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知青下乡」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怎么结束的？发起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有关回应 · 2021-5-15 00:03:35

关于“运动的目的”，以上回答都没有回到关键，我不是特指某个人，我是指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因为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农民不掌握知识文化，丧失了对事物的解释权。士族子弟和少数读书人垄断了知识文化，就等于垄断了事物的解释权，这样他们和拥有资源管理权的统治阶级相结合后，反过头来一起瓜分农民创造出来的价值分配权。
中国整个两千多年以来的情形，就是：知识分子（拥有事物的解释权）+统治阶级（拥有资源管理权）=瓜分其他人创造出来的价值分配权。知识分子美其名曰“学会文武术，货卖帝王家”。
这两种权利的勾结达到一定深度的时候，会造成社会道德崩坏，因为它们总是倾向于最大化地索取价值分配权，这就势必会造成对底层的倾轧，这样的运行模式发展下去的唯一结局就是两权勾结影响了社会对错误的纠偏能力，最终导致改朝换代。
这就造成了一个悲剧的历史悖论：一边是知识分子哀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边却看不到这个苦的最初原罪竟然来自于知识分子自己的阶级属性！
所以知识分子下乡插队，其历史目的有两条：
一是把解释权下放，让农村社会阶层普遍地拥有事物解释权，就会消除掉两权勾结的基础条件；
二是让解释权直接参与到价值生产环节，消除它消极的价值瓜分属性，而转变到主动的、良性的价值生成属性上来。
在中国这个“事物解释权+资源管理权=瓜分价值分配权”社会运行公式，从两千多年来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不用急着跳脚，瞅瞅你自己：是不是大学里学了点东西，拿着这点“事物解释权”去“货卖老板家”了

有关回应 · 2021-5-15 00:03:36

1957年苏联停止援助，所有的投资转化成为中央财政对外负债（以前是战略援助不需要马上归还），中央财政陡然下降，地方财政占比80%以上，1958一月份地方召开郑州会议，提出调动地方参与国家工业化，地方由于缺乏经验没有苏联指导，大跃进开始。造成农业劳动力短缺，农业产出下降，加之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现象，而工业化项目不产生效益，1959年开始财政出现赤字，60年无法再生产，危机爆发，工人大量失业，上山下乡开始，于是农村吸纳了几千万失业人口，得以实现一个软着陆。如果是下乡插户，那么插到谁家公平呢？所以为何叫插队知青，只有农村集体化，集体经济才能接纳知青队伍，从大队粮站里拿粮食养活在城里吃闲饭的，毛主席的一句话说的非常透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而且大多数年轻人还需要花一两年时间去学习如何干农活，这期间都是靠农民产出的剩余养活的。
国家通过下乡劳动，把知识分子和干部锻炼成了能够和工农群众结合的人，据老一辈的人介绍，经过下乡改造后的领导在以后能一直走群众路线，跟大家一起排队吃大食堂，没有私人的小灶，大大改善了官僚制度，上山下乡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机关大院里面制定的文件有时候其实真是一张废纸，现实情况根本不可能照文件来搞。当今社会的很多骨干都是当年锻炼出来的，上山下乡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和能力，以后在任何岗位和领域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可以说中国后来的高增长得益于这些人的辛苦锻炼，他们在每次遭遇打击的时候都能够继续爬起来，但有人苦干就有人偷懒抱怨。
这里引用一段温铁军老师的经典描述：“国家没有财政养活不了知识分子，弹钢琴的，作诗的都去水库干活吧，不干活没饭吃，于是艺术家，作家纷纷伤痕，我一个诗人就应该在坝顶上向农民高喊，啊你们好伟大，我就该吃饭，还应该吃的比你好，这才能反映出我的价值嘛，知识分子下了乡才知道原来收一次庄稼这么辛苦，满头满脸都是土还没地方洗澡，北方那么缺水的环境下顶多擦把脸，很多不能接受的就纷纷伤痕，夸大成了政治问题”
我认为有些伤痕文学被骂了，是因为大家觉得他抱怨的太离谱，甚至别有用心，夹带私货。就好比，小时候家里穷，吃不饱，父母让你帮家里干体力活，你长大发现有钱人家的孩子没这么惨，你抱怨几句当然行，可你非说父母虐待你，恨不得弄死他们，是不是有点离谱呢？
一个国家的崛起，靠的从来就不是活在风花雪月，吟诗作对，你侬我侬中的拽诗小文人。而是经世致用，为国为民，挽狂澜于危难的大知识分子。至于写出伤痕文学那些人，他们出现在太平盛世之时，自然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但如果是工业化建设的前三十年，那他们最好有多远走多远，欧美印度非洲爱去哪去哪，别来拖劳动人民的后腿。
幸亏我们有一代中国人，我们的父辈祖辈，无偿奉献，把青春奉献给了国家，如果像今天某些公知一样，简单的把过去三十年否了，说那是极左的年代，说那是制度问题，怎么对得起千万的劳动人民，没有那些人的奉献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城市人也没有任何资格看不起农村，请好好想想，你的文明，你的素质，你的先进，是怎么来的，我们不能忘了本。希望如今的后浪们多从长辈那听听段艰苦奋斗的历史，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

有关回应 · 2021-5-15 00:03:37

一时间，下乡突然成为网络上热议的话题。

文章于12月22日发布，随后删除一家19年设立的机构，在微博上发出了一篇文章，说“‘上山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创举”，把一件基本上被历史彻底否定的事情当成正面宣传。
虽然这篇奇文荒谬至极，对历史事实极尽歪曲，但还是有很多网民跟着聒噪，引起了网络论争。

文章下方的部分评论一件本已经没有争议的，早就被否定的事情，为什么会在多年之后被重新翻案？为什么以前都是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进入城市改变命运，现在却有大量新闻宣传“回乡务农”或者“下乡创业”。

一个回乡创业卖咸菜年入百万，一个回乡卖蒲公英年入百万类似“小伙养马一年赚800万”这样的新闻充斥网络，似乎留在城里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了，应该到农村去才能致富。
但转念一想又发现哪里不对，为什么新闻里的人永远只生活在新闻里，生活中却一个也没见过呢？临近春节了，眼见还是大片返乡大军，一票难求，为什么上亿人不留在家乡创业，还要到大城市务工？

2015-2019年中国农民工规模及增速长期以来，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城乡二元制度是基本国情。绝大多数社会资源都基本只投放在城市，农村的居民收入、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都严重落后于城市。
曾经实行“工农业剪刀差”，通过强制力，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品，让农民务农只能获得较低的收入，却要按照高价购买城市工业生产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
经济学家将农产品价格低于其本来价值的部分和工业品价格高于其本来价值的部分合称为“超额税”，“工农业剪刀差”的本质就是把本该由农民获得的农业生产增加值强制流动到城市去发展工业，让农民“勒紧裤腰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为了改变这种农业扶持工业的局面，又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举措，对农村进行大量补贴，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不过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多重束缚，农民在经济上、身份上、权利上，都与城市居民有很大区别，农民既不能自由变成市民，市民也无法自由变成农民。
因此，绝大多数补贴和投入都无法根本改变一个现实，那就是：农民无法将土地资产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进而脱离农业生产方式束缚。这个基本面不改变，补贴和扶助必然成效不彰。“反哺”不仅仅包括资金的投入，还有人才和技术，因此才会有现在的鼓励下乡创业。
但是，在不改变制度束缚的前提下，下乡创业真的能让农村致富吗？从根本上说，还是要解决城乡二元制度，否则解决不了农村贫困的核心问题。
把目光拉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当时也有一场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与今日号召青年到乡村创业不同，当时的运动完全不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反而产生了大量新问题，以至于时至今日都无法彻底消弭这场运动对社会造成的伤害。
[h1]一、运动的缘起[/h1]“下乡”这个概念从诞生起就是一场人为的运动，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
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只要社会处于稳定状态，基本上是在进行着缓慢的城市化。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发掘出来古人类聚落、遗址，只有发现类似城市的大规模人类聚集地，才能将其命名为“某某文化”、“某某文明”，如中东的“苏美尔文明”、中国的“龙山文化”或者“良渚文明”等，如果仅仅是村落遗址，那就只能称之为“遗址”。

乌尔城-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城市因此，城市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产物，而随着城市的高度发达化，也就必然会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迁居城市的，这是历史规律。
让在城市中的人口主动“下乡”，是不太可能自然发生的。
最早的“下乡”出现在19世纪末的俄国，当时的民粹派动员大学生下乡。收鼓动下乡的青年大学生到农村去，这些人带着一种宗教狂热式的情绪，但没有多久就会回到城市，回到大学。
这场运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却成为一些理想主义心中的“朝圣”。
1919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号召年轻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受他感召的青年人在农村发挥了巨大作用，让农民成为后来中国变革的主力军。不过这场变革的领导者们最终又还是回到城市，坐进了办公室，而农民则依然是农民。

苏联垦荒运动1954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动员青年前往远东腹地进行开垦，为苏联的粮食增产做出一定贡献。1955年开始，中国学习苏联经验，也开始发起开垦运动。
当时，“三大改造”还没有最终完成，由于“改造”让曾经拥有大量资产的人消失了，在农村引起粮食减产。为了保障粮食供应，动员一批青年下乡垦荒，这是最早的“下乡”运动。
当时下乡的人，不仅有青年学生，还有大量退伍军人，其中青年学生总规模并不大，只有数千人。与苏联不同的是，苏联已经一定程度上实现工业化，不仅有人，更有农业机械和交通工具。
而我国下乡开垦的只有人，根本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进步，除了“北大荒”这样的样板工程，因为大量使用先进农业机械而成为现代化农场之外，绝大多数下乡开垦的都一无所获。
[h1]二、队员的命运[/h1]除了没能实现粮食增产的目标之外，下乡青年的命运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些青年原本出身于城市的工人、干部家庭，能够上大学，可下乡之后，他们在城市的“编制”被取消了，人事档案被调入国营农场或者偏远农村，不仅自己无法回到城市，甚至也无法跟城市的青年恋爱、结婚，只能被迫与其他垦荒队员“内部消化”，或者就嫁娶当地村民。
这部分人所生子女自然也是“农二代”，很多人一生都在为回城而奔走求告，绝大多数都毫无结果。

王国斌油画作品《青春之歌》从1955年到1958年，下乡的青年人数总体上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以城市的工人、干部子女为主，他们尽管也遭遇了在农场作无效劳动，且无法回到城市的问题，但是要说命运有多么“悲惨”，其实也谈不上，毕竟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失去了人生的选择权，但并没有遭到有意的迫害，在时代大潮之中还有那么一点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主义色彩。
1958年开始，风云突变。
在城市发起了鉴别身份、出身的运动，不受欢迎的人被定为“五类分子”而进行无情打击。所谓“五类”，指“地主”、“富农”、“反动派”、“右派”和“坏分子”，前四类尚且有具体所指，“坏分子”这一项是最厉害的，没有任何具体标准，只要不受欢迎，又靠不上任何一类的，就可以被定为“坏分子”。

“五类分子”评审结论通知书存根这“五类”人群的子女被认为“出身”不好，他们在城市处处受到歧视，有一些人自愿下乡务农，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还有一些人是无法继续求学，被迫发配下乡。
但是，下乡之后等待他们的却不是田园牧歌，而是变本加厉的厄运。
那些城市工人和干部的子女，会抱团欺负“五类分子”的子女，他们霸占劳动分配的权力，让“出身”不好的青年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受欺负的青年也无处申冤，更加没有机会申请回到城市。
一些成分不好的女青年甚至在农场遭到强奸，稍微好一些的则是强制婚配。

电影《天浴》海报但即使是工人、干部的子女，他们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回城之路。比如严歌苓原著、陈冲改编的电影《天浴》就讲述了成都的青年女学生被发配到牧区“学习放牧”，为了回到城市不惜出卖自己身体的故事。
[h1]三、为何要下乡[/h1]1955年开始的下乡运动，早几年并没有任何统计资料。包括究竟有多少青年下乡务农，这些青年下乡务农之后带来了粮食生产的多少增益，城市减少的人口有无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经济的影响几何。
这些是永远的谜团，后世的任何研究都只能靠猜测，因而也给了很多人很大的想象空间，把反面教材想象成正面事迹。
最近网络的言论中，有不少人都表示下乡运动是好的，这样的言论还比较有蛊惑性。

1949-2019年中国历年人口年度增长率1961年，国家决定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掀起大规模“支援农业”运动，有计划的减少城市人口，增加农村人口。这一重大方针的背景，是1959-1961三年粮食大量减产，有一部分农民涌入城市等待救济。
关于这三年中，农民是否能够离开没有食物的农村，到城市去求生，有不同看法，但都是基于不同的地区样本。从宏观上看，确有农村人口减少而城市人口增加的现象，而且不少地区都在推进劝返农民回乡的工作。
由于经济形势总体相当差，不仅城市居民本身都面临失业问题，还有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给城市居民的就业、安置等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送子女下乡的宣传画对于管理者来说，农民没有“编制”，难以受管理，而城市居民却可以非常简单的全都纳入“组织上”的包揽中，他们的前途完全由管理者决定，因此加速青年下乡就成为一条最简单的减少城市人口的方法。
1962年底，全国共有两千万城市青年要被送到农村去。
1963年，全国经济有所好转，一些农民也已经被劝返回乡了，在农村的青年燃起了回城的希望，不过政策又改变了。管理者希望通过节育政策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即使节育政策现推现行，立即生效，那么当年出生的人也要在16年后达到就业年龄的时候才能减少每年新增就业人口。
在这个16年的等待期中，每年将会有300万青年等待就业。因此，这16年种需要送3500万青年到农村，每年送200万。
与1955年的下乡又有所不同，此时国营农场都处于严重亏损状态，无法提供“编制”给青年，绝大多数青年都直接下放到村庄里去，不再占用国家“编制”。
[h1]四、制度性运动[/h1]从1955年发起到1962年，“下乡”基本上都还是临时性的活动。之前的青年在城市拥有“单位”的“编制”，这个“单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组织上”，不仅是就学或者工作单位，同时也包揽了衣食住行，婚恋，生育，就医和养老送终的人生全程。
当时能够有幸被“单位”包揽的人，虽然没有什么人生道路的选择权，但总体上还算是有一定的幸福感，尤其是在粮食大量减产的三年困难期间，他们虽然口粮的配给标准下降，但总不至于没有饭吃。

海大丰农场，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中部地区，上海在此建有三个农场安置知识青年和关押劳教人员，最盛期拥有8万知青，每年供应上海粮油等物产，是上海的三个“飞地”之一。下乡的青年如果被安排在国营农场，他们的“编制”和城市里没有什么区别，待遇与在城市类似。至今，在江苏盐城依然存在上海的国营农场，那里的人可能连上海话都不会说，却是上海户口，就是这种制度的活化石。
1962年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国营农场也无法容纳青年了，绝大多数青年就直接被下放到村庄。而且，由于最新政策的推行，“下乡”变成了一项制度化、长期化的运动。
其实，“下乡”本身并不是负面词汇，正如现今在网络上鼓吹“上山下乡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所说，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了解国情，学习农业生产，这件事情本身好像挑不出什么毛病。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是，一旦把下乡作为一项制度，再结合社会整体的人口管理制度，在这些制度的限制下，那些下乡的人就比较惨了。
自从国营农场无法容纳青年之后，大量青年直接被“发配”到村庄，其结果就是他们失去了城市户口，直接变成了农村户口人员。户籍制度并不是现代国家的发明，自古以来就以编户齐民的形式让人民和土地深度绑定，不允许人民自由迁徙。
现代户籍制度建立之后，再辅以现代国家超越古代一切时期的强大控制力，有能力按照户口的种类给人打上户籍烙印，并伴随其一身。一旦有了农村户口，就再也无法回到城市，即使回到城市也无法定居、就业、就学、就医。
1964年，国家最高权威媒体就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称：“每年有几百万城镇毕业的中小学毕业生，除了一小部分学生可以继续升学或者留城就业之外，大部分都要到山区和农村去参加劳动。”

知识青年乘坐拖拉机前往目的地很多人都说，国家的教育制度，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本来就具备一定强制性，那么强制到农村去学习也可以看做教育制度的一部分，也许有一定合理性。
然而，在那个时代，对人的强制并不仅仅在教育层面，而是全方位的，对整个人生的强制。人们出生、成长、上学、就业，完全没有一丁点自主权，一切都被强制安排了。
这样的人生，算什么呢？
[h1]五、高峰到终结[/h1]1966年之前，青年大规模下乡的运动多少还有一些实用主义色彩，还属于国家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1966年之后，这项政策几乎脱离了经济政策的成分，完全变成一种政治行为。持续的大规模斗争，让官僚机构几乎陷入瘫痪，以解决就业为目的的经济政策事实上也没有办法具体实施了。

1962-1979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万人）1967年，甚至发生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把在城市里“砸烂一切”的青年下放农村，却反而造成了大规模的武斗。
与此同时，很多青年经过一年或者两年的斗争，他们也不想继续留在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掀起了青年下乡的高潮。一些人为了打击报复政治对手，也借着这股风潮，把安排他人子女下乡当作政治斗争的手段，不少高级干部的子女因为父母受到运动波及，也被安排下乡去，无法继续的到教育或者就业的机会。
时间来到70年代，虽然政策面上没有任何变化，但社会对于无序的抵制已经让上层对于继续推行运动造成了强大的阻力。

知识青年调离农村人数（万人）在1970年，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很多企业都在70年代初扩招工人。这一现象让城市青年有了去处，1971年国有企业职工总人数超过五千万，大量本可能被下放到农村的青年被吸纳到企业成为城市的工人。
在农村，一些青年也终于等到机会被召回城市。哪些青年可以被调回城市，一般都要看出身，也就是当时所说的“成分”，也要看具体的家庭情况，如果一家子兄弟姐妹几个都下乡了，那么就可以调回一两个到城市的父母身边。还有一些成分比较好的，或者表现突出的，被推荐到大学去学习。
70年代下半叶，整个社会对于政治运动的抵制几乎已经是共识，而各级基层干部也不愿意违心地做给自己找来骂名的事情。包括遣送青年下乡这样的事，基层干部的执行积极性不高，得过且过。青年和他们的家庭用各种方法逃避下乡，导致下乡人数直线下跌。
后来虽然在1973到1977年间有所反复，但总体上下乡运动正在逐渐消退。
[h1]六、如何评价？[/h1]应该说，青少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了解一些农村的基本情况，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的知识，是有一定必要性的。
但是，上个世纪的下乡运动，虽然名义上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实际上跟“教育”没有任何关系。它缘起于城市经济下滑引起的劳动力过剩，为了解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采取的方法不是新增就业，而是把新增的适业人口抽离城市，放到农村，让农村去稀释他们。

上海赴黑龙江逊克的插队知青摆拍照然而，就是这样的土政策、笨办法，却让一些人尝到了甜头。城市的人口被限制住，各种社会问题都可以掩盖，尤其是在城市进行粮食和各种资源的配给变得十分简单，而广大农村即使出现困难，大量城市的干部和工人子女注入农村，也可以帮助维持稳定。
青年下乡，也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因为下乡的青年，虽然是劳动力，却也是吃饭的嘴。在广大农民自己还没有办法保证温饱的情况下，还要分出相当多的口粮给下乡的青年。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青年虽然身强体壮，但绝大多数根本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最初是基本不能参加劳动的，即使经过反复培训，他们一心想着回城，劳动积极性也不高，绝不能与真正的农民青年相比。
在具体执行遣送青年的官僚当中，新的政策赋予了他们新的权力，他们可以决定每一个青年的生杀予夺大权，因而大搞权力寻租，产生的腐败不可胜数。
[h1]结语[/h1]历史早已进入21世纪，竟然还有一大批人为上个世纪所发生的曲折历史招魂，实在是匪夷所思。
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应有之义是每个人都能脱离土地的束缚，在城市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当中，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得到充分发展，这也是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理想社会模型的。
发生下乡运动这样的历史悲剧，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割裂城市和农村的城乡二元制度，以及精密掌控每一个人的户籍制度。
如今，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一定高度，而长期以来处于向外输血地位的农村，应该得到充分发展，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题中之义。
不过，发展农村，并不是一味的让城市里的人到农村去。对于绝大多数智力型劳动，一定是在城市中集聚才能产生最大的外部性，不应该强制将他们输送到农村。
要扶持农村经济发展，主要是着眼于让农村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可以自由地流通，农民工可以变成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也可以到农村投资。
农民拥有的土地权益，应当能够资产化、货币化、证券化，并建立信息透明的交易市场，以“地票”交易等形式让农民的资产变现，让农村能够分享城市土地开发带来的收益。
对由于土地资源禀赋或者自身健康情况等原因造成的固有贫困，则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救济机制，让全社会共同救助他们。农村不是不需要人才，而是需要能够让农民“活起来”的人才，绝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城里的人当“人才”强制塞到农村去。

有关回应 · 2021-5-15 00:03:38

知青下乡要分几个阶段来论述。从五十年代开始全面学苏，解决城市冗员，就是把年轻人发到边远地区。此举在文革前基本上是成功的，虽然始终存在两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仍然持续开展，并延续到文革期间的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这个阶段的模式基本上是兵团和农场，知青享受体制内的待遇，要求知青“扎根”“一辈子”。
七十年代以后是“小知青”时代，下乡知青不是去当农民，纯粹一种待业方式。由生产大队提供后勤，生活有保障。不承担生产队职务，也不当饲养员或机耕员，没有“一辈子”之说，仅仅是“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不成文的规定“再教育”两年毕业，回原城市分配工作，不占用村里的农转非指标。
只有对“老三届”插队知青的要求，是既要”接受再教育“，为的是以政治口号掩盖六届中学生同时毕业造成的就业危机，把就业危机转嫁给农村；又要有“一辈子”“扎根”的口号，为的是和此前的兵团、农场模式混淆起来，否认这是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否认这是一种待业方式的实质。
但就是这个新生事物，直接侵害到了农民的利益：和农民争土地、争资源，争地方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农转非指标。这种赤裸裸把就业危机转嫁农村、转嫁地方的模式，引起了老邓所说的第三个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中国的事情，从建立农村根据地，到以农村包围城市，到农民推车挑担支援解放军，都是农民的态度决定命运。尽管前两个早就存在、却没有起根本作用的“不满意”，这第三个“不满意”最终引起了全面的失败。
老三届插队知青的生存困境首先引起了注意，被反映到中央以后才有了“容当统筹解决”的“最高指示”。当插队知青的待业实质逐渐浮出水面以后，故意混为一谈的“扎根”“一辈子”就砸了自己的脚，兵团知青借助实际上待业的插队知青的“混为一谈”，提出“要回家”。不但文革中的兵团、农场知青纷纷返城，连文革前支边兵团知青的相对成功，也因此被波及、被动摇。“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引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终止，以全面失败而告终。
从此以后正式推出“待业”这个词汇，城市冗余劳动力就地等待，不再去农村边疆。没有新上山下乡，以前曾经被知青管理部门认可的的这部分人，就成为永远的——知青。

有关回应 · 2021-5-15 00:03:39

知青下乡源于大量城市青年无法就业，没有生活来源，成天东游西荡，对社会治安稳定造成极大压力。后来毛主席去世，设计师上台后，知青回城。知青回城后，好像也有段时间治安不好，于是乎有了八三年严打。后来解决城市青年就业的办法就是各国企开办第三产业，以前一个人干的工作改成三个人干。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来国企的大量衰落和后来的下岗。

当年的「知青下乡」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怎么结束的？发起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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