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复兴，就需要一场去中介化、去大学化的学术运动

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四个大学问家，但是他们是毕业于哪所名校呢？他们肯定接受了教育，但是，至于他们是在什么学校毕业的，我们一无所知，而且也并不关心。
孔子不仅是大学问家，而且也是大教育家，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教育的始祖。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创办和经营了什么学校，而只知道他曾经教过的学生。孔子一生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最知名者至今人们依然耳熟能详，如颜回、曾子、子路、子贡等。
直至到了清朝，中国在学问上依然有名家，而无名校，即便你不知道戴震、章学诚，你也应该知道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是清朝的大学问家。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时候，已经横跨晚清和民国了，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康梁究竟毕业于哪所名校，而只知道康梁，可能还知道康梁是师徒。

如果说大家对真正的学术出现在中国这个事实还不太敢确认的话，那么对真正的考试出现在中国这个事实，应该不会有争议。没错，科举考试，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考试。考试和考试制度都是由中国所发明。
但是，现在一提考试，大家所想到的就是高考。高考是什么？是一种学术、学问的考试，对考生的学问、学术水平进行评判分级，然后被分配到同样被分级的大学。有顶级名校清华、北大，还有985、211，一本二本三本等等。
现在，还沿用科举考试的习惯，把高考的第一名称之为状元。但是，高考与科举存在本质不同，高考是一种学术性考试，而科举则是一种职业考试。高考的结果，是能够读大学，以及读什么级别的大学。但是读大学依然做学习、做学问，而科举考试的结果则是进入仕途，进入政治业，得到一个官职。
在古代的中国也有各行各业，一般被概括地说成“士、农、工、商”。但是，在所有的行业中，在“士农工商”中，唯有一个行业发展出了系统的考试，这个行业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士”，所发展出的考试就是科举考试。其他行业都是不需要考试的。
尽管目前很多行业也有统一的资格考试，如公务员、教师、律师等，但是在录用时，大家依然看中的是毕业学校。对于其他没有资格证要求的行业，更是主要看毕业学校。
但是，对于同样作为职业考试的科举考试来说，其成绩本身是评判的唯一标准，而不会看他毕业于什么学校。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所存在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传统学术是无中介的，但是现代学术则是有中介的。传统学术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没有任何的学术机构和组织作为中介。现代学术则是以中间的大学为中心，相对于大学的权威，尤其是所谓的名校的，个人显得很渺小，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是如此。
大家都希望读名校，对名校的毕业生也会高看一眼，但是，至于名校中具体是什么样的老师在教，却并不关心。老师们教书，也希望能够到名校，但是具体到什么样的学生在读，也不会关心。

大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学术中介，老师和学生们中间的中介。从根本上来说，做学问，是个人的事。教育则是个人之间的事，是老师和学生们的事，是无须中介的。但是，在现代学术中，作为学术中介的大学不仅存在，而且变得非常强势，很多大学拥有巨大的权威。这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大学崇拜，名校崇拜，北大清华崇拜。这是值得深思的。
大家一定要清楚，大学崇拜，名校崇拜，北大清华崇拜，与知识崇拜并不等同。大学仅仅是一个学术中介，但是并非学术本身，学术本身是个人化的，私人化的，与任何中介无关。就学术本身而言，名校崇拜是一种畸形现象，是一种迷信。
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有名校而无名家。名校的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受崇拜，但是，有大学问，真正愿意做学问的个人却越来越少。
从大学的起源来看，大学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且是特权性的利益集团。大学这种学术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欧，时间大约在11世纪左右。让中国人会大吃一惊的是，大学实质上是行会。而且最开始有两个行会，学生行会，和教师行会。
行会是中世纪西欧所特有的商业组织，为中国所无。所以，中国人很难理解行会的真正含义。中国人很容易把行会理解成中国式的行业协会，是没有实权的清闲单位。但是，行会对中世纪西欧农业之外的各行各业至关重要，没有行会，那些行业就无法存在。
中世纪的西欧，土地是被极少数包括国王在内的封建领主所私有的。他们不仅拥有土地，而且拥有在其土地上一切事务的管辖权。农业之
外的，任何工商业行为，必须经过领主的特许才能进行。在古代，对于任何行业，个人的力量都是微小的，因此只能联合起来，形成行会，然后以行会为单位，与封建领主谈判，申请获得特许权。一般都是钱权交易，行会出钱购买特权。
行会付出代价从封建领主那里获得经营特权时，就会将这种特权在本行会成员之间分享，也会禁止行会之外的人染指。因此，行会具有两面性。相对于封建领主，行会具备反特权性，但是，一旦拿到特权，对于行会之外的人们，行会又称为一个象封建领主一样的而将这种特权进行垄断。
显然，在中世纪，人们是把高等教育看成一种商业行为的，教师和学生是买卖双方。作为一个行业，要在中世纪的西欧生存，必须有自己的行会，于是大学就出现了。
大学的行会起源，就决定了大学是特权性的利益集团的这一基本属性。这一点往往被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中国人所忽略。
现代有些人往往会标榜学术独立，而且幼稚地将学术独立等同于大学他们认为，大学如果摆脱政府的控制，就会独立。事实上是恰恰相反的，大学的独立实际上会破坏学术的独立，原因很简单，大学只是学术的中介，并非学术本身。作为特权性利益集团，大学如果真的独立，也会导致其独立地不受制约追求自身利益，而利益和学术总是相悖的。

事实，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大学从未在利益上真正独立过。在现代之前，大学是服从于教会的，其资金支持主要来自教会，因为教会是最大的职业化人才的需求者。大学真正摆脱对教会的依附，是科学真正替代宗教之后，这是19世纪下半时期的事情。这意味着大学崇拜的发生在西欧、欧美也不过100多年。
中国的大学崇拜的真正形成时间更晚，应该是1978年中国再次实行高考之后。文革时期之所以废除高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学术上的思维依然是传统的，认为学问与任何中介无关，与大学无关。大学对学问的掌握和传承并不重要，大学崇拜尚未形成。
当欧美的大学在19世纪下半期逐渐摆脱对教会的依附之后，并没有做到在利益上的真正独立，因为私立大学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大资本家的捐款，这意味着大学由依附于教会，转向依附于大资本，大企业，由教会的奴仆，转变为资本的奴仆。
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大学本身是不可能独立的，一定具备依附性的，依附于其利益来源。这种依附性是一定会破坏其学术上的独立性，会阻止其对真学问的引入和研究。
这是大学与中国传统学问无法真正兼容根源所在。中国传统学问是真正的大学问，是直指人心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无需学术中介的。任何学术中介的独立存在，只会破坏这种大学问。
也可以这么说，当前的中国存在两种学术，两套学术系统。一套是无中介学术，另一套则是有中介学术。无中介的学术，是中国传统的学问。有中介的学术，则是从西方引入的学术。无中介的中国学术才是大学问，是心性之学、义理之学，有中介的西方学术则是小学问，是利益之学、器物之学。
但是，目前中国在有中介的西方学术的影响下，反而认为无中介的中国固有的学术不是学术。因此，无中介的中国学术是受压制的，是被边缘化的。可谓是小人当道，君子归隐，小道兴，大道灭。
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在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的核心在学术复兴，而学术复兴的关键，则是无中介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复兴。因此，今日之中国需要一场学术运动，一场去中介化，去大学化的学术运动，让无中介的中国传统学术回归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