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至文革的几十年，为什么资本家明明觉得日子难过，有些也有条件出国，但仍有很多留在中国？

王存远 · 2018-10-16 22:24:44

五十年代初据说出境还不算严。不过当时的资本家如地主老财一样乡土观念重，只要手上没血债也不参与具体经营，共产党也没太难为。56年公私合营后每年还有分红利和定息，除了子女升学求职政治压力大。

黄鹤楼1916 · 2018-10-16 22:24:46

谁告诉你出国就能过上好生活了？
去台湾的中下层阶级，到那里连房子都没得住，要不现在台湾怎么有眷村呢？
去香港的，被黑社会欺压，被资本家残酷剥削，比比皆是。
去美国？那个年代有几个会说英语的，再说了，你想去，美国就要你吗？
太naive了。

杜飞 · 2018-10-16 22:24:47

很多人认为打下天下就可以作威作福了，脱离人民群众，不改造他改造谁。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下乡体会下劳动人民的艰苦，别一脑子的纨绔享乐主义！资本家开始并不是改造的对象，改造的是高高在上的人，毕竟社会主义的理想是人人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世界。

Sargon · 2018-10-16 22:24:48

所以说啊，你一共还是不行，布尔什维克坚决杀光一切资产阶级，至少坚持了七十多年，最后完蛋也是被冷战拖垮的。你一共和资本家营营苟苟，三十年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垮了。

匿名用户 · 2018-10-16 22: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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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用户 · 2018-10-16 22: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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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酒生 · 2018-10-16 22:24:51

解放前在国内剥削一下还是可以的，解放后是社会主义了，就要消灭剥削阶级的【不是肉体消灭】但是也保证了他们物质生活的！还要怎样？还想跑去西方老牌资本主义社会去剥削别人吗？他们比谁都聪明！

长桥先生 · 2018-10-16 22:24:52

不会用引用格式，抱歉。
来源：历史探索与发现

1952年3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是上海某大纱厂“五反”工作队的队长，他多次向我们讲述了上海“五反”运动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残酷景象。

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一千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在那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着上海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二十四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以图一死了之。

但是，当他跳下来时，不偏不倚，正好跌落到一辆在等客的三轮车的软垫上，这位从天而降的胖子，其冲击力把三轮车夫弹了起来，撞上国际饭店大理石墙面，立时脑袋开花，一命呜呼；而这位要自杀的老板却并没有死掉。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十一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

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匿名用户 · 2018-10-16 22: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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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至文革的几十年，为什么资本家明明觉得日子难过，有些也有条件出国，但仍有很多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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