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因为经济过度发达而间接导致灭亡的吗？

有数据显示，宋朝时期的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
是因为太富有而导致军队素质下降吗？

北溟客 · 2018-9-24 00:53:09

宋朝不是因为经济发达灭亡的，更不是因为太富有而导致军队素质下降而灭亡的。无论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都论不上这两条。

这里也许需要先澄清一个比较常见的误解：宋代的军事实力本来不差，建国之初和辽的军事竞争之所以只能平手而不能达成“收复燕云”的战略目标，是因为辽本身已经是和中原文明基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大国（这个发展趋势开始于唐中期，当时的东亚地区经历了一个各民族政权文明水平普遍提高、格局逐渐趋向诸强并立的过程，辽的建国和发展就是这个趋势的集中体现。对这点的具体分析可以参看王小甫先生的一些著作，比如《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和《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所以它与北宋之间的战争是两个基本同体量同水平的大国之间的整体性军事竞争，有胜有败很正常（顺吐一槽：其实唐中期开始惨重的军事失败也很多，所谓“最大疆域”维持的时间也很短暂，但你看有吐槽弱唐的么？。。“印象”有时候是个很坑爹的存在）而北宋在伐辽之役中犯下的很多军事错误，也不是现在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兵将分离”“看着阵图作战”，相反恰恰是分兵部队不听中枢指挥贪功冒进。——这也是晚唐五代以来，中原地区军队悍勇轻斗、富于冒险性的军事风气的延续（这方面的具体论证可以参看曾瑞龙先生的《经略幽燕》，这书可以说是国内目前水平最高、方法也最新的中古时期军事史研究著作了），而非所谓的“积贫积弱”“宋太祖为了保皇位收兵权不惜削弱军队战斗力”造成的。

但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下给出的答案中，大部分知友都没把握住这点，只是凭着一系列固有但也模糊的印象在演绎自己的思路，不少答案写的很炫，但说句不好听的，其实近于YY。作小说可以，拿来讨论历史恐怕不合适。

那么宋朝真正的灭亡原因是什么呢？
南宋且不提，只说北宋的灭亡原因——靖康之耻，其实就是当时的皇帝+顶层官僚犯了一系列猪都不会犯的错误蠢死的。比如该守的时候不守该跑的时候不跑；金人第二次围城之前的好几个月不整顿防务，反而贬斥李纲同时大搞内斗，甚至DT的开始清算历史问题（所谓“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第二次守城战最关键的时候弄一帮道士到城头跳大神；城破以后金人一度不敢下东京外城城墙，但皇帝偏偏要去金营亲自请降还去两次结果终于被扣下了；金兵都破城了都在胁迫皇帝纳降了，掌权官员还在东京城内大搞维和镇压自发组织起来反金的百姓和士兵，并且替女真人搜刮钱物人口不遗余力，等等等等。具体的记载真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三朝北盟会编》，看的投入的话足够达成吐血成就~
总之，如果不是这些人一再犯蠢作死的话，靖康年间金军至多南下打次草谷，决不至于亡国不说两个皇帝还被金军俘虏了。

至于为什么当时的朝廷能集合这么一帮蠢人作这么大的死，真要挖根子的话，最远需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期间，神宗皇帝为了集权对当时政治体制的破坏。——北宋初、中期的制度架构中，文官集团通过对宰相权力的加强和台谏等渠道，对君权的约束是很强的，所谓“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在当时并非虚语。简单点说，就是当时的皇帝并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很多事情必须文官集团集体通过，才能落实到执行层面。这样的决策机制当然会在效率上有损失，但也能更多的保证政局稳定和不出大错。
但到神宗朝，宋神宗为了推行变法，对前朝遗留的这些政治制度进行了很多改动（比如削弱相权，削弱对“御笔内降”也就是皇帝旨意的审核、驳回机制，清洗台谏，甚至间接支持、鼓励搞文字狱和党争等），极大的削弱了这些约束。然后这种改动的影响持续到了徽宗朝，并且很不幸的被操守品行远不如神宗朝君臣的宋徽宗及其宠臣们搞的更糟了——当时宋徽宗宠信的权臣蔡京顺着神宗改革的势头，进一步强化了徽宗“御笔”的政治效力，使得大小决策均决于“上意”，于是北宋前中期的各种集体决策机制到此基本名存实亡；而蔡京本人则利用自己深受徽宗信赖的优势，屡屡借“御笔”推行自己的意图，把持了朝政，同时还继续搞比起神宗朝更没底线更离谱的党争和政治清洗（比如著名的“元佑党禁”）。这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了徽宗朝人才选拔机制败坏，朝堂上群小并进，最后形成的上层官僚集团既无公心和基本的道德底线，更无战略眼光，因而才能凑出一帮奇葩，在宣和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后和皇帝一块儿屡屡上演前面所提及的开玩笑一样的闹剧，最终把一个有钱有兵有人心的大国生生玩死了。
（关于这点，更具体的分析和史料依据可以参考这篇文章：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将北宋送上灭亡之路。个人不完全同意其中对神宗变法的整体评价，但文章围绕“神宗破坏北宋既有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所举的大部分史料和学术研究成果都是站得住的。）
所以如果南北宋之交的原始史料记载翻的多的话，不难发现当时真正具有挽狂澜于既倒之能的政治人物比如李纲、宗泽（顺便说一下，宗泽一直是文臣，不是专职带兵打仗的武将，不能拿他来论证北宋军事将领的普遍水准。。岳飞和他论阵图时所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不是简单的驳斥他。有的答案对这段史实的记忆不差，但理解误有点大）等人，在靖康之变之前大都是沉沦下僚长期郁郁不得志的人物。而当时比较得志的官员，即便品德尚过得去，能力和眼光也不行。这就是政治制度和政治风气败坏在人事层面的具体表现了。

总而言之，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北宋的体制本身有问题，而恰恰是没能维持住前中期较为良好的集体决策机制和政治风气。其中后期对既有政治制度的改动太过轻率，把本来趋向于集体决策的决策机制又扭回了君主独断的路子上；并且开了不好的口子之后，又进一步被有手腕无公心的蔡京等权臣利用，最终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顶端都烂掉了。
而且这种烂还真不是体现在没有行动力上，而是体现在没有制约、没有合理、通畅的批评和纠错机制，所以顺则百顺（这里再补充一点：其实徽宗朝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好大喜功，前中期对外对内事功都不少，对角厮罗和西夏的作战也是屡屡大胜，真接着打下去的话很可能会打通河西走廊——当然这是之前几代皇帝攒下的家底而并非徽宗朝君臣一手缔造的战果，所以说顺则百顺）；但一旦有了真正的危机，顶层领导者的判断稍有差池，整个体系就会像雪崩一样瞬间崩溃。
东施效颦一下我挺喜欢的一本书的书名，这是“来自上层的崩溃”。而不是源于基底的溃烂或纯因外部压力所致的土崩瓦解。
不是钱不够，不是兵不够多不能战，也不是没有人才，甚至不是没有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力（这里再举一例：靖康年间北宋京师被围，勤王军中除了官军还有很多是自发应诏勤王的民兵，而且很多是从江西、湖南甚至福建赶到东京的。考虑下当时的技术条件交通条件，很不错了），是体制和体制顶端的领导集团出了问题。
至于体制又是怎么出问题的，是因为具体的人。人本身的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目光短浅、私心自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和相互利用。
这点其实也符合政治的基本规律——再良好的制度设计，再强大的政治传统，最终也是要靠人来执行的。所以真实的政治过程就是制度和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循环往复，片面强调任何一方的作用都不合实际。
反过来说，如果想保持一个良好的政治系统的话，制度也重要，人事也重要。所以它是一个要求个中人员永远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状态的过程，“万能灵药”一样的“规律”“教训”和“方案”，其实是没有的。
扯的有点远了。但是看看已经给出的答案，也许并非全无必要。

最后打个补丁：
这个答案在追溯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时，让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中了一枪。但这并不是说王安石变法就不应该搞，更不是说王安石变法一无是处。而是想说，有的时候，特别是制订推行政治政策时，目的再好再堂皇正大，也要考虑执行方式和手段是否合适的问题。否则难免好心办坏事。具体到神宗朝变法这件事情上，宋神宗集中君权的初衷是为了推行变法富国强兵，这点无可置疑；但当新法因为种种原因推行有困难的时候，直接通过改动根本的政治制度、集中权力到个人来继续推动，这样的做法有没有问题？有多大问题？徽宗朝的历史摆在那儿了，不妨细看。
我自己的观感是不谋万世者，确实是不足谋一时。

再加一个预防针：
谢绝将此答案过度联系现实过度引申。我天朝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毫无疑问的集体决策机制。
讨论历史就老老实实讨论历史。讨论历史时思路太开阔，往往不是因为思想深邃发前人之未发，而是因为知道的史实太少太不靠谱。

Zpuzzle · 2018-9-24 00:53:10

如果用商人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那很多历史难题其实都会有非常清晰地答案。
宋朝经济发达吗？这个答案看似是肯定的。然而与唐朝一比，差距就显现出来了。目前学术界关于唐宋GDP的计算很多，其中的数值差距也比较大，但其中差距最大的一个描述是：宋朝GDP是唐朝GDP的两倍。
OK，假定这一数字是真的，那其实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因为根据估计，唐朝鼎盛时期的人口约为5000~6000万，而宋朝鼎盛时期的人口约为1亿左右。也就是说，宋朝用两倍的人口创造出了两倍的GDP，其实人均GDP并没有超过唐朝。
然而，众所周知，宋朝有两个烧钱大户：官和兵。其中拿官而言，宋代的官员有所谓官职差遣之说，具体说起来当然非常复杂，但换一种方式来说就是，在宋代你只要进入官员这个系统，那么无论你是在职还是退休、是赋闲还是致仕，你都会有大把的银子拿。而且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宋朝官员的工资之高……嗯，反正现在总有人说“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是宋代”，那是当然，只要有了官这重身份，就不怕没收入。只是，看到有些人一边批判如今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遍又对冗官极为严重的宋朝津津乐道，真打脸啊。
拿兵来说，情况也比较严重。宋朝为了社会安定，豢养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军队。据统计，在北宋仁宗时期，宋朝军队数量达125万，而司马光《资治通鉴》里提到唐玄宗开始穷兵黩武的天宝年间，天下镇兵数量是49万。这支军队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除了一部分常年在边境作战的边防军士兵外，大多数士兵的整体军事素质相当差。
当然，宋代在军事上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军队数量的庞大，而是军队治理方式的变革。宋代吸取了前代军阀林立的现状，开始了军队财政的变革。正所谓吃人嘴软、拿人嘴短，如果一个人想当军阀，却只能从中央财政拿钱，那么这人无论如何也当不了军阀，因为没有人给他卖命。唐代之所以军阀林立，是因为唐代的节度使总览一个地区的军权和行政权，也就是说自己挣钱自己花，所以招的兵都是自己的，也就成了军阀。宋代为了防止这个情况出现，实行了严格的军权和行政权的分离。然而，有利必有弊，既然你不让人家节度使自己捞钱养军队，那你就得把军饷一分不少的掏了。所以，这100多万士兵就归了中央财政养活。还是在宋仁宗年间，这125万士兵花掉了4800万缗钱，而这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那么，问题就来了。在宋朝那样的经济条件下，他们是如何养活了这么多官员和100多万人军队的？换句话说，他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有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政府本身不产生任何收益。上述对于官和兵所有的开支，均来自于百姓的赋税。换而言之，在条件均等的情况下，宋朝官员的数量与工资提高了多少，宋朝士兵的数量与军饷增加了多少，那么老百姓所交的税也就相应的增加了多少。
当然，宋朝政府也不可能全指望百姓的赋税，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也不会太高。事实上，宋朝财政收入的另一大来源是遍布全国的国企。宋朝除了盐铁之外，米、油、醋、茶、酒、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都采取了国家专营的策略，这些东西很多都是质次价高，实际上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我之前在回答一个有关食盐的问题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北宋时期当时陕西关中吃的青盐（从青海运来的盐）每斤不过四五文，而后来北宋政府垄断了青盐的售卖权之后，青盐的售价涨到了44文。盐犹如此，其他的东西也就可以想见了。北宋末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是因为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国企的经营范围，比如青苗法实际上是国家通过贷款的方式赚取收益、市易法和均输法是国家成立商贸公司来统一收购和经营，这些政策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总结一下，宋朝的经济繁荣颇有点类似于前苏联，所谓的经济发达，仅从GDP上看的确如此，但却已经丧失了向前发展的活力。它们同样军事工业极度发达（宋代军备的质量与数量是公认的高）、国营企业占绝对主导并控制了国民命脉、官员数量极多且贪污腐败极为严重、保持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军费开支远远超过民生支出，虽然名义上还有同周边国家一较高下的能力，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一句话，GDP能说明一些问题，但不能代表一切。前苏联解体的时候，整体的经济实力其实远高于中国，但它最终还是解体了。前苏联是亡于经济极度发达吗？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玉门关的洋大人 · 2018-9-24 00:53:12

以下是我和贾志扬先生（John.W.Chaffee)45分钟的访谈记录，涉及到一些大家都会感兴趣的问题，个人整理，渣翻见谅！

董：教授您好，请您先简短地介绍一下自己吧。
贾：我是贾志扬（John Chaffee），是一名主要关注宋史的历史学者，同时，我也涉猎中国通史和全球史。自1980年以来，我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工作，目前我是历史系与东亚系双聘杰出讲座教授，同时是亚洲区域研究所主任。我有很多头衔，但是这些头衔下只有一个人。

董：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中国历史呢？
贾：这其实和我的成长背景有关，1948年，我生于中国安徽。我的父母是长老会传教士，在我两岁的时候，他们离开中国到泰国继续传教事业。我在泰国渡过了大部分童年，并在印度上了高中，这些都是我与亚洲的情缘。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修了很多与亚洲有关的课，中国史的课程尤其令我兴奋——虽然我在中国出生并在亚洲成长，但是在这之前我对中国历史的复杂与精彩知之甚少。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关注唐宋，也涉及到宋元，但是宋代是我最感兴趣的，因为宋代的社会、经济、文学远比同时期的欧洲繁荣发达。我真的很喜欢历史，所以在经过多年的学术训练和语言学习后，我最终得到了这里的教职，我感到自己很幸运。

董：当年长大成人后第一次回到中国，中国给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贾：我一直很想回中国大陆看看，但是在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人来说，去中国旅行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直到1986年，我才再次回到中国大陆，距离我两岁时离开中国已经36年了。在这之前，我也在日本的京都修学了1年，利用当地丰富的中文藏书进行我的研究。当我刚刚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去中国台湾学了一年中文。1986年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文化，我很喜欢那次旅行。从那以后我又去了中国很多次，并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的快速变化。多年来我也结识了很多中国学界的朋友。我是个中国文化的钦佩者，尽管我也能看到中国发展中的很多问题。

董：汉唐以其强盛的国力给当代中国人留下来深刻的印象，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相对弱小的宋呢？
贾：哈哈，很多中国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他们会问：“为什么要研究宋呢？为什么不研究唐？”宋因为从未将领土扩张到华北甚至东北，而被认为弱小。北宋被金灭亡，而南宋被蒙古征服了。但是与此相反，宋的经济比以往的任何朝代都更加发达；人口快速增长，中国的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亿；开封、杭州、苏州、泉州还有其他一些城市逐渐发展为大都会，出现了城市的现代化；宋也开启了出版文化；宋的军事科技继续发展，火器被广泛运用，同时还拥有之前任何朝代都未能拥有的庞大军队。

董：所以，您认为只是因为蒙古过于强大，南宋才被征服吗？
贾：即使在北宋时期，宋也面临着辽和西夏的威胁。我觉得关键不在于宋过于弱小，而是他的对手相对于其他朝代时期更加强大。这种长期与其他政权紧张对峙的局面，在汉代没有出现过，在唐代虽然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其他政权并不像宋代时期这么强大。在宋代，国家保有大量军队，军事技术发展，这很令人惊讶的。同时，印刷业繁荣，科举兴盛——科举是我最早研究的领域，并写了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中译本《宋代科举》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于1995年出版）。在思想领域，理学，或者说道学发展成熟，出现了程颐、程颢、朱熹这样的思想家。所以在思想和哲学领域，宋成就卓著。儒学发端自先秦，有孔子、荀子、孟子，汉代的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糅合阴阳五行的解释学，但是我认为儒学在宋代的发展是最重要的。从这些方面看，我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也最有趣的时代之一。

董：您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受到了哪些教授的影响和指导？
贾：我最初的导师是柯睿格（E．A．Kracke），在很多方面，他可以被称为美国的“宋学之父”。当然，刘子健的影响也非常大。他们两个人是美国宋学研究的奠基者。柯睿格有很多弟子，我可以被称作是他的关门弟子，因为在我还没有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很自豪自己有幸成为他的学生。他为人慷慨，又很有天赋，他和我度过了几年的时光，陪我查字典，教我阅读中文文献。另一个深刻影响我的人是何炳棣，他当时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他写了很多书，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中译《明清社会史论》，由明史专家徐泓翻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出版），这本书是关于明清科举体系的。我也长期和他学习。他们两人是对我个人学术影响最大的两名老师。此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是柯睿格的师兄，在论文撰写方面，他也给了我很多建议。

董：您最近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是《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您最近的研究兴趣是什么？
贾：我最近完成了一本关于穆斯林海上贸易的书。他们最早定居在广州，在宋代，特别是南宋和元代主要定居在泉州，从七世纪到十四世纪，大概有七百年的历史。目前我们知道，他们在这段时间定居在中国的港口城市，并且是在亚洲进行海上贸易的一股重要力量。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是探讨他们如何做生意，以及他们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影响。我是怎么想到这个主题的呢？当我在研究宋代宗室的时候，我发现虽然北宋覆灭时开封的两千余名宗室被俘北上，但是洛阳和应天府的宗室很多都成功逃脱了。在南宋，他们主要居住在泉州，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到了海外贸易的运作中。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不研究一下穆斯林商人呢？之前还没有重要的学术著作详细研究这一时期的穆斯林商人。

董：在研究宋代的时候，哪部分内容对您触动最大？
贾：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很多内容都相当精彩。很难说到底哪部分对我触动最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科举是最重要的。科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科举并不滥觞于宋代，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这种理念可以追溯到隋唐，甚至董仲舒所处的时代。唐代的科举并没有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宋代，结合印刷业的繁荣，科举的规模迅速扩大。在宋代，学习，准备科举考试，成了士人阶层的主要任务，如果你现在政治上取得成绩，就不得不参加科举。即使是宗室或者享受恩荫的官员后代，如果他们想担任一些较高的职位，也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虽然专门为宗室开设的考试比正式科举容易得多。成功建立在学习与考试的基础上，这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远。虽然科举在元朝曾被长期取消，但是在明朝又再度复兴了。即使是当代，高考仍然体现着这种文化传统。有人说，古希腊人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民主的实践与理念，那么我要说，中国人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学习带来成功的理念。

董：那您关注目前中国的高考吗？
贾：哈哈，没有，我还是关注古代。对科举的研究也使我转移了学术兴趣，因为当我研究科举的时候，我发现了专门为宗室开设的特殊科举，并开始重视宗室群体的存在。所以当我完成第一本关于科举的专著之后，我开始了对宗室的研究。

董：哪些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贾：很多学者都影响了我思考问题的视角。在北美的宋史学者中，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其一是包弼德（Peter K.Bol），另外一个是韩明士（Robert Hymes），他在思想史和社会史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我也很享受阅读耶鲁大学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书，他的文笔非常棒。

董：哪有哪些中国大陆的学者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贾：我觉得有邓广铭，他是非常重要的学者。在科举方面，有张希清。还有目前主要关注宋代社会的邓小南，她是邓广铭先生的女儿。包伟民关于宋代城市的研究也很精到。很多中国同行都影响了我，很难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

董：您对中国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有什么展望么？
贾：中国大陆大量的关于宋史的新研究和人才辈出的青年宋史学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和我年轻的时候相比，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有很多年轻的中国学者进入美国的研究所，并在美国拿到教职。他们中的很多人相当优秀。我认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学术发展是数据库技术在中国史研究上的应用。最重要的项目就是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主持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他从很多年前就开始进行这个项目，要将中国每一个有史可载的个人都录入系统，它以单一人物的生平纪录为核心，并通过字号、亲属关系、生卒年份等项目，展开个人与其他人物的关系网络，目前大概已经录入了唐到清的约十万人。包弼德还在主持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CHGIS）。它可以显示出几乎每个县的历史变化。你可以同时利用这两个数据库，寻找各种信息间的联系。莱顿大学的魏希德教授就在做这样的创造性工作，利用这些工具分析文献。说实话，我认为这些工程非常浩大，需要很多年轻学者继续这些工作，这项工作很有潜力。此外，近几十年来发现了很多墓志铭，这些墓志铭是很棒的材料，有数千块墓志铭出图，很多还未被整理出版，这些墓志铭可以提供很多新材料，不只是关于宋的，还有很多关于唐及唐之前。挖掘这些新材料很有前景。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中国学者在进行这类工作，但是将这些新材料全部数据化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后，我认为《全宋文》的整理与数据化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宋代因为年代久远，并没有像清代和民国一样留下大量档案，所以《全宋文》就显得非常重要。现在《宋会要》已经可以全文检索了。我觉得这些工具的发展可以让研究更加容易。我还没有完全回答你的问题，中国史研究将会如何发展。我觉得应该推动中国学者和海外学者的交流与对话，不只是宋史领域的学者。比如关于新清史的讨论就比较广泛，虽然海内外学者的对话可能会受到一些政府预设的限制。中国学者和海外学者有很多不同。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如果你不是一个中国人，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像我这样的中国文化的仰慕者，但是你面对的始终是一个异文化，当然，可能我也能算作广义的“中国人”，因为我出生在中国。

董：下面就是一些轻松地问题了。您最喜欢什么中国食物？
贾：哈哈哈，那太多了……让我想想。我最常点的菜是麻婆豆腐，我喜欢辣的食物。我也很喜欢吃北京烤鸭和火锅。不过不同地域的火锅不太一样，北京的火锅就和台湾的火锅很不一样。我去镇江的时候也吃了镇江当地的火锅。总而言之，虽然品种不同，但是都是一样的好吃。当我在上海和广州的时候，也很喜欢吃海鲜。

董：您最喜欢那座中国城市呢？
贾：大概是杭州。西湖很美，作为一个宋史研究者，我也很喜欢这座古迹众多的城市。即使只从风景角度看，杭州也已经很棒了。另外，我也很喜欢苏州。苏州的景色很好，城市也被保护得很好。而且比照北宋时期的地图，苏州老城的变化不大。

一个拿衣服的人 · 2018-9-24 00:53:15

1、宋朝的经济发达被过分夸大。
许多网文说宋代繁荣，依据就是宋代的税收奇高，比如峰值能达到上亿贯铜钱，这种水平只有清朝末年才达到过。但是将税收等同于国家经济强大等同于人民生活富裕，确实有些yy过头了。比如说2012年天朝的税收是10万亿人民币，日本税收是44万亿日元（约合2.2万亿人民币），中国税收是日本的四倍多。但是论gdp天朝是8.2万亿美元，日本是5.9万亿美元，经济总量我们只有人家的1.4倍，然后再说人均收入，天朝显然远不如日本富足，人均不到日本的七分之一。
用税收考量国家经济，判断民众生活水平有多不靠谱，你应该明白了吧。
况且宋代税收奇高是宋代对诸多资源进行垄断、与民争利的结果，联想到电信、电网、银行等国企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显然国营部门众多的宋代普通民众生活不会好到哪里。从这点来看天朝与宋朝还是很像的，网上为宋洗地的一个目的可能在于为当前的国家经济政策辩护。
2、王朝兴衰是正常的历史规律。
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王朝兴衰周期律，封建王朝延续几百年就会更迭，然后新王朝建立以后会强大一段时间，然后变腐败被另一朝代取代。
宏观上看，“家天下”的封建王朝，君主是世袭终身制的，这意味着从少数皇子皇孙中选拔的君主的往往能力十分有限，并且终身制让统治者的执政能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在古代天朝那么大的国家，人口、经济常年bug级，复杂的社会政治系统对皇帝能力要求很高的，皇帝能力差就会让国家积累问题。一代一代累积下来就积重难返，回天乏术。（ps.欧洲国家为何稍微好点？人家国家小，面积只及天朝一个府一个省，人口几十万数百万，治理起来相对容易。假设君主的内政、外交、军事三维峰值为9、9、9，要想保证天朝不发生严重通胀、腐败、党争、军事失利，三维的要求可能要8、8、8，而一个欧洲小国只需5、5、5。5、5、5的人遍地都是，而8、8、8的都是可以彪炳史册的明君。治理难度决定了国家的上升难度。）
微观上说，土地兼并是不可避免的。
古代农业经济主导，对自然灾害抵抗力弱，再加上生老病死。普通农民、小地主抗压能力差，总是不得不出卖土地来维持生计，然后失去安身立命之本，沦为大地主的附庸。这个过程几十年到几百年完成一次，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殖民或者发展制造业。
宋代的强干弱枝政策避免了改朝换代的内部调节能力，然后积弊重重，最终被外部势力灭亡。
3、战争的结果取决于国家集中资源的能力。
草原民族的很大优势在于骑兵机动性强，如果再搭配汉族朝廷的动员能力，产生的战斗力就十分可怕。假如，游牧民族有150万人，可以出动30万人，汉化前他们的动员能力只能维持他们几个星期的战斗，汉化后任命官吏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征发数月作战的粮草，而且与中原民族作战游牧民族收益期望极大，打胜可以打草谷扩充人口增强实力，失败后由于骑兵机动性也能有效规避风险。而宋廷一旦开战，军费开支瞬间翻几倍，再加上外族的劫掠，损失弥大。即使宋朝军队多达数百万（且不说宋廷腐败，伪造士兵名册领空饷贪污国家税负），但要防守广阔区域。在边境州县，守军可能不过数千人，这样局部作战处于劣势，宋廷失败的概率很大。平常的作战，即使宋军人数数倍于敌人，只要有将领贪功冒进、怯弱胆小、昏聩无能，他就会成为部队的短板。辽人金人凭借灵活的骑兵，总能找到战机，在局部通过人数优势打败他们，然后给宋朝带来损失。

陈风暴烈酒 · 2018-9-24 00:53:16

宋朝处于封建社会顶峰但不意味着其统治集团的水平处于顶峰。

整个宋朝的治国思路完全是围绕着两件事展开的——“防武将、地方造反”；“防老百姓造反”。

因此，大量财政经费被用来维持腐败不堪的中央军，地方军则是装样子充数的典型。从根本上讲，抛开其前期政治需要，宋朝鲜有制度创新。王安石变法也因为党争变成了胡闹。

整个国家机器如果只为了建国前期的几个需要而设计，就会随着实际情况变化而僵化。

有梦才炒股 · 2018-9-24 00:53:17

宋朝经济没问题
宋朝文化没问题

打不过辽国，还能说人家力气大
打不过西夏，咋说？（西夏可是从大宋分出去的）
打不过越南，咋说？（越南这时候正式从中国分出去了）
打不过金，还是人家力气大------可是那时候宋人的勇气刚刚出来，涌现出一大批如岳飞韩世忠刘琦吴氏兄弟等等，上层又瘪了------热爱和平的秦宰相执政了

后来战无不胜的大蒙古出现了，大宋这次是彻底歇菜了------比较悲壮，十万余不屈的勇士连同小皇帝一起蹈海自尽
可是，越南却挡住了蒙古大军，幸存下来了------难道说越南比大宋强？

归根到底，大宋就是被以司马光为首的文人搞翻了
历史上最厌恶打仗的文人就出现在大宋------司马光对汉武帝猛攻匈奴的举措不以为然，何必呢，何必那么大打出手呢，防住了就行了呗，打仗要花钱的，打仗要死人的，用钱能买来和平，何必这么费劲？穷兵黩武！！！穷兵黩武！！！我大宋可不能犯这种错误！！！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太祖皇帝言犹在耳，大家就全忘了。。。。。。

深具世界眼光 · 2018-9-24 00:53:18

●不是因为经济过度发达，可能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劣势】，说通俗点【版图太小了】

很发达我觉得应该是真的。那么精致的发达应该跟版图小所以只能精细化有关系。

不是都说了连揭竿而起都梁山好汉们都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吗？跟其他朝代的农民起义因为快饿死了不太一样。

综合实力应该比不过汉唐，但经济应该还是宋朝最发达。

●宋朝的行政区划对宋朝的经济发达应该功不可没，我非常推崇，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我觉得宋朝的是最合理的！

●宋朝的版图可以说是主要朝代里最小的，比秦朝小，而且关键秦朝史没啥有威胁的敌人呐，宋朝是群狼环伺。

我觉得经济文化那么发达的宋朝一定导致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少数民族（导致几个也有可能）

再加上少数民族政权占据的领土了包括了汉地十八省，你可以理解为他们已经是群雄逐鹿的一只，跟那个在某个地方起兵然后发展壮大的汉人势力一样的优势。

其他政权也占据了汉地的一些区域应该是他们更加强大的原因之一。

宋朝最后灭亡不就因为蒙古吗？蒙古的那种强大是“空前绝后的”，横扫欧亚。战斗民族和绿教民族都被他们打败了。

我觉得这跟恰好出了几个优秀的领袖也有关系。

【所以结论：的确很发达，但不是因为太发达而灭亡】而是地缘政治的不利

宋朝是因为经济过度发达而间接导致灭亡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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