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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叶水送
翻译 | 冯水寒
[前言
日前，欧洲正在上演一场轰轰烈烈开放获取运动——“S计划”，有11个主要研究中心宣布发表的研究完全向读者开放，付费墙将被打破。尽管《自然》、《科学》以及《细胞》等高水平杂志不同程度地开放，但仍有很多论文在付费墙内。
最近，《知识分子》连线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PLOS）系列期刊总编维罗妮可·基莫（Veronique Kiermer）博士。2015年，基莫博士出任PLOS系列期刊的执行主编。
在这次访谈中，基莫高度赞扬了中国近年快速发展的基础科学，以及不断完备的基础科研设施。同时谈及了对期刊开放获取的态度，她认为，中国虽然较早融入到开放获取的国际阵营中，但后期发展乏力，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
对于近年PLOS ONE的影响因子持续下滑，基莫认为影响因子并不能真实反映PLOS ONE发表论文的质量，因为PLOS ONE会发表了许多期刊不会感兴趣且冷门的研究，同时也发表了一些重复性以及阴性结果的研究，“对这一领域的其他研究者有重要意义”。
基莫指出，影响因子报告目前仅通过引用次数这一单一指标评价期刊并不合理，很多时候，影响因子可被人为地操作，如“期刊强迫作者引用同一期刊的其他文章”，“这是不可接受的”。她期待学界，应该理性看待期刊的影响因子。]
如何看待近年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知识分子》：你对近年来中国基础科学发展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什么？
基莫：我想说的是，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基础科学快速发展。通过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研究机构以及大学发表论文质量的快速提升。中国在材料科学、化学、免疫学以及基因组学的研究历来强劲，与此同时在生物学领域的多个学科，如神经科学、植物学、微生物学以及分子生物学，其他的学科如物理学、生物材料、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也发展迅速。
从PLOS系列的七本杂志来看，来自中国的作者发表的论文质量与国际水平一致。由于我们没有收到很多强而有力的文稿，导致中国文章的接受率要稍微低一点，但被接受的论文质量可观。
《知识分子》：根据《2018年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年，中国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就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另一个变化是中国也不再强调论文的数量，而是强调论文的质量，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基莫：Web of Science的报告显示，来自中国的高引用论文的增长速度要高于论文数量的增加，这表明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提升。从PLOS系列来看，来自中国的文稿提交比例与美国相当，但是在质量上不尽相同，中国的论文接受比例要低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
在我来看，中国大学现在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以提升中国各个领域的研究质量是一个很好的举动。质量被适当地衡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我提醒，不要过于关注单一的指数，如期刊的影响因子，它不是衡量质量的好指标，影响因子并不能反映单篇论文的引用次数。
还有其他衡量质量的重要指标，它们并不总是转化为引用量以及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但是它对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非常重要，如我希望重点应放在强大的、可重复的，以及注重开放科学原则的研究上，研究并不总是出现在高质量的（期刊）上或有影响力的标题，如阴性结果、深入且执行良好的研究，也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其他研究者有重要意义。
中国应该怎样更好地拥抱开放期刊
《知识分子》：你认为中国在开放科学这块做得怎么样？
基莫：我的印象是，中国对开放科学感兴趣，但进展比其他国家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等重要研究机构是开放获取的早期支持者，并于2003年签署了《柏林宣言》。他们继续推行有利于开放获取和数据共享的政策，这是非常积极的。
有几个很好的指标显示了中国在开放科学方面进步，如在过去10年里，来自中国的研究机构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迅速增长，尽管仍低于欧洲，但中国的贡献现在与美国相当。越来越多的中文期刊也开始提供开放获取。
然而，给我们的印象是，中国的研究人员仍会首先寻找具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来提交他们的研究，即便它们是基于订阅（非开放获取）的。在此类情况下，研究论文一旦发表，就很难被获取，因为自我存档的机构知识库并不多。
《知识分子》：你能告诉我们最近几年开放科学的趋势吗？未来中国将在开放科学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基莫：近年来，开放科学发展势头强劲。开放获取的论文增长比例比其他论文更快。预印本在传统的物理科学之外的领域，也被迅速地采用。在过去的几年里，新的预印本服务器，如bioRxiv，已被许多生物医学研究的作者采用，以促进开放科学，在期刊同行评审之前，在预印本服务器上提交论文，可被快速地分享并接受专家的反馈，进而改进论文。在PLOS期刊上，我们为作者提供了发布预印本的服务。令人鼓舞的是，中国的作者选择在bioRxiv上发布预印本的比例已与美国的研究者不相上下。类似地，在物理学领域，arXiv也被中国研究者广泛采用。
在研究系统中，通过广泛地采用开放科学的原则，中国可在本土以及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开放科学促进合作，随着中国在其广袤的领土上健全基础研究设施网络，如中国脑计划（China Brain Project），开放科学是确保国内合作的好办法。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的许多实验室都能够从最先进的研究设施、跨大型数据集的数据挖掘以及计算工具的协作开发中受益，这些因素的结合，亦能加快中国研究的步伐。
随着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产自中国，如果中国的主要研究机构和大学采用与开放科学相一致的政策，如强有力的数据共享，这将对开放科学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如果中国建立用于共享研究论文、数据、代码和试剂的储存库等基础设施，可加速获取中国大城市主要研究中心以外的优质知识，并有助于更多的研究人员以及医生，从开放科学与合作中受益。
《知识分子》：正如我们所知，许多科学期刊和出版商已经加快采用开放科学，这会给PLOS ONE带来什么挑战呢？
基莫：PLOS ONE已经非常成功，它在许多方面展示了在开放获取模式下大规模发布高质量研究。它每年收到超过40000份提交的文稿，其接受率约为50%。PLOS ONE通过注重同行评审的质量和高标准，保持竞争力。今年，我们拓展了我们的业务，并招募了许多新的学术编辑，从而确保提交的内容由专家处理，并迅速地提供一流的作者服务。
Sci-Hub是否也是开放获取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正如我们所知，很多科学家经常使用sci-hub这一网站下载论文，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认为这是开放获取的一部分吗?
基莫：Sci-Hub是对订阅期刊上发表的研究不允许获取这种限制的应对。科学知识主要是由政府资助产生的，所有人都应该可以获取，包括那些没有大笔预算支付昂贵的期刊订阅费用的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教师、学生、医生、患者等想要了解最新的科学知识的人们。
在开放获取运动开始15多年后，研究人员仍然认为有必要依赖像Sci-Hub这样的网站，这真是一种遗憾。科学家应该默认在合法的开放获取期刊发表，以便所有人都可以获取他们的研究。相反的是，目前全球每年发表的论文中只有15%到20%是开放获取的，其余的仍然被圈在许多研究人员支付不起的订阅墙内。
由于PLOS属于非营利性出版商，我们的论文出版费用尽可能低。其中，PLOS ONE是同类开放期刊中出版费用最低的期刊之一——我们为无力支付的作者提供豁免。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所有作者都能够以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获取的方式，发表他们的研究。
预印本将成为研究者的默认选项？
《知识分子》：PLOS ONE今年开始与bioRXiv合作，加快推进科学论文出版。你能告诉我们开放科学和预印本之间合作的优势是什么吗？
基莫：投稿给PLOS ONE（以及其他PLOS期刊）的作者，可选择将他们的稿件作为预印本先在bioRxiv上发布。当这些稿件正在进行传统和严格的同行评审时，这种方式有助于促进研究的快速传播，它还可以帮助作者收集更为广泛的同行和专家的意见。预印本作者发现这对改进他们的研究非常有用。我们也鼓励PLOS ONE的编辑检查bioRxiv上的有价值的评论，并在评估文章时将其考虑在内。
更早的传播对那些有时间压力的青年学者，展示他们的工作产量和研究质量尤为重要。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更早地找到合作者，而不是说他们的结果“正在考虑中”，或仍需等待数个月才能发表出来。我们也非常高兴PLOS能成为这种形式的开放科学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你认为这种合作将会是科学出版的主要趋势吗？PLOS会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自己的预印本平台吗？
基莫：我们预计预印本将成为作者的默认选项。在物理学领域已是这种情况，而近年来，在生物医学领域，预印本的快速采用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许多出版商已经允许发布预印本上，一些出版商也在促进预印本。目前，我们认为PLOS不需要建立自己的平台，而是更有兴趣与现有的预印本服务器合作，例如bioRxiv和arXiv，这些服务器得到了科研群体的认可和积极使用。
影响因子是个错误的指标？
《知识分子》：当前，许多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不认可发表在Medicine、Oncotarget等开放期刊上的文章。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基莫：这背后的逻辑尚不清楚。有些会考虑出版过程中的缺乏公正完整性而把某些杂志列入“黑名单”。尽管如此，PLOS ONE有严格的同行评审流程并且强调质量。PLOS ONE是被引用最多的期刊之一——根据Clarivate期刊引用报告显示，我们的文章已被引用超过58万次——而PLOS ONE是科学出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及时纠正错误。我们撤销论文的比例也不会高于其他刊物。因此，对我们发表过程的任何担忧都不是合乎逻辑的解释。而另一种解释可能仅仅是基于影响因子，但如下文所述，该措施并不代表单篇论文的质量。
《知识分子》：许多中国科学家看重期刊的影响因子（IF）。正如我们所知，PLOS ONE 的IF值最近几年降了，现在低于3。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一点，将如何吸引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到PLOS ONE？
基莫：PLOS ONE的影响因子并不是质量的反映。相反，它是PLOS ONE涵盖了许多学科以及支持开放科学的出版标准的结果。
首先，PLOS ONE当下是最具跨学科特征的期刊。我们发表许多不同学科的论文，这些学科有着不同的引用习惯，我们正在发表越来越多低引用量的研究，如社会科学。我们的出版还涉及更专业的领域，这些领域很小，文章之间也不常相互引用，因此每篇文章的平均引用次数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PLOS ONE没有高质量的文章。在许多学科中，每篇PLOS ONE文章的平均引用次数高于相关的专业期刊和大部分科学文献的影响因子。
其次，基于我们的出版标准，我们承诺所有发表的研究都是严格地且合乎伦理地进行的和报道的。这意味着除了发表重要的新颖结果外，我们还发表了非主流的但重要的研究。这包括重复性研究和阴性结果。阴性结果是重要的，但不会被多次引用，因此会稀释期刊的影响因子。我们可以选择拒绝这些文章，人为地增加PLOS ONE的影响因子，但我们认为这对科学是有害的。今年的期刊引用报告包括每个期刊的引文分布，让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
很多人都在乎影响因子，研究人员在压力下需要考虑它，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指标，并不是为像PLOS ONE这样的期刊设计的。尽管如此，PLOS ONE仍在引用次数最高的五大期刊之列。
我们继续吸引高质量的稿件提交，因为作者非常重视快速流程以及他们的论文在PLOS ONE得到跨学科的广泛可见性。我们的接受标准仍然严格。近年来，我们的接受率一直稳定在50%左右。
《知识分子》：许多中国科学家不信任发表在低影响因子期刊的结果。影响因子下降的期刊通常如何反应或应对这一现象？
基莫：对期刊来说，操纵影响因子是可能的。但在PLOS ONE，我们直接关注文章的质量和优越的作者服务。
有报道称，期刊强迫作者引用同一期刊的其他文章，这是不可接受的。许多期刊只选择发表在受欢迎研究领域的论文，重点关注热门话题的大领域，这些领域会有大量的引用。在PLOS ONE上，我们认为发表所有严谨的研究非常重要，不会人为地增加影响因子而限制我们的范围，我们也会继续强调质量是我们的主要标准。
《知识分子》：2017年，一些开放获取期刊包括BMC系列期刊和《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的许多中国研究论文遭遇撤稿。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上个月，中国科学技术部公布了关于科研诚信的文件，并发布期刊黑名单，你觉得有必要吗？
基莫：我认为中国科学技术部强调研究诚信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但是，关于期刊黑名单以及黑名单中期刊的评定标准细节很少。我当然希望它是基于期刊审稿过程和质量的深入评估，而不是一些表面的或有缺陷的举措，如期刊影响因子或撤稿数量。众所周知，撤稿也表明认真的期刊有严格的自我纠正过程。
我们非常愿意与中国的机构就研究诚信问题进行合作，我们制定了严格的内部政策，从数据可用性政策到期刊对动物研究或人体实验有更具体的要求，以确保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的诚信和质量。  《知识分子》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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