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走在世界前列，普惠金融革命成为最大突破

文/王凤姣

“过去，在每一次灾难或疫情后，会有很多老百姓、小微企业到银行去取钱，因为他们有现金支付的需要。现在，我们就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因为数字技术帮我们解决了取钱与支付的问题。移动支付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数字金融如何再造资本世界与人类生活？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进度如何，又将产生哪些新突破？
3月26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战略合作的“北大国发院在线公开课系列”中表示，数字金融降低了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表现出普惠性，而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速度位于世界前列，未来，数字金融将出现金融与技术既分工又合作的状态，在数字金融革命中，中国走在了前列，但未来或呈现新格局，也带来新风险。
普惠金融革命是数字金融在中国的最大突破
在阐述数字金融作用之前，黄益平首先就金融的功能、过去融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介绍。
黄益平认为，金融是人类历史上所发明的最重要的经济工具之一，它帮助人们降低交易成本，并且使得劳动分工成为可能，推动经济发展。其中，金融的核心功能正是资金融通。资金融通的渠道分成两种，一种是间接渠道，间接融资渠道主要就是以银行为主，另一种则是以市场为中心的直接融资渠道。
黄益平表示，对于投资人来说，利用两种不同的资金融通渠道所承担的风险不同，一般情况下，间接融资相对来说风险较低，回报可能也比较低。在这个过程当中，金融中介起到了转换的作用，例如期限、风险和规模的转换。
也正因风险和大量中介的存在，金融呈现出“致命缺陷”：信息不对称，即“交易双方有的时候不是很了解对方”，容易导致交易前的逆向选择和交易后的道德风险，引发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因此，很多金融领域中的机构、技术和监督方面的安排，都是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控制风险。
而数字金融的产生，正是希望能够“对症下药”，降低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等。黄益平提到，数字金融利用大科技平台、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商业模式、技术应用和业务流程，既包括新型科技企业为金融交易提供科技解决方案，也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借助技术手段改善金融服务。
黄益平特别解释道，数字金融中所运用的种种数字技术，其优势就是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特别是为解决金融当中的获客难、风控难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例如，大科技平台具有长尾效应，可以连接数以亿计的用户，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而大数据是连续关于财务状况、社会关系及行为方式的数字足迹；云计算则具有巨大的储存能力与极快速的计算和分析能力。
除了降低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程度，黄益平认为，数字金融还展现出普惠性。他甚至表示：“数字金融在中国最大的突破是普惠金融革命。”
“数字普惠金融最大的优点就是普惠性，例如商业银行能够为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黄益平分析道，尤其从2011年至2018年间，数字金融对服务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金融服务较为落后的地区，已经快速追赶上来，“在此之中数字金融展现了很强的普惠性”。
同时，黄益平提出：“普惠金融革命，使原来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而原来的优势也许不再是优势。”比如数字金融摆脱了对金融实体网点的依赖，利用科技平台的长尾效应，可以触达到上亿乡村、偏远地区的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且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是传统金融机构没有的”。此外，以大数据替代抵押资产做风险评估，既为无数的普惠金融客户提供服务，又控制住风险。
同时，数字金融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黄益平举例称：“一个农民开始用移动支付之后，他由农民转身变成一个个体经营户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这个概率提高了之后，当然他的收入就会改变。所以，这样的一种变化不仅仅是技术使得金融服务开始有所改变，而是千千万万个人、千千万万个企业的业务方式都改变了。”
中国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居全球前列
数字金融有诸多优势，而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又在国际范围内处于何等地位？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迅速发展和不俗成绩？仍存在哪些问题？
首先，黄益平引用毕马威和H2 Ventures发布的“2019年金融科技100强”数据：前12家企业里面有4家中国企业，占三分之一。
黄益平认为，中国的数字金融在全球来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多项金融科技都在国际上影响较大，其中，移动支付、互联网银行尤为突出。另外，大科技平台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例如以支付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影响力。
同时，中国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发展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很多国际机构，包括自己做数字金融业务的机构到中国来寻找合作，原因在于他们看到这些企业在国内做得很成功，希望能够输出业务模式、技术基础到国际上，他们完全可以去复制。”黄益平介绍道。
而数字金融之所以在中国取得较大成绩，黄益平认为有三点原因：首先是传统金融供给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中小微企业获得银行的贷款相对较难；其次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在2010年，支付宝大概每秒钟能处理300笔支付交易，今天几乎是30万笔左右，“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数字金融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最后是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例如金融创新可以快速落地等都有力支撑了数字金融的发展。
黄益平也坦承，数字金融的发展在过去几年中充满波折，“一方面是技术不成熟，业务模式也不太成熟，另一方面监管政策在发生一些改变”，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存在问题，有待多方解决。
例如，“普惠性金融难做”，黄益平认为，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获客难，客户相对较分散，规模较小，银行找到他们提供服务不太容易；二是风控难，银行对客户做风控，基本上是看抵押资产、财务数据、政府有无担保，但一般来说，普惠金融的客户多为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欠缺上述条件。
要想解决出现的问题，黄益平强调，技术、市场与监管都需要逐步适应新的业务模式。
首先，金融监管方式需要改变，数字技术不会改变金融的本质，但可能会改变传统金融的运行方式与风险特征，传统监管方式并不适应数字金融传播广、速度快、复合度高的风险特征。
其次，“监管沙盒”是平衡创新与稳定的一个有效手段，“监管沙盒”是指创新的项目，可以放到一个机制里，监管和机构一起来尝试推动监测，做得成功就推广，做得不成功就把它终止。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监管与政策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大数据作用与个人隐私，大科技平台效率与垄断。
黄益平认为，数字技术对金融的改造才刚刚开始，行业在不断地发展，监管一步步走向正规化，未来的数字金融发展，是要监管全覆盖的，这样数字金融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新的状态。
未来的数字金融可能会出现金融与技术既分工又合作的状态，很多业务模式尚未成熟，更多的改变即将开始，比如智能投顾、跨境支付、数字货币，但也会造成许多新的风险。
黄益平指出，数字金融确实是一场革命，而中国在这场革命里走在了前面，但这个比赛才刚刚开始，最后谁能胜出，现在还很难说，各国都在纷纷地迎头赶上，人们要共同研究，监管部门、业界一起努力，把这个行业做好。
《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北大国发院在线公开课系列”达成战略合作，系列课程旨在为宏观经济发展、企业生存策略提供更好的建议。
（编辑：黄玉璐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