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者附图中提到的是2018年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新闻原文是:
在外来文明影响方面,探源研究认为,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比如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中华文明探源成果公布:考古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非神话) 确实是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说是毫无争议,但最近大部分学者确实赞同这点。
一、摘录一些近两年学术界关于中国冶金技术起源的观点
金正耀:“何以河南”之问与中国科技考古新方向,《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金正耀:“何以河南”之问与中国科技考古新方向——“二里头考古与中国早期文明”笔谈(四):
白云翔将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区域划分为西北、北方、海岱和中原四个地区,其中中原地区的金属遗物最早可以追溯到仰韶时期姜寨遗址的黄铜制品,黄铜制品在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也有发现。早期黄铜制品应来自锌孔雀石一类具有特殊形状和艳丽色彩的含锌铜矿物,属于中原地区早期“铜矿物试验期”的产品,不能作为“铜锌(合金)试验期”的证据。20 世纪80 年代,冶金研究者曾进行模拟实验,用孔雀石和菱锌矿混合进行冶炼,最终得到黄铜。后来的模拟实验增加红铜和菱锌矿混合,得到和姜寨黄铜片成分相近的结果。这些模拟设计都很精细,但仰韶黄铜是否如此冶炼而成仍有疑问。模拟实验的技术路线需要复杂知识系统的支撑,包括分辨铜矿石、锌矿石和红铜(无论是自然铜还是冶炼得到的铜)的知识和能力,并掌握与“固态还原工艺”相近的技术手段。如果说早在仰韶时期就懂得利用红铜并加锌矿物冶炼黄铜合金的话,那么在一两千年的时间进程中从来没有发现红铜制品的伴出实属难解。加之陕西仰韶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时空区隔如此之大,这一复杂的知识和技术系统几无传承的可能,说它是间隔数百年被重新发明的结果则更无可能。
……自然铜主要加工技术之一的锤锻,本质上是石器时代基础性的锤击技术,它与一般石器的锤击不同之处在于,石器锤击是为了获得尖劈、锋刃等可以使用的几何形状;自然铜在锤击之下因其良好的延展性而发生形变,从而得到预设的工具或饰品形状。还有一种加工技术是退火处理,自然铜经过长时间高温灼烧,冷却后物理性能得以改善。退火是一个“石头”与火的结合过程,这类经验经过长期积累并尝试应用于其他种类的铜矿物(例如西亚的砷铜矿、仰韶—龙山的锌孔雀石)的时候,“石头”就会变出金属来。因此,包括砷铜在内的各种原始青铜、黄铜等所谓“脏铜”(Dirty Copper,亦即不纯的铜),都会在这一阶段出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区有的出现砷铜,有的出现黄铜,有的则是锡青铜或铅锡青铜,这与当地铜矿资源条件有关,也可能跟本土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所能提供的原始技术条件有关。因此,中国早期黄铜、锡青铜、砷铜、红铜各种材质并存,反映的正是铜矿物试验期的特点。铜合金试验期所发生的,是从前期铜矿物直接熔炼得到“脏铜”,到有意识寻求合乎要求的铜合金的转变。
二里头文化后期发展出成熟的铅青铜铸造技术,意味着铜合金试验期已经进入新阶段,它与豫西地区常见的铜铅共生矿有直接关系。另外,锡青铜合金技术的试验期虽然也开始于二里头文化,但可能直到殷墟二期才完全稳定,比铅青铜合金技术晚很多。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铜器材质种类复杂,正是由于当时找到的铜矿物品类杂多导致。豫西地区铜锡铅、铜铅、铜锡矿物共生,为二里头文化早期铜矿物试验期提供了资源保障,也直接导致了产品材质的复杂。…… 吴晓桐,谈金卓,马江波:近期冶金考古研究进展和趋势,《有色金属(冶炼部分)》2020年第5期:
黄河、长江流域零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铜器和相关遗物尚不能支撑起冶金术本土独立起源的理论,近年来更多学者倾向于将中国冶金术的起源与欧亚草原冶金技术的东传相关联。 许宏:东亚青铜潮,三联书店,2021年:
P25:要之,在这两千年的时间里(公元前4700-前2100年),数例零星出现于各地的红铜或原始铜合金皆昙花一现,作为孤例的青铜刀更是尚存争议。……它们无法被视为青铜冶铸的先声。
P42:东亚大陆应不存在以使用红铜器为主要特征特征的所谓“铜石并用”时代。
P43:正如多为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关系密切。 梅建军:关于中国早期铜器与冶金起源研究的几点思考,2021年5月9日,讲座回顾 | 梅建军:关于中国早期铜器与冶金起源研究的几点思考:
讲座伊始,梅老师首先对当前学界关于中国早期铜器与冶金起源研究的新动向进行了介绍,主要介绍了林梅村、苏荣誉、金正耀、郭静云四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林梅村的研究整体考察了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中国早期冶金术、铜器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青铜器群之间的联系。苏荣誉近期的研究对石峁出土铜刀与环首刀石范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具有本土传统,与中原商代的器型相似;结合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资料,对中原冶铜术来源与传统、铸铜遗址认定和石范铸造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西来说还有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目前也没有证据认为石峁存在铸铜业,说其对中国早期铜器生产产生影响还言之过早。金正耀在梳理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不存在“红铜时期”,世界上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红铜-砷铜-锡青铜”模式。他强调金属矿产资源在早期冶金业中的重要性,并据此提出了“铜矿物试验期-铜合金试验期-青铜工业”的新模式。郭静云认为中国青铜技术西来说有着传入路线不明、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器型与制造方式不同等诸多疑问,通过系统梳理长江中游地区考古发现的可能与铸造铜器相关的遗迹、遗物,提出了中国青铜技术在长江中游起源的新观点。梅老师认为上述研究的新动态可作以下总结:第一,西来说与独立起源说各有主张,难分高下;第二,对于西来说的批评集中在传播路线等中间环节上,但也涉及对冶金技术发生的技术和社会基础的根本认知上;第三,独立起源说所强调的是资源与技术基础;第四,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本土起源说强调矿石资源和文化发展的先天条件,而考古本身的依据还有待进一步梳理。
接下来,梅老师从三个方面开始了本次讲座的主体内容:第一,中国青铜冶金术西来说的由来及相关问题。1949年,德国学者罗越首先提出了中国青铜冶金技术西来说,认为商代发达的青铜冶金技术是突然出现的,没有一个完整的演进阶段,因此冶金术极大可能是从外部传入的。但五、六十年代,甘肃马家窑与马厂文化早期青铜器的发现,表明在安阳之前中国早已有了铜和青铜,中国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存在一个演进阶段。七十年代,冶金技术本土起源论兴起。Nobel Barnard和Sato Tamotsu认为中国青铜礼器的范铸技术举世无双,必然是独立起源。但Cyril S. Smith指出中国的青铜冶金术缺乏与近东一样的探索阶段,对中国冶金术独立起源说仍持怀疑态度。八十年代,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大大推进了中国青铜冶金术来源的研究。北京钢铁学院对包括马家窑铜刀、马厂残铜刀在内的30多件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揭示了中国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已经开始出现青铜器物。此外,甘肃、青海齐家文化出土的铜器中,红铜、锡青铜与铅青铜器物并存。柯俊认为中国锡青铜出现时间与两河流域基本相当,且并未出现砷青铜以及含镍的铜合金,与西方所见相异,表明中国青铜器是独立发展的。此观点亦得到了华觉明的赞成。虽然这一时期冶金术本土起源说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同,但以W.T. Chase为代表的一些国外学者却认为甘肃发现的早期铜器也可能是在传播过程中留下来的。
到了九十年代,中国早期青铜冶金术传播论再次兴起。安志敏首次提出了“铜器的起源,很可能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的假说,而胡博则最早用考古实证探讨了中国早期铜器与中亚、欧亚草原文化的联系,并认为齐家文化的一些铜器在形制上与塞伊玛-图尔宾诺的同类器物有诸多相似之处。其后,孙淑云、韩汝玢、潜伟、李水城、水涛等学者对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铜器做了深入的研究,发现中国早期铜器材质具有多样性,尤其砷青铜器的存在刷新了对中国早期铜器技术特征的既有认知。此前,柯俊认为早期中国无砷青铜,与西方存在显著差别,而新的科学分析则证明砷青铜在早期中国同样存在,从而为传播论又添一新证。九十年代的又一重大进步是,新疆早期铜器研究开始进入国际视野,水涛、陈光祖、Victor H. Mair以及梅老师本人相继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诸文化特征、新疆出土早期青铜器成分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进入新世纪,吕恩国、潜伟等学者系统梳理新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金属器并对铜器材质进行了分析,同样发现了砷青铜。梅老师在这一时期也就中国冶金起源、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新疆是欧亚草原与河西走廊之间的连接桥梁。在此认识上,他进一步论证欧亚草原文化与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文化的联系与接触是在不同时期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的,是一种间接的、非连续的过程。其后不久,李水城对西北及中原早期冶铜业区域性特征及交互作用的研究,将中国冶金术西来说的影响推上了高峰。他在相关文章中表示中原地区与齐家文化直接发生联系,而齐家文化又通过四坝文化、哈密地区的青铜文化、伊犁河-准葛尔盆地和天山中段的青铜文化与中亚、南西伯利亚一带的青铜文化发生间接联系。因此,中国早期冶金术追根到底仍与近东地区关系密切。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梅老师总结了西来说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年代问题,即西边出土早期铜器的年代不早于东边;第二,中国冶金术的来源地究竟是中亚还是南西伯利亚至今存疑;第三,冶金技术传播的模式、动力与机制尚存很多争论;第四,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代表的究竟是器物的传播还是技术的传播;第五,冶金术的传播与人口迁徙的关系还需进一步论证;第六,是否存在本土技术的创新或改变。
……梅老师对本次讲座的内容进行了几点归纳:第一,中国冶金术西来作为一个假说,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立论的基础,但也有许多模糊不清的环节,学界的质疑有助于推动研究工作走向深入。第二,就现有考古证据而言,应对西来说与独立起源说保持开放的心态,为各种假说提供生存的空间。第三,要确定冶金术的独立起源,不仅要有铜器的使用,还要有采矿、冶炼和铸造生产的证据,有技术演进与社会支撑的证据。 蔺诗芮:西北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金属使用——从技术与资源角度探讨,《文博》2021年第5期:
新疆早期主要接受西西伯利亚地区较为成熟的冶金业影响,从红铜逐渐发展到锡青铜,砷铜制品及技术约在公元前 1700 至 1600 年从河西走廊向西传播进入新疆东部。河西走廊中部西城驿遗址是西北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砷铜生产与使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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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诗芮,2021
杨益民:牧业革命: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的催化 ,文博中国,2022-02-09 https://mp.weixin.qq.com/s/f69_3Vmj04Th0HzxMfyZjQ
黄牛(本文仅指普通牛)、绵羊和山羊起源于西亚,公元前4千纪晚期黄牛从伏尔加河中下游的颜那亚文化区出发经欧亚草原到达阿尔泰-萨彦山脉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区,并零星传播到东北地区和甘青地区;但这一波传播只是昙花一现,并没在中国社会留下深刻的烙印。公元前3千纪晚期,由于4.2ka气候变冷变干事件(距今约4200年),阿尔泰地区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公元前2200-1900年)起源地的先民,向西方和南方扩散(Nichols, 2021),导致阿尔泰地区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南下(林梅村, 2015),然后黄牛的传播在阿尔泰山南部余脉分为东西两路,东路通过额济纳河通道大约在距今4200年到达黄河上游地区,西路通过东天山大约在距今4000年到达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参与形成了小河文化特有的奶酪文化;在此过程中黄牛与绵羊、冶铜技术很可能是同步传播。第二波黄牛传播,速度极快,短期内就席卷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宁夏客省庄二期文化、陕北石峁文化、内蒙古朱开沟文化、晋南陶寺文化、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等黄河上游和中游地区的若干遗址(Lu, et al., 2017, 吕鹏 and 袁靖, 2018, 蔡大伟, et al., 2018, 胡松梅,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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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的第二波传播示意图(1.颜那亚文化区,2.阿凡纳谢沃文化区,3. 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的起源区域;虚线为第二波传播的路线)
张昌平:从三棱锥形器足看中国青铜时代块范法铸造技术特质的形成,《考古》2022年第3期。https://mp.weixin.qq.com/s/pAcM1lRIB0BtHEG_cFvi0A
……中国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的源头一直都是中外学者讨论的热点[1]。早些年,因为我国境内发现的早期铜制品较多且分布范围较广,多数学者倾向于中国青铜器及其技术是独立起源[2]。21世纪以来,新的特别是在新疆和甘青地区的考古进展让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冶铜术是从西亚地区经过欧亚草原地带、从甘青地区传入中原地区[3]。但是,相对于冶炼技术层面认识的进展[4],中国青铜器在铸造技术层面的源头依然并不明朗。二里头文化时期形成的中国独有的块范法铸造技术特质[5]与西亚地区早期青铜器采用锻制、失蜡法铸造的技术存在明显的不同。如果说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何以没有承袭外来的传统、而似乎是遽然形成新的技术系统[6]。这样的设问,从中国冶铜术外来说提出直到今天一直都无法回避[7]。
冶铜术包括采矿、冶炼、制器等不同技术门类,各个门类既有复杂的资源配置和劳动组织,更还包括有不同的、高难度的技术环节。这样的技术系统,很难自发形成。不难注意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甘青地区冶铜术无论是生产还是产品,都较中原地区年代较早且更为发达。即便在黄河中游地区,靠北的陕晋之间陶寺、石峁遗址也较同时期的豫北有更多的发现。这样的态势让学者们得出二里头文化的冶铸技术源头来自西北方向的认识,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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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中国早期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轮廓已经比较清楚。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刀、锥等简单器形对应简单铸型技术,其后少数带有空腔的铸件上开始设置芯范,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带有足、鋬等复杂器形的容器产生块范法,并由此形成复杂铸型技术。 韩建业:关于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 《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https://mp.weixin.qq.com/s/FpaHN68Y79AvUCMux8nk4w
黄河和西辽河流域最早的铜器,当属陕西临潼姜寨和渭南北刘、甘肃东乡林家、山西榆次源涡镇、辽宁凌源牛河梁等几处。……上述早期铜器虽然数量有限,但多有确切的地层根据,不能轻易否定。……
问题是,如果认为黄河流域等地的铜器是通过新疆从西方传入,那么北疆目前发现的最早铜器只能早到公元前3000年,而黄河流域等地的铜器又怎么能早到公元前4000多年?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新疆尤其是南疆可能存在更早的遗存,只是尚未发现,二是黄河流域等地最早的冶铜技术本来就是本土发明,只是后来才受到西方冶金技术影响[63]。需要引起注意是,中国和西方的早期文化交流大多数时候都必须通过中亚和新疆,但却不止中亚北部—北疆这样一条草原通道,还应该有中亚南部—南疆这样另一条绿洲通道。曾在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发现过一件属于庙底沟时代晚期的彩陶盆,上饰锯齿纹组成的菱形图案[64],与土库曼斯坦纳马兹加二期晚段和三期彩陶有较大相似性,这说明中亚南部彩陶文化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就可能已经通过南疆影响到甘青地区[65]。稍后的公元前3000多年在甘肃武山傅家门、天水师赵村等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或者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中,发现多件源自西方的羊和黄牛的骨骼[66];考虑到中亚北部和北疆地区目前发现的这类家养动物遗存只能早到公元前3000年,而在中亚南部地区却可以早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67],所以它们更可能是从中亚南部—南疆一线传入甘青地区。另外,中亚南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4200年左右,也是远早于中亚北部。
公元前2500~1800年间的龙山时代,尤其是公元前2200~1800年间的龙山后期,河西走廊至黄河、长江流域发现的铜器数量显著增加,并且出现了冶铸遗存。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了中国铜器铸造的两大技术系统。
第一个是以二合石范铸造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等铜器的技术系统,分布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这也同样是亚欧草原常见的铜器铸造技术传统。铜器及其冶铸遗存主要发现在甘青地区……
第二个是以复合泥范铸造铜容器的技术系统,属于中原地区的发明。……可见铜器及其冶铸技术已经扩散至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 赵辉: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江汉考古 2022年第5期,延伸阅读|赵辉: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距今4300~3800年,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也叫龙山时代,是古国时代的第三个阶段。……而源自中亚的麦类作物及其栽培技术,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及青铜冶炼技术于此间传入中国,首先到达西北地区,再至中原,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为社会复杂化进程注入新的动力。 陈建立:冶金技术与中华文明起源,2022年9月16日,https://mp.weixin.qq.com/s/7UBzKSwhd_gF_-35vZdutw:
陈建立介绍了国际学界关于冶铜技术起源的模式之争以及关于中国冶金技术起源的看法。
研究中国冶金技术起源,首先要基于中国的考古材料。陕西姜寨遗址出土了距今六千多年的黄铜制品,后期也在山东、山西等地发现了一些黄铜制品。中国最早的铜是黄铜,可能是本土起源,但是后来中断了,没有在青铜冶铸体系中发挥作用。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出土在何处,需要对早期的青铜制品和青铜冶铸遗址进行梳理。其次,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冶金技术的起源、传播和发展问题。目前,多数学者接受冶金术在西亚地区单一起源的观点,但也有不同声音。就中国而言,青铜冶金技术很可能是从西亚地区传播过来,在中原地区完成了本土化改造过程。本土化改造是指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吸收和改造过程,形成中国本土特色。第三,在研究技术传入、技术交流时,需要考虑环境和气候因素,生存的环境气候会影响人群的迁徙。为什么在距今四千年前后,青铜冶金技术在中国西北部地区和中原地区出现爆发性地增长,这应与环境气候变化以及相应的人群迁徙有关。 宫本一夫: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2022年11月4日,讲座通讯 | “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讲座纪要:
第二部分主要是青铜器文化的起源和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宫本教授指出,关于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出现过程,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的说法:一是中国本土说;二是西方传入说。中国本土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学术界的追捧,其中以唐兰等学者为代表;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以安志敏等为代表的学者支持的西方传入说也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在这之后,梅建军和李水城等学者也支持该观点,到如今,多数学者认为中国青铜器是从西方传入的。宫本老师也对西方传入说持肯定意见。他指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应为土耳其及黑海沿岸,经由欧亚大陆传入中国北方地区,然后再传入中原内地地区。这一传播路径共有两条。第一条是偏北的路线,其从土耳其及黑海沿岸出发,经过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从欧亚草原北部的森林地带,经蒙古高原中部向内蒙古中南部扩展,是为北方的青铜文化;另一条路线偏南,不过都是从同一起源地出发,经由位于欧亚草原地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区,传入中国西北地区。中国北方和西北的青铜文化又逐渐传入中原地区,逐渐向南方地区扩张,范围不断扩大,甚至传播到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还影响了川藏青铜器文化。 Chen, K., Mei, J., Wang, L., & Hein, A. (2022). Interaction and Localization: New Insights into Early Metallurgy in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33(4), 581-608. doi: 10.1353/jwh.2022.0039 https://muse.jhu.edu/article/872620。中文简介见:https://mp.weixin.qq.com/s/PYmkxF4yZe5iU9OllDx_fQ
Despite the long-standing dispute between autonomism and diffusionism as models for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etallurgy in East and Central Asia, the “western influence” on China’s early copper metalworking has recently gained prevalent recognition among archaeological narratives. (机翻:尽管作为解释东亚和中亚冶金学出现和发展的模式,自主论和扩散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争议,但中国早期铜金属加工的“西方影响”最近在考古学叙事中得到了普遍认可。)
However, it is again important not to over-emphasize the primacy of techniques in the further transmission of metallurgy and fall prey to the pitfalls of simplistic diffusionistic models and theories.(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过分强调冶金技术在进一步传播中的首要地位,避免陷入过于简单的扩散模型和理论的陷阱。) In fact, on its way to eastward, the techniques of metallurgy have changed radically,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letely different technology at Erlitou.Mining and primary smelting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remote resource-rich mountainous areas, while raw metal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capital area and manipulated through the newly founded multiple piece-moulds casting. 82 The products were mainly ritually and politically important vessels,weapons, and other implements that were circulated and consumed within a hierarchical tributary model (Table 1). 83 It was during the Erlitou period (ca. 1,750-1,530 BCE) that received primary metalwork knowledge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pre-existed pyro-technology and pottery handicraft, resulting in the rise of a political-economic and aesthetic system that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the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large scale production. 84 Even though the initial idea and basic material/technological knowledge of metalworking may have come from the outside, a new metallurgical tradition was thus established, which defined a unique path of development for Bronze Age China. Such a profound innovation, if not invention, was only to be echoed a millennium later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st iron technology system in the Central Plain with possible stimulation of extraneously originated bloomery iron production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ca. 9 th -8 th centuries BCE).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早期冶金生产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原地区早期冶金的产生显然不是简单的技术移植的结果。在中原地区的本土化冶金生产实践中,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礼制传统、社会组织模式以及先进的制陶技术等,再次重塑了冶金技术体系和生产格局,在二里头文化后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组织实现了冶铸分离,金属原料集中至王都或中心聚落,铜锡铅三元合金的材质特征初步形成,使用组合陶范铸造成具有礼制意涵的容器,产品的分配和使用则显示出等级化的趋势。至此,区别于其他地区早期冶金传统的“华夏风格”得以建立,深刻影响并奠定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冶金生产格局。在中国古代冶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如此深刻的技术改造和创新,或许只有千年之后铸铁技术体系的建立才可与之相提并论。
二、一些科普
分析一下“中国最早的青铜技术是西来的”不太容易被普通人接受、而本土起源的回答容易高赞的原因:
1.说的不是一个“技术”。
青铜器生产是一个极其复杂、分叉众多、有很大历时性和区域性变化的技术体系。没有人说中国所有青铜技术都是西来的,上文说的是“起源”而非青铜技术的后期形态。经过无数次迭代升级,我们所熟悉的商周青铜器已经和最初的青铜技术源头差异太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本土化创造是块范法铸造技术(将青铜溶液浇注至多块泥制外范和内芯组合起来的铸型中制成容器,见下图),就这一点已经和其他所有早期冶金传统分道扬镳了,商周青铜器的器型、组合、纹饰与世界其他青铜文化截然不同,源头也在于此。相当多的人可能以为,承认“西来说”就是否认商周青铜器的原创性贡献,但两者间的联系没有多数人所想象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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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是有极端的文化传播论思潮,将全世界的发明创造都归于古埃及或近东名下,其他地方的社会仿佛都毫无创造力,这当然是不对的,也早就被考古证据纠正了。有些人为了捍卫文化特质或者纯洁性而讨厌文化传播,是大可不必的。因为传播不等于从原生地到接受地一成不变,现在我们看待文化传播过程,与其比喻成水波,不如比喻成病毒,在复制的同时会变异到亲妈都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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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空首斧石范
苏荣誉:关于中原早期铜器生产的几个问题:从石峁发现谈起,《中原文物》2019年第1期。对近东体系和二里头以来的中原体系有很好的概括:
毋庸置疑,冶金术最早出现于近东,有近8000年的历史。北非、欧洲、中亚、南亚和西伯利亚的早期冶金,可能是以之为基因发展起来的,姑且称之为近东体系。其技术内涵可以概括为:
有很长的铜石并用时代,冶炼铜砷铜延续2000余年;
砷铜的出现是基于铜矿因素,在青铜时代早期有意识炼制砷铜;
青铜时代中期随着锡供给的解决,锡青铜成熟,砷青铜随之罕见。
锻打铜器是基本工艺,铸造出现较晚且居次;
铸造以石范为主铸造小件铜工具、兵器和农具,部分地区(如大不列颠)铜范居次;
泥范始终都有,且有对开范用于铸锭。失蜡法用于铸造复杂的动物、造像和饰品。
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冶金,新石器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内涵和联系均不清楚,连续并具有鲜明特征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可以概括为:
有无铜石并用时代有待证实,起源不清;早期铜器铜与黄铜并存,铸锻成形并行;
二里头文化迅速肇建了泥范块范法技术体系,生产造型独一无二的所谓礼器;
泥范块范法迅即独占,几乎不见锻造器件,石范铸造也被排斥出中原;
铜和锡青铜、铅锡青铜并存,铅锡青铜很快居主要地位,且锡、铅含量高,供应充足。 很多回答的逻辑是:中西差异如此之大,难道西来说支持者对此视而不见吗?当然不是,因为这里描述的中原体系始于二里头,然而中国还有更早的早期冶金技术,通俗来说那要比二里头和后来商周青铜技术简单原始得多,上文是在讨论这种“技术”的起源。
2.简单的技术本身被人为赋予了过多的意义。
假如先树立唯生产工具论中“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冶金术=文明”的观念,就会自然而然把青铜技术西来等同于文明西来、甚至人群西来,但这里的每一步都属于过度推理。考古学上发现了很多没有青铜器的古代文明以及有青铜器的简单社会,很多过去的线性进化的教条早就不成立了。某个新技术或产品在一个社会中起到何种作用也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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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端的例子:阿拉斯加一处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有约一千年历史。古爱斯基摩人除了交易获得金属器外,也利用北极本地的金属做成工具,但他们仍停留在简单狩猎采集社会……
3.把中原等同于“中国”。
当我们说某某是中国独立起源的时候,往往忽视早期中国是很多样化的,而二里头-商周青铜文化在其中比较特殊。考虑到区域化的视角,要求每个区域都“独立起源”恐怕很不现实。就锡青铜来说,目前考古材料显示甘青地区早、中原地区晚,但两者生产组织截然不同,不论社会发展水平还是青铜工业发展水平,中原都后来居上远高于甘青——即便中原最早的技术可能来源于甘青。把这样的关系放大到更大范围之后,就会发现即便某个技术西来甚至来自境外,也没什么大不了,共同的源并不必然导致同样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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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K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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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关于其他回答中提出的问题,我尽量找一些出处明确的说法或例子:
1.中外古代总体数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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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回答
苏荣誉:早期山西青铜器格局——资源、技术、艺术与社会解析,2021-08-27 14:51,https://mp.weixin.qq.com/s/y5ZFCyR7jTgzad01X511jg
在涉及到古代金属时,资源一直是关键问题。矿产资源并不是到处都有的,尤其是有色金属,如铜和锡,具有相当大的区域性。中国古代开采的铜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山西的中条山地区,但量不是很大;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占到古代开采铜总量约70%以上。
中国古代开采了多少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经过对长江中下游铜矿和遗留矿渣的分析,估计十万吨以上,这个量不算大,如果跟地中海地区相比(因为当时中国的版图实际上比欧洲还要大),他们开始开采了大概有150万吨。所以中国的考古和研究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发现。
2.中外锡矿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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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回答
苏荣誉:早期山西青铜器格局——资源、技术、艺术与社会解析
苏荣誉指出,青铜矿产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导致原材料与产地、使用地间的空间流动,可能是很远距离的流动。
关于青铜器的另一个重要材料——锡,山西乃至整个中原地区都没有锡,中国古代的锡基本上都来自于长江以南的南岭地区。同样,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也没有锡,他们所使用的锡来自于南亚和英国的Cornwall(康沃尔)地区。 陈建立:从铸铜遗址铜锡铅原料的发现看商周青铜铸造业的中原与边疆,中国文物报2018年9月20日6版
锡是青铜冶铸必不可少的金属资源。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郑州二里岗遗址都报道有锡块发现,但未经过检测,无法确定是否为纯锡。目前经过检测的中原地区最早的锡器是宝鸡国墓地出土的西周早中期的锡鼎、锡簋和锡鱼,这表明西周时期古人已经能够炼出纯度很高的锡。山西天马-曲村墓葬也发现一批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的锡器。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地区发现的锡器更多,如在云南楚雄万家坝曾出土春秋晚期的纯锡器、湖北荆州城北纪南城附近的雨台山楚墓、当阳赵家湖楚墓、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也出土锡器数件。这些纯锡器的发现,说明至少自西周早中期已经存在炼锡技术,也证明当时已经可以直接使用金属锡来配制青铜。目前在商周时期铸铜遗址尚未发现锡锭或锡矿石。但铸铜遗址中出土铜器和铜块的锡含量集中在11~17%,表明当时已有较为成熟的合金配制技术。李延祥教授、笔者及我们的合作者在辽西和赣北地区进行的炼锡遗址的田野考古调查及研究,初步表明中原地区的锡料来自南方和北方这两个边疆地区的可能性较大。 埃里克 . H. 克莱因著,林华译:《考古的故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P198:
(约1300BC左右的乌鲁布沉船上)载有一吨多锡,锡锭仍看得出原状,有的是牛皮锭的碎块,有的是叫做面包锭的较小的锡锭,还有锡制的盘子和其他容器。这批锡的原产地可能是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经过千山万水运到了这里,但旅程本来还没有完,它们应该是要运往爱琴海地区的,可惜船沉了,没有到达目的地。 一些与沉船同时期的亚述文献中也提到了从安纳托利亚到两河流域的锡贸易,但是锡矿开采地点不明。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得益于锡同位素分析技术,研究人员终于得到更明确的锡矿产地:乌鲁布伦沉船上三分之一的锡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Muiston矿,剩下的三分之二来自土耳其托罗斯山区的Kestel 矿。(Wayne Powell et al, Tin from Uluburun shipwreck shows small-scale commodity exchange fueled continental tin supply across Late Bronze Age Eurasia, Science Advances (2022). DOI: 10.1126/sciadv.abq3766. 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bq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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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geography and main sites,虚线箭头描绘了公元前2200年至前1700年的贸易网络,绿色阴影区域反映了连接安纳托利亚和中亚/中东锡贸易的走廊,约公元前1600年至1000年。其他阴影区域代表LBA的关键政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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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 forms of tin ingots from the cargo of the Uluburun shipwre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