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致力于用科学的系统性方法发掘资本市场数据中的可重复性模式,并辅以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在严格风控的框架内,将国际上先进的量化交易理念、技术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打造为一家以量化投资和程序化交易见长的世界级资产管理公司。”
缅怀量游朱天华:一生坚守风控,却抵不过生命黑天鹅最近上帝大概在思考经济。大概没有出现过这么密集的伤心消息了——2月21日,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与世长辞。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蒂莫西·富尔斯特(Timothy Fuerst)在同一天去世。3月6日,美国金融学会发布讣告,著名金融学家罗蒂芬·罗斯(Stephen A。Ross)在家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对接触过现代金融学科的人而言,都知道套利定价理论(APT,Arbitrage Pricing Theory)的伟大之处。就在人们纷纷对西方财经圈大牛表示缅怀之时,传来一个中国投资大佬境外因病医治无效过世的消息,让整个投资圈颇为震惊,瞬间朋友圈刷频缅怀无数。这个大佬就是量游投资创始人朱天华。刚知道消息的时候,我打开微信,对着他朋友圈看了半天,心想,你怎么就走了呢,那句微信签名“交易是统计游戏”赫然醒目呈现在那里,或许也是他公司名的来由。最早知道朱总还是在纽约期间,当时我正与一群华尔街宽客在吃饭。他们正聊起华人圈比较厉害的高手,这是我第一次从别人口中知道朱天华这个名字。他们说,你如果回国的话,一定要去看看量游,他是我们这里公认的大咖。我一回国就找人四处打听,不少人说听说过却不知如何联系。我当时就觉得有些惊诧,照理说,对于一家2014年4月注册成立的对冲基金,其实据我所知,朱总2012年就回国创业,可以说正好赶上了对冲基金发展的大好时光,差不多同期成立的龙旗资产、申毅资本等,早已是规模领军的大牌对冲基金。然而,朱总背景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有15年美国顶级投行经验,任美国高盛集团交易和销售部董事总经理。关键是在高盛,朱博负责金融产品量化、程式化和高频化的交易和策略,还曾任瑞士信贷全球自营部的总监、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固定收益部副总裁和资深交易员、美国IDC固定收益和金融衍生品资深策略专家。大概放眼华人量化投资圈,也没几个人能这样丰富而资深的背景了。朱总自己也提过,2009年到2012年是在高盛,主管美国的国债期货、国债现货,包括利率期货、外汇、商品期货,可以说,除了量化方式外,对各类品种也非常精通。一般来说,回国创业的量化创业者有三类,一类是像朱天华这样真正受过顶尖投行熏陶的扎实大牛;第二类是海外大机构做过几年相关工作的人,基本知道主要套路;第三类是非主流对冲基金合伙人,或是从策略转投资、从研究转投资的新人。我后来与朱天华总有过三面之缘。第一次见到朱总是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的论坛上,当时话题还算应景——对冲基金在中国的困境与对策。朱总参加的是圆桌讨论环节,穿着松松垮垮的休闲外套,他个头略小,脸上不带微笑,神情略显沧桑。他当时表达慢而准确,说话虽不大声,但气场强烈,当时依稀记得重要观点是,很多人太不敬畏投资了,不知道投资中的不确定性有多难控制。第二次是在虹口区对冲基金园区附近一家酒店大堂。我约他见面时,提出想去他公司看看。他婉拒说,还是在附近酒店见面吧。我当时还挺激动的,那时大概是在2016年5月,听说朱总很久不见投资人了。我当时像平时一样,问他一些尽调问题,但我很快就发现,朱总交流有自己的频道。他也说起他的公司情况,但更多是一些形而上学的理念。尽管他也说起目前公司已有十几人,交易品种有期货、股指、商品期权、分级、ETF等,专注量化,但他说,目前策略储备,整体发展较为初步,更多在做一些多品种的交易策略。他们偏重微观,偏重统计意义上的回归,在量化交易中尽量找一些与趋势策略相反机会的策略,与趋势模型做较好的组合补充。提到规模,他提到,2015年4月与一家期货公司合作,发了1000万规模产品,是纯期货产品、股指、商品等多策略,接下来将与券商FOF机构合作发3000万。他认为中国市场刚刚起步,充满机会,市场阿尔法巨大,监管改善后会考虑加入。说实话,当时我与同事内心是有些惊讶的,因为我们见过很多对冲基金,朱总聊下来的感觉,完全像是一个新创公司,很多策略自己还在摸索研究中。这完全无法将他与在顶级投行15年,尤其是量化领域资深大咖的形象关联起来。不过,聊起风控的时候,朱总眼里充满神采,他说自己对对海量数据的风控解决方式。他非常喜欢凯恩斯的“市场保持不理性的时间可能比你保持不破产的时间更长”。他说起过去美国白银市场,曾经5元-80元多,后来跌到10元、2元、1元,非常无法想象。2003年在雷曼期间,当时他们就有深度学习专家,拥有下棋人工智能,没有feedback,但市场不一样。他说现在可以通过Led work等神经网络,实现策略复兴、优化。也可以通过非结构化思维,进行头寸与风险分配,主要通过历史数据,再用反馈测试。他也提到当时高盛最强大的就是风控,在他看来,风控才是资产管理的灵魂。尽管整体聊得非常非常形而上学,对尽调可能收获很少,对于养分感觉却是很多。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去年底上海的一个对冲基金论坛上,那一次活动,没有安排他的圆桌,他只是坐在前排一个有名牌的座位上,与许多周围喧闹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冷静地观察着这个热闹的世界。他穿着还是一样朴素,一样不为人所注意,也不与人交流与说话,感觉整个人有些消瘦,但那时并不知他生病。看他提前要走,我与他打了个招呼,他依旧低调的浅浅一笑。朱总永远像一个静静的修行者那样,在不断思考、观察,看他朋友的缅怀文提到,生病这段时间他说自己又思考了很多,有机会聊聊,就觉得有些难过,也感觉是他风格。然而,就在朱总思考、修炼期间,中国对冲基金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越来越多大规模基金涌现出来,私募基金规模超过了公募基金,越来越多对冲基金拿到了银行资金,甚至是保险资金……甚至与他同期的龙旗,已经分出2-3波创业者,各自又很快发展到10亿规模。尽管不能以规模论英雄,但朱总的“慢”,似乎与整个对冲基金圈较为规模饥渴、较为急切的快速爆发,那样的创业氛围有些格格不入。想起《黑天鹅》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塔勒布对他理念形成重要冲击的一刻——当时,塔勒布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工作,这份工作让他的喉咙嘶哑。起初,他也没在意。返回纽约后才去看医生。医生后来语气凝重地告诉他,他得了喉癌。塔勒布听罢心里一沉,外面正好细雨霏霏,他在淅淅沥沥的雨中走了一程又一程。他走进医学图书馆,发疯似的查找着医学文献了解自己的病情。衣服上流下的雨水在他脚下形成一个小水洼,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因为喉癌通常是那些抽了一辈子烟且烟瘾很大的人才有可能得的。塔勒布还很年轻,关键是他几乎不吸烟。像他这样的人患喉癌的概率小之又小,连十万分之一都不到。他成了一只黑天鹅!后来,每每他投资的时候,这份深刻的与死亡很近的印象盘踞于他脑中,由此自然发展出了黑天鹅投资体系,对风险中的“肥尾”尤为重视。我猜测不到,见证过长期资本倒下、量化“闪崩”、次贷危机等诸多金融风波的朱总经历过些什么,或许关于那些与风险有关的痛苦记忆是他心底里的秘密。只是,我不知道他这样固执地坚守于理念底线的同时,是否想过,这巨大乃至是一生的内心坚守,敌不过一场生命的黑天鹅。这依旧让人难过,尤其在这个喧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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