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古籍是曾经失传，到近现代才被重新发现的？

有哪些古籍是曾经失传，到近现代才被重新发现的？

近代以来，几乎每隔一段时期，我国便会阶段性从海外搜罗古籍资源。02年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就特意对海外主要藏书机构所藏中医古籍调查，其中有120余种国内失传古籍，最主要的收藏地就是日本。
日本到底存有多少早已佚失的孤本古籍，目前尚无完全系统整理。不过自清末以来，有赖中日两方的学者多加考证查找，使得许多早已失传的重要孤本得以重见天日。
我大致列了一些书单，包括历史上几次海外孤本重要发现的成果，不全但是可以一窥其中历史渊源。
1、《佚存丛书》
《佚存丛书》是日本人林衡编撰的中国久已失散的古籍丛书。成书于1799－1810年间，收入中土久佚的古籍17种，包括汉代《古文孝经》、隋《五行大义》、唐代：《臣轨》、《东书要录》、《两京新记》、《杂咏》、《文馆词林》、后晋《古本蒙求》、宋《感兴诗注》、《泰轩易传》、《玉堂类稿》、《西垣类稿》、《宋景文公集》、《周易新讲义》、元《蒙求》、《唐才子传》。
2、《全唐诗逸》
虽是日本人编著唐诗总集，但所收录的大多是日本存传，但国内早已遗失的唐诗，书成年代相当于清乾隆时，约于嘉庆间传入中国。
3、《日本访书志》
晚清学者杨守敬可谓是近代中日两国古籍溯源、考证及交流的促进第一人。其在担任驻日大使期间，搜购大量日藏汉籍编著成《日本访书志》，近250种，不仅包括众多古钞本、宋元珍本，也有如《游仙窟》、《冥报记》等久已佚失古籍。


4、《古逸丛书》
由黎庶昌与杨守敬共同选编成册，包括26种日藏孤本或珍本汉籍，计古抄9种，宋元旧刊12种，日本历代刊本5种。其中唐《孝经注疏》、南朝梁顾野王《玉篇》残篇、宋《韵镜》、《姓解》等十一本书均为孤本回传。

之后的在日汉籍整理及舶归更多是单本或单类整理，如佛经、中医经典等，都有裴然成果，小说类也可参考《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孙楷，1931），在此便不再赘述。
日本现存的中国古籍资源主要收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大阪大学的怀仁堂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直接上他们的官网查询收藏的古籍数据，国内可以访问，不过基本上只能查到书目题录。
最后提供一本日藏孤本资源作为小彩蛋：
《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明】楊納撰
藏于日本皇室书库的杂剧版西游记孤本，由是现存时代最早的唯一整剧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戏曲，可以说从此版之后，唐僧取经师徒四人才真正确定下来。此版三徒弟陆续圆寂，最终只唐僧一人活着回到东土，有意思吧~


我把该书的版图资源整理集成PDF，有兴趣的各位，可以下载观赏，谢绝二转。如果对古籍资源或者对古籍资源历史感兴趣，欢迎大家和我交流~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KB7eJtgVVdJjSXG2UtPJA  提取码: c4vv

《刑部奏议》，萧大亨著，该书仅有日本蓬左文库藏明代刻本孤本存世。刊刻以来在明清两代所有藏书目录中不载，可见成书不久即在国内散佚。日本汲古书院2010年出版的《伝統中国判牘資料目録》也未收录，可见在日本也处于湮没状态，直到2014年才首次为国内学界所知。
萧大亨，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官至刑部、兵部尚书，《刑部奏议》收录了其在任职刑部尚书十年间的94道奏疏，涉及到万历朝鲜战争，续妖书案等重大案件，详尽记载了这些案件的几乎所有材料，包括案犯的供词、刑部量刑建议、皇帝的批复、以及案件的档案材料，极大地填补了现存有关史料的不足，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其中《会审原任石尚书疏》、《三法司回话疏》、《再审原任石尚书招由疏》完整呈现了石星案的审讯过程和案件材料。《沈惟敬招由疏》则是沈惟敬案中唯一存世的原始口供材料，推翻了史学界一直以《两朝平壤录》中关于沈惟敬罪名的记载为信史的一些结论。
《刑部奏议》中关于万历三十一年的续妖书案的12道奏疏，完整记载了这起震动天下的大案的侦查、审讯和审判的完整经过，是唯一能与国内的《万历三十一年癸卯楚事妖书始末》相印证的一手史料。国内外学界著作对于此案的具体案情大多泛泛而谈，《刑部奏议》呈现了万历党争标志性案件的完整过程，对于了解何为万历党争，如何党争，可谓不可不读的史料。该书正在点校中，应该不久就可在国内面世。

《国榷》。
作者谈迁，明末人，明朝还没灭亡的时候就开始写，写到永历都继位了才完成，结果家里闹贼，大胆的则人见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愤然带走了书稿，谈大爷只好重新再写一遍23333
这书可以看作是简本明实录，但是越往后越详细，到天启崇祯两朝简直事无巨细，鉴于崇祯没有实录，这本书甚至可以作为崇祯实录的替代品，而且天启实录中缺的那几卷好像也是用这本书补的。那你琢磨琢磨，天启崇祯，自然少不了东北那点儿事，所以这本书记载了大量清朝不让说的东西。
这本书完书在康熙初年，当时文字狱还没有到一个穷凶极恶的地步，尚处民不举官不究状态，所以得以保留，《明史·艺文志》也开列了这本书，好像是史部最后一本。等到雍正乾隆年间，这本书遭到追杀，能见到的全部销毁，以至于乾嘉及以后的各大藏书名家都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书，甚至连谁那里有都不清楚。这本书有可能只剩下了一套半，藏在民间不出名人手中，也不看，也不借，也不管。
一直到清朝都亡了十多年了，张宗祥偶然发现了一册国榷，惊讶于这书居然还有，于是多方搜集，结果一直搜到民国都灭亡了也没找全。1954年，在政府和各路大佬的集体搜寻之下，张宗祥终于找到了那套几乎完整的，然后在1955年誊抄出来，这才有了后来煌煌四百万字的点校本国榷。
12年的时候我刚来北京，泡在北京各个书店里，后来偶尔在王府井书店一个不起眼的书架角落里发现了上海古籍的影印抄本国榷，借钱买下来了。后来这套书跟着我四处播迁，从大兴到昌平，到顺义，到朝阳，到昌平，再到山东，漂了八年，以至于其中一册的书脊都破了。

《花关索传》系列在内的一系列明代成化说唱词话，包括北京永顺堂刻印的唱本《花关索传》等十一册，传奇《刘知远还乡白兔记》一册，是上世纪60年代从古墓中发掘出来的：


关索是宋元时民间传说中关羽的儿子，可是说是中国民间文学中龙傲天式人物的鼻祖，在元明两代非常有人气，梁山好汉杨雄外号叫“病关索”，贵州有个地区叫“关索岭”、“关索桥”，安徽贵池与云南澄江“傩戏”里都有“关索戏”。
明朝非常流行《花关索传》的说唱故事，因此福建建阳书商普遍会将关索加入《三国演义》中，有的建阳书商会让关索在征云南时出场，这种版本被叫做“关索系”版本；有的书商则直接参照《花关索传》，让关索在打下荆州后便认父，并且在征蜀时大显身手，这种被叫做“花关索系”版本。



《三国无双》同人里的关索

但是，因为《三国演义》这类“正统”的三国故事与评书的冲击，在清代末年，关索本人的故事除了部分情节保留在地方戏剧中之外，本传文本已经失传，人们已经普遍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了，只能从毛纶、毛宗岗父子批本《三国演义》中捕风捉影，得知他是关羽的儿子，从诸葛亮征过云南。

一、正说明成化说唱话本出土记

事情的转机发生的1972年9月。上海书店重新开始因为文革影响而暂停的收购旧书的业务，并且决定在嘉定县开展第一回收购。
城东公社澄桥大队宣家生产队的农民宣奎元看到贴出来的宣传单后，拿出一套用旧报纸包好的旧书到了县里的新华书店。被派去收购的宣稼生，一看封皮是“成化永顺堂刊”，吓了一跳，并得知是出土文物，出土文物按照规定不能买卖，因此只是给了宣奎元1.5元作为谢礼。



宣家生产队

宣稼生急忙将书交给上海书店和上海图书馆，当时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的戏曲专家赵景深高兴地手舞足蹈，表示：“这是从来没见过的书啊！”“这套唱词发现，将说唱词话的历史推前了200余年！”
顾廷龙、韩振刚、王兆文、马栋臣、韩士保等专家也参与鉴定，最终确定是海内孤本，价值非凡，因此工作人员便从专程去宣奎元家里收购了剩下的几本当时没被收购的旧书。
根据采购者宣稼生的说法，这些书是1967年在“破四旧”时平整土地盖猪棚，从宣家生产队西北的宣家坟一处墓葬群里挖出来的，当时还出土了一些瓷器、首饰之类的，保存完好，因此被上海博物馆所收购；而这些书泡在水里破烂不堪，没有引起注意，因此被宣奎元捡回家晒干，后来忘了这回事，后来听说收购书的消息，才拿了大概10册左右的书去的新华书店。



原本的宣家坟和保留下来的石马

但是，松家裕子、高桥智、要木纯一等三名日本研究者，在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李庆教授的陪同下，在1987年11月对当事人宣奎元进行了采访，宣奎元的说法却有所不同。
宣奎元当时在万荣建材商店当干部，根据他的回忆说，是在1964年平整土地时发现的古籍，和破四旧没什么关系，根据宣奎元的妻子的说法，他们并没像流传的说法那样，把书放在猪棚里，而是保存在家中，放在竹篮里，并悬挂在房梁上。
李庆教授认为宣奎元本人的说法应该更准确一些——毕竟猪棚是集体财产，把存在猪棚里的书自己卖了说法可能是专家们没做实地考察，进而望文生义了。
我在网上看到一种极度用心险恶，诬害宣奎元的网文，说他只收到了三毛钱，一怒之下就把剩下的几十本书当作火引子烧了的说法：



某些营销号自己瞎编的故事

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周允中写的《明成化唱本嘉定出土记》以及井上泰山等编写的《花关索传的研究》内，都表示本来就没几本，1987年，松家裕子、李庆等人在参访过当事人后还对其保存书籍的事情进行了表扬，可见烧书一事纯属近几年营销号为了骗点击率虚构的，应当唾弃和举报。
赵景深、谭正璧等戏曲专家根据这些唱本有的以拆开的旧公文作封面和衬底，其中在《莺歌行孝义传》一册的半张公文上有：“西安府同知顾成化贰拾叁年拾月初柒日知县陈言救荒弭患事“，并盖有“三原县印“(三原县明属西安府)，认定墓主应该是担任过西安府同知的宣昶，加上先前说出土文物里有首饰，因此推断可能是宣昶妻子的墓。


由于有专家拍板，所以现在无论是网上还是古籍，都可以看到夸“宣昶的妻子是奇女子”，“不爱首饰爱书籍”，还说是“说唱词话本是明代妇女喜爱的图书”云云的说法，很明显是扩写专家们望文生义的结果了。
可是，根据松家裕子、李庆等对于生产队平整土地打开棺椁发现古籍的当事人们的现场采访得知，原来宣家坟墓后原有半圆状土堆，俗称“托山'。‘托山'前为主墓，主墓东西两旁还有几排墓。
出土这批说唱词话本的墓并不是主墓，而是主墓东侧第一个墓，并且也不是从该墓主夫人的棺椁里发现的，而是放在一个穿着官服的男性墓主的棺椁的右肩上方：



宣家坟墓葬示意图

由此可见，持有这本书的死者更可能是宣昶的儿子宣廷政或者宣廷教（根据礼制，身为兄长的前者可能性更大），两人都只在王府里做过八品小官，死后归葬在父亲身旁。
不过，这些书籍的确可能是宣昶本人购买的。因为这些说唱词话本的书目如下：

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
新编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
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
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等三种）
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
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
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
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
全相说唱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夜看灯传（上集）
新编说唱包龙图赵皇亲孙文仪传（下集）[1]
新刊全相莺哥孝义传
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

大部分都是包公故事，宣昶本人是个包公迷，历史上的包公字希仁，说唱词本里却错写成“字希文”，宣昶可能也根据说唱词本，给一个孙子起名希文。
并且根据“宣昶早年授《诗》于乡里，成化四（1468）年中举人，经乡里推荐，补为惠州府同知，后改任西安府同知，以廉惠著称，死后归葬乡里“的说法，除了时代相近，以及西安府旧公文当书皮两点来看，更可能是宣昶本人买了这些书，受老爹的熏陶，儿子也喜欢说唱词本故事，因此在死后将父亲买来的书作为陪葬品放在了枕边。

二、明代成化说唱词话的重大价值

在明代成化说唱词话发现前，我国一直以明末诸圣邻编写的《大唐秦王词话》为现存最早的词话刊本，这些说唱词话本的发现，把词话底本作为独立的文学读物流传的时限向上推溯了将近200年，并且填补了元杂剧到明朝中后期小说出版间，对于一个民间故事发展的记录空白期。
成化说唱词本最主要的价值还是让失传的故事重见天日，尤其是《花关索传》的再发现，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专家普遍对“成化说唱词本”这么感兴趣的原因。
《花关索传》包括《新编全相足本花关索出身传》、《新刊全相足本花关索认父传》、《新编足本花关索下两川传》、《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四种，其内容为：

三国时关羽与刘备、张飞在姜子牙庙结义后，欲随刘备闯天下，为避免挂念家中老小，与张飞换杀眷属，关妻胡金定怀孕三个月，张飞于心不忍，就领走关平，将其放走，生下关索。关索七岁时走失，为索家收养，后从花岳习武艺，回到索家，问明出身，遂以三家姓为姓名，故取名“花关索”，后来关索学艺成后，知其父随刘备在西川，便带母万里寻父，过太行山时，收服十将结为弟兄，一起率部奔往西川，经鲍家庄，战胜鲍凯父女，与鲍三娘成亲，并且杀死了鲍三娘的未婚夫廉康，过芦塘寨又收王桃、王悦姐妹为妻。
刘关张起事后占了兴刘寨为王，“统了十万人和马，二千头目上将军”，其中有黄忠、马超、姜维、庞统及军师诸葛亮等人。一日，关公赤兔马被盗，众将分头追赶贼人，张飞在途中遇关索母子。关索向张飞说明原委，关羽合家团聚。曹操在落凤坡设宴请刘备，欲害之。关索随行，在席间比剑时大显身手，连斩吕高、张琳二诸侯，保护了刘备；又在诸葛亮的布置下，配合伏兵，击败曹操，立下了显赫战功。刘备因此占了落凤坡，夺得荆州。

刘备乘胜进军西川，行至阆中被围，姜维去荆州求救。关羽父子赴阆州。途中，关索在巴州城战吕凯。吕凯战败，降，与关索结为兄弟，唤作“关三凯”，到阆州，关索大败守将王志。王志归顺，“改姓鬼头名关志，排作关家第四人”。刘备领军继续前行，半途遇强人周霸，庞统出战失败，张飞出战也失败。关索得神人帮助，斩杀周霸。刘备军队到成都府。姜维首战成都守军元帅周仓失利。关索出战，活捉周仓。周仓愿“伏事云长”。至此，刘备得西川。
刘备建国称汉，派关羽父子镇守荆州，因关索与刘丰（刘封）不和，被贬云南。吴国大将陆逊、吕蒙进攻荆州，关羽战败，（糜竺、糜芳献城，）荆州失守，刘丰杀死报信人，周仓割腿肉给关公充饥身亡，关羽亦走投无路而死，张飞又在阆州遇刺，刘备将刘丰装入钉鼓筐中扎死，又招回关索兄弟收复荆州，杀死吴国大将曾霄，击溃吴王军队，活捉陆逊、吕蒙，以及叛徒糜竺、糜芳等仇人，剐了祭父。刘备痛悼两弟，不久病故，诸葛亮见大势已去，辞归卧龙岗，关索伤感病死，妻子、兄弟各自散去。

通过《花关索传》中对于关羽的外貌、武器、坐骑等描写可知，《花关索》和元杂剧《关张双赴西蜀梦》、《寿亭侯怒斩关平》等等是同一世界观，而和《三国志平话》并不相同。《三国演义》事实上也更接近于《花关索》以及元杂剧体系，而不是《平话》。也可以认为是作者在《三国志平话》外另起炉灶，在《通鉴纲目》这种通俗史书内，灵活加入杂剧、说唱词话等内容的产物。
为何越来越多的人指责一部本为小说的《三国演义》与史不符呢？人家作者不是已经加上“演义”了吗？同时，《花关索传》也解释了为什么明末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索都会出场的简本《三国演义》。此外，由于花关索传中将关索写成矮子，妻子鲍三娘也是用双刀、套索，或许他们的形象和元杂剧中从未提及姓名的王矮虎、一丈青夫妇进行了融合，在嘉靖年间《水浒传》正式出版时，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的形象。


此外，“成化说唱词话”中包公相关的故事也对“包公案”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包待制出身传》中还附有《陈州粜米传》和《仁宗认母传》，加上《歪断乌盆传》，分别是对元杂剧《陈州粜米》、《抱妆盒》、《盆儿鬼》的继承发扬，日后《三侠五义》删节大部分包公案，改成侠客故事，开篇也要保留和改编下这四篇作为主线故事，其受重视度，从这里便可以看到端倪。


“成化说唱词话”中也有元杂剧中没有的包公故事，比如《断曹国舅公案》，二国舅杀人被包公斩杀，出馊主意的大国舅遇赦后开悟，修仙成为曹国舅，也算提供了八仙故事的早期版本。
《石郎驸马传》则是述五代后唐潞王夺得帝位，命驸马石敬瑭镇守二关。敬瑭妻帝妹木樨公主与皇后张氏不睦，张进谗于帝．欲幽公主子冷宫，得冯丞相劝谏始免。公主修血书至边关，敬瑭起兵包围京城，大败帝军，夺得江山，即帝位，建立后晋。此故事与明末托名“罗贯中编”的《残唐五代史演义》第四十五回《潞王夺位争天下》至五十回《石敬塘长安即位》基本一致，可知《残唐五代史演义》抄袭成性的作者，还抄袭了尚未失传的《石郎驸马传》故事。
你们见过的最无耻的抄袭有哪些？

唱词外的杂剧《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刻本，是研究南戏的重要实物。
“成化说唱词话“的印刷形式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除了《花关索传》这种上图下文，继承元代印书模式的书籍外，题名“全相”类的几本书籍则采取了“半页整幅绣像”，或者“半页上下两幅绣像”的模式，直到清代民国时期的鼓词唱本仍旧采取这种“绣像”印刷方式，算是“绣像”类作品的先河。
此外，“成化说唱词话“因为全文都是记录口语说唱，自然也要押韵脚，因此对于明代的方言研究，也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因此已故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当时将“成化说唱词话”的发现誉其为“第二个马王堆”。

先秦时失传的古书《三不围》，时隔两千多年，在清华简和湖北荆州出土的枣纸简里“重见天日”。
《墨子·非命中》引用过一本书叫《三不国》：
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


清人孙诒让在《墨子閒诂》里认为：“‘不’疑當作‘百’，《三代》、《百國》，或皆古史记之名。”
新出《清华简》有战国佚书名为《叁不韋》，整理者指出：“叁”字从晶，从三，三亦声，可直接读为“三”。
赵晓斌先生认为，清华简里的《三不韋》即《墨子》所引述的《三不国》。同时，还在整理中的枣纸简《诗书之言（甲篇）》中亦見“三不韋”之名。简文作：“於《三不韋》曰：汝毋忱天之惪（德），而保於天之又（有）命。”
据此，可以将《墨子·非命中》中引用《三不国》的话断读为：“有（又）於《三不圍（韋）》有之曰：女（汝）毋崇天之有命也。”
不难看出，《墨子》中的《三不国》的“国”为“围”的误字。简体不明显，繁体的“國”和“圍”因为字形相近讹误，可能性较大。同时，枣纸简的“汝毋忱天之惪（德），而保於天之又（有）命”与《墨子》的“汝毋崇天之有命也”，是非常接近的文句。


如此，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三不围》的流传过程了。在《墨子》成书的年代，墨子及他的弟子们还能够看到一本古书叫《三不围》。他们在《墨子》中引用了《三不围》，同时战国时期还有其他版本的书籍叫《三不韦》。目前可以看到的版本，一是购藏的《清华简》的《叁不韦》，二是考古发掘的湖北荆州枣纸简。
在流传过程中，清华简和枣纸简埋藏于地下，躲过了战乱和秦焚书。而其他版本散佚消亡了，这导致《三不围》在地面空间失传。《墨子》后来的传抄者不知道《三不围》是本书，稀里糊涂地抄成了《三不国》，到了孙诒让的时代就成了未解之谜。
今天，枣纸简的出土证明了清华简不是伪简。枣纸简发掘于2020年，清华简购藏于2008年。试想在枣纸简实物没有出土之前，清华简的作伪者不可能知道有一本古书叫《三不韦》，除非他穿越了，提前知道12年后会出土枣纸简，或者从先秦一直活到21世纪。（除了《三不韦》，清华简与枣纸简还有《越公其事》和《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内容高度雷同）
而枣纸简和清华简，共同证明了《墨子》成书时，墨子和他弟子们看到过一本先秦书籍叫《三不围》。地不爱宝，兜兜转转，岂不有趣！
附图是枣纸简的“于《三不韦》曰”



清华简的《叁不韦》：


顺便谈几句，今人分析《墨子》所引的《诗》《书》，大多与儒家传本不同。比如《墨子.天志中》所引《皇矣》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的《缁衣》接近，而与传世本差别大。
这大概是由于学派之别和地域差异，导致墨、儒两派在《诗》《书》的版本选择上，趣味不同。当然，也很有可能，他们最初接触到的版本就有差异。
先秦诸子学派之争，其主观目的是思想论战，其客观结果则导致了文本的主流与非主流地位。你被统治者选择了，出版社都印你们学派认可的版本和专著；你被统治者抛弃了，过个千百年连个书名都剩不下。
有点像人类基因的遗传，优势基因被保留，劣势基因被淘汰。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派思想很难说优劣有别，能否流传后世被人看到，有点宿命的味道。
周润发版电影《孔子》，评价不是很高。但有个情节还是蛮催泪的：车行的冰面崩裂，颜回拼命在水里捞散落的书简，最终丧命。先秦获书不易，有些丢了可能很难再找到一卷。当颜回举起书简，而孔子在岸边呼喊时，别有一番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