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有意思了~让我以一篇长文来回答！其实国际格局的重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各主要大国综合国力的兴衰交替，归根结底在于哪个国家能拥有 good governance capacity，即良善治理的能力，能实现good governance ，即良善的治理。 近四十年中国的迅速崛起，最主要的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要了解这个命题，需要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几个大的范畴去论述。 主要分三个部分吧，第一部分，中国崛起的依据是什么。第二部分，中国崛起的原因为何？第三部分，中国继续崛起的挑战是什么。第一部分一带而过，重点谈第二、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 中国迅速崛起的依据是什么。 直接上数据。
绿色曲线代表中国，曲线的斜率代表国力增长的速度。从2001年以后，中国的斜率是最大的，增长是最快的，2009年轻松超越日本，把印度越落越远，但和美国仍有一定差距。（美帝确实厉害，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保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增速。九十年代后，美帝在发展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仍然能秒杀日本，且在次贷危机后迅速恢复，率先走出了经济衰退。）
上图是按照购买力计算的经济体量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在2015年已经超越了美帝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仅供参考）
主要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 。如图所示，红色代表中国，可以看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都能达到25%以上，明朝与清朝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最高占到世界的35%，此后在1940年代迅速下滑至5%不到，之后又从1970年代起逐步恢复到今天的15%。用短短40年的时间使得自己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不到5%迅速上升到15%，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其他的指标，诸如贸易总量、人均期望寿命、科技创新能力、工业生产能力、对外投资总量等数据均有了质的飞跃。这些指标，加上中国在国际社会与日俱增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一并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好注脚。因这一过程是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的，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崛起是快速的崛起。
第二部分： 中国崛起的原因为何？
1.内在因素：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选择了合适的政治治理体制，形成了一个有力、开明、且学习能力强的领导核心。这一核心显著的加快了崛起的速度，充分发挥了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过程中的后发优势。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迄，真正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少之又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计算在内。因其在二战前已经属于发达国家，二战虽然使国家满目疮痍，遭受巨大损失，但这属于国家实力恢复的范畴，不属于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现代化的范畴。真正实现这一成就的非常之少，典型的国家包括新加坡、韩国，典型的地区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亚洲四小龙。阿根廷在70~80年代人均GDP曾接近英国，但短暂的繁荣之后是经济的崩盘，目前又重新回到了中等收入陷阱里。
亚洲四小龙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过早的进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保持了国家的强有力领导。在经济腾飞的60—90年代，台湾是蒋经国主政（“十大工程”），新加坡是李光耀（确立了贸易加工、航运、金融业的发展导向），香港是港英政府（较强的社会治理能力）。上述强有力领导核心的确立使得社会得以在发展初期凝聚共识，避免内耗，迅速走向现代化。
这样一种体制的优势是，一旦发展路线走对了，赶超的步伐会非常之快，能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时的后发优势，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但劣势是，权力不受制约，一旦走错道路，对于国家的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典型的例子是伊拉克、委内瑞拉。中国的崛起和亚洲四小龙有一定相似之处，事实上我们在崛起过程中确实也借鉴了四小龙的很多经验。中国能够在近三十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拥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领导体系，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与改革的共识。 同时这个领导核心比较开放，领导能力比较强，带领国家走上了一条不断改革与开放的正确之路。
2. 外在条件： 世界经济大势
国家的迅速崛起同样需要一个好的外部环境。比如民国时期，中国曾经有过一轮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机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欧美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客观上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1931年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这一进程，中国开启了十四年抗站的历程，并在此后陷入了长达近二十年的战乱，直到1949年开始后才缓慢恢复。一个处在战争里的国家是谈不上什么崛起的，连起码的发展都做不到。
1950－1973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全球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93%，高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日本、西欧正是抓住了这样一次机会，才完成了国力的恢复。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腾飞的。
中国快速崛起的最有力的外部条件在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 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是中国国力增长最为迅速的一段时间。如下图所示，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从2001年开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一轮快速上涨，直至2007年达到最高的近14%，经济发展可以用“欲火焚身”来形容。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贸易全球化这波发展红利才算正式结束，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影响，减速换挡既是顺势而为，也实在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是近 50 年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全球化这样一个大的外部环境，很好的匹配了中国在80、90年代巨大的人口红利、渴望改革与发展的强大愿望、希望开放的一种心态以及意识到自己落后并寻求向先进国家和地区学习的强烈意愿。这真的是上天对中国民族的眷顾，是中国的“国运”。让我们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否则我们的崛起不说一定不会成功，也会比现在艰难很多。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印度。
现在很多人喜欢拿印度和中国做对比。认为印度会是下一个中国。其实只要稍微经过思考的人就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从外部发展条件看，印度可谓“国运不佳”。近两年印度的经济发展稍有起色，但全球经济发展随即进入了新一轮的低迷期，且短期内没有走出低增长泥潭的迹象。新兴技术的发展确实日新月异，但孕育出一轮新的产业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在这种条件下，印度的发展首先就受制于外部大环境。国际贸易的疲弱使得印度强大的人口红利失去了最好的“东风”。
而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后，民粹主义的兴起所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将更趋严重，未来几年时间，全球贸易的增长将会迎来更大的挑战。这些都是对印度崛起的不利外部环境。所以印度在2015年经济增长超过中国后（其实是印度改变了GDP的计算方式，按照原有的方式，仍旧没有超过中国），2016年再次落后于中国。要知道印度的发展水平和经济体量只有中国九十年代末的水平啊，所以印度发展可谓相当迟缓。中国经济在面临结构性调整的艰难局面下增长率仍旧超越印度，只能说要么是我们太强，要么是印度太弱（我怎么总喜欢黑阿三）。
既然说到了印度，那就多说一点吧，以分享知识为主，就不在乎文章结构啦，大家见谅。其实印度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外部环境问题，而在于内部自己存在的问题。从民族和文化结构来看，种姓制度实在是印度的阿喀琉斯之踵，一个以出身或血统来决定个人发展层次的国家实在难以调动起国内人民改变自己生活现状的朴素愿望，所以印度大部分人都懒懒的。从国内政治制度来看，印度被西方国家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印度只学到了民主的形式，没有学习到民主的精髓。所以印度既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内部腐败问题非常严重），也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能力与魄力。
印度总理莫迪算是个政治强人，从他上台后大刀阔斧的改革动作便可见一斑，但这位老哥好像不太懂经济的样子，而且喜欢采取戈尔巴乔夫式的激进变革，硬是把占全国流通份额进40%的大额纸币给废除了，反腐的效果达到没达到还不好说，反正足以让印度的民间财富和货币流动性遭受灭顶之灾了。
所以我们说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经济改革一定要先于政治改革， 让广大人民先看到改革的成果，尝到改革的甜头，这样才能凝聚起改革的愿望和共识，这样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才能持续保证人民对于改革的支持。先进行政治改革的愿望是好的，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苏联解体和中东的失败民主国家都是这种情况，通过政治改革不仅没有对国家产生支撑作用，还使得国家陷入战乱与分裂。
另一点是一定要采取渐进改革而非激进改革。 小平同志在这方面是大师，“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非常睿智的改革方法。而且小平同志非常有智慧的一点是，在改革遇到争论时不慌不忙，既不急着推进也不急着叫停，先让事情继续发展，等大家见到成果了，自然就支持了，让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反观戈尔巴乔夫的“休克疗法”，就是太着急了，想把欧美国家上千年政治实践的成果在几个月的时间就移植过来并且见到成效，如此之难的任务，恐怕人类历史上最出色的政治家也是难以胜任的，所以失败就无可避免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说过，所谓改革， 是指改变制度以迁就实际的，而绝非改变实际以迁就某种制度。这一点真的是说到了症结。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古今中外，是否存在一种制度、一项安排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万世而不悖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进行一项变革的益处会大于改变一项制度的坏处，那我们毋宁保持现有的制度不变。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保持战略定力，不急于求成。如此，则中国的崛起还会有很好的机遇。
3.中国历史治理传统
如果把时间的视角放到1850年以后，中国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可以称之为崛起。但如果把时间的视角放的更长一些，则中国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实在只是一种复兴而已。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中华文明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文明。
上图是历史上各主要国家人口数量所占比重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历史上只有印度人口与中国是一个量级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都是供养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需要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强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作为支撑。也正因此，中国的科举制度，举贤选能制度，文官治国制度均成为了世界政治治理的典范。西方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中国的职业官僚体系和文官治国制度，这是我们能够引以为豪的。
看完人口数量我们再看人的生活水平。衡量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均GDP。如上图所示，中国在公元1000年以前，人均GDP是一致领先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在公元1500年以前，也是和欧洲大致持平的。在1500年后，才逐渐落后于西方。
历史上，实际中国人均GDP的含金量是要远远高于欧洲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当时远远高于西方， 所以能够达到与之相同的人均GDP的难度是要更大的；二是和 GDP 的计算方式有关， GDP的计算是不包含自给自足的劳动成果的，比如你自己在家里做了两个小时家务，或者自己种了一些蔬菜又自己吃掉了，这些劳动成果通通不能计算在内，只有在市场上形成了贸易或者劳动交换，才能计入到GDP中。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最主要构成方式，重农抑商的政策又进一步限制了贸易和商业的发展。小农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即自己生产自己消耗。如是则古代中国相当一部分生产产出并未计入到GDP当中。
而欧洲因为地理和气候等因素的限制，大部分时期是一种小国寡民的形态，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均达不到自给自足的能力，所以只能发展贸易以互通有无。如是则欧洲大部分劳动产出均能计入到GDP当中，所以我们说即使GDP被称为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测量方式仍旧是有缺陷的。因此中国古代的人均GDP虽然领先欧洲不多，但生活水平是远远在欧洲之上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第三部分： 中国继续崛起的前景
如前所述，和历史上中华文明所处地位相比，中国现在的发展被称作复兴更为恰当。如果硬要称崛起，我们其实离真正的崛起还相去甚远。目前，中国的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从国内小环境来看，人口红利基本结束，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未富先老”难以避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凸显。从国际大环境来看，国际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地缘政治格局复杂程度提升，均势的构建更加困难，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崛起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做好了就会成为中国的机遇，做不好就会成为挑战。 不过中国现在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的整体趋势没有改变。下面从国内与国际两个角度统筹论述：
1. 从国内角度来看， 人口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不多说，上图：
老龄化会窒息社会活力，降低社会需求，进而影响一国全要素生产率。日本在这方面是非常典型的例子，9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也随之陷入停滞，安倍经济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零利率乃至负利率刺激国内消费，拉动内需，进而带动经济发展，但我们看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的带动作用极其有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老龄化。日本社会的活力太低了，刺激对日本已经没有效果了。
不过人口问题不是达摩克里斯之剑，它的落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此期间，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个充分应对的时间窗口。而且决定一国发展速度的始终不是人口的数量，而是人口的质量。 在人口质量方面，我们近些年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见下图：
如图所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近二十年的时间培养出了数以千万计的高校毕业生， 这将是中国未来继续崛起的最大财富，也是中国得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希望所在。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距离国际先进的教育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我们说教育是改变人口素质的最重要的途径，有了高等教育，我们就有了改变人口素质的利器，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接下来才是提升教育水平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依靠劳动力充裕而造就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了，但依靠教育而造就的人力资源红利还远未结束， 且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中国将释放出更加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如果能在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的同时，继续大力发展教育，巩固这一趋势，中国的崛起是完全可以持续的。
2. 从国际角度来看，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大有可为的十年。 特朗普上台后，高喊美国第一的口号，其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要知道，当今国际社会的经济贸易体系几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手建立的。可以说美国是自由贸易的创立者，倡导者和铁杆支持者。以前我们对这一套体系还存在疑虑，认为搞自由贸易会损害本国利益。现在中美之间完全反过来了。中国成了当前全球秩序的坚定捍卫者和建设者，美国反而越来越像改变者和反对者的角色。
这里面主要想说两点：一是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 美国当前已经退出了TPP，可以说特朗普是帮中国拆除了一颗由奥巴马、希拉里为中国量身定制的炸弹。由美国主导的TPP被特朗普废除后，澳大利亚、新西兰随即提出希望中国加入TPP，原本是遏制中国的“服龙锁”现在一跃成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作用的“登云梯”。同时，TPP被废除了，由中国主导的RCEP的地位就显著提高了。以前东盟国家、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有TPP和RCEP两个选项，现在其中一个选项废除了，这些国家就只能选择另外一个。要么参加RCEP，进入由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里，要么哪个都不参加，游离余国际贸易体系之外，看着别人觥筹交错，自己却“独守闺房”。除了RCEP，中国还筹建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现在一带一路在全世界非常之热，很多欧洲的高校和智库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热情比中国还要高，研究成果比中国还要丰硕。可以说这是中国现在手中的另外一张好牌。如果把国际格局当成一个牌局的话，中国现在占了一个非常好的座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选了一个非常好的打牌时机（其他选手运势不佳，主要对手美国自己身体不舒服，心思不在牌桌上），有一手非常好的牌（RCEP、亚投行、一带一路）。能不能打赢下这个牌局，就看怎么打手中的牌了。
二是中国还是要重视美国，要继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美国是一个自我修正能力非常强大的国家，日本也曾有追赶上美国的希望，但美国一个广场协定让日元急速升值，瞬间抹杀了日本的贸易优势，导致日本现在都没缓过来。苏联也曾和美国分庭抗礼，但美国的星球大战战略外加和平演变硬政策硬是不废一枪一弹就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消失在了这座星球上。特朗普的上台，其实是对美国过度扩张政策的一个修正，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全球战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有赖于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有赖于美国的过度扩张战略。美国在小布什任期内花费了数以亿万计的美元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上，却没有钱来把国内的基础设施翻新一下，这是美国出现衰落迹象的本质原因所在。因此，中国一方面要在美国收缩过程中把握住千载难逢的机会，积极的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深刻的明白，美国只是临时患了一场感冒而已，当世界警察的身体痊愈以后，为了恢复自己的威信，第一个要对付的，还是人群中对他挑战最大的那个人，不然不光警察做不成了，黑帮大哥的威信都会被削弱。
总结全文，中国过往的崛起，是努力与国运的结果；中国面临的现状，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格局；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是阳光与风雨并行的征途。无论如何，行胜于言。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去开创一个中国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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