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燕：【区域研究】天津市及下辖各区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 ...

经济实力：天津市是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经济实力较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较高，工业基础较为雄厚，体系门类齐全，经济发展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驱动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战略实施下，天津市仍处于发展的重要历史窗口期。但近年来，受做实经济数据、工业经济低位运行等因素影响，天津市经济增速下降至较低水平，全国排名持续靠后，2019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41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倒数第三位。近年来，天津市外来人口流入增速明显放缓，2020年前三季度，全市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情况同比下滑。同期，区域内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持续超过存款余额，且差额扩大，资金面承压。整体看，中短期内天津市经济发展仍面临挑战。
从下辖区域看，天津市下辖各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其中滨海新区依托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经济总量在全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环城四区工业基础较好，各区经济总量相对较均衡，在全市排名均相对靠前；中心城区发展已较为成熟，偏远郊区发展起步较晚，两大板块内各区经济总量分化均较大，其中中心城区中河西区、和平区和南开区，偏远郊区中武清区、静海区和宝坻区经济实力相对较强，剩余的河北区、河东区、南开区、宁河区和蓟州区经济实力较弱。或受夯实经济数据影响，近年来，天津市下辖区域经济数据披露情况不佳，2019年部分区域统计公报未披露，已披露的区域经济总量均较2018年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中心城区下降幅度相对较小，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下降幅度较大。近年来，天津市下辖各区经济增长普遍承压，2019年半数以上下辖区经济增速回升，但大部分下辖区经济增速仍处低位，仍低于全国水平。
财政实力：天津市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全市财力形成重要贡献，其中市级财力约占全市的三分之一。近年来，天津市税收收入增长乏力，地方财力增长对基金收入和市级国有企业股权转让等形成的非税收入依赖度高，其中基金收入波动较大，非税收入增长持续性较差，2017-2018年全市财政收入合计[1]持续下降。2019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10.41亿元，同比增长14.4%，主要系市级国有企业股权转让和罚没收入增加带动非税收入增长所致；同年，全市基金收入1430.80亿元，同比增长23.3%，加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全市财政收入合计4375.31亿元，同比增长14.6%，增速由负转正。近年来，全市刚性支出[2]持续增长，城乡社区支出扩张较快，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不断加大，2019年全市财政支出合计[3]5832.00亿元，同比增长22.6%，财政收入合计仅能覆盖75%左右的财政支出，收支缺口对债务收入、上年结余等的依赖度较高。2020年前三季度，天津市税收及非税收入均大幅下滑，基金收入随房地产销售情况下降而明显下滑，财政自给率大幅下降。整体看，中短期内，天津市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的空间预计有限。
近年来，天津市大部分下辖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下降，区域财政收入增长主要依赖基金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2017-2019年天津市土地成交主要集中于环城四区，滨海新区和偏远郊区土地出让金规模亦较大，上级补助收入对滨海新区倾斜较多。同期，大部分下辖区财政支出规模扩张，使得财政收支差额普遍扩大。分区域看，与经济实力相匹配，滨海新区财政实力居于市内首位，近年来得益于基金收入和补助收入增加，财政收入合计大幅增长，2019年财政收入合计1011.76亿元，对财政支出合计的覆盖率维持85%左右，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中心城区基金收入上缴市级财政，区域财政收入主要受经济实力影响有分化，2019年各区财政收入合计处于40亿元至120亿元之间，其中河北区、河东区和红桥区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2019年财政收入合计对财政支出合计的覆盖率均小于65%；环城四区区域财力对基金收入依赖度较高，2019年各区财政收入合计处于150亿元至270亿元之间，其中北辰区和津南区财政收入合计对财政支出合计的覆盖程度较低，2019年覆盖率均小于70%；偏远郊区财政收入分化较大，其中武清区和宝坻区成交土地出让金规模相对较大，基金收入对区域财力贡献较大，2019年财政收入合计分别为303.50亿元和206.04亿元，其余三区财政收入合计处于85亿元至130亿元之间，2019年除宁河区财政收入合计对财政支出合计的覆盖程度较低外，其余区域财政收支平衡情况尚可。2020年前三季度，全市土地出让集中于滨海新区和中心城区，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成交土地出让金降幅明显，预计对相关区域财政收支平衡增加较大压力。
债务状况：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在全国排名相对靠后，但近年来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较快，2019年末政府债务余额4959.30亿元，同比增长21.6%，政府债务余额是其2019年全市财政收入合计的1.13倍，政府债务上升至较重水平。同时，全市存续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规模总体增长，2020年9月末为1.48万亿元，远超政府债务余额，叠压近几年发生的债务危机事件对全市城投债发行造成的不利影响，区域内城投企业债务偿付压力普遍较重。近年来，天津市城投企业债券发行期限明显短期化，同时债券发行利率上行，除市级和滨海新区高评级城投企业债券发行情况相对较好外，其余下辖区域城投企业债券发行情况较差。
目前，天津市发债城投企业集中于市级和滨海新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占全市的80%左右，市级和滨海新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偿付压力重，2020年9月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4]分别为0.69万亿元和0.49万亿元，分别是其2019年财政收入合计的4.66倍和4.80倍，但上述区域城投企业再融资情况在天津市内相对较好，能对即期债务偿付提供一定支持。中心城区无公开发债平台，债务压力体现为政府债务偿付压力，其中经济财政实力较弱的河北区、河东区和红桥区政府债务压力较重，其余三个中心区域政府债务压力相对可控。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但积累的带息债务余额合计已超过其政府债务余额的2倍，其中东丽区、蓟州区2020年9月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分别为702.81亿元和373.38亿元，分别是其2019年财政收入合计的4.06倍和3.88倍，偿付压力最重；北辰区、津南区、武清区、宝坻区和宁河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偿付压力次之，亦处于较重水平，2020年9月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分别为245.22亿元、401.76亿元、561.62亿元、250.72亿元和152.87亿元，是其2019年财政收入合计的1.2倍至1.9倍之间；西青区和静海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尚可，2020年9月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均小于其2019年财政收入合计；上述区域中，北辰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中债券余额占比超一半，偿付弹性相对较小，与短期带息债务规模相比，2020年9月末东丽区和蓟州区城投企业账面货币资金规模相对偏小，面临的即期偿债压力大，此外叠加2020年以来成交土地出让金整体下滑，以及城投企业债券发行情况较差，后续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的债务周转压力预计进一步上升。
一、天津市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天津市经济实力分析
天津市是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经济实力较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较高，工业基础较为雄厚，体系门类齐全，经济发展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驱动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战略实施下，天津市仍处于发展的重要历史窗口期。但近年来，受做实经济数据、工业经济低位运行等因素影响，天津市经济增速下降至较低水平，全国排名持续靠后，2019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41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倒数第三位。近年来，天津市外来人口流入增速明显放缓，2020年前三季度，全市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情况同比下滑。同期，区域内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持续超过存款余额，且差额扩大，资金面承压。整体看，中短期内天津市经济发展仍面临挑战。
天津市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是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拥有我国最大的人工港天津港，海岸线长153千米，对内辐射华北、东北、西北13个省市自治区，对外面向东北亚。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重要的自贸区，已于2015年4月正式挂牌。凭借区位、港口航运和自贸区优势，天津市在“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天津市主动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2019年，国家会展中心、中国核工业大学等开工建设，中国电信京津冀数据中心、中车金融租赁、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天津中心等一批项目引进落地；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累计注册企业达到1443家，中关村智能制造科创中心项目投入运营，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15个承接项目加快施工；全年京冀企业来津投资到位资金1470.67亿元，占全市实际利用内资的51.0%，占比较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

天津市综合经济实力较强，近年来不断夯实经济数据。根据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简称“统计公报”），2017-2018年，天津市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1.86万亿元和1.88万亿元，同比均增长3.6%，全国排名持续垫底，2017年以来全市经济增速下降至较低水平。按照国家统计局统一部署，依据天津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20年初天津市统计局发布公告，修订2018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34万亿元，同比增长3.4%。根据统计公报，2019年天津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41万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同比有所回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经济增速仅高于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位列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倒数第三位，低于全国经济增速1.3个百分点。2019年，天津市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85.23亿元，同比增长0.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4969.18亿元，同比增长3.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8949.87亿元，同比增长5.9%；同年，三次产业结构为1.3:35.2:63.5。目前，天津市第二产业低速增长，经济发展对第三产业依赖度较高。

受益于优质的公共资源，天津市人口吸引力相对较强，但近年来随经济增速下行，就业吸引力下降，人口流入增速明显放缓，2017年全市常住人口首次下降，2018年以来得益于“海河英才”行动计划[5]，常住人口有所回升。截至2019年末，天津市常住人口1561.83万人，“海河英才”行动计划累计引进各类人才24.8万人，全市常住人口较上年末增加2.23万人，增量较上年下降0.50万人；当年末，全市外来人口499.01万人，占比32.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83.48%，较上年末提升0.33个百分点。2019年，天津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9.04万元，位列各省级行政区域第七位，次于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目前，天津市人口结构中，劳动人口占比仍较高且整体素质优良，可为全市经济增长提供一定支撑。2018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中15-64岁人口1230.75万人，占比78.91%，2019年末全市人口构成情况未获取。

作为京津唐工业基地内的省市之一，天津市工业基础较好，体系门类齐全，主要优势产业包括冶金业、轻纺工业、机械装备业、电子信息业、石油化工业、汽车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和航空航天产业等。2017年，天津市工业经济增速明显下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增速同比下降6.1个百分点至低水平，主要系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大幅下降至负增长所致。2018年，全市工业经济仍呈低速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增速基本与上年持平。2019年，天津市工业经济增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带动下较上年有所回升，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增速较上年回升1.0个百分点，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快于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0.4个百分点，当年受采矿业，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工业经济增速仍处于较低水平。
近年来，天津市第三产业增速总体放缓，但仍保持相对较高水平。2017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同比下降4.0个百分点至6.0%，2018年该增速进一步下降至5.9%，2019年该增速与2018年持平。2019年，全市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10.0%，保持两位数增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全年货运量56940.61万吨，同比增长6.3%。2019年末，天津市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18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0.08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3.6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0.20万亿元。整体看，全市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增长较快，本外币贷款余额已连续三年超过存款余额，且差额扩大，区域资金面持续承压。

从经济发展动力看，固定资产投资是天津市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消费对全市经济发展形成重要贡献，近年来全市净出口持续逆差。2017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1.13万亿元，同比增长0.5%，增速偏低。2018-2019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分别下降5.6%和增长13.9%。2019年，分领域看，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7.9%，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3.6%，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2.5%，各领域投资增速均较高。2019年，全市限额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9%；限额以上商品中，日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9.7%，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5.6%，智能手机零售额同比增长15.1%。同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为0.73万亿元，同比下降9.1%；其中，进口总额0.43万亿元，同比下降11.2%；出口总额0.30万亿元，同比下降5.9%，全市进出口均同比下降，且仍呈现持续逆差。

房地产市场方面，继2016年9月推出“津七条”、施行区域性住房限购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后，2017年天津市又推出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楼市政策的趋紧使得全市房地产市场成交量骤降。2018年以来，受益于“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逐步回升。但2020年前三季度，随“海河英才”计划引入人才效应递减，以及房地产政策收紧，全市房地产投资及销售情况明显回落。
2020年前三季度，天津市基建投资增速较高，固定资产投资小幅增长，工业经济增速仍较低，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消费情况同比下降，受上述等因素综合影响，全市经济增速为零，位列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域倒数第6位，仍低于全国经济增速（0.7%）。同期，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01万亿元，同比增长0.0%，其中，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3353.82亿元和6612.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0.0%和0.1%；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1%，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制造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7%。2020年前三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3%，增速较低，分领域看，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8%，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9.2%，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6.1%；当期，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6.8%；外贸进出口总额为5453.78亿元，同比增长1.3%，增速由负转正，但仍呈贸易逆差，进出总额3197.85亿元，出口总额2255.93亿元。
2015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先后出台，明确了京津冀地区未来发展目标，其中天津市争取到2030年成为产业创新引领高地、航运贸易国际枢纽、金融创新核心引擎、改革开放领军者，建成经济更加发达、社会更加和谐、文化更加繁荣、功能更加完善、环境更加优美的世界级城市。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6]总体方案，提出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法制环境规范、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动效应明显的国际一流自由贸易园区。2018年11月，中央明确要求以北京市、天津市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坏渤海地区协同发展。在上述政策支持下，天津市仍处于发展的重要历史窗口期，仍需深化改革，推进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天津市财政实力分析
天津市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全市财力形成重要贡献，其中市级财力约占全市的三分之一。近年来，天津市税收收入增长乏力，地方财力增长对基金收入和市级国有企业股权转让等形成的非税收入依赖度高，其中基金收入波动较大，非税收入增长持续性较差。2017-2018年，全市财政收入合计持续下降。2019年，主要得益于非税收入和基金收入增长，全市财政收入合计同比增长14.6%，增速由负转正。近年来，全市刚性支出持续增长，城乡社区支出扩张较快，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不断加大。2020年前三季度，天津市税收及非税收入均大幅下滑，基金收入随房地产销售情况下降而明显下滑，财政自给率大幅下降。整体看，中短期内，天津市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的空间预计有限。
天津市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补助收入，但近年来占比有所下降，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地方财力形成重要贡献。2017-2019年，天津市财政收入合计分别为4087.96亿元、3819.14亿元和4375.31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1.2%、-6.6%和14.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分别56.52%、55.15%和55.09%，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占比分别为13.30%、14.40%和12.11%，近三年二者合计占比分别为69.82%、69.55%和67.20%；同期，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占比分别为30.08%、30.39%和32.70%，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转移支付收入规模偏小、近三年在财政收入合计中占比均不超过0.2%。2019年，天津市财政收入中，市级财政收入占比约三分之一，当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分别为1140.77亿元和418.86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31.9%和-7.4%，占全市比重分别为47.33%和29.27%。
近年来，天津市财力波动受非税收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影响较大。2017-2018年，受做实做优财政收入、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天津市非税收入持续大幅下滑，同比分别减少400.88亿元和217.05亿元。2019年，天津市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混改，7家市属企业成功实现集团层面混改，共吸引社会资本315.9亿元，当年转让部分国有企业政府持有股权，落实国家围填海遗留问题处罚征缴政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罚没收入大幅增加，带动非税收入同比增加294.71亿元，扭转了过去两年非税收入负增长的局面。基金收入方面，2017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增加327.97亿元，2018年该收入同比下降221.41亿元，2019年同比增加375.60亿元。得益于非税收入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长，2019年天津市财政收入合计同比增加556.17亿元，但受城乡社区支出增幅明显，当年财政收支缺口扩大，资金平衡对债务收入和上年结余的依赖度加深，近年来全市财政结余规模不断下降。

天津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形成税收能力相对较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全国排名中游，但近年来税收收入增长乏力。2017-2019年，天津市税收收入分别为1611.96亿元、1624.89亿元和1634.35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0.8%、0.8%和0.6%。2019年，随非税收入增加，天津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全国排名较上年回升3位至16位。同年，税收收入占比较上年下降9.34个百分点至67.80%，转为低于各省市平均水平5.25个百分点。当年，全市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59%，位列各省市第4位，处于较好水平。近年来，天津市持续获得一定规模上级补助收入，2017-2019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分别为543.69亿元、549.82亿元和529.96亿元，对财政收入形成重要补充。

土地出让方面，根据中指数据库，近年来天津市土地成交总价90%以上来自住宅用地。2017-2019年，全市住宅用地成交面积分别为688.37万平方米、847.28万平方米和1102.04万平方米，2017年住宅用地成交面积同比下降16.19%，2018-2019年全市住宅用地成交面积同比分别增长23.08%和30.07%。同期，住宅用地成交均价总体下滑，分别为1.66万元/平方米、1.13万元/平方米和1.12万元/平方米。受上述等因素综合影响，近三年天津市土地成交总价分别为1227.65亿元、1059.25亿元和1357.69亿元，2018年同比下降13.7%，主要系住宅用地成交均价明显回落所致。2019年，得益于住宅用地成交面积同比增长30.07%，住宅用地出让均价基本与上年持平，全市土地成交总价同比增长28.18%。2017-2019年，天津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分别为1229.50亿元、1160.45亿元和1430.80亿元，受土地交易情况影响，呈现较大波动。
近年来，天津市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公共安全、一般公共服务、卫生健康等重点民生保障领域，以及城乡社区等方面。2017-2019年，全市刚性支出逐年增长，城乡社区支出扩张较快。同期，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刚性支出分别为1492.71亿元、1614.00亿元和1655.60亿元，2019年较2017年增加162.89亿元；一般公共预算和基金预算支出中城乡社区支出合计分别为2186.52亿元、2231.58亿元和2830.63亿元，2019年较2017年增加644.11亿元，增幅较大。近三年，全市财政支出合计分别为4573.66亿元、4755.84亿元和583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4.0%和22.6%。
整体看，天津市税收收入增长乏力，地方财力受非税收入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影响波动较大，随刚性支出和城乡社区支出增加，全市财政支出总体扩张较快，收支缺口不断扩大，财政自给率持续下降，财政结余逐年下滑。2017-2019年，天津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分别为70.38%、67.87%和67.79%，基金预算自给率分别为95.23%、70.22%和62.86%，上年结余分别为408.15亿元、399.17亿元和381.04亿元，均呈逐年下降态势。同期，全市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收入合计分别为507.00亿元、695.98亿元和904.00亿元，近三年增幅较大，为财政支出提供资金支持。
2020年前三季度，天津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92.8亿元，同比下降15.3%；其中，税收收入1081.9亿元，同比下降12.7%；非税收入310.9亿元，同比下降23.3%。同期，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170.2亿元，同比下降6.8%，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64.18%，较2019年进一步下滑。根据中指数据库，2020年前三季度，天津市中心城区推地较多，住宅用地出让均价回升至1.29万元/平方米，但当期环城区域和偏远郊区住宅用地成交面积总体下滑，全市住宅用地成交面积同比下降46.47%，当期成交土地出让金737.31亿元，同比下降37.38%。2020年前三季度，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676.9亿元，同比下降36.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1449.0亿元，同比下降14.3%，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为46.7%，自给程度大幅下降。整体看，2020年以来，全市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收支平衡压力进一步加大。
二、下辖各区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天津市现辖16个区，包括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和蓟州区。其中，滨海新区是天津市下辖的副省级区、国家级新区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由原塘沽、汉沽和大港三区整合而成，现下辖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滨海高新区、东疆保税港区和中新天津生态城五大经济功能区，是天津市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目前天津市已经形成滨海新区、中心城区、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四大板块。其中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形成了“东港口、西高新、南重化、北旅游、中服务”五大产业板块，经济总量在全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心城区包括和平区、河西区（市政府所在区）、南开区、河东区、河北区和红桥区，功能定位分别为“金融和平”、“商务河西”、“科技南开”、“金贸河东”、“创意河北”和“商贸红桥”，各区经济发展已较为成熟，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产业占比高，投资需求较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相对较强，但经济总量分化较大；环城四区包括西青区、东丽区、北辰区和津南区，受益于积极承接周边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功能外溢，大力发展新兴工业产业，各区经济总量相对均衡，均处于全市处于中上游水平；偏远郊区包括武清区、静海区、宝坻区、宁河区和蓟州区，发展起步较晚，板块内经济总量分化较大，其中武清区作为京津冀三省市的交汇点，是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核心区和桥头堡，经济总量较大。

（一）下辖各区经济实力分析
天津市下辖各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其中滨海新区依托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经济总量在全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环城四区工业基础较好，各区经济总量相对较均衡，在全市排名均相对靠前；中心城区发展已较为成熟，偏远郊区发展起步较晚，两大板块内各区经济总量分化均较大，其中中心城区中河西区、和平区和南开区，偏远郊区中武清区、静海区和宝坻区经济实力相对较强，剩余的河北区、河东区、南开区、宁河区和蓟州区经济实力较弱。或受夯实经济数据影响，近年来，天津市下辖区域经济数据披露情况不佳，2019年部分区域统计公报未披露，已披露的区域经济总量均较2018年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中心城区下降幅度相对较小，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下降幅度较大。近年来，天津市下辖区域经济增长普遍承压，2019年半数以上下辖区域经济增速回升，但大部分下辖区域经济增速仍处低位，仍低于全国水平。
或受夯实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滨海新区2018-2019年经济总量数据未披露。中心城区中的南开区、河北区、河东区和红桥区，环城四区中的津南区，偏远郊区中的宝坻区、蓟州区2019年经济总量数据未披露；已披露2019年经济总量数据的其他各区地区生产总值均较上年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中心城区经济总量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均小于11%），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经济总量下降幅度较大（均大于16%）。从过往情况看，受地理位置、历史条件、功能定位以及区域政策等因素影响，天津市下辖各区经济实力差异较大。其中，滨海新区作为天津市下辖的副省级区和国家级新区，经济总量在全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环城四区经济总量相对较均衡，且均相对较大；中心城区和偏远郊区经济总量内部分化均较大，其中河西区、和平区、南开区和武清区经济总量较大。从经济增速看，2017年以来，大部分下辖区经济增速处于较低水平。2019年，随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超过半数以上下辖区经济增速回升，但仅津南区和宁河区经济增速较高，其余各区经济增速仍低于全国水平。从经济发展结构看，受工业经济增速持续较低影响，近年来各区经济增长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度较高。2019年，从已获取产业结构数据的滨海新区、河西区、和平区、西青区、东丽区、北辰区、津南区、武清区、静海区和宁河区情况看，除滨海新区和静海区二三产业并重外，其余地区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
2020年以来，从已获取的和平区、东丽区、津南区经济增速情况看，上述三区经济增速仍较低。2020年上半年度，和平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下降2.6%。2020年前三季度，东丽区和津南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分别增长4.7%和0.2%，经济增速均较低。

（二）下辖各区财政实力分析
近年来，天津市大部分下辖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下降，区域财政收入增长主要依赖基金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2017-2019年天津市土地成交主要集中于环城四区，滨海新区和偏远郊区土地出让金规模亦较大，上级补助收入对滨海新区倾斜较多。同期，大部分下辖区财政支出规模扩张，使得财政收支差额普遍扩大。分区域看，与经济实力相匹配，滨海新区财政实力居于市内首位，近年来得益于基金收入和补助收入增加，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对财政支出的覆盖程度维持相对较高水平；中心城区基金收入上缴市级财政，区域财政收入主要受经济实力影响有分化，其中河北区、河东区和红桥区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环城四区2017-2019年成交土地出让金规模较大，区域财力对基金收入依赖度较高，其中北辰区和津南区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覆盖程度较低；偏远郊区中，武清区和宝坻区成交土地出让金规模相对较大，基金收入对区域财力贡献较大，除宁河区外其余四区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覆盖程度相对较高。2020年前三季度，全市土地出让集中于滨海新区和中心城区，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成交土地出让金降幅明显，预计对相关区域财政收支平衡增加较大压力。
2017年以来，天津市下辖大部分区域经济增速较低，税收收入总体下降，叠加非税收入下滑，大部分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财力增长主要依赖基金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近年来，各区获得的上级补助收入均保持增长，其中滨海新区补助收入增幅明显，2019年补助收入合计220.84亿元，较2017年增长122.82亿元，叠加基金收入增长，滨海新区财政收入总体大幅扩张。同期，天津市土地出让主要集中于环城区域，除西青区基金收入下降外，其余三区基金收入均显著增长，带动其财政收入增加。随刚性支出和城乡社区支出规模扩大，天津市下辖大部分区域财政支出总计增长，仅和平区、南开区和静海区财政支出规模有所下降，河西区和西青区财政支出规模保持相对平稳。
从财政收入构成看，2019年，滨海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补助收入占财政收入合计的比重约70%；中心城区基金收入上缴市级，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补助收入，其中除河西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补助收入占比约70%左右，其余各区该比重均高于87%；近年来，环城四区成交地块较多，基金收入及其补助收入是区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均处于50%-60%之间；偏远郊区财政收入构成有分化，土地出让金成交规模相对较大的武清区和宝坻区基金收入及其补助收入占比较高，分别为44.4%和50.4%，其余区域该比重均低于40%。
从财政收支平衡情况看，2017-2019年，滨海新区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覆盖程度相对稳定，维持85%左右；中心城区中，经济财政实力相对较强的河西区、和平区和南开区财政收支差额有所收窄，2019年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覆盖率均高于85%，经济财政实力相对较弱的河北区、河东区和红桥区财政收支差额扩张，2019年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覆盖率处于40%至65%之间，收支缺口较大；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中，东丽区和静海区收支差额保持相对稳定，其余区域收支差额扩大，2019年北辰区、津南区和宁河区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覆盖率水平较低，处于50%至67%之间，其余各区该比值高于75%。2020年前三季度，环城区域和偏远郊区成交土地出让金降幅明显，预计将对区域财政收支平衡增加较大压力，当期西青区、东丽区、北辰区和津南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同比降幅均高于50%，武清区、宝坻区和宁河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同比降幅均高于68%，静海区和蓟州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同比有所增长。

1.下辖各区一般公共预算分析
与经济实力相匹配，滨海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全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19年为502.68亿元；武清区和西青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分列全市第2位和第3位，2019年分别为119.10亿元和95.00亿元；中心城区受限于区域面积等因素影响，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小于53亿元，其中河西区、和平区和南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大于37亿元，规模相对较大，河北区、河东区和红桥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小于31亿元，其中河北区和红桥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22.66亿元和19.24亿元在各区中排名倒数两位；环城四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均相对较大，除西青区外的其余三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处于59亿元至66亿元之间；偏远郊区财政实力有分化，除武清区外，静海区和宝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55亿元左右，宁河区和蓟州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25亿元左右，宁河区和蓟州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各区中位列倒数三、四位。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减变动看，2017年以来，天津市大部分下辖区域经济增速较低，同期除滨海新区、津南区和宁河区税收收入总体保持增长，2019年税收收入较2017年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1.4%、17.2%和82.4%，红桥区税收收入保持相对稳定外，其余各区税收收入均总体下滑。同期，西青区、北辰区、武清区和静海区2019年税收收入较2017年税收收入下降幅度较小，均低于5%；河西区、东丽区和蓟州区2019年税收收入较2017年税收收入下降幅度均处于7%至12%之间；剩余中心城区中的和平区、南开区、河北区和河东区，以及偏远郊区中的宝坻区2019年税收收入较2017年下降幅度均处于15%至31%之间，降幅较大。
非税收入方面，目前除宝坻区、蓟州区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超过45%以外，其余各区非税收入占比均低于35%。整体看，天津市下辖大部分区域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均相对较低，但2017年以来，除东丽区非税收入增幅较大，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宝坻区和蓟州区非税收入保持小规模增长外，其余各区非税收入均总体下滑，其中河西区和武清区2019年非税收入较2017年非税收入下降幅度小于20%，剩余的滨海新区、中心城区的和平区和河东区，除东丽区以外的环城区域，静海区和宁河区非税收入降幅较大，2019年非税收入较2017年下降幅度均处于27%至60%之间。
综上，2019年，滨海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2017年下降5.0%。中心城区中，除红桥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保持较小规模增长外，其余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2017年降幅均处于10%至30%之间。环城四区中，东丽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小幅增长，津南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本与2017年持平，西青区和北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较2017年下降20%以上。偏远郊区中，宁河区和蓟州区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本与2017年持平，武清区、静海区和宝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2017年降幅分别为7.0%、21.8%和12.4%。整体看，近年来，天津市下辖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承压，大部分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滑。

从一般公共预算自给情况看，随大部分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同时叠加半数以上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扩张，2017年以来，天津市下辖各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普遍下滑，其中中心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较小的河北区、河东区和红桥区，环城区域中的西青区和津南区，以及除武清区外的四个偏远区域，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2019年已降至低于56%，其中红桥区、宁河区和蓟州区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在45%以下，一般公共预算自给能力差。2019年，津南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较上年下降46.68个百分点，主要系当年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5.42亿元主要用于城乡社区支出所致。

2020年以来，从已获取相关数据的河西区、东丽区、津南区、武清区、静海区和蓟州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看，上述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同比下滑。其中，津南区、武清区和蓟州区2020年上半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同比下降10.0%、41.3%和40.5%。河西区、东丽区和静海区2020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同比下降14.7%、13.5%和27.1%。
2.下辖各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分析
从中指数据库披露的土地成交情况看，2017-2019年，滨海新区成交土地出让金波动较大，但保持较大规模；环城四区是近三年土地成交主要区域，成交土地出让金显著增长；中心城区和偏远郊区成交土地出让金总体大幅回落，其中中心城区成交土地出让金规模相对较小。2020年以来，天津市加大中心城区推地力度，当期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同比增长，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成交土地出让金显著回落。

从基金收入实现看，由于外环线以内地块出让收入纳入市级财政，近年来天津市中心城区未实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东丽区和北辰区部分出让地块位于外环线以内，基金收入规模小于成交土地出让金规模。近三年，滨海新区基金收入持续增长，2019年基金收入288.23亿元，位列各区首位，较2017年增长62.3%。同期，环城四区中，西青区基金收入持续下降，2019年基金收入139.67亿元，位列各区第二位，较2017年下降44.9%；东丽区、北辰区和津南区基金收入均同比显著增长，较2017年增幅均高于60%，其中津南区2019年基金收入122.11亿元，位列各区第四位。偏远郊区中，武清区基金收入小幅下降，静海区和蓟州区基金收入降幅较大，分别较2017年下降8.5%、49.5%和38.0%；宝坻区和宁河区基金收入保持增长，分别较2017年增长46.1%和1.81倍；该板块中，武清区和宝坻区基金收入规模较大，2019年分别为134.30亿元和103.07亿元，分别位列各区第三位和第五位；静海区、宁河区和蓟州区基金收入规模较小，2019年均小于35亿元。

基金支出方面，2017-2019年，除和平区、西青区和静海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不断下降外，其余各区基金支出均保持增长。从基金预算自给率情况看，不考虑中心城区，除近年来基金收入增幅较大的东丽区和北辰区基金预算自给率有所提高外，其余各区基金预算自给率均明显下滑。2019年，北辰区、津南区、宁河区和蓟州区基金预算自给率分别为42.19%、57.65%、58.43%和51.75%，位列各区后四位，其余各区基金预算自给率均高于70%。

三、天津市及下辖各区债务状况分析
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在全国排名相对靠后，但近年来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较快，2019年末政府债务余额4959.30亿元，同比增长21.6%，政府债务余额是其2019年全市财政收入合计的1.13倍，政府债务上升至较重水平。同时，全市存续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规模总体增长，2020年9月末为1.48万亿元，远超政府债务余额，叠压近几年发生的债务危机事件对全市城投债发行造成的不利影响，区域内城投企业债务偿付压力普遍较重。近年来，天津市城投企业债券发行期限明显短期化，同时债券发行利率上行，除市级和滨海新区高评级城投企业债券发行情况相对较好外，其余下辖区域城投企业债券发行情况较差。
目前，天津市发债城投企业集中于市级和滨海新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占全市的80%左右，市级和滨海新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偿付压力重，但再融资情况在天津市内相对较好，能对即期债务偿付提供一定支持。中心城区无公开发债平台，债务压力体现为政府债务偿付压力，其中经济财政实力较弱的河北区、河东区和红桥区政府债务压力较重，其余三个中心区域政府债务压力相对可控。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但积累的带息债务余额已超过其政府债务余额的2倍，其中东丽区、蓟州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偿付压力最重，北辰区、津南区、武清区、宝坻区和宁河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偿付压力次之，亦处于较重水平，西青区和静海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尚可，上述区域中，北辰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中债券余额占比超一半，偿付弹性相对较小，与短期带息债务规模相比，东丽区和蓟州区城投企业账面货币资金规模相对偏小，面临的即期偿债压力大，此外叠加2020年以来成交土地出让金整体下滑，以及城投企业债券发行情况较差，后续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的债务周转压力预计进一步上升。
（一）天津市政府债务状况分析
天津市政府债务以专项债务为主，2019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4959.30亿元，未超过当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5054.13亿元，政府债务余额位列各省级行政地区第23位，较上年末增加880.94亿元，同比增长21.6%；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504.04亿元，占比30.33%，较上年末增加104.46亿元；专项债务余额3455.26亿元，占比69.67%，较上年末增加776.48亿元。与地方财力相比，2019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已超过财政收入合计，是其2019年财政收入合计的1.13倍，整体看天津市政府债务压力上升至较重水平。
从债务构成看，2019年末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基本为地方政府债券，全市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为4956.76亿元，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99.95%。2020年前三季度，天津市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546.37亿元，同比增加550.71亿元；其中，新增债券1258.00亿元，同比增加354.00亿元；再融资债券288.37亿元，同比增加196.71亿元。截至2020年9月末，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为6212.84亿元（含财政部代发代还地方政府债券），较2019年末增长25.34%，增速仍较高。考虑2020年前三季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成交土地出让金同比大幅下降，全市债务压力进一步加重。

从城投企业带息债务情况看，天津市城投债存续企业2020年9月末带息债务余额为1.48万亿元，较2018年末带息债务余额增长8.2%，与政府债券规模相比，是同期末全市政府债券余额的2.38倍；与地方财力相比，是2019年财政收入合计的3.38倍；与地区生产总值相比，是2019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05倍。同时考虑到区域内仍存在渤海钢铁集团、天房集团、天津物产集团等债务危机[7]，天津市面临的债务压力重。从期限结构看，2020年9月末，天津市城投债存续企业短期带息债务[8]余额合计0.35万亿元，当期末城投债存续企业账面货币资金[9]合计0.19万亿元，是短期带息债务余额的53.61%，该比值不高且未考虑受限情况。从债务构成看，2020年9月末，天津市城投债存续企业债券余额为0.50万亿元，是其带息债务余额的34.93%，从到期分布看（不考虑提前还本），1年内到期及涉及回售行权的债券余额0.21万亿元，1-2年内到期及涉及回售行权的债券余额0.13万亿元，2-3年内到期及涉及回售行权的债券余额0.10万亿元，三者合计占存量债券余额的88.40%。整体看，天津市存续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规模巨大，且发行债券集中于未来3年内到期或涉及回售行权，城投企业债务偿付压力重，面临的即期偿债压力大。
从城投债发行情况看，近年来受区域内企业债务危机事件等因素影响，天津市城投企业再融资情况恶化，债券发行期限短期化明显，且发债成本明显上行，近两年70%以上债券发行额集中于少数AAA级别城投企业，AA+和AA级别城投企业发债融资规模较小。2019年及2020年前三季度，天津市城投企业债券发行平均发行期限（考虑回售行权情况的规模加权平均数，下同）分别为2.54年和2.13年，均小于3年。2020年前三季度，天津市城投债发行总额为1557.56亿元，其中AAA级别、AA+级别和AA级别城投企业的债券发行总额分别为1168.00亿元、322.80亿元和63.20亿元，占比分别为74.99%、20.72%和4.06%，AA级别城投企业债券发行困难，发债规模偏小；同期，上述三类级别城投企业发行债券平均发行期限分别为2.21年、2.00年和1.20年，各类城投企业债券发行均趋向短期化，平均发行利率（规模加权平均数，下同）分别3.73%、6.10%和6.15%，AAA级别城投企业发债成本相对较低，主要系市本级的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发债规模较大且成本较低所致，AA+级别和AA级别城投企业发债成本偏高。

（二）下辖各区债务状况分析
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集中在市级和滨海新区，2019年末余额分别为1744.36亿元和1429.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80%和13.83%，合计占全市政府债务余额的64.01%；中心城区政府债务余额合计483.02亿元，规模相对较小，其中红桥区政府债务余额为129.00亿元，同比增长62.08%，政府债务余额位列中心城区首位，和平区政府债务余额为24.00亿元，较上年末持平，政府债务余额位列中心城区末位，其余四区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65亿元至90亿元之间；环城西区和偏远郊区政府债务余额合计分别为673.69亿元和628.32亿元，各区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100亿元至210亿元之间，其中津南区、东丽区、北辰区和武清区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206.98亿元、170.52亿元、165.79亿元和157.72亿元，规模均大于150亿元，其余各区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100亿元至140亿元之间。与区域财力相比，滨海新区，中心城区中经济财政实力较弱的河北区、河东区和红桥区，偏远郊区中的宁河区政府债务偿付压力重，201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分别是其2019年财政收入合计的1.41倍、1.65倍、1.43倍、2.98倍和1.38倍；除西青区外的其余环城区域，偏远郊区中的静海区和蓟州区，以及市级该比值处于0.95至1.20倍之间，政府债务偿付压力次之；中心城区中的河西区、和平区和南开区，环城区域中的西青区，偏远郊区中的武清区和宝坻区该比值均小于0.90倍，政府债务负担相对可控。

从城投企业分布看，天津市城投企业主要集中于市级和滨海新区，存续城投企业个数均大于8个（含8个，剔除子公司）；中心城区无存续城投企业；其余各区存续城投企业个数均为1至3个。从级别分布看，AAA级别城投企业分布于市级和滨海新区；环城四区以及偏远郊区中的武清区、静海区和宝坻区存续城投企业最高信用等级为AA+级别；宁河区和蓟州区存续城投企业最高信用等级为AA级别。带息债务方面，大部分下辖区带息债务余额维持或保持增长，其中滨海新区，环城区域中的北辰区，偏远郊区中的武清区、静海区和宝坻区带息债务规模增长较多，2020年9月末带息债务余额分别较2018年末增长42.5%、42.0%、39.1%、47.7%和18.0%；西青区2020年9月末带息债务余额较2018年末下降42.9%，降幅较大；其余区域带息债务余额变动相对较小，增减幅度处于-7%至5%之间。2020年9月末，市级和滨海新区城投债存续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分别为0.69万亿元和0.49万亿元，合计占全市存续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的79.75%；环城区域中的东丽区和津南区，偏远郊区中的武清区和蓟州区存续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规模次之，均大于350亿元，分别为702.81亿元、401.76亿元、561.62亿元和373.38亿元；北辰区和宝坻区存续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分别为245.22亿元和250.72亿元，规模亦较大；剩余的西青区、静海区和宁河区带息债务余额均处于120亿元至180亿元之间，分别为178.13亿元、125.92亿元和152.87亿元。
与区域财力相比，除环城区域中的西青区和偏远郊区中的静海区2020年9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小于其2019年财政收入合计外，其余各区存续城投企业2020年9月末带息债务余额均为其2019年财政收入合计的1.20倍以上，其中天津市级、滨海新区、环城区域中的东丽区和偏远郊区中的蓟州区该比值均大于3.80倍，城投企业偿债压力最重；北辰区、津南区、武清区、宝坻区和宁河区该比值均处于1.20倍至1.90倍之间，城投企业偿债压力次之，但亦处于较重水。与带息债务相比，天津市存续城投债规模相对较小，2020年9月末城投企业债券余额是带息债务余额的34.93%，仍主要集中于市级和滨海新区，城投债存续增量也主要来自市级及滨海新区。2020年9月末，市级和滨海新区存续城投债余额分别为0.27万亿元和0.15万亿元，占全市城投债余额的84.53%，同比分别增长21.42%和56.90%；东丽区、北辰区和武清区城投债存续规模次之，分别为131.65亿元、137.10亿元和194.60亿元，其中北辰区城投企业债券余额占带息债务余额的55.91%，处于较高水平，债务偿付弹性相对较小；其余各区城投债存续余额均小于75亿元。与地方财力相比，天津市级和滨海新区2020年末9月末城投债存续余额分别是其2019年财政收入合计的1.81倍和1.49倍，城投债偿付压力最重；北辰区、东丽区、武清区和蓟州区该比值分别为0.90倍、0.76倍、0.64倍和0.53倍，城投债偿付压力次之；其余各区该比值均小于0.50倍，城投债偿付压力相对可控。
从即期偿债压力看，2020年9月末天津市城投债存续企业短期带息债务余额仍集中于市级和滨海新区，短期带息债务余额分别为0.16万亿元和0.13万亿元；东丽区、蓟州区和武清区城投债存续企业短期带息债务余额规模次之，分别为244.18亿元、128.20亿元和93.92亿元；其余区域城投债存续企业短期带息债务余额均小于65亿元。从货币资金对短期带息债务覆盖程度看，2020年9月末北辰区、津南区、武清区和静海区城投债存续企业货币资金对短期带息债务的覆盖程度较高，分别为1.62倍、2.78倍、1.16倍和3.12倍，均大于1.00倍；市级、滨海新区、西青区、宝坻区和宁河区该比值分别为0.54倍、0.47倍、0.66倍、0.44倍和0.53倍，货币资金能对短期带息债务偿付提供一定支撑，但覆盖程度不佳；东丽区和蓟州区该比值分别为0.27倍和0.13倍，货币资金对短期刚性债务覆盖程度较低，其中蓟州区1年内到期及涉及回售行权的债券本金为37.30亿元，货币资金余额对1年内到期及涉及回售行权的债券本金覆盖倍数为0.45倍，即期债务偿付压力重。
从债券发行情况看，2020年前三季度，市级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最大，发行利率较低，且发行期限相对较长，为2.48年；滨海新区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次之，发行利率在天津市内相对较低，但平均发行期限不到2年；环城区域和偏远郊区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均低于65亿元，其中仅北辰区、武清区和静海区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超过50亿元，其余区域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均小于35亿元；环城四区城投企业平均发行期限均处于1.2年-1.65年之间，平均发行利率除西青区低于5%外，其余三区平均发行利率偏高，其中东丽区和北辰区规模加权平均发行利率分别为7.37%和6.44%，分列环城区域中前二位；偏远郊区中，武清区、静海区、宝坻区和宁河区城投债平均发行期限均处于1.7年-2.1年之间，其中武清区城投债平均发行利率为5.22%，静海区、宝坻区和宁河区城投债平均发行利率均高于6.50%，处于偏高水平，蓟州区城投债平均发行期限小于1年，发行利率高于6%。整体看，结合发行规模、发行利率及发行期限，天津市下辖区中，市级、滨海新区城投债发行情况相对较好；武清区城投债发行情况次之；西青区城投债发行利率天津市内相对较低，但发行规模较小；其余下辖区城投债发行情况均较差，其中蓟州区和东丽区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