产出为主，对外输出资本回报的多寡决定于土地产出物，对土地的占有是资本不可遏制的欲望。

殖民美洲初期，烟叶利润驱使殖民者对土地拥有不可遏制的欲望，激起与印第安人的冲突，迪士尼动画《风中奇缘》的原型，就是在冲突中被殖民者抓走的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


大约在英国1840年完成工业革命的同期，美国联邦已采用各种不光彩手段与美洲印第安人缔结了245个割地条约，以9000万美元换取了印第安人18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洲土著印第安文明近乎被毁灭。美国独立之时面积只有94万平方公里，19世纪末国土面积已超过900万平方公里，扩展近十倍。

2）工业资本——逐利扩张商品市场。
1765——1840年，西方商业资本开始转化为工业资本。1840年左右，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伴随工业资本的发展，经济增量的关注重点不再是土地增量，而是更广的销售市场（现代工业国包括中国，也具有此特征），对土地的渴求被对市场的渴求取代，清朝四亿人口的广大市场开始备受觊觎。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签署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

在美国内战前半个多世纪，美国农业庄园已经无利可图，主要种植作物烟草、水稻、蓝靛的微薄利润甚至不足以养活黑人奴隶，美国南部甚至一度要废除奴隶制。

而轧棉机的出现拯救了濒临废除的奴隶制，轧棉机将棉籽分离效率提高了几十上百倍，使用黑人奴隶重新变得有利可图，美国南部蓄奴州重新焕发生机，至1860年，棉花在美国出口总量中占据2/3，美国南部自1800-1860年生活状态几乎没有变化，仍然是乡村为主的农业经济。

而美国北部自由州却进行了工业化革命，1860年北方工业产值已上升至世界第四，并迅速城市化，人们生活发生颠覆性改变。

美国南北双方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同，随之对政治体制产生不同的诉求，这为美国内战埋下祸根。

自经济来看，南部蓄奴州财富极度集中，社会消费能力极弱，兴旺发展完全依赖外需拉动，持续顺差。

而北部自由州只对南部单向输出需求，持续逆差，压制了北部经济发展，这导致北部自由州的强烈不满。

1860年，反对奴隶制的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随之美国发生内战。


3）垄断资本——逐利反致失利。
大规模生产的有利条件必然导致生产的集中，在生产和资本加速集中的过程中，当有限几家企业控制某一行业时，通过串联来维护生产者的共同利益是一种趋势。

1865美国内战结束，政治体制矛盾消失，南部奴隶成为工业社会新的人口红利，美国工业资本进入黄金时代，经济高速发展。

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则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工业资本开始转变为垄断资本。

德国在1857年出现了第一个卡特尔，到1870年增加到6个，1890年猛增到210个。 1882年，美国出现第一个托拉斯，即美孚石油托拉斯，接着在榨油、造酒、制糖、火柴、烟草、屠宰、自然资源开发和运输领域都出现了托拉斯组织。与此同时，英、法等国也出现了垄断组织。

市场自由竞争导致了垄断的出现，垄断又反过来破坏了自由竞争。

凭借垄断，垄断组织在生产分配中占据了绝对大头，只有极少数分配给工人，这导致宏观上居民消费能力与社会生产能力严重不匹配，经济危机频发。

微观上，垄断是有利于个体企业盈利的。而宏观上则相反，垄断损害了社会消费能力，从而损害了实体企业整体的利益，也就是资本的垄断损害了资本的利益。

国内市场的饱和，使得资本迫切需要打开对外市场，武力则是手段。

正是在此时期，美国现代海军之父马汉在1890年著书《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其中提出海权论。

他认为制海权是国家繁荣和富强的首要物质因素，对世界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立足点即为保护资本对外攫取利益。


至一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开发新的经济增量日益艰难，对内激发经济活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量成为选择，而激活社会内部活力向来是各种经济著作研究的重点。也在1890年，认识到垄断组织对资本利益的危害，美国制定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对内改革，对垄断设限。

美国开始显露出其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双重性格，其出发点皆为美国利益（整体资本收益）而服务，这个特征在近年又被特朗普光明正大的喊了出来，美国优先，或者还可以变幻一下用词，称为国家利益。

将中国视作一个公司的话，“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有900万亿的资产扣除折旧，600万亿的负债，总共264万亿的财富积累，朱云来说。

中国目前国内资本存量已经很高，国家利益也将要求中国提高整体资本收益率，无非内部增量开发和外部增量开发。对应则是释放内部经济活力（减税降费等）和开发外部增量市场（输出资本“一带一路”、维持贸易顺差等）。

4）金融资本——逐利扩张金融市场。
至一战前，经济危机频发导致市场兼并步伐大大加快，垄断组织急剧增加、垄断度迅速提高，1904年的统计资料表明，美国各经济部门的440个大托拉斯共拥有资本204亿美元，1/3掌握在最大的七家手中。

垄断普及到一切主要工业部门，并和银行垄断结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垄断了经济生活的基础。金融资本通过对工商业的贷款、股票和债券的买卖等，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工商企业,统治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

自此，金融危机成为最常见的危机。

金融的信用扩张让工业产能急速扩张，至一战前，主要工业国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这需要扩大市场，或者消灭对方的产能。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脱离金本位，采取竞争性贬值手段，希望将危机转嫁别国。这加剧了矛盾，进而引发一战。

而金融资本的出现，也代表资本逐利诉求逐步由开发商品市场转向开发金融市场，推动全球化的金融开放已是欧美资本的主要诉求。

05
美国大萧条前后的经济思想转变

一战时期, 美国经济实力已经超越英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一战后，伴随着大量资本投入战争而消失，资本存量减少，边际收益重新提高。这其中，英法德资本损失程度较大，而美国相对有限，反而趁机大发战争财，这都为1920年代玫瑰金色的美国打下了基础。

在美国历任总统中，时任美国总统的柯立芝号称最能睡得总统，他每晚睡足10小时，下午还要进行午睡，一天极少工作超过4小时（干4小时活拿足额工资让多少中国996童鞋羡慕）。

之所以如此，并非由于其缺乏责任心，而是柯立芝极度推崇经济自由主义，憎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他深信，政府少做事，经济会更好，美国的经济繁荣似乎印证了他的这种无为而治。

20年代的美国一片繁荣，1919年美国仅有578万辆汽车，十年后，猛增到2650万辆。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汽车。普通人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条件和待遇改善，工作时间反而减少，娱乐丰富多彩，汽车、相机、打火机、手表、电话、无线电、吸尘器、电冰箱、洗衣机，各种新式产品纷纷涌入普通家庭。

与此同时，产能的增加与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渐渐脱离，而收入增长决定了消费能力，为刺激消费，资本操控社会舆论将超前消费、负债消费描述成美德，旧时的美国节俭和储蓄消费观被抛弃。

金融没有善恶，只要债务可以产生更多经济增量，他就是善。反之，则将为恶。

但即算债务已经不能产生更多的经济增量，金融仍可通过透支未来制造虚假的经济繁荣，最终结出恶之果。

金融恶之果使得整个经济体要花几十年为透支偿债，1929年的美国遭遇过，1990年的日本也遭遇过。

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突至其来，他摧毁了美国经济自由主义信念，世界范围内涌起反经济自由主义思潮，随之而兴的思潮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集体主义。

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各国，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先进思潮所向，因其时经济自由主义必然导致垄断的观念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那么是由私人进行垄断还是由集体进行垄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答案不言而喻。

即算部分不赞成集体垄断生产资料的也坚持政府应加大干预。西方多采用了凯恩斯主义，苏联则采用了社会主义。

40年后，西方各主要国家同期爆发滞涨，凯恩斯主义破产，新经济自由主义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新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强调政府应减少干预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仅干预市场失灵问题。例如垄断、旁氏负债恶性竞争、存有正负外部性的经济问题等。目前中国实体经济自2012年开始全面进入债务旁氏阶段。

PS：
正外部性；例如，基础科学研究、科技研发等收益会外溢给社会整体而非个体独享，从而使个体付出与收益不匹配，这会打压研发动力，需要政府予以修正，使付出与收益匹配。知识产权保护来源于此。

负外部性；例如，工业生产污染空气、水会损害他人利益，但却不被包含在生产成本中，从而使生产者得到超额利益，政府也应予以修正，以环境污染税等予以调节。

06
资本主义危机缓解源于资本输出

罗斯福新政虽然在对抗大萧条中产生了一定效果，然而等代偿还的债务抑制了消费，使得其新政效果有限，及至二战，战时景气才彻底的将美国从经济大萧条中拉了出来。

二战后，美国主导分别在金融、贸易、政治方面创建了三大世界体系。

在金融方面；创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解体，它所衍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稳定国际金融秩序。

在贸易方面；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后升级为WTO, 削减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削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

在政治方面；创建联合国。

世界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世界一体化为外部经济增量开发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在之前，外部经济增量开发主要依赖于贸易顺差，而之后，对外输出资本成为更常见的模式。

后发国家拥有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环境红利等），西方国家拥有较高的资本存量，西方资本输入后发国家，推动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增量与西方资本进行分享，创造了双赢结果。中国也曾由此受益。

人类历史一万年的农业社会历史和180年的工业社会历史，二战后是人类和平时间最长、经济增速最高的时间段，源于经济的双赢。

欧美国家国内过剩资本通过对外输出，减少了资本在国内无利可图进而四处肆虐的现象，社会矛盾减少，经济危机烈度降低。

但全球一体化带来的趋势是，生产要素价格趋近，包括人的劳动价格，这导致西方国家工薪劳动阶层收入增长趋缓，后发国家劳动阶层收入增长加速。也导致了产业转移加速，留给美国一片芳草萋萋的铁锈地带。

而特朗普想重振铁锈地带，除非逆转全球化，这又与资本的扩张天性不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7
里根大循环和特朗普大循环的异同

1）大循环的先置条件。
1971年，美国脱元金本位，世界和美国一样迷茫，不知未来世界货币如何选择。但美元仍以其惯性充当着世界货币的作用。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沙特的决策者面临结算货币的选择，1974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沙特国王费萨尔达成共识，结束石油危机，沙特原油出口采用美元结算。1974年油价猛涨3倍，至1980年7月，已涨超10倍。中东国家赚的盆满钵满，美国则贸易逆差常态化。

70年代，宏观上说，美国失去了挣钱的能力。

整个70年代，是美国近现代史上最糟糕的十年。石油危机、滞胀危机、越战泥潭，美元三轮大贬值，对美元信誉的质疑之声从内至外。

世界已无金本位，信用货币源于其信誉，而非源于挂钩石油。

1979年8月，保罗沃尔克成为美联储主席，他认为祸害的源头是美元超量供给。美联储不再投票决定基准利率，转而直接制定美国货币供应量目标。受此影响，美联储基金利率由1979年的平均11.2%上升到1981年的20%。

值得一提的是，沃尔克从来都是横眉冷对华尔街，对于金融创新有助于经济健康发展的说法嗤之以鼻。他一口咬定：“银行唯一有用的革新就是发明了自动取款机。”

时空转换，2008年，为应对次贷危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凭借“行动的勇气”和“最后贷款人”的身份，实施量化宽松救市，被称为直升机撒钱。

里根上台时，正值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海外美元泛滥、国内利率高位。至特朗普上台，背景仍为海外美元泛滥，但美国利率并不高，却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

大量海外美元流动性汇成热钱，汇率不再由各国贸易盈余的基本面决定，而是由投机资金套利所决定，这是完成大循环的先置条件。

2）大循环驱动力——美元回流。
里根上台后，提出四点。

一边是美联储货币政策转换为控制货币总量的紧缩货币政策、一边是大减税、强军事投入（美苏对抗）的积极财政政策，这造成了美国财政赤字的直线上升，谁来为政府赤字买单？

美元回流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资金套利源于汇差、利差和资本收益。

里根大循环时期，高利差驱动海外资金回流美国，美国的国债和股票成为抢手货，1982年，美国股市开始大幅攀涨。为美国政府赤字买单的正是在石油贸易中大发特发的中东产油国贸易顺差。

但这形成一个畸形的全球化体系，利差驱动资本项顺差超越贸易项逆差，为强美元提供支撑，强美元又助力资本回流，这导致强金融、弱制造、以及贫富分化。

畸形的体系必然脆弱，里根政府在实施减税计划后，面对政府赤字剧增，又曾两次向国会提交过加税法案。

1985年《广场会议》，强美元已不可持续，参会方只剩下两个选项，一个是放任美元自由落体，另一个是共同推动美元适度贬值，最终参会各方决定推动美元适度贬值，强势美元终结，1987年，美国遭遇股灾，周期终结。

随后又一轮弱势美元对海外输出，并在1997年再次转回强势美元，拉爆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反而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美元自1971年摆脱了黄金的制约后，货币政策灵活度大增，金融更具攻击性，但其货币信誉失去了黄金背书，维护货币信誉需要找到美元回流之路。

里根大循环为美元也终于找到了新的美元输出与回流之路，美国正式步入金融资本主义。

更具攻击性的美国金融利用其完全自主的货币潮汐能力，助力金融收割来完成美元回流，是维持美元信誉与海外美元泛滥矛盾之下的必然选择。

里根大循环时期海外美元泛滥是由石油危机导致，是一种意外。

而后续海外美元泛滥则是美联储的主动行为，保罗沃尔克的继任者格林斯潘修改了美联储紧盯货币总量的控制目标，改为盯住美国国内通胀，这相当于美联储仅仅盯住美国国内实体货币存量，而可以对海外和美国金融资产释放无限量的美元流动性。

这显示美元金融收割由被动变为主动，收割行为模式化。

格林斯潘上任后，美国保持了最长时间的经济扩张，这或者代表，美国贸易逆差亏的钱，美国金融赚了回来还有多。

而特朗普正在娴熟利用这个模式，以降税和基建刺激实体资金回流。

对比里根时代，现时美国本身经济更难承受强势加息及强势美元的后果，金融美元回流要比里根时代更加曲折，目前着力点主要放在利用股债等资本收益及资金避险需求吸引资金回流。

特朗普多次喊话美联储降息、多次打压美元汇率，都只是对市场释放预期而无实质行动，但预期提振了美国资本收益，达到了预期影响结果却没有付出任何实质代价。目的皆在以最小代价达成目标。

极限施压贸易争端则是一种推动资金避险，美元回流的手段，但双方仍为谈判留有足够空间，毕竟最好的选择仍是不投入真金白银来达成各自目的。

08
纵观历史是为了眺望明天

长期看:
资本逐利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动力，资本具有先天的扩张性，美国的金融资本要求扩张其金融市场，而中国的工业资本也要求扩张其商品市场，资本之扩张本性不允许各国封闭。

随着资本的累计，资本的对外扩张性会将世界所有国家都纳入同一市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世界只会更开放，清朝的自我封闭最终被资本以武力强行纳入同一市场。

随着资本的累积，资本外部开发增量将愈发艰难，内部增量将愈发重要，这需要激发经济活力，需要各个国家内部政策改革来匹配。

内部改革与对外开放仍是大势所趋。

当资本四处无法寻得收益时，或许战争将重新降临。

目前，世界资本存量仍有较高回报的输出地，例如印度、东南亚、非洲等；国家内部经济增量也尚有开发空间。或许战争不会轻易降临。

短期看:

美国的股市、赤字、汇率皆依赖于愈发脆弱的平衡，或在2020年之后，美国会转入下一轮弱势美元。但目前，美元回流目标仍未完成，美元仍将维持强势。

回看中国，资本收益率严重下滑，国内资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对外经济增量的开发（有四个选项：贸易顺差、资本输出、战争抢掠、金融抢掠）或许需要转型，由贸易顺差转为资本输出。对内经济增量开发则需要进行内部改革激发活力。

在历史进程中，个人有能力创造历史，却离不开社会矛盾的基点。

美国与中国的矛盾，关注重点不应集中于特朗普个人身上，更应从美国社会矛盾寻找，其中包括美元输出与回流的矛盾。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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