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被降薪离职后，向基金公司索赔超千万奖金

基金专户总监追讨千万奖金，能否获得法院支持？
据裁判文书网近日公布的两份民事判决书，陈某与郑某因不满公司降薪，主动离职后，主张新华基金支付其工资、提成、奖金，累计超千万元。
在一审判决中，陈某、郑某的部分诉求得到支持，但陈某、郑某、新华基金均不服判决，都提起了上诉，而根据二审判定，陈某、郑某关于奖金发放的诉求，依然未得到法院支持。

文书信息显示，陈某于2014年1月入职新华基金，约定担任专户管理部门的副总监兼专户业务二部总监，月工资为54000元，执行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70%、绩效工资30%。另外，陈某的工资构成还包括奖金及提成。
2020年3月，陈某的工资标准从54000元降至50500元，2020年4月8日陈某收到其2020年3月的税前工资后，2020年4月9日，陈某向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投诉事项为“未出具解除劳动合同书面证明”，同日陈某到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淀区仲裁委)立案。
陈某主张，新华基金公司无故降薪且拖欠其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8日的提成及奖金，其于2020年4月8日因降薪及未发放提成向新华基金公司的领导口头提出离职，并申请了仲裁，2020年5月15日也向新华基金公司发送了电子邮件。
新华基金公司应支付其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4月8日的工资差额、2017年1月至2020年4月8日的提成3642959.87元和奖金3085527.51元、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奖金7001204.7元；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72516.5元。

郑某的情况与陈某十分相似。据判决书，郑某于2015年6月29日入职新华基金，双方签有期限自2018年6月29日至2021年6月28日的劳动合同，约定郑某担任专户业务部门的销售经理，月工资为19000元，执行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70%、绩效工资30%。
2019年4月1日郑某的月工资调整为28700元，2019年4月3日郑某由专户业务二部销售经理调动为专户业务二部总监助理，专户业务二部总监为陈某。2020年3月，郑某的工资标准从28700元降至26800元。
2020年4月9日，郑某向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的事项也是“未出具解除劳动合同书面证明”，同日郑某也到海淀区仲裁委立案。
郑某主张，新华基金应支付其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4月8日的工资差额；支付其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8日提成工资437782.88元和奖金566715.9元；支付其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奖金6859822.24元；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32705元。

根据新华基金提供的“新华基金2019年专户业务风险问责报告”，新华基金作为管理人持有东旭债券的30只专户产品在沪深交易所开展的质押式回购交易发生杠杆率超标及欠库的情况，导致其公司面临12.09亿元(不含利息)的或有负债。专户业务二部员工陈某是该系列产品的承揽人，作为各方第一沟通人，履职过程中存在严重失职。
新华基金主张，不发放奖金是根据其公司的奖金发放制度，而非陈某的失职行为。公司考核奖励制度规定“奖金发放的前提是截止奖金发放日本人(所辖团队)无重大风险事件发生”，只要有重大风险事件发生，无论风险事件是否因陈某个人过错导致，均不予发放奖金。
新华基金表示，员工的奖金来源于公司的利润，公司业务出现重大风险，形成重大损失，不可能向员工再发放巨额奖金。公司一旦出现重大风险，损失将无法量化，公司执行上述制度系合法形式经营决策权。
陈某和郑某计提的奖金激励共计2701.26万元，已经实发1157.07万元，未发放1544.18万元，其中未发放金额涉及东旭、永仁等74只重大风险产品激励共计119.56万元。
新华基金因东旭债券回购交易及欠库问题支付利息3000万元，还将继续承担支付义务，在此情况下，新华基金暂停发放一切奖金并无不当。

最终，一审法院分别判定，新华基金应支付陈某2020年3月的基本工资差额2450元及绩效工资162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72516.5元。新华基金应支付郑某2020年3月的基本工资差额1330元及绩效工资861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32705元。
但是，双方对于一审判决均表示不服，再次向法院提起上诉。陈某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新华基金支付其应发但未发奖金10184089.96元；郑某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新华基金支付其应发但未发奖金9787116.62元；新华基金则请求改判该公司无需支付陈某、郑某2020年3月的工资差额、绩效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二审判定，陈某、郑某与新华基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法院决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与此同时，陈某、郑某、新华基金均摊案件受理费。二审判决也是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