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吧】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

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教授William D. Nordhaus（威廉·诺德豪斯）和Paul M. Romer（保罗·罗默），以表彰其在花落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的贡献。
今年是经济学诺奖的第50周年，今年获奖的两人将共享9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4万元人民币）的奖金。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位获奖者——威廉·诺德豪斯。本文尝试对这位气候变化经济学奠基人的学术成就予以介绍，以帮助大家了解他的确是众多星辰中名副其实的一颗。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之前，世界上著名的几家博彩公司曾经将几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作为获奖热门，并对他们能否获奖开出了赌局。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曾一度被众多博彩公司一致认为是角逐诺奖的有力候选人。虽然最终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没有垂青诺德豪斯,但通过赌局事件，他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都可见一斑。

1.机会主义周期理论

经济周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福祉，因此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经济不可能一直稳定地增长，而总是周而复始地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循环？又是什么力量在决定GDP、失业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的起起落落？经济学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形形色色，有的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于外部周期的反应(例如真实周期理论)，而有的理论则认为经济周期事实上是经济体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例如奥地利学派理论)……但总体来说，对于经济周期的解释还主要集中在“经济”这个范畴的内部。但是，在现实当中，影响经济周期的力量又怎么可能经济地来自于“经济”方面呢？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诺德豪斯之前，一些学者已开始了将政治因素用于经济周期分析的尝试。例如，学者卡莱茨基就认为政府的干预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起着很大作用，尤其是在兼有市场与计划体制的混合经济制度下，政府主动抑制和推动经济会造成新型周期。诺德豪斯将卡斯滕的以上观点进行了进一步阐发，结合美国的政党政治，提出了所谓的“机会主义周期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经济的状况和执政党的行为有很大的关联。政党主要不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出发来考虑经济政策，而更多是着眼于下一轮选举的政治目标。执政者都希望能在一个强劲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竞选。结果在每一次大选即将来临之前，执政党为了取得选民支持以求连任，就把制定经济政策变成吸引选票的工具，比如采取扩大财政支出、减少失业、增加福利等政策，以使经济出现短期的繁荣景象。一旦选举结束，为了弥补赤字、提高效率、抑制通货膨胀，又会采取紧缩政策，并一直把这一过程延续到下次大选之前。于是，经济周期影响大选，大选又反过来促成经济周期便成为一种或强或弱，时隐时显的趋势。
总体而言，虽然诺德豪斯的理论并不十分精密，但是从预测的角度看，却有着很好的效果。后来经济学家们的大量经验研究表明，诺德豪斯指出的“机会主义周期”确实存在。在诺德豪斯之后，政治模型成为了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
2.净经济福利指标

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准。但是从衡量人民福祉的角度看，GDP这个指标有着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此外，GDP中没有考虑对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可能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这也是以GDP度量经济的缺陷之一。
基于GDP作为一种经济指标，存在众多缺陷的现实，不少经济学家主张提出一种新的经济指标来代替GDP的使用，而诺德豪斯和托宾的工作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1972年，托宾和诺德豪斯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和传统GDP核算中“做加法”的逻辑不一样，净经济福利指标在“做加法”的同时，也“做减法”。其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将这些改善经费从GDP中扣除。同时，净经济福利指标还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托宾和诺德豪斯利用净经济福利指标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重新核算,发现用这种指标核算的经济增长率和用GDP进行衡量的经济增长率有着显着的差异。例如，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
托宾和诺德豪斯的研究启发了后来众多经济学家们的思路，一系列新的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被陆续提了出来。虽然后来指标形式各异，但是其根本的思路是和托宾、诺德豪斯二人一脉相承的，都是尽力在把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加以“内部化”。在“绿色GDP”概念盛行的今天，他们二人作为这一概念的先驱,是应当被人铭记的。
3.气候变化与经济学

传统上，气候变化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这一议题源自于人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过多过快，超过了地球生态系统吸纳它们的速度，从而温室气体在大气层中不断累积，有可能使得地球表面温度升高，这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Cline,1991）。
那么，经济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其切入气候变化议题的原因在哪里呢？Nordhaus（1982）给出了两点理由：一方面，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须经由经济系统才可起作用；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也会对经济系统的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出发生影响，比如干旱导致粮食歉收。Mendelsohn et al（1994）表述了一个更深层的理由，那就是自然学科在做预测时，往往使用简单的外推法，比如把CO2排放量与GDP相挂钩。这样的处理方法忽略了微观主体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如果气候变得干旱了，农场主可以不种植小麦，而改种对水分要求更少的玉米。类似地，如果政府出台碳税，企业可寻求替代能源，从而在CO2排放量下降的同时，GDP增速并不一定放慢。可见，固然自然学科在探索地球生态系统的规律上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涉及到遏制气候变暖的政策实践，就绕不开经济学。
从1982年开始，诺德豪斯表现出主攻气候变化的研究倾向。对于一个在宏观领域几乎无所不可为的经济学家而言，他做出这样的选择自然是由于他认为这个研究方向比其他方向更具有研究价值。然而，这注定了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一方面，经济学界很少有人在尝试着探索气候变化，诺德豪斯将要在几乎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从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一条路来。这蕴藏了很大的研究风险。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是不是一个问题，气候是不是在朝变暖的方向发展，以及就算如此，其原因是不是由人类经济活动引起的，在自然科学领域一直都存有争议。这种分歧削弱了自然科学界在劝说大众采取行动来遏制全球变暖上的可信度。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气候变化经济学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属于经济学里的冷门旁支。直到2006年，“斯特恩报告”成功地引起世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广泛关注，人们才发现，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新文献都在不断地引用同一个名字：诺德豪斯。
4.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

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环境变化和人类的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将目前的一些环境指标视为一个“存量”，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则会产生一个让环境变动的“流量”。显然，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环境变化。这个道理就好像传统经济学对于财富和投资关系的分析一样，只不过在诺德豪斯的分析框架中，用环境变量代替了财富，而将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看做是某种意义上的投资而已。在建立了这个框架后,诺德豪斯教授就可以借鉴宏观经济理论中用来分析该类问题的标准手法(这种建模方法被称为拉姆齐模型，是由英国的天才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1903—1930，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这一分析方法后来成为了现代宏观学分析的主流)，在人类理性决策的假设前提下，分析人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变化。
为了定量考察这种关系，诺德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历时多年，在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目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对于减排的力度，他个人并不主张过大。例如，哥本哈根会议试图达到“到2020年，全球温度升高低于2℃ 或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小于450PPM的目的,而这一目标对于诺德豪斯教授而言，可能是过高了。在他看来，温室气体浓度只要小于700PPM都没什么问题。用科学而非政治的立场来对待环保，这充分体现出了诺德豪斯教授作为学者的独立风范。
如今，任何一个尝试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耕耘的研究者，都无法忽略诺德豪斯的论文和著作。他观察问题的视角、构建的模型、所用的数据、编写的程序、近30年的长期坚持，甚至他那委婉、中肯的行文风格，对后来的人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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