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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的青春人格与行为艺术 李美皆 男人的人格，看似千差万别，但若从大处区分，无非就是两个类型：刘邦和项羽。在很多的关口，男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刘邦还是项羽？ ——题记 项羽的青春人格 年龄差距是解读项羽和刘邦行为选择、价值取向乃至人格差异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项羽生于公元前232年，刘邦比项羽大24岁。公元前206年楚汉战争发生时，刘邦50岁，项羽26岁。依公元前远低于现代的人均寿命来看，刘邦可谓准老年人了；而项羽尽管已成为一统江山的西楚霸王，年龄却只有26岁，还是青年人。所以，单从生理年龄来看，楚汉战争就是一场青年人与准老年人的较量。 若从人格来看，楚汉战争更是一场青年人与老年人的对决。项羽是单纯的青春人格，年轻气盛；刘邦是标准的老年人格，老奸巨猾。民间有一句话叫“少不读《红楼》，老不读《三国》”。为什么“老不读《三国》”呢？因为《三国》中充斥着权谋之术，勾心斗角，阴险算计，人到老年，阅历已经够广了，智慧已经够多了，再去读《三国》，容易变得老奸巨猾。刘邦就属于不该再读《三国》的那种人。当然，那时也没有《三国》可读。这倒不是因为其老不老的问题，而是因为他天生符合老奸巨猾的老年人格特征。这里公然将老奸巨猾视为老年人格特征，似乎是对老年人的不敬。其实不然。我们谈论的是人格的年青与年老，包含着诸多精神内蕴在内，而不单纯是一个年龄问题。一个少年老成的人，仍然可以具备老年人格特征；而一个老顽童式的人，照样可以具备青年人格特征。再说，青年人也都会变老的，而老年人也都曾经年轻过，青年与老年，本来就在迁延更迭之中，所谓老年，并不固指哪一些人。 民间还有一个流传不甚广的说法，叫“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为什么“少不读《水浒》”呢？因为《水浒》讲义气，重江湖，年轻人本来就在火力旺盛的时候，读了更容易冲动。项羽就属于不该再读《水浒》的那种人。当然，那时同样也没有《水浒》可读。 谈到刘邦，人们会想起奸雄曹操之类的人物；而谈到项羽，人们想到的是英气逼人桀骜不驯的吕布、马超，而不是老成持重捻须沉吟的刘备、宋江，甚至也不是摇着鹅毛扇的诸葛亮。刘邦的故事，是凡人的故事，成人的故事；而项羽的故事，却像一个神话传说，而且是属于人类童年时期的神话传说。希腊文化源于古老的爱琴文明，和中国的商周文明略有相似之处。作为希腊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希腊神话，形成于西方文明的童年时期，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个部分。那些人神交织的英雄故事，闪射着人类童年时期的光华，英雄们具有鲜明的青春品格，充满朝气、力量和冒险精神，为在神的王国里的地位和爱情而争吵和斗争，并对凡世发生着巨大影响。项羽就具有这种半人半神的英雄品格，如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大力神、第一勇士——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打死九头蛇、击退不死的食人狮等，立下十二件大功；项羽则力能扛鼎，并缔造了巨鹿之战、彭城之战等战争神话。中国与《希腊神话与英雄故事》相对应的是以商周时代为历史背景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其中的哪吒、二郎神等，也具有希腊神话英雄们朝气蓬勃、勇者无惧的青春品格，项羽就是这些神话英雄在现实生活中的再现。比照现代，项羽则具有尼采的“超人”意志，以及影视作品中的数码英雄身上的超能量。在西方人眼中，项羽是唯一可以和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比肩的中国古代将领，被誉为：东方汉尼拔。 项羽22岁时，便指着出巡的秦始皇说：“彼可取而代之。”这是典型的初生牛犊不怕虎。项羽24岁时，便与叔父项梁在江南起兵反秦，就此登上历史舞台。项梁是主帅，项羽是副帅。项羽战功赫赫，破釜沉舟的巨鹿之战，更是创下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敢于破釜沉舟，毫不考虑退路，这是年轻人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老年人会考虑周全，留出一条甚至几条退路来，以备万一，而不会采取如此果敢决绝如此冒险奇崛的战法。项羽26岁时，便成为西楚霸王——神州大地上的一号人物了。对比中国现在的八零后提拔处级干部尚且引发争议，更该明白项羽创造的是怎样的奇迹了！对于“自古英雄出少年”一说，项羽给出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项羽就是梁启超所期许的那种美哉壮哉的“中国少年”。他以蔑视一切的傲岸、冲却一切的激情，以及气吞万里如虎的狂飙精神，创造了炫目的青春功业，铸就了伟丽的青春人格典范。 项羽健康阳光的人性得益于他的自由成长。项羽年少时，项梁曾先后请人教他书法、诗歌、武艺，他都是学不多久就厌倦不学了，还说：“学文不过能记住姓名，学武不过能以一抵百，我要学便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便教授他兵法，但他仍旧是学不多久就厌倦不学了，项梁只好顺着他，不再管他。可见，他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天生的力与勇有余，而后天的武略欠缺，文韬不足。越是缺少韬略的人，越不知韬略之重要。项羽对于计谋很不屑，认为君子坦荡荡，诡诈非大丈夫。大气的人对于伎俩，总是有着近乎洁癖的不屑。这固然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英雄本色，但也太极端了一点。项羽还认为，正义之师不用奇谋诡计。所以，他从来不要谋士。韩信（约前231——前196年）几次献计于他，都未得重用，才转投刘邦，此事成为他不善用人的一个典型口实。我倒认为，此事所体现的，不是项羽不善用人，而是不屑用计。 项羽不屑用计，防计、破计意识也淡薄，以至于屡屡中刘邦之计，刘邦的诈降、鸿门宴秘密部署等都得逞了。但是，即便被对方算计了，项羽仍然不屑，故而也不善总结经验教训，不能从“吃一堑，长一智”的老话中受益。导致项羽最后败北的“四面楚歌”，则是中了韩信的计。韩信富有军事谋略，被称为“战神”。他在军事上虽然兵不厌诈，但政治上并不诈。蒯通曾建议他背叛刘邦，自立为王，否则将来功高震主，难以见容于刘邦，但韩信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不能“见利而忘义”！最终果如蒯通所言，韩信以谋反罪名被杀，临死才知道后悔。韩信与项羽年纪相仿，虽比项羽多活了几年，但死时也不过36岁。韩信和项羽，都不是比他们年长20多岁的刘邦的对手。韩信虽非刘邦直接杀害，但吕后先斩后奏杀韩信，无疑是符合刘邦心愿的，所以，刘邦对韩信之死的态度颇为复杂：且喜且怜之。韩信与刘邦，也是青春品格与老年政治的对垒，结果当然是前者出局。搞政治需要年纪，因为，有年纪才会有阅历。年纪虽然并不必然意味着阅历，但阅历却必然需要年纪。没有一定的量变，是完不成质变的，政治智慧需要历练和积累。有了足够的年纪，方有可能深谙社会和人性中的“黑子”。之所以“姜是老的辣”，是因为老姜经历了更多时间的浓缩和外部的风化。 项羽有勇，韩信有谋，二人若能联手，定是天下无敌的神勇组合。可是，此二人恰恰不能联手。因为，项羽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他排斥善谋之人，也排斥所谓的“大丈夫能屈能伸”。那么，韩信是以能承受胯下之辱而著称的人，项羽怎么能接受呢？项羽绝对是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他容不得任何苟且。韩信对项羽也不以为然，他批评项羽遇强则霸是匹夫之勇，遇弱则怜是妇人之仁。在我看来，这不正是真英雄本色吗？如果反过来，欺软怕硬，那才是可鄙的。但韩信不这么认为。二人精神质地上的不同，决定了不能成为同道。项羽不是不善用人，而是目下无尘，鲜有人能入他法眼，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项羽是年轻人的性情和意气，不懂利益至上，总以性情取人。可是，搞政治是不能凭真性情的。刘邦便深谙政治之道，他用人待人，取的都是政治利益最大化原则。项羽曾以煮掉刘邦的父亲来要挟刘邦，刘邦回答：煮好别忘了分我一碗。这件事常被用来证明刘邦没人性，我认为并不尽然，刘邦更有可能是以此为策略，来瓦解项羽的要挟，来拆项羽的招。这与其说证明了刘邦的没人性，不如说证明了刘邦令人无可奈何的泼皮无赖。刘邦不会为救父亲而妥协是肯定的，但未必会高兴父亲被煮死，之所以说这话，好像比对方还得意似的，显然是故意的，是为了消解对方一下，气对方一下。刘邦逃命时为了车子跑得快一点，竟然亲手把车上的子女推下去，这才毋庸置疑地说明了他的没人性。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刘邦，却对老百姓不错。这说明刘邦爱民如子甚至爱民胜子吗？非也，这是政治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理念使然。正如有人指出的： 对当政者来说，“仁”，绝不仅仅是“仁爱”之情，更是“仁政”之术。“仁”是用来收买人心的，不能收买人心的“仁”就一钱不值。如果会错了意，糊里糊涂讲起“仁爱”来，就糟了。项羽的错误不在于“仁”，而在于没有把这种“仁”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所以叫作“妇人之仁”。［1］ 这段话暗示出这样的意思：项羽的仁是“仁爱”之情，是真仁；刘邦的仁是“仁政”之术，是假仁。项羽的“妇人之仁”是本质上的仁，刘邦的政治之仁是策略上的仁。与“妇人之仁”形成意义对举的是“无毒不丈夫”，它意味着，男人就是用“毒”来定义的。项羽正是因为“仁爱”，被踢出了男人的行列。“妇人之仁”在政治上不占优势，男人的“毒”才是在政治上占优势的。但项羽的“妇人之仁”，何尝不是年轻人的“人之初性本善”，何尝不是“青春不解红尘”呢？人们怪项羽政治幼稚时，往往忽略了他的年纪，事实上，他本来就处在一个幼稚的年纪！与年长男人的老辣相比，他当然是太稚嫩，太缺乏“丈夫”之“毒”了。 可是，这样一个有着“妇人之仁”的项羽，却又被认为残暴，典型的事例就是他杀死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和一夜“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但我认为，项羽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报仇雪恨。楚国为秦国所灭，项羽的祖父项燕率兵在保卫楚国的战斗中被秦将王翦所杀，对于秦，项羽是怀着巨大的家仇国恨的，这也是他英勇杀敌的首要动机。包括火烧阿房宫，也是为了发泄他对秦王朝的仇恨。当然，就算有仇恨，也不能那样做；仅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宜那样做。因为那对他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会引起民怨，不利于他的统治大业。刘邦就绝对不会这么做。但项羽显然不具备刘邦那种权衡利弊的政治理性。他奋力拼杀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一朝雪恨的快感！机会到了，年轻气盛的他怎能不让自己发泄个痛快！这与其说是项羽残暴，不如说是项羽冲动——年轻人的冲动。 项羽当然是有罪过的，他杀气太盛，动辄杀戮，率尔屠城，而且军纪不严，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民怨载道，这都是他的罪过。这些罪过，也都与他的年轻有关，因为年轻，所以放纵，所以率性，所以逞勇，所以没有羁勒，所以充溢着作恶的激情。项羽军纪不严，首先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缺少自制力的人——这几乎是年轻人的通病。 项羽坑杀二十万秦军并非没有原因，他是听说降卒可能谋反，才听从部下建议坑杀的。另外，近来有人指出，一夜坑杀二十万不可能。首先，没有那么大的坑；其次，那二十万人不会束手待毙。项羽好杀戮是真的，但一夜坑杀二十万，可能是司马迁的夸大之词。［2］ 其实，刘邦的残暴并不在项羽之下，杀人之众也决不在项羽之下，但刘邦杀人都是出于政治需要，所以，在大众眼里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而项羽有时会杀一些不该杀、不必杀的人，比如降君降卒，所以就不具备这种合理性，其残暴也便格外突出，格外不能原谅了。说项羽不爱民至少不全对，正是看到楚汉相争民不聊生，心中不忍，项羽才向刘邦发出二人单挑、一决胜负、藉此结束战争的倡议，但刘邦不肯。秦地的秦卒秦民在项羽看来可能首先不是人民，而是敌人，所以他才不手软。说项羽不仁也不全对，彭城之战，项羽俘虏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作为人质来要挟刘邦，未遂，但并不杀害。 项羽一夜坑秦降卒二十万，却惟独留下了三员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并信任和厚待他们。这还是他的真性情使然，他的仁慈只施与那些他认为值得的人。刘邦用人是理性的，不凭好恶，只重实际，有用之人皆为我所用，所以韩信说刘邦：不能将兵，而善将将。刘邦得韩信，果然如虎添翼。作为一个领导者，善于驾驭高人，便立于高人之上了。为了收买韩信，刘邦是关怀备至，极尽笼络之能事，以至于韩信在有可能自立为王时，却不好意思那样做，而坚持要替刘邦效命，所谓“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可是，用完韩信之后杀掉韩信的，归根到底还是刘邦。刘邦此乃老百姓所谓的“哄死人不偿命”。这一点也正如有人所言： 在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情况下，社会的安定有赖于统治者的治国理念，推行“仁政”，不管其动机如何，对被统治者是一种让步，相对而言百姓得到的好处多一些。即使刘邦是个流氓，项羽是个贵族，落到刘邦的手里，比落到项羽的手里要好。太史公深明此理，所以人格上，他隐隐推崇项羽；可是治天下，他以为还是刘邦强点。［3］ 主观上的“仁”虽然是“真仁”，但若给老百姓带不来好处，还是没有用的。只有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的客观上的“仁”，才是老百姓所需要的，即便它是“假仁”。“仁”是可以用来作秀的，只要能保证实际效果，真假并不重要。这样的发现，不仅使我对于“求真”的意义发生怀疑，而且还使我对于刘邦和项羽的态度产生矛盾——与司马迁一样。既然我们在实际上还是会选择刘邦，既然项羽的结局必然是失败，统治世界的必然是刘邦，我们对于项羽人格的孜孜以求还有什么意义呢？探讨至此，很容易使人产生历史的虚无感。 不！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写道： 历史无暇顾及公正。历史作为不偏不倚的编年史家的工作只是记录各种各样的成功，至于这些事情的道德价值，她极少评估。……然而事实上，……道德能量的任何消耗，也不会消散长空，毫无回响。那些人虽然生不逢时，虽然被击败了，在实现永恒理想的过程中，却自有意义。……从精神方面看，“胜利”和“失败”两个词都有了新的意义。［4］ 把这段话中的“道德”改为“人格”，我认为是一样成立的。项羽的价值，就在于这种“人格价值”、“人格能量”，如果从人格方面去进行评估，项羽并没有失败，他永远向我们昭示着一种相对理想的青春人格，这就是我们探讨它的意义。 项羽的行为艺术［5］ 对于项羽，他人难免是“以成败论英雄”，这个“成败”，当然指的是结果。可是，项羽本人却未必把成功的结果看得那么重要。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成功，而是——美，并成功。他要赢，但是要赢得漂亮，赢得有风度，赢得不失水准。不仅要赢在物质上，而且要赢在精神上，内外皆赢。他要的不仅是一件衣裳，而且是一件没有皱褶的内外考究的衣裳。他要成功的结果，他还要成功的过程，他要在过程中始终保持英雄的审美风范。难度也就在这里。 项羽相当于把获取成功当作一种行为艺术，行为艺术是不求结果的，过程就是一切，成功只是艺术过程的终点。作为行为艺术，他不要“虽然赢了，但是，赢得很丑”，于是，他的结局就成了“虽然输了，但是，输得很美”。在输得美丽和赢得丑陋之间，他宁愿选择前者。 奇特的东城快战充分证明了项羽的行为艺术追求。项羽带领仅剩的28骑到达东城的一座山上，自忖不能脱身了，便对骑兵们说：“我起兵八年，经七十余战，未尝败北，我的敌人都那么服我，现在困在这里，不是我不会打仗，而是天要亡我！今天，决一死战的时刻到了，我要为诸君痛快一战，必胜利三次，为诸君击溃包围、斩将、砍旗，让诸君知道，是天要亡我，非我不会打仗。”果然，他冲入敌阵，一人斩两将，杀近百人，然后问手下骑兵：“怎么样？”骑兵们跪倒回答：“和大王说的一样。”这一快战，已经不会影响结果了，但他仍然要漂漂亮亮地表演一次，以证明失败是天意，不是自己不会打仗。行为艺术的意义就在行为本身，而不在结果。他要输得漂亮，输得对自己、对他人有个交代，所以，并不因结局已定就仓皇折戟抱头鼠窜，而是要最后潇洒走一回。 鸿门宴放走刘邦，不是项羽愚蠢，而是项羽要脸面，不想承担不义的骂名。他要的是堂堂正正的赢，如果赢得不义，对他将是极大的耻辱。首先，楚怀王曾与诸将有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所以，尽管刘邦由于狡猾而先入咸阳，但“王之”也是情理之中事。何况，刘邦已拿出准备把咸阳原封不动移交项羽的架势，杀他更是不义。其次，他敬重樊哙的勇武和大丈夫气概，所以，樊哙带剑拥盾进入宴会厅，他不仅没有发怒，反而为之折服，这说明他是何等地英雄惜英雄；那么，由他所敬重的人指出“若杀刘邦，便是不义”，更使他的自尊没有回旋的余地。他放走刘邦，不仅因为自尊，更是因为自信。他认为，即便这次不杀刘邦，日后也有把握收拾他，而且会以正当理由，那么，留一留又何妨。可以说，他是不屑杀之。因为所向披靡，所以他自负；因为自负，所以他轻敌。鸿门宴不杀刘邦，在他的政治盟友和后人看来是优柔寡断，是窝囊，在他看来则可能是免于不义，是亮堂。毛泽东指出了项羽战败的三个错误，其中第一个就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走刘邦。但项羽看重的是自己保住了名誉。毛泽东有诗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直接把项羽的捍卫名誉当成了“沽名”。无疑，所有看重成功结果的人都会把这种“沽名”看得毫无意义，政治家尤甚。 杀人，项羽并不手软，但不能“师出无名”。巨鹿之战说明，该出手时，他会果断出手。项梁战死后，本来只是傀儡的楚怀王意欲趁机夺项羽军权，任命自己的亲信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率领大军救赵。但宋义畏惧秦军强大，又图谋解除项氏政治威胁，欲在半路杀项羽并结盟齐国，所以，军队滞留46天不发，处境艰困。项羽当机立断，一剑斩杀宋义，迫使楚怀王任命他为上将军，立即挥师北上救赵，于是有了破釜沉舟、以一当十的巨鹿之战，奠定了项羽军中第一的地位。项羽杀宋义，是因为“你不仁”在先，所以，休怪“我不义”。后来杀楚怀王，则是一不做，二不休，所谓义帝，就是假皇帝，没本事，还不甘做傀儡，那么，铲除虚伪，还原真实，也罢。这非常符合项羽的风格。 一个“义”字，对项羽很重要。项羽本来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可以灭掉刘邦，但刘邦提出划界而治，他还是大度地同意了，并依约守信，爽快地送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项羽作出如此让步，是为了结束战争，还黎民一个安宁，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仁“字呢？既然立约，便是君子一言；若再违约，岂非小人？对于项羽的坚守信义，毛泽东也不以为然，这就是他认为项羽战败的三个错误中的第二个：机械遵守鸿沟协定。这说明毛泽东是了解刘邦这样的人的。事实上，那的确是刘邦为了获得喘息之机、恢复自己元气而策划的假和谈，两个月后，他便背信弃义，再起争端。可以想象，假如刘邦占上风而主动提出和谈，项羽未必答应，因为那有违他的自尊和骄傲，有违他的行为艺术规则。只有刘邦这样的人才会以骗术以牺牲人格来苟求暂时的喘息之机。项羽永远不可能以刘邦式的牺牲来达到刘邦式的成功。项羽的大度，建立在高度自信的基础上。只有高度自信的人，才会敢和敢战：你要和，我就让你；你要战，我就奉陪，直到把你打怕，打到再也不敢动。他对于自己的力量是何等地自信！果然，刘邦一挑争端，又被打得落花流水，只是到最后一战——垓下之战，他才在韩信等人的帮助下赢了项羽。 项羽并非没有政治智慧和手段，否则，绝对坐不到霸王的位子上去。巨鹿之战后，项羽看到摆脱怀王称霸天下的机会到了，便先收服诸侯联军，再收服章邯，很快确立了自己的霸王地位，没有政治智慧和手段，这是做不到的。 项羽不是没有政治智慧和手段，而是他的智慧和手段太大气、太君子、太理想主义，现实适用性不够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的游戏规则对政治家大多不适用，且尽在政治家掌握之中。而政治家是不讲游戏规则的，政治家的思维也不会为理想主义者所掌握。没有理想的政治环境，便无法坚持理想的政治人格和践行理想的政治主张，而政治环境可能永远都不会理想，所以，理想主义与政治永远是有抵牾的。刘邦是一个“泼皮无赖”，他要的是天下，而不是脸面和自尊。刘邦摸透了项羽的贵族脾气，项羽却不懂刘邦的“流氓思维”，或即便懂了，也不加重视。项羽从来不屑搞小动作，屡屡被刘邦所骗，却并不服膺刘邦，而只能更加嗤之以鼻，因为，他对于奸诈取胜向来不以为然，认为那是下作宵小的鸡鸣狗盗行径，赢也赢得可耻。而且，他认定刘邦不过是以小计获得暂时的小赢，不足挂心，而他有足够的自信站在更高处，俯瞰刘邦，并取得大赢。项羽太低估了“小”的破坏力。千里长堤，可以毁于一个蚁穴，蚂蚁的力量怎容无视！《狮子和蚊子》的寓言告诉我们，力大无穷的狮子可能战胜不了一只渺小的蚊子，因为狮子对蚊子根本使不上力。 项羽是一只英俊的狮子王，刘邦却是一只老狐狸。项羽适合速战速决，刘邦却善于拖垮对方，年轻人的冲劲往往敌不过老年人的耐性。狮子的勇猛战术对狐狸可能无效，而狐狸的狡猾却可能使自己获得机遇，狮子的威力等于被狐狸的狡猾消解了。战争日久，项羽早已按捺不住，他希望尽快结束。当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时，项羽对刘邦说：自秦以来，天下纷争久矣，原由皆因两人起，现我愿意单独和你决一雌雄，无论胜败，就此不要让黎民百姓跟着倒霉了。但刘邦笑曰：我肯斗智，不能斗力。项羽大怒：天下哪有这等无赖！项羽要求决斗，是典型的骑士风度，可刘邦不是骑士，他拒绝骑士的游戏规则。项羽要求决斗，一方面，是他非常倚重自己的力量，喜欢以力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是他有这种骑士精神。骑士决斗，是青春伟岸亮丽的行为艺术。可刘邦是一个老人，老年人胜在智，年轻人胜在力，刘邦不会拿自己之短与对方之长比拼。再说，他也不具备骑士精神。 讲求行为艺术的美感，与一个人的阅历也有关系。阅历有漂亮的，也有不漂亮的。不漂亮的阅历就是磨砺就是摔打，就是一次次从狼狈中爬起来，然后告诉自己：“出水再看两腿泥”。刘邦出身草根，生命力适应力极强，如同草种子，撒在哪儿都能成活。出身草根并非必然如刘邦这般，也有《红与黑》中于连那样的自尊之人。关键在于刘邦原本就是个泼皮无赖、流氓无产者、鸡鸣狗盗之徒，他最不缺乏的就是低下生活的磨炼，他所拥有的几乎都是不漂亮的阅历，所以，没什么范儿可讲究，也没什么可丧失的，得到什么都算赚了。人没有风度尊严上的顾忌，便没有负累和障碍，更容易达到世俗上的成功。来自刘邦那种不漂亮阅历的往往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中的“通行证”。项羽贵族出身，没受过什么屈抑，做事有范儿，到了战场上也是纵横驰骋，身姿矫健，从来没有跌过份，从来没有在地上摸爬滚打过，缺乏不漂亮的阅历，所以讲求美感，所以目下无尘，所以至刚易折。来自项羽那种漂亮阅历的往往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中的“墓志铭”。“下下人有上上智”，“卑贱者聪明，高贵者愚蠢”，曾经是中国人的至理名言，也许迄今还是。 项羽的狂飙性格决定了他的暴起暴落，起如狂飙突起，落也如狂飙骤落。乌江自刎是项羽行为艺术的终点。先是韩信的四面楚歌之计成功地扰乱了项羽的心，也导致了虞姬的自杀。项羽从来不是一个文人，可是这次，他写下了悲壮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诗慷慨苍凉无奈，是穿越千古的历史悲风。“霸王别姬”这最具悲剧感的历史一幕，亦已成为后世文艺经典。项羽极端而分明的性格和非凡的个人魅力使他天然具备典型文艺形象的各种特质，很容易获得真性情的文人们的青睐。何况，又有英雄美人的故事，来做了最好的花边。须知，史册都是文人书写的，何况文艺作品。在这方面，刘邦可就吃大亏了，雎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对刘邦极尽丑化挖苦之能事，且毫不客气地揭其老底。谁让刘邦不招文人待见呢。 末路英雄面对所爱的女人，该当何为？虞姬主动做了了结。不能保护所爱的女人，却看着她在自己眼前死去，对于一个英雄，这是何等的打击！项羽一直活在自己的青春期里，没有悲哀，没有无奈，少年不识愁滋味，就连叔叔倒下时，他也很快便顶了上去，昂然前行。可是这次，他昂扬的头颅终于呈现出“垂落之姿”（当代女诗人李轻松诗语），他终于懂得了悲哀，懂得了无奈。他的青春期结束了，他的成年期来临了。这也是他从武将到文人的人生一刻，他写出了唯一留存的那首诗。他的生命历程，却马上要在这门槛上定格了。 之后，项羽突围，东城快战重新燃起了他生存的希望，他想东渡乌江。可是，乌江亭长停船岸边的一席话却使他明白：西楚并没有失陷！那么，虞姬岂不是白白死去！乌江亭长说，渡过江东，他还是可以称王。可是，当初“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巨大的内疚、致命的懊悔、沉重的羞愧以及自尊的折磨，一齐袭来。头天晚上他刚刚体验到的一种对他来说是崭新的情绪——悲哀，再一次占据了他的心。数年征战，为人民带来了什么？自己又得到了什么？连最心爱的女人都不能保住！我想，这一刻，他的心境定与贾宝玉大雪中告别尘缘那一刻差不多，悟了，也空了。这时候，他已经无力希图东山再起了，从不悲哀的人一旦悲哀，便比一般人悲哀得深。人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英雄往往不给自己犯错的权力，他们无法为一些或可避免的挫败而原谅自己。还有，项羽少年得志，一路顺畅，是一个缺少挫折历练的自负骄子，一旦出现挫败，便承受不了，便需要转嫁到某一外在因由。他为自己找到的外在因由是：天意。而一旦把失败归于天意，他的斗志便被瓦解了。乌江，是他为自己划下的一条人格线，一旦跨过这条线，便是苟活。但是，为报虞姬，为谢江东父老，为捍卫“霸王”的荣誉，他宁死留在了线的这边。 孙悟空以西天取经完成了自己的成长过程，项羽则以豪情万丈的拼杀来完成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只不过，孙悟空的终点是修成正果，项羽的终点则是世俗意义上的前功尽弃。原因在哪里呢？孙悟空有一道紧箍咒，这是他修成正果的必要保证。紧箍咒就是痛感，就是约束，项羽所缺乏的，正是痛感，正是约束，这就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当他终于有痛感时，终点却已经到了。如果上天假以时日，他会以一个成人的姿态，获得内外一致的成功。但这只是如果，他的命运其实早已为性格所决定。 项羽以慷慨昂扬的死，完成了一个失败英雄的行为艺术的最后一幕。这个行为艺术的主题，就是大写的人格。不管置身于怎样的悲剧之中，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让悲剧失去它的壮丽和快慰。这就是为尼采所阐释过的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真谛。［6］ 项羽的结局符合这一真谛。项羽之死，富有美感，符合他的英雄美学，正是他想要的那种死。项羽之死，不仅是一个命运的结局，更是一个人格的结局。刘邦不会这样自杀，因为，那不是刘邦的人格结局。杜牧《题乌江亭》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认为，男儿应当“包羞忍耻”“卷土重来”，这也代表了一派观点。但是，如果项羽可以为“卷土重来”而“包羞忍耻”，他还是项羽吗？他就是刘邦或勾践了。有的人认为，勾践才是真正的英雄，活着就是英雄，好死不如赖活着……但这都不是项羽的生命哲学，项羽只能是——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还有人认为，成为英雄不代表就能活着，没啥出息也不代表就要死去。这倒符合英雄豪杰与芸芸众生共同构成的历史真相。 史上来看，刘邦以其成功成为善于用人的明君典范，项羽则以其人格魅力成为令人扼腕的悲剧英雄。在“成王败寇”的思维惯性中，项羽竟能打破常规，未被列入“寇”列，这实在是司马迁的功劳。司马迁以一篇“本纪”，把项羽提到了与汉朝列祖列宗平起平坐的地位。《项羽本纪》是《史记》中写得最出色最壮怀激烈的一篇。那是司马迁对项羽的一种致敬，也是司马迁本人的人格折射。司马迁为项羽作传，与罗曼·罗兰为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贝多芬三位巨人作传一样相得益彰。历代的有识之士评价项羽，往往是悲剧英雄，或者失败的英雄，总之，承认他是英雄，承认他败得很有脸面。项羽当然不完美，他有明显的性格缺陷，他的蛮勇、他的刚愎自用、他的意气用事，都为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少的灾难，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英雄。西方文明一开始就认为英雄未必是完美的，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几乎都不是诸葛亮这种足智多谋的，而是富于青春的蛮力，敢于挑战天神，同时有着自己的弱点，并常常为这蛮勇和弱点丧了性命，但他们仍然被视为英雄。项羽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现象，成为失败英雄的一个精神代码，人们对他的纪念，并不在成功的刘邦之下，这就是项羽独特的不朽！ 一般所谓“成败论英雄”，依据的是世俗的评价标准，若以人格价值体系来评估，项羽并没有失败。他以自己的行为艺术，向世人证明了一种值得骄傲的英雄人格的存在。孰为成败，关键看各人的评价标准。而评价标准所反映的，正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于后人来说，项羽的英雄人格没有功利价值，只有审美价值；没有实用意义，只有理想意义。但是，当我们看到在卢武铉自杀周年祭日，韩国各地自发展开悼念活动的报道时，还是可以发现项羽那种人格价值的闪光，这就是项羽对于今天的意义！ 注释： ［1］、见雍容：《项羽的“妇人之仁”》，项羽的“妇人之仁” ［2］、张佳，《项羽不可能坑杀秦军二十万》，香港《文汇报》，2009年3月3日。 ［3］、见雍容：《项羽的“妇人之仁”》，项羽的“妇人之仁” ［4］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任晓晋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4页。 ［5］ 、行为艺术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由个人或群体行为构成的一门艺术。见行动艺术_百度百科 ［6］、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版，第7页。 文艺与家庭女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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