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究竟有什么作用？
在上世纪70年代，质疑银行作用的声音开始甚嚣尘上。那么，面对这样的质疑，究竟应该如何为银行正名呢？
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引入当时刚刚兴起的信息经济学，从信息的角度来论证银行存在的必要性。
在这个方面，首开先河的作品是勒兰德（Hayne E. Leland）和帕勒（David H. Pyle）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信息不对称、金融结构和金融中介》（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这篇论文只有十多页，并不算长，但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是为了应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这个观点一提出，就把关于银行作用的讨论从充当中介以及创造信用转到了对不确定性的处理，而戴蒙德等人的贡献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戴蒙德关于银行作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篇论文当中。
第一篇是1983年他和戴维格合作的那篇关于挤兑问题的开创性论文《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和流动性》（Bank Runs，Deposit Insurance，and Liquidity）；第二篇则是他独作的论文《金融中介和代理监管》（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
在1983年的论文中，戴蒙德和戴维格认为，银行的作用主要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保险。具体来说，他们构建了一个两期模型，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在现实中，投资项目需要长时期的投入，其中产生的成本在项目完成前是不可收回的。但是，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投资者随时可能面临流动性的冲击，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就不得不终止项目，造成大量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风险事件，人们可以通过购买保险来分散和消除风险。但是，像投资这样的事件由于信息不对称相当严重，保险提供者很难知道投资者的个人信息，也难以通过大样本来推断出相应的概率，因而就不可能为这种行为提供保险。而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恰恰就充当了为投资人提供流动性保险的角色。当投资人面临流动性冲击时，银行的贷款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更好地实现跨期的资源配置。而这种作用反映在宏观层面上，就可以促进经济运作效率的改善。
在1984年独立完成的那篇论文中，戴蒙德又从另一个角度对银行的作用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代理监督”（Delegated Monitoring）理论。
他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借款人会发生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借款人一旦借到了钱，就可以用它们来为所欲为，金融合同对他们的约束能力是很低的。很显然，这样就会增大市场上的金融风险。在引入了金融中介之后，金融中介就可以作为存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一个代理人来监督合同的实施状况。戴蒙德用模型证明了，相比于让存款人来直接监督借款人，这可以节约巨大的成本。
通过以上两篇论文，戴蒙德就从信息角度很好地回应了“银行作用下降论”的质疑，从而为银行正了名。
如何预防银行挤兑？
虽然银行的出现可以为投资人提供有效的流动性保险，从而帮助他们渡过流动性的危机，但银行本身其实也是脆弱而充满风险的。我们知道，虽然银行里有很多钱，但从本质上讲，这些钱都不是银行自己的，而是它们欠存款人的债。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间，这些债权人都找银行来还钱，而银行又还不出钱，那么它自己也会陷入流动性困境。在金融学上，这种现象就是“挤兑”。对于银行而言，挤兑几乎是一个梦魇。由于银行本质是逐利的，所以在吸收了存款后，它们都会将大部分资金作为贷款发放出去，只留下小部分的准备金应对一些零星的兑付。因此，一旦大规模挤兑发生，如果没有外力介入，银行的违约甚至倒闭就几乎成了必然。
那么，挤兑产生的机理是什么，又如何对其进行预防呢？
在1983年的那篇论文中，戴蒙德和戴维格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他们看来，挤兑的发生，其实是经济中多重均衡的一个体现。具体来说，每一个储户究竟是否选择去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取决于他们对于银行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由其周边人的行为决定的。如果他发现没有人抢着去取钱，那就说明银行是安全的，因而自己也没有必要去取；但如果某一天，他发现大家都抢着去银行取钱，那么就说明银行出了问题，自己也必须抢着去取钱。因此，当恐慌一产生，它就产生了一种“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过程——大家都害怕银行出事，于是银行就真的出事了。
既然挤兑问题主要源于人们对于银行的信心，那么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就必须打破这种恐慌的传导机制。对于这一点，戴蒙德和戴维格建议由国家向银行提供存款保险，这样就可以成功提升储户信心，也可以让银行更好地帮助投资人抵御风险。
在分析银行挤兑问题上，戴蒙德和戴维格论文中提出的两期分析框架非常有名，在文献中，它经常被称为Diamond-Dyvig模型，或D-D模型。后来关于银行挤兑问题的大量讨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之上的。
流动性问题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戴蒙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流动性问题的探讨上，并以此为切入，重新对银行问题展开了探讨。
在这个领域，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讨论。其中，在他和拉詹合作的论文《银行资本理论》（A Theory of Bank Capital）以及《流动性风险、流动性创造和金融脆弱性：一个银行理论》（Liquidity Capital，Liquidity Cre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A Theory of Banking）是最为重要的。在这两篇论文中，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缺乏流动性是资产固有的属性”。
怎么理解这个观点呢？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情况：在现实中，不同的人拥有同样的一笔钱，或者一套设备，可以干出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当一位天才企业家拥有了一笔资产后，他可以用这笔资产去购入设备，制造出产品，然后卖很多的钱，但是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就可能什么也干不了。但如果在某一个时刻，这位企业家因为流动性困境无法生产，他购买的设备已经投入了某项专用事业，成为了所谓的关系专用型资产，无法转换成等额的资金，这样一来，即使企业家试图出售一部分资产来获得流动性，也是不可得的。换言之，每一笔资产一旦形成，它就是打上了其使用者的钢印的“关系专用型投资”（Relationship Specific Investment），它的流动性属性就消失了。
那么，如何帮助缓解经济中的流动性呢？这就需要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帮助了。在戴蒙德和拉詹看来，虽然很多投资项目缺钱，但其实市场上有钱的金主并不少。只是由于他们难以获得市场上的项目信息，因而不敢把钱借给那些项目运营者。而如果没人来投资项目，市场上资金缺乏，就会导致市场上运作的项目少，因而可以提供的信息更少，金主由于缺乏信息，难以对项目进行评估，就更不愿意把钱借出去。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流动性紧缺问题就出现了。这时，如果有金融中介参与其中，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打破这个死循环，成功让市场上流动性得到提升。
金融危机问题
进入新世纪之后，戴蒙德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入到了对金融危机的分析。在这个领域，他和拉詹等合作者一起发表了很多论文。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论文是2001年发表的《银行、短期贷款和金融危机：理论、政策涵义和应用》（Banks，Short-term Debt and Financial Crisis：Theory，Policy Implications，and Applications）。
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对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分析。在当时，学界普遍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是短期债务的缺乏限制。而戴蒙德则在分析后认为，短期债务在缓解亚洲市场的流动性问题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并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主因。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是投资项目的低效，以及监管的缺失。
另两篇重要的论文是2009年的《信贷危机：关于成因和对策的猜想》（The Credit Crisis：Conjectures about Causes and Remedies）以及2011年的《恐慌性抛售、流动性缺乏，以及信贷冻结》（Fear of Fire Sales，Illiquidity Seeking and Credit Freezes）。在这两篇论文中，戴蒙德和拉詹一起对2008年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指出，在新世纪初高科技泡沫破灭后，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推动，房地产价格出现了上升。这使得美国金融业通过资产证券化来扩大其授信范围，并通过证券化将风险打包、分割。这一方面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另一方面也使得资产定价变得更为困难。在房地产价格上升时，问题并不突出，但当房地产价格骤然下降时，潜藏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在这个过程中，银行高层不当的激励、银行的资本结构等，都会扩大这个风险。
戴蒙德和拉詹指出，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恐慌性抛售，以及对恐慌性抛售的恐惧是扩大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于那些自己还没有遭遇流动性危机的企业，它们通常会有两种心思：一方面，他们对因流动性需求压力而被迫抛售资产心存恐惧；另一方面又期待其他银行抛售资产，这样可以用低价来获取对手的资产。在这两种心思的作用之下，每一个银行都会死死捂住自己的钱袋子，甚至连正常的同行拆借和信贷都不提供。这样一来，市场上的流动性就整体冻结了，那些希望获得流动性的企业和银行都会因此陷入困境。本来，有一两个银行陷入困境，只要同行可以及时提供支持，那么它们就可以成功度过危机；但如果同行都见死不救，那么危机就会如星星之火，很快烧遍整个行业。最终，整个金融行业都会被恐惧笼罩。这时，所有的银行都会争相抛售资产，这种恐惧性的抛售会让资产价值急速跳水，市场上的银行也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一旦危机发展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就不能仅依靠金融体系内部的自我调整来实现自救了。而这时，也就到了让伯南克这样的金融“救火队员”上场的时间。
如何面对下一次危机
现在，距离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岁月的冲刷之下，一切好像又恢复了常态。每一天，银行和金融机构都照例吞吐着巨额的资金，为经济输送着流动性；而华尔街的精英们则和往常一样，追寻着每一个机会。一切好像都很美好。
但是，这一切真的是持久的吗？岁月真的如此静好了吗？事实上，在表面平静的背后，危机的阴影从来都没有远去。疫情风险、能源危机、供应链困局、俄乌冲突……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种子，可能产生像戴蒙德和戴维格所说的那种“自我实现”效应，放大成为一次巨大的危机。
那么，在下一次危机袭来时，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吗？
从现在看，情况其实并不乐观。
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十多年的发展，似乎再一次印证了黑格尔的预见性。在上一次危机过去之后，虽然各国的金融体系都进行了一些修补，但从根本上讲，似乎各国都没有花心思去事先预防其中存在的真正风险。事实上，在这段时期内，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很多新的风险点都在悄悄地生长，只需要一个契机，它们就会成为新的危机的导火索。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次的诺贝尔奖可以说是一次警钟，提醒我们，必须从过去的危机中学到教训，为随时可能到来的下一次危机做好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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