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曾经寄希望于财富自由的互联网员工来说，无止境的加班和内耗都是为夺得股票和期权付出的代价。现在，那些财富的幻梦已经伴随着大公司的收缩和沉默，以及他们身体的衰弱和劳损，逐渐在这个春天消逝了。
文 | 邬宇琛 饶桐语 周鑫雨 丁文捷 卢妍
编辑 | 赵磊
不断缩水的纸面财富
风暴突然袭来，等人们感知到时，身家和野心都已经缩水。
3月15日晚上，朱喻杉夫妇失眠了。躺在床上，两位互联网人背对而卧，各自看着手机，脸上都映着绿光。面对每天跌十几个点的股市，两人谁也不说话，只能沉默。“做梦都没想到会这么惨。”
5天前，美国证监会宣布将百济神州等五家中国公司列入《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暂定清单，存在两年内被强制退市的风险。一时间，整个中概股风声鹤唳，开始抱团下跌。噩梦持续了好几天，3月14日，腾讯、阿里、美团、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继续扩大跌幅，距离历史最高点回撤了一多半。
这是中概股“历史性”的一刻，短短一年多时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从2021年高位的市值蒸发了超过1万亿美元，机构投资者、散户和持有中概股企业期权和股票的员工们，也一起从云端跌落。
2014年，朱喻杉夫妇以校招生的身份加入了阿里巴巴。彼时，阿里刚刚在美国上市，是当之无愧的互联网新贵。在阿里，员工被分为“361梯度”：10个人里，3个优秀，6个中等，1个较差。而从P6开始，阿里就会给优秀的那部分员工发放期权，P7以上则基本都能享有。
朱喻杉说，到他们这个级别，年终奖一般分为两部分，现金+股票。如果绩效较好，股票能够占到一半以上。因此，中概股大跳水，大多数持有期权或限制性股票的员工都将面临“身家腰斩”的打击。“我们家的收入加上期权，可以到三四百万，但现在这个行情下，期权缩水到只能有三分之一。”
▲ 图 / 视觉中国
在互联网公司，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是一种对员工的激励手段，这种奖励往往和股价挂钩，员工只要满足条件，比如达成某种绩效，或者等待一定时间，就可以兑现这份奖励。
期权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希望员工与公司长期绑定，共同努力，把公司做大。对于那些还没有上市的创业公司员工，期权是高风险和高收益的代名词：创业公司九死一生，只有公司上市或公司以高价回购期权的那一刻，员工的努力才能兑现成真金白银，否则那就是一张废纸；而对于已经上市的大厂人，只要努力工作，公司股价不要下跌，期权相对更容易兑现，只是收益没有那么高，无法让人一夜暴富。
几天前，丈夫沮丧地对朱喻杉说：“可能没办法给小孩专门买很好的学区房了。”朱喻杉夫妇学历都很高，也一直有着鸡娃的打算，不管是读杭州最好的私立，还是出国留学，都是一年几十万的开支，按照曾经的想法，哪怕是杭州价值十几万一平米的学区房，夫妇俩也会努力去凑一凑。但现在，“只能量力而行，靠孩子自己努力了”。
未来收入可预期的降低，彻底改变了朱喻杉夫妇对未来的规划。“不管是孩子上学路径，还是退休时间，甚至我们买房的预算，都是根据公司给的股票和正常收入来算的。”而今，现实摆在眼前，他们都感觉，去年和前年或许就是全家收入最高的时候了。
唯一庆幸的是，朱喻杉急着买房和用钱，因此已经把能卖出的期权在相对高位抛售了一部分，不至于血本无归。
能够兑现期权已是种幸运。对史韵来说，梦想破灭得更早、更彻底一些。2021年底，史韵所在的互联网公司陷入政策带来的舆情。她在公众号上看到消息后，急忙登录公司的期权交易系统，但发现解禁时间已发生了更改，由原来的分批解禁变成了“由公司决定”。
随之而来的是股价大跌。相较于入职时，公司的市值蒸发了近一半。史韵安慰自己：“负面舆情是一时的，之后肯定还能涨。”然而2022年春天，她等来的是中概股的集体崩盘和公司的大裁员。原有项目组中，30%的同事离开了公司，他们也放弃了自己的期权。史韵原以为手上的期权能够覆盖北京一套房的首付，如今看来，买下一个厕所都难。
如果从2021年因“双减”导致的教育类中概股暴跌开始算，或者从更早的蚂蚁集团中止上市算起，中国互联网的“地震”绵延已久，风向早已悄然改变，但许多人后知后觉。
刘伟今年33岁，2021年年初从西二旗的一家大厂跳到望京的一家大厂，当时他判断，前司盈利前景有限，而作为新东家的资深用户，看了不少财报分析，他觉得新东家更有前景。
前司给刘伟发了500股股票，每工作一年可以拿1/4，四年归属完毕。而跳槽后，新东家给了他3000多股，满两年可以拿1/2，三年拿3/4，四年也归属完毕。
当时新东家的股价大概是310港币，刘伟暗自估算，倘若这个价格维持到四年之后，自己可以拿到100万元左右。在入职的第一年里，公司股价涨到了460港币，这让刘伟更有信心了，“以后干得好，绩效考核好，一定还会给我发股票”。
信心伴随着收入增长。2019年下半年，刘伟在北京回龙观买了一套420万的二手房，除去家人给的支持，自己贷款了240万，按当时的收入计算，他估计自己五六年后有了小孩，把这套房子卖掉，加上存款和期权，能在清河、新北苑之类的地方置换一套七八百万的大房子。
刘伟还买了中概互联网基金，在2021年初，互联网公司们股价不断走高，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那时他非常乐观，“中概股接着涨，4年后行权，我可以拿出二套首付的”。但很快，中概互联网就开始下跌，起初他还觉得是阶段性的回调，一直跌，他就一直加仓，甚至在基金之外，他还买了快手、美团和海底捞，“像快手那段时间都跌了50%了，应该不能再跌了吧”，但市场给他上了一课。
这几只股票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断下跌，让他匪夷所思。“我记得跌了30%的时候想着，要不就算了，监管环境这么严格，美国也一直审查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财务信息。但炒股就像德州扑克，你押了很多的筹码，就一定要等最后一张牌翻出来，你才会接受这个结果。”
现在，刘伟牌桌上最后一张牌翻出来了：中概互联网基金跌幅超过了62%，亏了20多万，港股亏了15万，A股亏了5万，加起来一共40多万元。
▲ 图 / 视觉中国
为梦想而努力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郭宇？”
郭宇曾是互联网造富浪潮的传奇人物。2012年，他从暨南大学毕业成为了程序员，进入阿里巴巴工作，2014年，他转战字节跳动。几年间，网传他在字节跳动获得了0.5-4亿的期权价值。28岁，他宣布“退休”，在日本开温泉酒店，当作家，彻底过上财务自由的生活。
郭宇的成名是大厂员工对财富梦想的折射。“选择大于努力”这句话成为后来人回看造富运动时总结出来的铁律，尽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郭宇表示，“在每一个时刻我做出的决定，都是做我想做的事情”。
早期，互联网人并不知道期权到底意味着什么。2010年前后加入互联网行业的胡婷最早效力于携程，她记得当年来到这个行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喜欢旅游，所以去了携程。后来她去了阿里做运营，彼时阿里尚未上市，而她靠着3.75的最高绩效获得了部分期权，500股，但自己也并不重视。“财富自由”这个词在那时候并不流行，老员工们调侃笑一笑，很快就把这件事忽略过去。在期权兑现到第二年的时候，胡婷离开阿里创业。
不过很快，风向就变了。此后的几年里，互联网行业迅速膨胀，资本热潮迭起，创业、上市、暴富，成了一种行业主流叙事。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14年9月19日，伴随着阿里上市，上万人成了千万富翁；2018年，小米赴港上市，三成员工分到期权，媒体称“批量造富”，5499名员工，人均能拿到近千万人民币；2021年2月5日，快手赴港上市，根据招股书显示，有4551名快手公司员工认购5.24亿B类股份，人均持股11.5万股。按开盘价338港元计算，这些快手员工人均身家超388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3246万）。
▲ 当地时间2014年9月19日，美国纽约，阿里巴巴集团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交易。图 / 视觉中国
“前几年，钱跟不是钱似的。”某种程度上，阿里的朱喻杉夫妇已经实现了最为初步的“财富自由”，家里的电子产品、宝宝的推车，万元以内的东西，二人都不会考虑价格，闭眼入即可。朱喻杉觉得，他们比同龄人能少奋斗个10年、20年，“甚至大学里的同专业同学，可能奋斗一辈子都不会有我们这样的经济条件”。
期权更是“造富的神话”。朱喻杉听过很多来自老阿里人的故事，都关乎于期权——阿里上市前就是高P，上市之后直接身家过亿；拿着期权置换的钱，在杭州买了7套房；几亿资金没处花，到处投资，雇佣曾经的老板给自己赚钱……
形势最好的时候，朱喻杉夫妇离财富自由只有一步之遥。在那个阶段，他们已经有了后半生的部署：40岁之后就离开忙碌的互联网，她在小学门口开个甜品店，丈夫则在旁边开个小卖部。现在，“可能要55岁以后才去想这个问题了”。
真正的财富自由除了选择要好，更要努力。互联网如永动机一般，加速着夫妇二人的工作节奏，“只要给足钱了，那就不是卷，是自己给自己卖命，因为都是自己的期权”。由于将重心放在工作，两人的绩效都很好，在同届中，已经算拿期权较多的那一批。而这也正是大厂希望得到的效果——通过期权奖励，让员工们和公司一起“拼命奋斗”。
另一家风头正劲的年轻大厂也来挖过朱喻杉的丈夫，给出的“诱惑”还是股票——如果阿里给100万，他们就能给150万。一旦上市，这个数字可能就会膨胀到500万，甚至1000万。
史韵的公司对期权的分配同样出了名的严格。不光职级要高，部门要核心，同时需要带领项目组对公司做出“重要的贡献”。所谓“重要”，是个模糊又清晰的概念，“以往有开拓重要市场的，有开发产品获得高利润的，也有推动比较战略性的合作的”——众多标准后，一锤定音的仍是绩效和数据。
入职3年后，机会来了。在一次战略会议上，史韵被提名为项目经理。一名高层在会上允诺，一旦项目组做出重大业绩，公司就给予丰厚的期权奖励。
期权成了吊在驴前面的胡萝卜，项目组“卷”了起来。凌晨2点，组里不乏自愿留下加班的员工。在项目初期的两周，史韵带着行李直接住在了公司附近的酒店。“那时工作态度特别好，也没申请加班费，毕竟和之后的期权相比都是小钱。”
高压工作2个月后，一名30岁出头的男同事就因肿瘤复发进了医院。但没人想停下来，“再熬一个月就光明了”。上大学时，史韵体会过“在最后一公里放弃”的懊悔，当时因智齿发炎，史韵放弃了辩论决赛，而队友拿了冠军。这件事就像一枚钉子钉在心里，让她不能释怀。如今拿到期权，“钉子才能被拔出来些”。
2021年11月，项目落成半年后，史韵终于收到了心念已久的期权合同。算下来，这份期权总价约150万人民币。按照合同条款，这笔“巨款”将分3年阶梯式解禁。那时公布的期权发行价，对应着这家上市公司内部给出的上百亿估值。
签下协议当晚，史韵和男朋友去了一家高档餐厅庆祝。他们聊到了领证和买房，“生活充满了盼头”。此后每个工作日，史韵都会登录公司的期权交易系统。在里面，期权是一串数字，随着公司股价的不断变动，左右着史韵的心情，“越涨越兴奋”。
如今，这些回忆和期盼都变成了泡影。朱喻杉有朋友为了期权从上市大公司跳到独角兽，而今大部分期权变成一张白纸。鲜明的对比，让朱喻杉感到命运的曲折离奇。“十年前那部分人的故事，鼓励着我们这拨人去学习他们，跳出去找更大的机会。结果‘啪’地一下，被套牢了，我们又成为被嘲笑的那批人。”
史韵的买房计划也搁置了，她只能等待公司的回购。但在公司成立的近十年中，回购只发生过一次，史韵不确定，辞职和回购，哪个会来得更早一些。
▲ 在期权“诱惑”下，熬夜加班是不少互联网人的常态。图 / 视觉中国
互联网梦醒时分
几轮大跌之后，互联网人的财富梦想破灭了，一些人对中概股失去了信心，也有一些人对所在行业有了更多的思考，觉得没必要继续卖命，开始平衡工作与生活。
王洋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员工，中概股股价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他把100多万元投在里面，买的股票包括B站、腾讯、携程、网易、陌陌。作为一个产品经理，他把自己的投资逻辑和产品思考结合起来，比如对于B站，他认为国内其他的视频网站比较像网飞，搞自制剧，但B站UGC氛围很强，像YouTube，“B站在这个方向没有什么竞争者”。
他在400多港元的时候买了B站，一边跌一边买，但等到股价跌到300多港元，王洋撑不住清仓了，“看走眼了，整个市场趋势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还算跑得快，后来B站最低跌到125港元，市值不到股价最高时的十分之一。
人们意识到，中概股不像从前那样简单了。一名中概股投资者告诉每日人物，此前互联网概念的股票都是可期的，“那时候我真的觉得，闭着眼睛去买，都能赚钱。我对美股比较有信心，这和我们国家楼市不能坍塌是一个道理”。但现在，他意识到中概股的估值逻辑已经变了，成了博弈的一种筹码，而且互联网本身也度过了快速扩张时期，接下来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一些大厂员工也慢慢不再相信期权“神话”了。
2020年4月，国内最大独角兽字节跳动开启员工期权兑换计划，主要岗位员工可选择将年终奖兑换为期权，价格为126美元/股，字节的塞拉记得，在兑换之前，有媒体放出字节将要上市的消息，使得塞拉周围的大部分人都毫不犹豫选择了将年终奖“all in”期权。但不久之后，字节否认了这一消息，塞拉的同事们一片哗然。塞拉为自己只选择了60%的期权+现金方案而庆幸。
“我更prefer一个现金更大的公司，财富自由需要一个很超前的判断，BAT甚至快手都很大，我觉得没什么翻20、30倍的机会。”
一名产品经理在社交平台上吐槽，自己刚拿到字节的offer，年包涨幅20%，但都是期权，18薪的月薪反而降了10%。“我现在一天工作8小时，基本不加班，字节那边起码12小时，按时薪算直接对半砍，我要去了才是想不开。”
遥遥无期的上市让坚持做梦变得徒劳。2021年底，在某独角兽公司工作2年的贺滟等来了自己的涨薪机会。但和想象中工资卡每月多出一笔收入不同，贺滟被HR告知涨薪将以公司的期权代替。签期权合同的过程并不美妙，贺滟只感受到来自HR目光中的压力，“仿佛在说不签不许走”。看到合同的那一刻，贺滟又傻了，全英文的，Option（期权）、exercise date（行权日）、exercise price（行权价格）......稀里糊涂签下合同后，上涨的薪酬成了一串虚拟数字躺在了贺滟的期权交易系统中。
贺滟时常忘记这笔财富的存在。对她而言，没有真正握在手中的钱就像游戏世界中被系统定价的虚拟币，对现实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 图 / 视觉中国
但这笔“钱”终究会悄然改变些什么。贺滟父母去年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即便房价没有北上广这般高，但首付仍然花去了近80万。贺滟不仅拿出了20万的存款，还承担起3000元的月供，刚工作不久的她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为了涨薪，贺滟几乎每月的考评都拿到了最优。她形容自己的灵魂都被公司抽干了：“几乎每天加班，有重大项目的时候，拿着行李袋住进公司，就感觉出了一趟国。”本想涨薪减轻压力，没想到签下了一纸期权协议，需要更努力才能兑现，“挺绝望的，卷了一年，生活压力不减反增”。
2021年开始，几波裁员潮闹得员工人心惶惶。公司的估值一直在起伏，和公司上市的消息一样没有定数。身边的一些同事在2021年10月的公司回购中赶紧出手了期权。正当贺滟感叹“还是现钱好”时，自己却在回购期限后签下了期权合同。
亏损之后，人们开始回望。在朱喻杉的朋友圈里，突然多了很多人开始研究国际政治、分析俄乌局势，写中美关系的长篇小文章，似乎每个人都想弄懂，互联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到底为什么，他们的钱就这样没了。
而对于朱喻杉夫妇来说，他们不再期待用期权改变命运。“如果是同样价值的期权和现金，这一次，我会选择要现金”——哪怕就在一年之前，她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期权。夫妇二人的工作重心也开始偏移，他们决定寻找“更加有性价比的工作方式”，即进一步回归家庭，获得工作和生活上的平衡。“互联网在未来也还会属于高薪行业，只不过没那么多白日梦可做。”朱喻杉说。
3月1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后，中概股集体回血，涨幅从20%-40%不等。王洋已经清仓了，他不敢再买入，”谁知道会不会又跌下来“。但一些人对中概股依然狂热，在网络上，”别人恐惧我贪婪“，又一批互联网人开始抄底了。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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