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副省长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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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到任时间看：13位金融副省长都是在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会议之后到任，这一占比高达86%。换言之，金融副省长在这两年集中就位。

来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记者丨杨志锦上海报道
编辑丨包芳鸣

图 / 图虫
9月27日，贵阳市中华北路242号省政府大院1号楼，贵州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任命谭炯为贵州省副省长。

在此之前，谭炯在国有大行工作了31年。到地方任职后，像谭炯这样拥有丰富金融从业经历的官员被称为“金融副省长”。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目前已有15个省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四大直辖市均已配备），约占全国省份数量的一半，金融副省长已成为一种现象。

从到任时间看，呈现出非常集中的趋势：13位金融副省长都是在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会议之后到任，这一占比高达86%。换言之，金融副省长在这两年集中就位。

上述数据并未包含欧阳卫民。欧阳卫民早期在央行系统工作，后任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等职。10月24日。中组部任命欧阳卫民为国开行党委副书记。在履行相关手续后，他将出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一职。这是他再次回到金融系统工作。在此之前，已有12位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不完全统计），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的双向交流日趋常态化。

作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金融副省长，他们既要回应本省面临的经济金融挑战，同时又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推进金融风险防控攻坚战和金融改革。这一群体具有怎样的共同成长履历，他们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显著差异？从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后，地方工作的经验对他们开展新工作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2017年后集中到任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金融则是重要资源。但金融杠杆是“双刃剑”：运用得好，能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运用得不好，则可能引发金融风险。

金融官员集中调任地方始于2017年7月。是年7月14日—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领导在会上强调，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会议召开5天后，交通银行副行长王江被任命为江苏省副省长，由此拉开了金融系统官员密集出任副省长的序幕。据统计，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中，有13位是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调任的，占比接近九成。

余下两位是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和云南省副省长陈舜。前者于2012年5月调任浙江省副省长，至今已在这一职位上工作了7年。在此之前，他长期在证监会系统工作。后者于2016年11月由教育部长助理一职调任，在此之前他在证监会系统工作了15年。

金融副省长密集出现是中国金融深化改革的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业获得了长足发展。Wind数据显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76.5亿增加至2018年的6.90万亿，同期其占GDP比重由2.1%增加至7.7%。

随着近年来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全国来看，金融业内部的资金空转严重，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高企。地方层面，隐性债务不断膨胀，债券违约、P2P乱象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协调处置能力。在市场人士看来，这些问题亟待有专业能力和市场经验的金融专才参与处理。

据梳理，15位现任金融副省长的专业均为经济、金融、管理类，和金融工作十分对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六位还取得博士学位（不含在职），其中五位经济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殷勇）。殷勇毕业于清华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和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师出同门。

从工作履历看，他们都在金融系统历练十余年甚至三十余年，拥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

在金融副省长的“遴选池”中，国有大行副行长是主要来源。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中，在任副省长之前担任五大行副行长的有9人，占比高达六成。其次，来源于证监会系统、央行系统的人数分别为3人、2人。此外，光大银行行长葛海蛟今年9月出任河北省副省长，开辟了股份行行长升任副省长的先河。

金融副省长的使命

金融副省长在专业领域的工作履历，使得他们能够应对地方金融工作中的挑战。

刚上任月余，谭炯就带队到上交所推介贵州债券，召开贵州省债券市场投资者恳谈会。这是他首次以地方官员的身份直面曾经的同业。

谭炯在会上如是说，“坦诚讲，我能够非常切实地了解金融运行的本质、目标、规定，也切实地了解和在座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到地方工作以后，虽然时间短，但是也非常深入、具体地了解到政府的使命和责任。”

他在会上详细介绍了贵州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措施，如加强信用建设、做到有借有还；推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融资平台的到期债务进行收购重组等。“贵州省政府的态度的确值得点赞，毕竟好的态度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上海某中型券商债券交易员表示。

贵州近年来GDP增速居全国前列，但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记者统计发现，截至2018年末贵州政府债务余额为8834.15亿，居全国第六位；但债务率为148%，居各省份第一位。

不止是贵州，对于全国各省份而言，共同的难题显而易见：隐性债务规模不小，融资平台非标违约时有发生；无牌照金融活动涉众风险隐患大，事关社会稳定。

本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属地风险处置责任明显强化。在此背景下，如何监管好P2P、小贷、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典当等类金融业务是一个新课题。

据梳理，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除分管金融事务外，还分管商务、住建、国资等事务。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北京市副市长殷勇还担任市委常委，这将使他们能更好地统筹资源处理好相关事务。

在一次公开论坛上，殷勇建议，应进一步健全地方金融协调机制。可在地方政府牵头的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下，分别构建地方金融监管协调和风险处置两个机制。

在处置金融风险之余，金融技术性官员还要帮助地方融资、发展经济。这可通过地方数据管窥一豹。

《新华日报》曾报道称，2015年底江苏启动金融系统和地方干部双向挂职工作。第一批103名挂职干部在培育地方金融环境、帮助重点项目融资、推动企业上市及上市企业再融资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出台相关文件184个，引进金融机构127家，主导或协助融资4880亿元；帮助企业化解金融风险421次。此外，还推动27家企业主板上市、219家企业新三板上市。

下一站

近日，广东省原副省长欧阳卫民出任国开行党委副书记。在履行相关手续后，他将出任国开行行长一职。金融副省长的回归由此再次引发热议，他们的下一站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此之前担任金融副省长的14个案例中，卸任金融副省长后下一站未重返金融系统的为两人：现任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早年在证监会系统工作，后出任湖北省副省长，2018年11月调任现职；现任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丁向群类似，早年在国有大行工作，后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2018年9月调任现职。

其余12位金融副省长则再度回到金融系统，占比达85.7%。其中，五位出任机构正职（董事长、行长）。如蒋超良2004年从湖北省副省长调任交行董事长，欧阳卫民亦属于这一情况。对欧阳卫民而言，未来如何发挥国开行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应是他任上的课题之一。

另有四人出任金融监管部门副职。比如郭树清2001年从贵州省副省长调任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在任命会上，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如是评价：到贵州后，（郭树清）协助省长研究制定了贵州“十五”计划和贵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意见，提出许多符合实际的改革建议，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结束贵州任职几年后，郭树清对这一段经历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2005年在《在过剩与贫穷之间》一书中写道，从1999年到2001年，我在地方政府工作，其余时候则在宏观管理部门任职。一半由于责任，一半由于兴趣，我当时最关注的问题是总体经济的改善和落后地区的开发，特别是两者之间所有可能的统一和结合。

“这使得作者能够从地方管理到国家宏观调控，从贫穷、短缺到富裕、过剩，以及从国内到国际，以一种相对宽阔而且现实的视野，来系统地考察和思索转型期的中国问题，并以务实的精神去解决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当时在国研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巴曙松如是作出书评。

分析认为，在强监管的背景下，金融技术官员再度回归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在深刻了解地方思路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防控、处置金融风险，把握好改革的节奏、步伐和切入点。

据记者统计，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中，就任时平均年龄为50岁。其中重庆市副市长李波、山东省副省长刘强就任副省长时最为年轻（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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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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