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哪些很有误导性的「经济学常识」？

比如有人会夸夸而谈道：银行ATM取出的钱是新钱，印证了央行在扩大货币的发行量，然后通货膨胀了。
又再者，比较两国物价的时候，直接拿某一种商品或服务做对比。
诸如此类。这些看似正确的「经济学」言论其实缺乏仔细推敲。

望大家详细描述一下，也方便别人理解。

类似问题：都有哪些很有误导性的「生活常识」？

题主其实希望尽量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误导性表示出来，而不是指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误解。谁要是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际意义防止人们不形成误导性的结论，题主会进行折叠操作，就像刘鸿登：都有哪些很有误导性的「经济学常识」？

增发货币会导致通货膨胀，即「货币数量论」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常识」就像幽灵，曾在经济学史上不断出现，这两年由于日本央行的精彩表现，大家开始知道这个常识并不是永远成立的，但也并不是完全不成立，请一定注意我不是说「增发不会带来通胀」，而是说「增发不一定会带来通胀，还有可能带来其他结果」。

下面我试着用最通俗的方法来解释这个理论错在哪里，让经济学0基础的人也能看懂。

首先来看基础知识，著名的费雪方程式，虽然是出现于20世纪，但用它来解释从重商主义开始一直有的争论最适合不过了

M（货币的数量）V（货币流通速度）＝P（物价水平）T（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

（seminar做报告的时候用excel做的渣图表，所以是日文，将就着看吧）

假设市场上有3个人，A有100日元，B有笔记本，C有笔，AB做了一次生意，BC再做了一次生意，此时：

M＝100日元
V＝2（100日元流通2次）
P＝100日元（笔记本和笔的平均价格）
T＝2（2件商品）
即：100日元货币量×2次流通＝100日元物价×2件商品

经典的古典派主张是：M↑V＝P↑T

古典派说，你们看，市场上的货币量M变成了200日元，物价P也会变成200日元！

即：200日元货币量×2次流通＝200日元物价×2件商品

古典派用类似的理论来批判重商主义：你们拼命贸易有什么用处，流入国内的货币量↑→物价↑→出口↓→货币量↓，简直是用绳命在做无用功！

对此，重商主义的反驳可以概括为：M↑V＝PT↑

谁说市场上有200日元，物价就会变成200日元啊！你傻啊！市场上的钱多了可以去投资啊，然后就多出来剪刀和夹子了啊！A和B就能用200日元买到除了笔记本和笔之外的其他东西了啊。货币量M的增大也可以帮助把饼给摊大了

即：200日元货币量×2次流通＝100日元物价×4件商品


简单粗暴一点说，这个反驳其实就是凯恩斯举债扩大经济的基础，为这个理论最着迷的就是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目前国债已达1000兆日元，每年光是利息支出都是10兆日元，然并卵，日本央行死命印钞票也没有带来预期的通胀和经济增长，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方程式里的4个都是变量啊喂！

你们经济学家老是张口闭口「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但在真实世界里其他条件哪里会这么乖乖不变啊！

日本目前的情况就是：M↑V↓＝PT

因为国民对市场预期的悲观，没有人愿意投资，央行发出来的钱大部分烂在了银行里，没有进入流通（只有一部分进入股市带了一波节奏，导致15年我导师带的大批学部生在论文里为安倍歌功颂德，现在不知道他们作何感想2333）所以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了（安倍经济学真的失败了吗？ - 羽颀的回答 - 知乎）

当然实际上的货币数量论比我举的例子要高大上多了，后面还有2.0版的剑桥方程式（毕竟货币流通速度这玩意其实是很难测的），不展开了。反正简单粗暴地认为「货币增发就会带来物价上涨」肯定是误区

欢迎讨论，但上来就开喷的三无用户，不好意思，直接拉黑（我不过说了句安倍经济学失败了而已，至于这么如丧考妣吗？）

1.价格歧视是一个贬义词，代表着不公平,无效率，是狡猾的垄断者欺负消费者的表现。
”价格歧视“招致大家憎恶的原因和这个命名（Price discrimination）有关系，经济学家们对于价格歧视并不像对垄断（monopoly）那么反感，理论上”歧视“最严重的”一级价格歧视“（first-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恰恰和完全竞争一样是由帕累托最优的。

2.每当经济不景气时，逆差国就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这项政策会改善该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按照开放经济学的理论，贸易壁垒并不会改变净出口规模，

答：刘昊&Wallace Tong。
古典情形
古典经济学认为贸易余额等于S-I. 贸易政策会影响NX（）曲线，当不会影响资本净流出，因此贸易余额不变。如下图“

图片来源：Gregory. N. Mankiw,Macroeconomics 8ed ,pp156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M-F分析了开放小国经济（SOE）两种汇率政策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效果。以贸易政策为例：

• 在浮动汇率制下,关税的增加或是贸易壁垒的设置，会使NX（e）（净出口）曲线扩张性移动，因此IS*曲线也会扩张性移动，因为世界利率不变，而LM*曲线铅直。因此，均衡汇率会上升，净出口下降，恰好抵消了关税和贸易壁垒的效果。净出口不变。
  

图片来源：Mankiw（2012）pp365

• 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当局的一大任务是保持汇率固定。初始和上段机制类似，汇率有上升的态势，此时，外汇管理局就会以固定汇率抛售本币，将本币币值降下来，相当于又实施了一项货币政策。效果是，LM*曲线也会向右移动，以使汇率保持不变。前面也说了，贸易壁垒使NX(e)右移，因此，同样汇率下，现在的净出口增加了。
  

图片来源：Mankiw（2012）pp371

可是，每当一国出现严重的贸易逆差时，“贸易保护主义”就会大行其道。
是经济学错了，还是逆差国知识水平不不足够？这不是这个问题讨论的内容。

各城市均衡发展才是中国的出路。当然啦，这个比起常识，可能更像一个“共同诉求”。

但是，但是，但是！

这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在自然条件下城市规模的对数基本上和规模的排名是线性关系，这是Zipf's law

还有更多类似的经济现象，可以看男神（颜值和学术上都是！）Gabaix的这篇文章~
Gabaix, X. (2009). Power Law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Annu. Rev. Econ, 1, 255-93.
http://pages.stern.nyu.edu/~xgabaix/papers/pl-ar.pdf

有一个在税收环节比较常见的错误认知，“提高税率就可以增加政府收入”。

更为准确的理解是，当税率能够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的时候，税率的增加确实意味着政府税收收入的直接增加，但是当达到某个临界值之后，继续提高税率反而会导致税收收入下降。

这有些不可思议，实际上并不难理解：

当税率不断上升，直至超过某个临界点后（例如边际贡献率），经济活动所能产生的利润就将被极度压缩到无利可图，此时经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意愿降低至最终消失。

如此一来经济活动就会停止，税收收入所倚赖的税基自然也就下降至零。这样一来，即使税率再高，税收收入也只会不增反降。所以税收收入与税率的关系会在临界点处产生转折，二者最终形成类似于抛物线的曲线。

经济学上有一个专门描绘该情形的理论——拉弗曲线，以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的名字所命名。

拉弗先生认为，要获得一定量的税收收入（基于税率临界点的理论最大值除外）, 会存在一高一低两个对应税率。他提出，政府应当选择较低的那个税率，以此激发社会经济活力，在保证既定税收收入目标的基础上扩大税基，促进经济繁荣。

拉弗先生曾凭借此理论出任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为时任当局推出的经济政策做出过贡献。

当然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拉弗曲线也存在着局限性，比如它虽然解决了里根政府时期的“滞涨”，却未能有效地解决赤字问题，这里就不充分展开了，以后有机会再聊。

这些问题也值得一看：

1. 普通人对于税方面都有哪些常见的错误认识？
2. 什么是财务思维？财务出身的人有哪些职业上的思维惯性？
3. 据你所知，最短用多少时间可以通过注册会计师的考试？
4. 在中国合法避税有哪些途径？

1) 時間成本
2) 完全競爭
3) 對劣逐良的解釋

時間本身是沒成本可言的。時間本身不是行為。只有計劃中的行為才有成本。能計劃的是能選擇的。我們無法選擇時間流向與快慢。所謂時間成本，在這表面概念全錯的詞的正確含意，是指一個行為計劃所過的時間，在另一個行為上的可能收入。即同樣時間單位下，也許能完成行為組合甲，也許能完成行為組合乙，但不能都完成。這個組合可以叫做計劃。每個計劃中能細分的小行為可以多樣，但每個計劃用的時間一樣多。但是建議別用這個詞。它能解決的溝通問題比它帶來的錯誤思考也許少得多。

完全競爭是個生不如死，同時死也不如生的均衡狀態。在這個狀態下，每人即不想死，也不想活。收入中的快樂與痛苦相抵，卻已是最大化。這也是個宿命的世界，因為未來已知，信息取得成本為0。這模型其實甚少人用。存貨清倉0存貨的世界未必是個美好理想。

只有在能強制規定對良劣一視同仁的情況下才有劣遂良。首先這現象能被觀察到，劣與良本身是必定可以被區分的。區分它們的成本也是會較小的。其次逐的意思不是永遠逐出每一個市場，而只是從有規管的市場逐到沒規管的市場。若區分劣良的成本很高，只有少數人區分得出，即使這少數人收集良的，也並不能在使用良的與他人交換其他物品上佔有優勢，因為其他人區分不出良劣，不會為換取良的而多付代價，所以能區分出良劣的人很少時，這少數人並沒強烈的動機要收集良的，他們只會收集足夠自用或在小圈子內用的良品。只有在大眾能容易地區分良劣時，在不受規管的市場中，用良品交易才能比用劣品有明顯優勢，才造成良品流向不規管市場，劣品留在受規管市場的現象。

不算经济学常识，就是一个简单观点吧：屁股决定脑袋，和你做生意的人与你的利益是对立的。

这是一个较为短视的观点，现实中却有人常犯。多数时候，与“和你做生意的人”是可以共赢的，他多赚并不意味着你就少赚，时间拉长更是如此。

• 有些人会这样说中间商：“他批给我东西这么贵，好处都让他赚了”，事实上，这些人将商品转手再卖出去也是赚钱的，在中间商这里提货甚至比他们自己去厂家拿货价格还低。但他们还是不太爽，觉得中间商就是剥皮的。这里还包括很多例子，比如果农即使大丰收也赚不了太多钱，因为大头是收购果品的商贩在中间环节赚取的，很多果农会觉得这些商贩是自己赚不到钱的原因，这些人“低买高卖，跑个运输就把大钱赚了”。事实，是这样么？长远看，没有贩子，果农会赚的更多么？
• 有些人会这样说各行中介（尤其房产中介）：“他们才是房价上升的幕后推手，在买家那里忽悠人家加价，在卖家那里要房源独家代理，自己什么不干空手套白狼”，事实上，中介的信息服务是有成本的，政府真的一刀切取消他们，购买方和销售方未必会降低交易成本。
• 有些人会这样说保险：“你想想，保险公司每年赚上万亿的保费，他们用精算算明白了保单的风险成本，自己怎么赔都不会亏钱，还拿大家的钱再去投资赚钱，我们投保人除了为自己的风险买单，还要为保险公司的销售成本（渠道佣金）买单，太不公平了。”事实上，保险之所以能抵御风险，就是因为投保基数足够大，保险公司赚了钱，也并不意味着投保人是亏钱的，反倒是投保人的收益会跟着增加；反之，保险公司产品因精算假设过于乐观，导致定价偏低，短期表面上看投保人少缴了保费；但长远看，因保险（寿险）公司长期负债经营的特点，定价不科学可能导致更大的风险，进而损失投保人的利益。
• 最后，再讲个果农的例子，我们老家都种苹果，有一个村民十分“精明”，在和收购苹果的贩子做生意时，都会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在分拣的时候掺上不好的苹果，或者装箱之后进行掉包。贩子一次两次容易被他骗到，但时间长了，尤其是长期的回头客，到果园里收购苹果，都点名不要他的货。后来，他只能卖给不了解情况的新贩子，价格嘛，反倒是不如以前。

堵上别人的路，有时候就是堵上自己的路。短视，是多数人在经济事务中常犯的错误，无论是农民、工人、商人，搞投资、搞实业、搞互联网，我们都需要检视一下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养成从妥协与合作中寻求共同利益的习惯，不吃独食，与“和你做生意的人”实现共赢。

写一个个人的思考，大家可讨论指教。

随意使用“公地悲剧”概念解释其他现象，例如：““公地悲剧”是矿难频发的制度原因”，其中提到：

“公地悲剧”的产生是由“公地”的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所有者或以国家的名义所有，在有很多所有者的时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使用权，但没有人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在以国家名义所有的时候，又常常由于所有者的虚置缺位，难以形成对使用的有效制约。结果是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典型的例子就如过度开采的矿产、过度放牧的草原、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以及污染严重的河流。

结论是：

在土地及地下资源私有制度下，“矿藏的采收率（采集到的矿石占储量的比例）成为地主关心的事，他必定会在经济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将地下资源采集上来，不会发生掠夺性开采”

事实上，矿产和草原虽然都是自然资源，但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即使适度开采，也是不可再生的，后者则可以短时间内可以再生。

资源开发者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使用资源，所以并不是一个煤矿中的煤炭开采的越多对开发者越有利，未来开采出的煤炭的价值要按照贴现率折合成现值进行比较，例如，假如你拥有一座煤矿，采用掠夺式开采三年采完，每年100万吨，煤价每吨500元不变；采用适度开采二十年采完，每年25万吨，贴现率为8%

那么一个理智的煤矿所有者应该如何决策呢？

方案一，开采出的煤炭总量为300万吨，总值为15亿元，现值为12.89亿元。
方案二，开采出的煤炭总量为500万吨，总值为25亿元，现值为12.27亿元。

结论，在8%的贴现率和煤价不变的预期下，资源开发者一定进行掠夺性开采，无论他是不是煤矿的所有者。开采行为与产权无关。

即使对于草场，可视为永续再生资源的情况下，私有者在合适的贴现率预期下也会进行掠夺式开采，先把钱赚到手再说，可以去进行其他投资吗。

说个最近看到的：禁用童工一定会减少童工数量 ？

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政策并未完美执行时，或处罚金额不高时，禁用童工有可能反而提高童工雇佣量。

解释如下：

首先，童工现象较为泛滥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并且把童工送往工厂的往往是极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来说，成年人的收入往往不足以维持家庭基本开销，因而才有必要把家中的一个或数个小孩送去工厂做童工。

设想现在政府禁止了童工，并对发现有童工的工厂实施罚款。这一举措无疑提高了工厂雇佣童工的成本，于是工厂愿意付给童工的工资变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依靠童工的工资才勉强维持生计的家庭变得难以维持。因此，在生存压力下，这些家庭不得不把家中剩下的小孩（如果有）送往工厂。

于是，一个原本旨在减少童工数量的政策事实上在一定期间内增加了童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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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用经济学模型指出这个问题的是：
Basu, K (2005) “Child labour and the law: Notes on possible pathologies” Economics Letters 87(2), 169–174.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631173

为什么我会最近关注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有对于印度童工问题的研究佐证了以上理论，详见：
Why do bans increase child lab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