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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蔡志勇：华尔街规则的暗黑破坏者！华人“股神”如何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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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注：蔡至勇（GeraldTsai,1929-2008），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圣约翰中学，1947年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因“政治形势危急”举家移民美国。赴美后考入韦斯利恩大学，一年后转读波士顿大学经济学系，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1952年进入富达基金担任研究员，1958年，29岁的蔡至勇成为富达资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并在60年代成为闻名全美的华尔街风云人物。2008年，蔡志勇病逝于纽约。蔡志勇无疑是一位投资奇才，至于其他，请读者自行判断。
一
富达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将从约翰逊第一次遇见小杰拉尔德·蔡（GeraldTsai,Jr.）开始。这次见面源于1952年初，约翰逊街道斯卡德-史蒂文斯-克拉克投资咨询公司（Scudder,StevensandClark）一个朋友的电话。“我这儿有个中国年轻人，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但我们好象暂时无法安排他。”这位朋友说，“你能帮上忙吗？”约翰逊告诉朋友让这个年轻人过来。当蔡出现时，约翰逊很喜欢他的样子，当场就雇他当初级股票分析师。
这名当时24岁的年轻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父母是西化的中国人。他的父亲曾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后来成为福特汽车公司上海区的经理。1947年，战争终于结束了，年轻的蔡被送往美国上大学。他先就读于韦斯利恩大学。由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市的土气令喜欢上海灯红酒绿的他不适应，他转学到波士顿大学。在那里，他感到生活自如，于是非常勤奋地学习，提前6个月完成了经济学本科课程，将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用来撰写一篇题为《上海的经济发展》的硕士论文。因此，在1949年夏季，他接连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他在普罗维登斯的一家纺织公司工作了一年，又在纽约的证券业巨头巴奇公司（BacheandCompany）工作了约一年，其间娶了一名美籍华人女孩。然后，他回到波士顿，已经下定决心从事股票投资的他拜访了约翰逊，进入富达。“我喜欢股市，”他几年后说，“我感到作为外国人我在那里没有竞争劣势，但在其他地方我可能有。如果你以40美元购买通用汽车的股票，而它涨到50美元，不论你是东方人、韩国人还是佛教徒都不会有什么不同。”读者很容易注意到蔡喜欢股市的原因与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二世十分相似，他曾说“你有怎样的成就，不取决于你是谁的朋友，而取决于你自己。”一个是来自波士顿的美国人，一个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却同样欣赏股市冷酷的客观性，这让他们两人有机会逃过偏见的束缚。而不同的偏见千差万别，实际上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一点则无关紧要了。
二
黑暗的手段和惯施的骗术，异乡的中国人轻车熟路。杰拉尔德·蔡的东方面孔和背景，加上布莱特·哈特（BretHarte）1870年对东方人擅长黑暗手段和惯施骗术的漫不经心的描写，最终成功地把他以天才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但让他与爱德华·约翰逊走到一起的，是比对股票市场的共同爱好更加深刻的原因。
约翰逊可以说是一个东方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地传统，一是个人喜好。他的祖先，早年的美国商人，是东方迷，原因非常实际——东方是他们财富的大部分来源。绕过合恩角搭载着快速帆船到来的东方文化与东方货物一起，影响了波士顿的建筑和室内装饰以及思想，甚至它的社会价值构成。在曾经为劳伦斯家族和洛厄尔家族（TheLawrencesandtheLowells）所有的波士顿公园旁边，是占据两间房屋的联合俱乐部（UnionClub），里面除了挂着19世纪长着络腮胡子的旧时美国大人物的画像以外，还有两幅中国商人庄严的画像。约翰逊本人有一个坚持一生的爱好，一个难得的继承于他父亲的爱好——研究东方宗教。对远东的亲近感来得那样自然，就像他一定会去哈佛一样。
蔡也早已做好结识美国文化的准备。如果说他的内心仍然是东方的，足以激起和满足一个波士顿人的好奇，而他的思想和举止则惊人地西化。除了他流利而地道的美国口语还能略微透露出他的东方背景之外，他开朗、务实、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思维富有逻辑、进取心强，基本上已是美国商人的典范。
还有一股力量让约翰逊和蔡走到一起。年轻人一直非常像他的母亲，一个坚强而了不起的女人，有独到的商业意识，在上海市场上讨价还价是她的儿子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但相对地，他与父亲不太相似。在约翰逊身上，他毫无疑问找到了父亲的替身，爱德华·约翰逊也非常乐意而骄傲地担任了这一角色。约翰逊自己有一个儿子，一个聪明而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名叫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三世（EdwardCrosbyJohnsonIII），昵称内德（Ned），也在富达工作，可以预见的是，这将使故事的情节变得更加复杂。
蔡在富达很快就出名了。他总是打扮得无可挑剔，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冷漠得像佛像一样。他的表现俨然一个精明决断的以短期收益为目标的选股高手，在各只股票当中游刃有余，来去自由，他与它们的关系绝不似婚姻或者哪怕试婚，而更像是一个与戏子混在一起的浪子。继续前面的比喻，有时床单甚至还没有凉，他又换了下一个。约翰逊，蔡眼中的约翰逊“先生”，也是公司所有人乃至整个共同基金行业所有眼中的“先生”，对他非常欣赏，少有不满。几年后，蔡这样评价他的前老板：“基本上，约翰逊先生不像其他波士顿的投资人士那样保守。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并不真正喜欢传统。他总是希望让你独立思考，给你独自完成工作的机会，而不是作为一个团队或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在他让你独立思考的同时，也会给你一个索套。‘这是你的索套，’他会说，‘去干吧，但不要忘了把自己圈在里面。’这是他最喜欢说的话之一。还有一句是：‘独立完成。两个人拉不了同一把小提琴。’”
1957年，蔡对自己在富达从事的工作已感到非常自信，他给约翰逊写了一张便条，请求——实际上近似要求——约翰逊同意他开设自己的增长基金。“他只用了半个小时来决定，”蔡很久以后回忆说，“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把我写的便条还给我，说：‘去干吧。这是你的索套。’”
蔡的索套名叫富达资本基金（FidelityCapitalFund），是公司第一只公开投机的公众增长基金。从一开始，他就用当时被认为是彻底赌博的方式来操作。他把富达资本基金的钱集中投资于几只当时被认为过于投机和冒险、不适合共同基金的股票（比如宝丽来、施乐、利顿工业）。他会一次购入1万股或更多股票，并冷酷地告诉他的经纪商，假如他们不能在不使股价大幅上涨比如1~2点的基础上凑齐这些股票，交易就取消。经纪商们会抱怨，但通常还是能凑齐大宗股票。由于有大笔佣金，如果一个经纪商不能按照蔡的要求完成交易，自然还有别的经纪商。他的年投资组合转手率一般会超过100%，也就是说，每一股股票都会倒手一次，这在当时的机构投资圈子里是前所未闻的比率。他对市场变化猫一样的迅捷反应很快就声名远扬。“观察他的反应是件很美的事，”约翰逊说，“多么优雅，多么及时——漂亮！要知道，如果他出现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内，会立即成为它的首席交易员。”随着富达资本基金净资产的上升和新资金的涌入，蔡开始与各大公司的管理者密切接触：国际电话公司的哈罗德·吉宁（HaroldGeneen）、联合食品公司（ConsolidatedFoods）的内森·卡明斯（NathanCummings）以及洛伊斯公司（Loews）的劳伦斯·蒂施（LaurenceTisch）。尽管公众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已逐渐为企业圈所熟悉和惧怕。一家公司的股票被突然抛售1万股可不是儿戏，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办到这一点的人则是值得结交的。
所有的升起之星都会遭遇挫折，这个投资界年轻的毕加索在1962年的险恶市场环境中也遭遇了一次重挫。他把重点放在成长型股票，只重仓持有少数几只股票的整个操作方式，意味着在股市崩盘时会面临巨大风险。1962年5月的浩劫过后，富达资本基金突然看上去像一只被戳破的气球。但蔡很快就重整旗鼓。那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他突然表现出异常的乐观。6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投入了富达资本基金的2600万美元购买股票。股市飞速上扬，到年底，这只基金的资产价值在3个月内上涨了68%。
蔡现在已经将他的手法掌握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遇上了施展它的理想市场环境。同时，他在自己的公司里也获得提升。到1963年，蔡已拥有约翰逊的投资管理公司富达管理研究公司（FidelityManagementandResearch）20%的股份，相当于爱德华·约翰逊持有的一半。此时他开始将自己看作约翰逊的接班人。富达资本基金的资产价值一再上涨，最终，在1965年这个股市获得丰收的年份，基金增长率达到近50%，转手率120%。
沸腾岁月到来了，对此，杰拉尔德·蔡比任何其他人的贡献都大。突然间，他全国闻名。和葛丽泰·嘉宝（GretaGarbo）一样，他既喜欢出名，又害怕出名。富达从未聘请过公共关系公司，当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争先恐后地敲响他的房门时，他既惊讶又局促。当《纽约客》的一名记者要求对他的私人生活进行专访，好登在该杂志的“城市闲谈”栏目上的时候，他让他的秘书回复：“蔡先生从不允许报道他的私生活。”但是，不论怎样，媒体还是对他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谈论，有私生活的也有非私生活的。到了那个疯狂的秋天，他已经成为股市毫无疑问的金童。曾经，三十多年前，约翰逊眼中的英雄杰西·利弗莫尔也充当过同样的角色，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些希望借他发财的追捧者研究。曾经，“杰西·利弗莫尔在买入！”是人们疯狂抢购一只股票的信号，现在，它变成了“杰里·蔡在买入！”与利弗莫尔一样，在他的名望之下，他的预言开始具有某种自我实现的能力。他的传奇获得了自我延续的魔力，他买入或卖出一只股票的举动本身，就能使一家公司的市值在几小时内增加或减少数亿美元。利弗莫尔未曾受到联邦证券法的困扰，但现在，该法明确禁止股票操纵。但证券法能拿蔡怎么样呢？所有人都要跟着他下注难道是他的错吗？虽然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但他就是身不由己地成了一个股票操纵者。作为新时代的第一位巨星，他为监管制造了全新的问题，而华盛顿的监管者起初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至于爱德华·约翰逊，虽然他将杰西·利弗莫尔视为炮战中的海军司令，他自己却没有变成另一个利弗莫尔，他的本性太含蓄、太波士顿化了。但现在，虽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培养了一位。
接下来的问题是，蔡的种族和国籍对他的神秘成功有多大的贡献，又有怎样的道德含义？华尔街从未有过一位非白人的领导人，实际上，连不是纯粹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新教徒都很少。现在，它有了一个。或许，它可以自我安慰地以胸怀广阔自居。但真是这样吗？西方社会早已见识过东方人的影响力和令人疑惑的道德力量；他是布赖特·哈特笔下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异乡的中国人，或者老电影中的彼得·洛（PeterLorre），或者新电影中的早川雪州（SessueHayakawa）：文雅沉着、举止礼貌、智慧过人，骨子里却非常西化，能够本能地觉察和追逐划算的买卖。一个不迂腐的波士顿受托人慧眼视珠，发现了一个新的活生生的东方天才，并放任他在美国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急切地追随着蔡进入冒险游戏的华尔街人，以及蜂拥而至希望分一杯羹的投资者，并不是受到了高涨的社会情绪的指引。他们是在追随一位他们认为会让他们变富的金钱魔术师，一位他们既不希望也不可能有个人交往的胜利者。
三
1965年，蔡在富达的职业生涯来到一个岔路口。老约翰逊现在已经年过65岁，很快就可能退休。谁会是他的继承人？蔡，还是约翰逊自己的儿子内德？小约翰逊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英俊而富有才干，本身也拥有非凡的投机眼光。他有非常无聊的幽默感。他会对父亲说：“对于你的指挥台和试婚，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有些人有非常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你就是其中之一。”老约翰逊会开心地笑一笑。确实，作为一对父子，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地融洽。对杰里·蔡，内德·约翰逊很少说话，除了偶尔在会议室里与他就某只股票的优缺点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有时候，他们争论的东西似乎比他们实际说出来的要多。蔡现在有着功成名就的自信，在股市中享有号召全美国的影响力，他再也不会在富达的会议上默默无闻了。最终，他直接向约翰逊提出了继承问题。那一定是一个对两者都很艰难的时刻，但约翰逊坦然地面对了它，没有逃避。他只是说，内德是他的儿子，他希望内德最后能够继承他。蔡明白了，他知道富达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家族企业。但他也知道，他不能也不必忍受一个永远做二把手的未来。当年晚些时候，他辞职了，将他手中的富达股份以220万美元卖给了公司，然后取道纽约，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新基金。
他所推动的新的、令人兴奋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管理投资资金的方式，现在已经成为全美国的风潮。随着共同基金资产价值的上升，新的资金不断涌进来。蔡和他的同类人似乎为那些有几百或几千美元拿来投资的人发明了一种造钱机器。大约有300万人持有标准共同基金的股票，到1965年底，他们在这些基金里的投资达到350亿美元。当然，为了让蔡或他的同类人管理他们的投资资金，他们支付了不小的佣金，第一年投资的一半都是用来支付初始佣金的。1966年末，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愤怒地判定这样的佣金过高，但那是在股市下跌之后。我们已经看到，改革是一朵脆弱的花，在经济繁荣的刺目阳光下会枯萎，直到1965年底，证券交易委员会仍然沉没无语。对此，客户们也无话可说，毫无疑问。据《韦星伯格报告》（WiesenbergerReports）公布，这一年，29家“业绩”最好的基金资产价值平均增加了40%，而由老牌蓝筹股，如AT&T、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和德士古（Texaco），而不是宝丽来和施乐这样的时下热股组成的道琼斯指数，只迟钝地上涨了15%。现在，新的投资方式出现了，好象只要随意挑一只基金，你就能在一年里赚回40%。事情似乎只有先付完佣金，然后放松享受那么简单。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当然，前提是道琼斯指数每年增值15%左右，而绩优的基金每年增值40%~50%，当时的所有人确实是这样预想的。这样的假设只有在人们丧失理智的时候才可能被广泛接受。
在蔡的周围迅速升起了一群投资之星，他们中的一些将在后面的故事中或明或暗地发出一些光芒。纽约权益基金（SecurityEquityFund）的弗雷德·阿尔杰（FredAlger）刚刚30岁。他一半传统，一半非传统。从他父亲的生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影子，他父亲既是美国驻比利时前大使，又是一位底特律政客；他自己毕业于耶鲁大学，为经营国际共同基金的伯纳德·康菲尔德（BernardCornfeld）所喜爱；他头发凌乱，穿着宽背带裤，反应敏捷，经营一只著名的基金，1965年创下了增长77.8%的业内记录。弗雷德·卡尔（FredCarr），还不到35岁，是一个经历过1963年11月艾拉-豪普特公司（IraHaupt）色拉油丑闻的投资老手，后来为好莱坞式的科莱纳贝尔经纪公司（Kleiner,Bell）工作。现在，他坐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里，为古董家具和视觉艺术品所环绕，在人们闻所未闻的新冒出来（而且是不断冒出来）的成长型公司的股票中，进进出出，经营他的创业基金（EnterpriseFund）。“创业基金，”卡尔在一份针对他的保守派竞争者的公告中声称，“将不再靠交易那些盖宏伟大楼或生产漂亮服装的公司的股票来赚钱。”在华尔街也有一位这样的人物，那就是霍华德·斯坦（HowardStein）。他曾经是小提琴家，现在是德莱弗斯基金（DreyfusFund）的大人物。他跟随杰克德莱弗斯成长起来，在10年间让基金的资产从100万美元变成3亿美元。像德莱弗斯那样，他向人们展示，那些站在金融世界死亡中心的人——买卖盖宏伟大楼或生产漂亮服装的公司的股票的人——也可以非常潇洒。这些人和蔡一起，成为沸腾年代早期的明星，在世界金融史上那个股票投资开始以百万计的年代，逐渐变成全美国的英雄。
四
1965年末，在半梦半醒中被神化的蔡清理了他在富达的办公桌，向爱德华·约翰逊深感遗憾地说了声再见，又向内德冷冷地漫不经心地道了别，便动身前往纽约，建立他自己的曼哈顿基金（ManhattanFund）。他在丽晶酒店要了一个套房，又在第五大道680号租了一套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为自己安排了一个稍大的靠角落的房间，里面铺着哔叽呢地毯，空调总是调到12摄氏度，好让里面的人保持头脑清醒，最主要的装饰物是一件公牛形状的硕大的皮革制品。他开始出售股份，每股10美元，作为新公司的初始资本，并为他赢得一些能够让他再次表演投资魔术的资产。当然，他所出售的，就是他的魔术，曼哈顿基金真正的初始资产就是蔡在投资技巧上的声望。作为自己的老板，他冷静、沉着而果断。经过长期的历练，他从13年前走进约翰逊办公室的那个毫无经验却有潜质的年轻人走到了现在。他虽然仍然害怕名声，却已经习惯。他已经学会了忍受，实际上，对于名声，他有着同许多金融家一样的“忍不住要碰一碰烫火炉”的矛盾心理。现在，他会开心而轻松地与媒体争吵，表现出明显的乐趣。那年早些时候，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总是买入宝丽来、新泰克斯（Syntex）和仙童照相（FairchildCamera）这样的股票，而从来不买美国钢铁这样的权威股票。“这个，你不可能吻遍所有的女孩。”蔡露出东方人的笑容，沿用他的前老板的比喻回答说。为了保护他和家人的隐私，他的家庭电话号码甚至对办公室的同事都保密。
在曼哈顿基金1966年2月15日正式启动之前，到底能卖出多少股份呢？蔡自己最初设定的保守目标是2500美元。但他大大低估了他对公众的吸引力。我们可以相信，除了对蔡过去记录的理性评价之外，影响人们选择他的还有别的因素。在60年代中期，美国存在一股思想的暗流，认为西方已经衰落，它的理性自由主义只是特权和暴力的伪善掩护；即使存在救赎，那也是蕴藏在东方更加直觉化的方式之中。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思想在共同基金的投资者中并没有牢固的根基。但是，也许曼哈顿基金的许多初始投资者，尽管有意识地对这种思想表示蔑视，却在决定将积蓄，进而他们的部分未来托付给蔡时，无意地对之做出了反应。无论如何，支票向曼哈顿基金潮水般地涌来。那么，基金正式启动时的总数到底将是多少呢？不是2500万，而是1亿？或者，虽然听上去不太可信，1.5亿？
都不是。2月15日，曼哈顿基金聘请的化学银行（ChemicalBank）在派因街沉静的办公室里，上演了年一季度美国金融界最重要的事件。负责曼哈顿基金股份发行的经纪公司总裁哈罗德·L·巴奇（HaroldL.Bache），交给蔡一张代表股份销售收入和他的共同基金初始资产的支票。支票上记录的金额是2.47亿美元。按照标准的0.5%的管理费计算，蔡的新公司，蔡氏管理研究公司（TsaiManagementandResearch），一开始的年总收入就将达到125万美元。
他已经起跑了，并将独自跑下去。正如《机构投资者》（TheInstitutionalInvestor）杂志后来报道的，
他像建立富达资本基金那样建立了曼哈顿基金。他用他的老相好股票填满了它。为了便于扩大版图，他精心装备了一间交易室，里面配备了一台TransJets牌收报机，一个Quotron牌电子板，上面显示着所有相关证券的价格，还有3平方英尺的巨大活页笔记本，上面画满了关于他持有头寸的股票的点线图和其他技术指标。交易室隔壁是一个“信息中心”，里面到处是不断变换的各种图表，就像五角大楼的战争指挥室。三名雇员全职维护数百种股票平均价格、比率、震荡幅度和指数等信息，从“价格上涨和下跌差额的10日震荡分析”，到多种政府债券的相关图表，到道琼斯指数的25、65和150日的移动平均数。“我们什么都有，”前美林分析师和信息中心老板沃尔特·迪默（WalterDeemer）说，他的图表在他眼中就像一个园艺专家眼中的珍品天竺葵。“你可能一年只需要某张图一次，但当你需要的时候，就能在这里找到。”
讽刺无时不在。股市的公正性，一家共同基金过去的业绩如同一个棒球手的击球率一样只不过是一堆数字，这一切在蔡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男孩，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谋求出路的时候，都是对蔡有利的因素，而现在变成了对他不利的因素。他在这里，在全美国投资者众目睽睽之下，背负着一年为客户盈利50%的期望。低于这一水平就是失败，喜怒无常的公众将把他们的英雄一夜之间贬为乞丐。而这一状况所处的时机又无可救药地糟糕，大盘所处的位置太高了。蔡办公室里供奉的皮革公牛并非偶然，就本性而言，他自己是一个牛派，因此他需要一个上涨的市场才能不断盈利。但最大的讽刺是，他恰好在20世纪60年代的牛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达到了一个再也不会达到的峰值——结束几周之后启动了自己的基金。
就这样，蔡在1966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失败之路，他的崇拜者则走向了幻灭。
五
形势急转直下。20世纪60年代股市的第一把大火即将燃尽。但凭借机智灵活的投资手法，蔡还是能如愿以偿。
在最初两年，曼哈顿基金以及蔡自立门户后经营的一些其他小基金，一直很受投资者欢迎，尽管它们根本不值得这样追捧。没有约翰逊慈父一样的照管，蔡似乎失去了他的选股眼光。继1967年表现可圈可点之后，他的基金在1968年的复杂市场环境下遭受打击。这年的头7个月，曼哈顿基金的每股资产价值下降了6.6%，在阿瑟·理柏经纪公司（ArthurLipper）定期分析和比较的305只大基金中名列第299位。在60年代的鼎盛时期，冒险之王走向错误的方向。尽管这样的业绩令人失望，蔡的魅力在吸引新的投资资金时丝毫不减。1968年中，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管理的资产已增至5亿美元，这意味着该公司的年总管理费收入超过200万美元。他是否能够通过业绩挣到这笔管理费却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说蔡不再清楚何时应该将他为别人所做的投资变现的话，他却知道何时为自己变现。1968年8月，他将蔡氏管理研究公司卖给了一家保险控股公司C·N·A·金融公司（C.N.A.FinancialCorporation），以换取C.N.A.的高层管理职位和价值约3000万美元的C.N.A.股票。
这样，蔡及时并且一击即中地跻身美国富豪行列。作为C.N.A.的执行副总裁和最大的个人股东，他把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的管理交给他人打理，自己则专心投入C.N.A.的收购计划。作为基金经理，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是一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历史悠久的大型美国公司的大股东了，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他是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拥有乡村别墅；他有一个信托基金，能够保证他的儿子一生享有丰厚的收入。
这名来自上海的移民，有着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投资家身上的最简单和直接的目的和渴望。他和许多爱尔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及其他先他而来的人一样，在黄金海岸隐约光芒的吸引下，从遥远的外国城市来到这里。不过，在他通过他所选择的行业成为富人的时候，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另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是，他致富的方式很快成为非法。1971年6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院大法官亨利·J·弗兰德里（HenryJ.Friendly）判定，出售共同基金管理公司获得的任何利润，不属于管理公司的出售者，而属于基金的股东。这一判决是对传统理念（我们看到，爱德华·约翰逊早在1934年收购富达基金的时候就从中受益）的回归，那就是，受托人不能变卖受托物。假如这项新判决在1968年生效的话，蔡便不可能出售公司。
但是没有关系，弗兰德里的判决没有向前追溯力，蔡和许多其他出售了他们的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被允许保留所得。现在，蔡可能会受到同行的批评，因为他过早地失去了投资技能，他甚至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正好赶在赌场大门被封之前兑现筹码的人。尽管如此，在他1966年的顶峰时期，这名来自波士顿的年轻天才仍然是华尔街的第一位东方英雄。摘自《沸腾的岁月》（The Go-go Years:The Dramaand Crashing Finale of WallStreet's Bullish 60's）
华人首位华尔街基金经理传奇
蔡先生的父亲是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学成后进入当时的福特汽车公司从普通销售做起的华人，因为业绩出色，逐步提升，最后被老福特提拔为亚太区副总裁，他为福特汽车进入中国市场立下汗马功劳，可以说福特汽车进入中国是蔡老先生的功绩。早年福特公司在华的总部在上海，是中国销售量最大的中产平价汽车，当时凯迪拉克、奔驰和斯帝庞克这些超豪华的汽车在华销售总和都不如福特汽车。不过蔡老先生最后虽然做到福特在中国的总代理，因为受制于中国中产阶级并不强大，并没有赚到很多钱。1929年，蔡志勇先生出生在上海，他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不说国语和广东话，当然英语极其标准，他的英语基础是从小在上海教堂的唱诗班练就的。蔡老先生当年比我祖父先回中国四年，当时我祖父在纽约EFHutton公司从事期货股票交易，他们早年结识于纽约是因为福特汽车是上市公司。
蔡先生在上海STJOHN中学毕业后于1947年去了美国，大学先在WesleyanUniversity，然后转入BostonUniversity主攻经济学，然后在该大学读完了经济学硕士，修了MBA。对于他在只有20岁出头一点就获得硕士学位一说，坊间有很多质疑。我曾请教蔡先生这样说得：在华尔街学位很重要，因为它是你入行求职的敲门砖，历来大公司需要的职业经理人都要有这块砖头。但是在华尔街要干的最出色，都是给自己干，学位并不重要，这里认钱不认学位，关键是你为谁干，你怎么定位自己，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关于这点，他后来给纽交所历史上第一位女会员MurielMickieSiebert（比蔡先生还大一岁）在入行时说，我比你先入行3年（蔡先生是1951年进入华尔街的，刚开始是一位证券分析员），但别管其它的什么学历，你要先进来才是（当时还不流行HR部门）。MurielMickieSiebert后来告诉我，她没有完成学历，因为急于要工作，四出求职未果，所以隐瞒了老东家美林证券（不过研究了她的成功，也真是奇葩，女中豪杰）。
蔡先生在1951年进入华尔街后，和当时还是小公司的富达投资公司，只有5年，他就成为富达公司研发和投资团队的主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XXXX券商投研总监，当年的富达也就是今天的美国三大基金巨擎的Fidelity家族。在富达公司，蔡先生的禀赋异人，和未来的掌门人小耐德杰生NedJohnsonJr.（他生于1930年，比蔡先生小一岁）结成好友特别投缘，结果两人决定在1957年要把公司做大。当时美国的共同基金（类似于中国今天的公募基金）还非常弱小，后来成为美国基金业传奇的JackDreyfus（华尔街的那头雄狮就是他的logo），也是在1951年和蔡先生同一年，但dreyfus比蔡先生大16岁。蔡先生和小ned在1958年创立了当时有史以来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公司FidelityMutualFunds。正在打开了美国共同基金业之后雄霸华尔街60年的历史。蔡先生后来告诉我，他的富达基金当时市场上规模和数量都是最大的基金，到巴菲特出道时，规模已经是老巴的10倍多。所以作为华人，我是很有喜感的，因为美国的基金行业的开山鼻祖是中国人。
从1958年到1965年，蔡先生代表管理的富达基金一直是华尔街最牛的，没有之一。这时候可以从业绩上匹敌的只有Dreyfus，但是后者因为规模还不大。蔡先生刚开始入行，得益于华尔街当时已经从1940年代JesseLivermore这些老一辈陨落，市场出现投资到底是什么方法的摇摆中得益。他并不是所谓微博牛人们说得趋势投资者。他在管理即将开始的时候，业绩稳定前进，但没有突飞猛进，他也不知道Livermore到底之前有多牛，因为1940年，他才11岁，远在上海读书。直到有一天他在波士顿总部上班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刚刚从哈佛商院毕业后进入一家叫海德斯东券商的分析师，他的只投成长股的交易系统得以确立。这位海德斯东的分析师名叫BillOneil，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威廉欧尼尔。
很多人不知道，蔡先生，欧尼尔先生和dreyfus先生在1960年代初就是这样认识，并且互相影响了40年。欧尼尔是这三位里面学位最高的，他刚刚出道去拜见已经大名鼎鼎的蔡先生，开始就是想分仓，因为他刚出道没有业绩，业内没人理会，分仓很难。所以欧尼尔师傅就带了本大家都知道的书（但当时很难买到）去富达拜访蔡先生。这情形就像现在某个深圳私募基金经理去北京拜访王亚伟，觉得是人生喜事，或是有个自认很牛逼的价值投资经理花了200多万美元见一次巴菲特狠受宠若惊，我想欧尼尔师傅当时也一样。正是这次拜访，欧尼尔师傅终身感谢蔡先生，因为他们后来结成了长期合作伙伴。欧尼尔后来自己创业，开办了投资顾问公司，蔡先生就是他的第一个大机构客户。
蔡先生离开富达是因为他1960年已经是公司第二号实权人物，并且创建了富达基金公司的研发和投资团队。在富达公司，他当时有点刘少奇的味道，而小ned作为富达一号人物并不是赶走他的人，蔡先生离开富达的原因是老ned，原本蔡先生可以成为富达基金的一号，问题是老ned不同意。这个还是和我们是华人有关，我相信我们作为华人在华尔街，天生面孔就不是欧系白种，在竞争上就有自然的弱势。1965年，蔡先生当时决定离开富达，自行创业，从而创建了ManhattanFund。那时基金刚发，原来打算募集250万份，结果超募到2700万份，几乎所有华尔街的企业家都认购了，规模是2.5亿美元；同年巴菲特的基金规模0.25亿美元都不到。外界在过去几十年都不知，巴菲特曾经慕名去拜访蔡先生求教怎么成为一名合格的基金经理，当年的基金经理的概念就是今天的对冲基金经理。所以今天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巴菲特早年是一位确凿无疑的投机客，一名金融衍生品交易员，一位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可不是今天说话就笑呵呵的老人，他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凶猛的投机之一，并且冷血，残酷无情。
蔡先生的ManhattanFund基金运作十分成功，于是在1968年被CAN金融集团收购。PeterLynch是1969年才从宾州沃顿商学院毕业进入富达公司的。曼哈顿基金到了CAN公司后，美股从牛市开始进入熊市和牛皮市，基金由于没有执行严格停损，重创。这里，作为晚辈，我总结了巴菲特和蔡先生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更认可老巴，他的确让自己的合伙人没有受到股灾，当时老巴毅然清空股票，保全了所有合伙人的利益，从这点上，巴菲特后来的成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遵守的规矩，而且是我认为巴菲特唯一能让我学习的从业素质，别以为大家都是傻逼，这个时间段上，巴菲特在弯道上超过了蔡先生，虽然蔡先生自己没说，可是我从他的话音里面听出了他自己的小结。我从不对巴菲特投资的方法感兴趣，但是对他的做人和从业的道德诚信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的，这就是我辈的榜样。
到1973年美股正式进入长达多年的，自1929年来仅见的超级熊市，类似于今天A股的状态，蔡先生一直处于休整状态，直到1979年，他50岁后，从巴菲特身上也学到了做企业的精髓。于是他控股了AssociatedMadisonInc麦迪生保险，并且再度成为华尔街风云人物。在1983年左右，当时美国铝罐公司老板想从实业转型到金融，于是和蔡先生接洽了，于是化了1.2亿美元买下了蔡先生的麦迪生保险公司，蔡先生入驻美国铝罐的CEO，并且在1987年美国暴跌的那一年完成了对SmithBarrney的收购，而美国铝罐也变成了Primerica，后来Primerica一度成为了道琼斯30成分股指数之一，推到了辉煌的极致点，蔡先生成为当时道指成分股中唯一的华人CEO，前无古人。
1988年蔡先生决定将Primerica和当时的CommercialCredit公司，形成了更为强大的也就是今天的花旗集团（CitiGroup），同时他让比自己小四岁的SandyWeill出任花旗集团的CEO，开创了花旗集团真正在投行业务的元年。所以今天的花旗集团同行部门，就是原来蔡先生的SmithBarney和Sandy并购信浮TravelersInc下的SalomonBrothers和美国运通旗下的Shearson公司而来，一度我们叫这个部门的前身SalomonSmithBarney。我相信在花旗集团投行部门的大多数同学并不知道其中的来由。SalomonSmithBarney是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2009年称为MorganStanleySmithBarney，最终成为MorganStanleyWealthManagement。
蔡先生1990年代后半期就基本上处于退休，当然最大的绯闻大家今天都知道就是和小布什总统的弟媳一度到谈婚论嫁，那颗11克拉的钻戒到底是20万美元还是40万美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蔡先生四次婚姻，太多色彩。
我不认为蔡先生是所谓微博上他们说得投资方法下的短线、趋势基金经理，早年的方法不代表后期，看问题要全面。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巴菲特，早年和现在也是大相径庭。对于华尔街上每一位前辈，只有盖棺才能定论，且要从他一生完整的过程来理解，不能断章取义来议论。今天我们那么多同行，是因为在中国这个怪胎体制教育下出来的认字认人看问题，所以我就不和你们一般见识了，但凡很多或者大多数即便是身处香港，有多年从业经历的同业，你没有在纽约这个小圈子里面待过，就只在香港一个弹丸之地，就敢一窥全部议论前辈，也可以看出你们对这个行业的不严谨与不敬畏。入行不代表你懂行，在市场调整的时候，还是劝你们多读点书，学习学习，哪怕多学点华尔街的历史知识，都比你们在那里高谈阔论，妄议朝政靠谱得多，最少不会出现说蔡先生是到一定规模就完蛋，巴菲特是操纵性选手，如果真是，那就等于骂老巴是庄家，左右股价涨跌。老巴是胜在愿丢人生所有现金，买下一世完整的英明，他是求名不求奢侈的有操守的投资家，哪像你们这帮孙子，开口就是老巴的钱老巴的规模老巴的多少个亿，怎么能学到老巴的手段成为老巴那样的富人，可以肯定即便你们学到，您们也就是纸上富贵，没法兑现出老巴这个市值1/10000。还是老话，投资最后成功失败不是特别的投资方法，方法只占一小部分，最终的完胜是在于你怎么做到君子不欺四房，同股同权。（来自私募大佬迈克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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