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各国央行承担着货币体系“守望者”的角色。自300多年前全球第一家央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央行逐渐形成基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三大工具”的货币政策体系,并对本国的通胀率负责。
但各国央行实施“三大工具”的前提是,该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如果由于货币形态或者支付形式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发生改变,并进一步对“三大工具”的传导机制产生影响,那么央行需要主动采取措施以确保政策实施渠道的畅通和稳定。
几年前,第三方支付的崛起对我国货币流通体系产生了较大影响,央行及时采取措施要求第三方支付“去直联”,从而对支付业务的监管形成新的规则,但仅仅通过“去直联”显然无法实现对数字货币监管的覆盖,所以发展由央行直接主导的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法定数字货币)就成为新的政策选项。
如果一国央行能够在这一赛道建立全新的支付基础设施的话,那么这对于该国货币体系的持续、稳健运行会产生重要意义。毕竟抢占技术平台,就相当于获得业务场景的控制权,从而对业务规则的制定也就获得了更大范围的选择权。
此外,2019年,Facebook等互联网公司还计划通过Libra等虚拟加密货币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代币支付,虽然Libra这个项目夭折了,但正在推进的类似项目其实还有很多。从支付的角度来看,这些私人属性的货币和CBDC之间实际上有一种竞争关系,所以各国央行也在加速推出自己的CBDC方案,以应对这一挑战。
各国央行根据本国情况推出各具特色的CBDC方案,我们通过梳理这些方案可将其主要特点概括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