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 | 日美贸易战：日本为什么金融战败？

日美贸易战本质是大国经济争霸，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贸易逆差只是幌子。日本通过货币放水应对外部冲击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最终金融战败，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国通过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控制通胀，重振美国经济活力，成功维持经济霸权。这对当前中美贸易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来源:泽平宏观(ID:zepinghongguan)
作者:任泽平
原标题：《日美贸易战：日本为什么金融战败？》

日美贸易战发生的政治经济环境
日美贸易战发生于195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日美经济政治实力的对比及国际局势而发生相应变化，总体上伴随日本崛起而愈演愈烈。战后，日本经济可大致划分为以下阶段：

（1）战后复苏时期：1945-1955，平均增速9.3%。

（2）高速发展时期：1956-1973，平均增速9.2%，实现从轻工业到重化工业的升级，日本的成本优势及其产业升级带来的市场竞争力，冲击到美国相关行业，纺织品、彩电、钢铁贸易战爆发。

（3）稳定增长期：1974-1985，刘易斯拐点出现，经济增速换挡，年均增速4%，1980年确立技术立国，实现从重化工业到技术密集型产业（汽车、电信、半导体）的升级。越战及两次石油危机对美国冲击较大，美国经济陷入“滞涨”，日本相对较快地走向复苏；里根上台以来美国经济在积极财政和放松管制下发展较好，但整体上日本经济增速高于美国。日美贸易顺差开始急剧扩大，贸易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4）泡沫经济形成期：1986-1991，日元持续升值，过度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和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推升股价、地价泡沫。80年代末追赶期结束，追赶期的经济体制和企业经营方式不适应新的环境。

（5）泡沫破裂后的萧条期：1992-今，泡沫破裂，陷入失落的二十年，期间世纪初小泉内阁改革虽有起色，但未能摆脱整体的低迷。

1.1 战后复苏时期（1945-1955）：冷战爆发，美国由削弱转向扶持日本

二战结束后，美国发表《战后初期的日本政策》，单独占领日本，保留了日本政府和天皇，间接统治日本。美国对日本实施非军事化、民主化以及解散财阀为核心的改革，旨在通过严厉的制裁政策，削弱日本消除威胁。随着冷战爆发、美苏对立，美国希望通过复兴日本以增强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能力同时配合实施美国的亚洲战略。1948年10月美国正式开始扶植日本，派专员对日本全方位规划。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又与日本签署了特需订货协议，同时美国向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日本凭借管制低利率和倾斜生产方式，重建基础产业，迎来战后的第一次繁荣。日本为进一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制定了外向型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大企业并发展小企业等策略，“重经济，轻军备”，仅用了十年时间日本便恢复到战前水平。1951年9月，美国和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日本从属于美国。1956年《经济白皮书》宣称“已经不再是战后”，意味着复兴阶段结束。

1.2 高速发展时期（1956-1973）：重化工业为主导，纺织、钢铁、家电贸易战爆发

1956年日本政府提出“当务之急是要趁着世界技术革新的东风，让日本走向新的建国之路”。池田内阁于1960年12月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从1961年开始在10年内使国民收入翻一番，形成了相应的产业、财政、金融政策及监管模式。该阶段，日本的劳动力总体丰富（人口红利期）、政府加大人才培养和教育力度、银行和财政投融资制度人为压低融资利率、城镇化进程加快、投资带动投资和消费革命产生强劲的内需、实施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外部环境相对友好，一系列因素刺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日本从此诞生和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飞速发展。

（1）形成由下游向上游传导的投资带动型经济。1950年代中期，借由朝鲜战争使得特需扩大的契机，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向设备投资主导型转变，带动以化学、金属、机械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从下游到上游的“以投资带动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

（2）消费革命开启扩大内需的良性循环。随着东京圈、关西圈、名古屋圈工业的发展，人口开始向三大都市圈流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1955-1975的二十年间，城镇化率上升近20个百分点至75.9%。城市家庭数量上升使得耐用品需求量上升，工业生产能力上升以及量产体制带动了商品价格的下降。1950年代后半期，以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为代表的家电产品价格下降到一般家庭可承受的价格，消费革命带动内需急剧扩大。1954-1958年间，洗衣机的销量从27万台增至100万台；而黑白电视机从3000台增至100万台。此外，家庭储蓄率的上升又通过金融机构为企业投资提供了资金，开启支撑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3）注重人才和技术培养，学习和引进海外先进管理方式。

1956年教育文化经费占财政支出比达到12.4%。1955年日本设立“生产性本部”，其核心工作是向欧美国家派出由日本企业家和工会人员组成的海外视察团，进行实地考察与技术学习。1955-1975年间，日本共派出视察团1000次以上，人数达到1万人以上，将所学成果改良并应用到本国企业管理中。同时被军需生产培育起来的技术被转用到了民间部门，使得日本工业部门生产率和产品品质提高，并且降低生产成本。

（4）引导产业升级，财政支持以减少夕阳行业造成的冲击。1960年日本完成了由劳动密集型的纺织轻工业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的转移，产业政策重心转移到了保护培育新兴产业，出台了外币配额政策优先权、为促进设备投资的低息融资和出口税制优惠措施。对于以煤炭为代表的夕阳产业，政府支付补助金，减轻因急剧衰退带来的失业以及对地方经济的重创；对产能过剩的行业，政府实施调整设备投资、促进企业合并重组等政策。

1974年前后，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产业结构亟待调整。1974年出现“滞涨”，当年GDP负增长。

（1）刘易斯拐点来临，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老龄化加速。粗出生率和总生育率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顶点。从年龄结构看，0-14岁人口占比持续下滑；15-64岁人口占比分别在1969、1992年形成两个高峰，分别是68.89%和68.92%；65岁以上人口占比持续上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在70年代初已急剧减少，城市化率在1975年达到较高水平75.9%，其后十年仅增加0.8个百分点。

（2）以冰箱、洗衣机、电视为代表的家电在1975年前后普及率相对较高，国内需求达到相对饱和。其中，每百户家庭拥有彩电90台，洗衣机98台，电冰箱97台，仅汽车仍有潜力，以耐用消费品为中心的内需增长机制到70年代中期丧失足够动力。

（3）石油危机抬升重化工业生产成本，导致原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企业设备投资的积极性下降。钢铁、造船、石油化学等曾经的领头羊产业最终失去竞争力，引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经济增长的产业是汽车、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4）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重化工业排放的废气废水和农业化肥的使用导致环境对经济的约束越来越大。

（5）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日元升值。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1美元固定兑换360日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尝试通过多国之间调整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日元被迫升值到1美元=308日元。1973年2月日本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史密森体系倒塌，日元升值到1美元=220~250日元。但日本凭借产品竞争优势对美出口持续扩大，美日贸易逆差不断攀升。

1.3 中高速稳定发展时期（1974-1985）：增速换挡，产业升级，电子、电信和半导体贸易战爆发

针对以上问题，日本政府综合运用法律、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政策措施，侧重从供给侧入手实施改革，经济增速换挡成功，日本产业结构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反观此时的美国，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其经济形成“滞涨”，里根上台后依托“供给学派”理论，财政与贸易出现双赤字。该阶段日本平均增速高于美国，日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贸易战范围扩大。

日本主要改革措施如下。

（1）“减量经营”，降低能耗、利息、劳动力成本。

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国内经济危机引发一些日本企业自发开展经营调整，被称为“减量经营”，其核心主要有三条：节约能源消耗、降低利息负担和降低劳动力成本。日本政府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和引导  “减量经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日本制造业战后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转向高附加值型经济增长方式。

节约能源消耗。以石油危机为契机的能源价格上涨，对日本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造成了沉重打击，以石油化工、钢铁等为代表的高能耗行业的竞争力大大降低。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及各种限制措施，引导经营效益差的企业关停并转，显著削减了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  1975年，日本增加生产能力的设备投资在全部设备投资中比重比  70  年代初降低了约  50%  。同时，鼓励企业进行内部技术改造和生产设备更新，有效节约能源。许多高能耗行业积极采取节能技术，如钢铁业大量采用高炉炉压发电设备，石油化工业采用加热炉的废气、余热回收技术，水泥业引进悬浮预热器技术等。

降低利息负担。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著名的《日经商务》杂志指出，在石油危机后的恶劣环境下，日本企业必须努力压低原材料费用、财务费用等各项成本才能生存下去。当时日本企业自有资本比率不高，利息负担较重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通过实施“减量经营”，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比率大幅提高，从企业借款占营业额的比率看，  1978  年比  1965-1973  年平均减少  6.6  个百分点；从制造业自有资本比率看，  1985  年比  1975  年提高  7.7  个百分点。再加上同期日本利率水平不断降低，企业利息负担得到有效减轻。

降低劳动力成本。刘易斯拐点到来后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成为石油危机冲击下日本企业不能承受之重。当时有研究表明，如果主要制造业企业在一年内不削减  6-14  万雇佣人数以降低成本，就无法维持收益。企业通过解雇临时工、控制正式员工的录用、女性员工离职后不再补充新人乃至减少主干劳动力等多种方式调整雇佣人数，降低人工成本。据日本产业劳动调查所统计，  1975  年以后的四年中，包括松下电器、三菱重工、东芝等在内的多家企业减员达  21万人。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日本政府还积极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

（2）政府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大力疏解产能过剩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大力疏解产能过剩。  经过两次石油危机打击，日本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增加。  1978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特安法”）和《特定萧条产业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等四部法律，主动对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进行调整和疏解。“特安法”认定平电炉、炼铝、合成纤维、造船、化肥等  14  种产业为结构萧条产业，当时这些产业的企业开工率只有  60%-70%  。针对上述结构萧条产业的调整和疏解方法包括：

（1）采取政府收购来报废设备的方式，即由政府与产业界合作预测未来供求，对“过剩部分”由政府出资收购报废；

（2）设立特定萧条产业信用基金，对那些按计划淘汰落后设备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帮助萧条行业安置工人和转产；

（3）允许因供求明显失调、价格降到平均生产费用的特定商品的生产者缔结有关限制产量、维持合理价格的垄断组织。“特安法”的实施取得明显成效，  1978  年和  1979  年日本工业连续两年高涨。

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在对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进行调整和疏解的同时，日本政府有效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和培育新兴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1978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提出要发展电子计算机、高精度装备和知识产业，投入了大笔政府专项资金对尖端技术的开发提供补贴和资金，并对以上产业实施税收和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人们已将这个项目视为日本  70  年代后期推出的产业技术政策的成功典范，它为奠定日本电子产业的基础及扩展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上世纪  70  年代，日本产业结构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服务业的重要性增强，  1973-1985  年服务业年均增速高于同期制造业增速0.2  个百分点，从  1970  年到  1980  年，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提高了  8.9  个百分点。

日美贸易战回顾六大行业伴随日本产业升级依次展开
战后日本经济摩擦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日本产业结构的转换中发生的，发生在50年代中后期的轻工业，到60-70年代的重化工业，再到80年代的高技术行业如半导体。日美贸易战集中在六大行业，包括以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告终的纺织品战（1957-1974）、以日本主动限制对美彩电出口并增加海外投资告终的彩电战（1970-1980）、以日本自愿限制钢铁出口和美国建立钢铁“自动启动反倾销诉讼”制度告终的钢铁战（1968-1992）、以日本自愿限制汽车出口和增加对美投资告终的汽车战（1981-1995）、以设定日本产品销售价格和美国在日本市占率为贸易数值管理的半导体战（1978-1996）。

日美贸易战的历程：

从195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日美经济争霸从六大行业的贸易战逐步升级为汇率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从产业冲突到宏观协调和经济制度冲突，最终以日本金融战败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国维持世界经济金融霸权告终。

六大行业贸易战先后涉及纺织品（1957-1974年）、钢铁（1968-1992年）、家电（1970-1980年）、汽车（1981-1995年）、电信（1981-1995年）和半导体行业（1978-1996年），涉及行业的演进与日本从轻工业、重化工业、高科技产业的不断升级同步。贸易战的方式，从早期的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和贸易数值管理（纺织、钢铁、家电）到不得不接受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如汽车）、开放国内市场（如电信）、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价格管制、设定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占率指标（如半导体产品）等条件。为规避关税和汇率风险，日本汽车、家电厂家选择直接赴美投资，继而引发投资摩擦。但是日美贸易战并未根本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因此，贸易战之外，美国还对日本挑起了汇率金融战强行使日元升值降低日本产品竞争力、经济战强行改变日本经济结构和政策等。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升值；1989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日本政府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了大量扩大内需的公共投资。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增速大幅下降转负（日元计价），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以及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内需，日本银行不断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流动性过剩，推升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投机热潮以及泡沫。“日本第一”的认知、政府及国民心态在80年代的过度膨胀、担心紧缩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使得日本政府及央行（日本银行）错过宏观调控的最佳时机。1989年5月开始连续五次过快过急的加息及地价抑制政策最终导致了泡沫破裂和危机产生。

1990-1991年危机后，日本产生大量过剩产能、不良债权、过剩劳动力，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和自杀率上升，动荡的政局（十年时间，九届内阁，七任首相）及错误的应对导致日本陷落。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剧上升、城镇化进程已达较高水平、赶超型经济体制不再适应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需要，总量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始终未能解决结构性问题，日本再也没有资格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日美经济争霸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

日美贸易战启示
1、贸易战本质是大国经济争霸和改革战。

当年日本对美国无原则顺从，结果日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直到自己应对失当崩盘，没有实力挑战美国霸权，日美贸易战才结束。

中美贸易战，什么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都是幌子，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实力竞赛，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中美贸易战只有两个结局，要么我们被遏制，要么伟大崛起。

2、放弃幻想，做好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的准备。

美国对日本发动贸易战，一方面是为了改善美国贸易失衡，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经济崛起的遏制，尤其是随着两国经济实力此消彼长，以及产业从互补走向竞争，形势将日益严峻。这在历次世界领导权更迭中均有典型案例，如果双方管控失当，从贸易战升级到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意识形态战、地缘战、军事战，则落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日美贸易战历时30多年，最终以日本金融战败宣告结束。

3、做好中美贸易战升级为汇率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地缘战的准备。

美国对日本贸易战的路径清晰：从有竞争冲突的产业贸易战，逐步到汇率金融和经济战，且在打的时候充分使用其国内301、232等条款进行威胁，美国露出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美国利益优先的本质。

4、防止采取货币放水、重走刺激老路的方式应对，这是日本金融战败的主要教训。

贸易战必然打击外需，但是如果为了扩大内需而转向货币放水刺激，则容易酝酿金融泡沫。

近期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战引发货币再度放水刺激的呼声和讨论，这是非常短视和误国的，如果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冲击重回货币刺激的老路，将重演1990年日美贸易战的失败教训。

5、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中美贸易战，最好的应对是顺势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类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国产业升级应对模式，而不是1985-1989年日本货币放水刺激应对模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国内行业管制、降低制造业和部门服务业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基础科技的大国重器等。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难题等。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不是因为日美贸易战，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进一步扩大开放、国企改革、官员积极性、企业家信心活力、减税降费等问题。

6、建设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被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牵制。

中美贸易战，我不是太赞同现在的部分舆论气氛，看热闹不嫌事大，这很不冷静。我们要积极拥抱全球化，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战，最好的应对是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建设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与中日韩、欧盟、东南亚搞自由贸易区，建立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我们的对内对外开放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改进，不管美国怎么做，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7、坚持对外开放，尤其扩大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但要控制资本项下金融自由化的步伐。

日本在80年代的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导致热钱打进打出，成为资产价格泡沫形成以及破裂的重要推手。在内部转型不到位的情况下，过早的对外开放便利短期资金进出的资本账户，容易引发金融债务风险，19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1990日本金融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等均与此有关。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负面清单管理等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贸易便利，但推动资本项下的开放要有节奏、渐进地进行，避免短期内迅速地冲击人民币汇率以及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对经济金融系统的冲击。

8、产业政策应该实施，但重点在于支持教育、融资、研发等基础领域，而非补贴具体行业，尤其不应该补贴落后产能和行业。

9、避免国民心态的过度膨胀，避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舆论导向。

80年代中后期，“日本第一”的过度膨胀导致对形势认识不清，一再误判并错失机遇。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之前，国内存在一些过度膨胀的思潮。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中国新经济繁荣大部分是基于科技应用但是基础技术研发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韬光养晦、改革开放。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凡是固步自封、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

10、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民众企业政府部门间的同心协力对于应对外部贸易战以及推动内部经济转型升级极其重要。

日本80年代政府部门间矛盾及90年代政局的动荡导致应对不利。贸易战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改革战，与其打嘴仗、挑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不如韬光养晦、实事求是地做好改革开放和结构转型，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本文中内容图片来源网络，我们注重分享，尊重原创，
版权归原出处，如有异议，请通知本号及时删除处理。

海外房产/金融类资产/生活配套类服务

点击阅读原文，尽享全球资产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