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摇滚伤心往事

“所有光鲜亮丽都敌不过时间，并且一去不复返。”——作家·菲茨杰拉德「死于1940年12月21日」出自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

……

01.

1985年，刚出道的李宗盛与张艾嘉合作出演《最想念的季节》。帮张艾嘉制作完专辑后，小李终于得到属于自己的发片机会。在老爸瓦斯行的阁楼上，想起前女友，李宗盛写下《生命中的精灵》。那时他身边有个好基友，整天打电动游戏陪他写歌。每写完一曲，小李就唱给好基友听，唱到动情处，潸然泪下。对于小李的才华，基友张培仁自然钦佩，但那时，他心中有更宏伟的蓝图。张培仁自幼痴迷摇滚，是鲍勃·迪伦的脑残粉。为表景仰，他和一位音乐人把Bob Dylan的名字拿去用，一个叫Landy，一个叫Bobby，后者就是陈升。 1980年约翰·列侬遇刺身亡后，台湾许多热爱摇滚的青年表示哀悼。张培仁觉得还不够，真刀真枪地跑去找乐队、拉赞助，搞了场轰轰烈烈的演唱会。演出台上，有后来给《笨小孩》编曲的江建民，还有唱《情非得已》的庾澄庆。经历过校园民歌运动的洗礼，李宗盛脱颖而出，把凡人琐碎的情感带入华语乐坛，树立起新时代的高标。不过混到滚石唱片国语事业部副总的张培仁还是整日忧心忡忡。彼时，台湾音乐只有偶像、抒情，“靡靡之音”大行其道。张培仁心想这不行，表达太单一，审美太趋同，再过20年，怎么跟欧美音乐抗衡？ 20多岁的张培仁，已经想到了20年后的事情。李宗盛写《生命》那年，摇滚老炮儿罗大佑跑去香港，开始给电影写主题曲。张培仁苦苦等候，也没等到罗的接班人，能击穿心灵的作品更是没有。直到他听到来自海峡对面的呐喊，心头为之一震，觉得无论如何要去看看。而罗大佑去香港时，被称为“中国时尚教母”的宋怀桂女士，正带着一群东方美人奔赴巴黎，参加了皮尔·卡丹的秋冬秀，首次让中国模特穿越凯旋门。这件事虽然富有历史意义，却不及宋教母干的另一件事影响深远。作为皮尔·卡丹的中国负责人，她在北京掌管着马克西姆餐厅。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会俱乐部，濒临破产被皮大爷收购，分店开在崇文门西大街2号。来华后，这家历史悠久的餐厅形成特有的“party”。每天夜里，教母就让北京滚圈儿有头有脸的人进屋演出，大家掀开地毯，鼓琴激烈，嚎着歌儿直到天明。在宋的庇护下，这些社会不良声音得以释放，马克西姆成了滚圈儿圣地。连崔教父，也得尊称教母一声“Madam song”。当时就有人说了：“中国摇滚并不接近人民，它只接近马克西姆。” 1989年的一个夜晚，渴望为华语音乐接下来20年大放异彩去铺路的张培仁，如愿以偿地走进了这家餐厅。推开餐厅大门，他目睹了中国摇滚早年盛会的种种困境和斗志，也因此获得近乎悲壮的决心。一声声嘶吼，一幕幕笙歌，从那里开始，试图冲破那扇门。可最终，它没能拥抱它想拥抱的人民。

02.

1989年的王府井，“唐朝”初见张培仁时，还有点瞧不起他。直到张培仁唱了一段RUSH，他们才带他见识了北京各个地下乐队。那年头媒体讲话，在首都，20个乐手，能组40支乐队。除了个别齐整的乐队，乐手们都是流窜站岗。其实也是元老留下的风气。想当初，丁武是“黑豹”主唱，崔健加入过“Ado”，臧天朔四处给人当键盘手…大家就是玩儿个高兴，觉得气味相投，就抱团，哪天混不下去了，再分道扬镳。张培仁到来时，“唐朝”“黑豹”“呼吸”已人员齐整，“1989”“眼镜蛇”“面孔”整装待发，还有“指南针”、何勇、张楚各路散兵赶在路上。这些人，成就了中国摇滚最初的光芒。不过那时，他们还没机会发出声音，只能在小范围内制造影响，基本属于自嗨。《一无所有》横空出世后，马克西姆、友谊宾馆、外交人员大酒家成为办“party”的主要据点，夜幕降临，众人都上那儿接头。才20岁的窦唯，每日醒来念一句“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换上破洞牛仔裤就去了。无法接近人民也则罢了，毕竟大家就图个痛快。关键是，就那几个据点，收一晚上门票，还不够一星期饭钱。彼时，能在北京排上号的乐队，乐手都是社会边缘人。不是被单位辞退了，就是把单位辞退了，没有固定收入。“party”赚不了钱，外面没有市场，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热血苦苦支撑。《北京的乐与路》里说得好：“北京摇滚的主要特点，是穷。” 从接触摇滚算起，这一大特色就岿然不动。当时，很多人为专心做音乐而辞职，即便不辞职，价格高昂的好设备也玩不起。组“唐朝”前，为一把吉他，丁武给人画风筝，一画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热汤面，因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闹；张楚刚到北京时，都是几所高校师生养着，实在没辙了，跑去卡拉OK厅给人放镭射碟赚钱。当时某乐队一个月靠吃几百斤的挂面续命，类似的窘迫数不胜数… 物质匮乏，资讯也闭塞。早期乐手都是扒带子，靠翻录的劣质磁带硬学。天赋高者，强如“唐朝”老五，到北京后每天练琴10个小时，五年下来把自己练成一代吉他大神。窦唯，鼓是自学的，张楚，也是天生奇才。而没那么幸运的，出于对西方乐队技术的盲目崇拜，练叉劈了，始终弹不出有质感的音色。甚至有一吉他手，认为玩重金属必须有力气，天天在家做俯卧撑。好乐器摸不着，排练场更难找。贝斯和鼓太躁，一不小心就扰民。“黑豹”曾在一所中学里排练，“唐朝”躲在琴行后头。一个排练场，往往三四支乐队盯着，万一遇到热心群众举报，场子一锁，都只能上街喝风去。上街也不快乐。穿破洞牛仔裤、留一长发走大街上，特别容易被当成流氓。没人理解你，都觉得你不成器。一回丁武出门，被警察拦住查身份证训斥：“看看你这头发，别老这么不三不四的，你正常点行吗？” 张楚说了：“在那个时候，你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你，而别人还没有成为一个新的我，那种孤独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尽管生存环境如此恶劣，也丝毫未曾动摇大家要做出好音乐的雄心。尤其在崔健唱出《一无所有》掀起风浪后，乐手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奋。每个乐队，都憋着一股劲儿，有发泄不完的情绪，誓要写出穿透人心的作品。走进马克西姆的张培仁亲眼见到以上种种，直接看傻了。每个乐队玩命儿折腾自己所爆发出的强大生命力，让他感到无比激动。也难怪看到崔健一边吹小号一边唱《一块红布》时，他会抱着一根柱子痛哭流涕。
同时，这也令张培仁百思不得其解：台湾、香港、东南亚，那么多有华人的地方，不缺资讯、不缺资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么就没有诞生像样的华语摇滚？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是当时相对落后的北京？

03.

《老摇滚》里，侯牧人回忆，80年代末，他去工体看足球，上半场中国0:2落后，下半场4:2翻盘，观众疯了，涌向天安门热泪相拥。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没了。侯牧人当即破口大骂：“操他妈！中国作曲家都死绝了吗？就写不出一首这种时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种这样的音乐。” 侯牧人发誓要找到它。实际上，1971年，日后著名录音师王昕波，就已经听过了披头士，一听就着了魔。后来他还搞了个“万里马王”乐队，在一所高校演出，惊动了BBC。不过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会写，直到北京歌舞团的“七合板”出现。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练，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王昕波登时一惊： “卧槽！中国这是要出原创摇滚了？”
之后一切来得格外迅速，犹如闪电划破夜空。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劝退。他带着《不是我不明白》参加首届通俗歌曲大赛，首轮惨遭淘汰。可演唱风格被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看中。那年，“live aid“上演，罗大佑写下《明天会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凑个演唱会。崔健申请上台。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争议，王团长为他摁了绿灯。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位曾饰演过《白毛女》中喜儿的老艺术家，就这么给中国摇滚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来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台工体，裤脚一高一低，吼出《一无所有》。长期处于地下的摇滚乐终于浮出水面，中国摇滚从此登上历史舞台。而在那之前，早有无数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投身怒潮。这些年轻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团体。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乐团指挥，“1989”鼓手程进他爸是音乐学院的老师，王勇父亲是中国古筝研究会会长，何勇父亲是中央歌舞团弹拨乐器声部部长，“爵士教父”刘元的父亲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儿张永光，从小跟父他爸学吹唢呐… 自幼受民乐熏陶，为他们的创作打下良好基础。通过某国外亲戚或文工团的私下传播，听到大量摇滚乐后，每个人都激动不已。拿崔健的话说： “就跟爱情来电一样，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没感觉那是你有病。”
他们多是60年代生人，走过一个相当吊诡的时代。改革浪潮袭来时，整个社会历史转型，人民还在晃范儿。与此同时，开放的呼声为思想解放垒起高地。1987-1989年，自由主义思潮盛行，文艺创作也获得了空前解放。细算一下，仅1988年，就有刘震云、余华、苏童、路遥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王朔的四部小说被搬上大银幕，传统权威被解构。语言、欲望、思想，一一被松绑。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洪流中，等待着一场冲击。面对如此嘈杂的景况和历史遗留心境，还有谁坐得住？1984年，教了两年书的丁武辞职，他和臧天朔组建“不倒翁乐队”，因故解散后，又碰到李彤、郭四，几个人帮一家公司组成“沙棘电声乐团”。后来不愿寄人篱下，出走独立成“黑豹”。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属，离开“黑豹”，跟他在琴行里碰见的美籍华人郭怡广还有张炬组成新乐队。郭怡广觉得，这支乐队必须有中国文化独特的气质，他向往大唐盛世，于是将其命名为“唐朝”。后来，郭怡广回美国，丁武又找赵年和组建过“白天使”的老五入伙。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个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窦唯。为专心做音乐，大家都辞去公职。老五到北京后，明明可以进海政，由于要练琴，跑了。“黑豹”的鼓手赵明义，已经被授予军衔，一个月150块钱工资，也跑了，没钱时，只能在西单给人打更。“呼吸”的主唱蔚华，曾经的央视英语频道台柱子，主持过春晚，拿过美国电视最高奖，说辞就辞了。难怪张培仁感叹：“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十年。” 放着好日子不过，这些人出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呢？中国摇滚两支元老级乐队的命运，就是他们境遇的缩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时，被北京宣传部委约谈，歌舞团不敢再支持，没收了他们乐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产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车票都买了，临时却被踢走，排练场也被收回。没有规范、稳定的市场，官方暧昧、戒备的态度，使得北京不少乐队还没写出什么玩意儿就胎死腹中。即便1988年《人民日报》发文讨论了《一无所有》，崔健也未能举办公开、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间游走。坊间传闻，每次去申请，都有人敲着一堆材料说：“看见了吗？” 越是如此，各路人马越是死磕。拿音乐当饭，指着混“party”续命。外界的各种不理解，反而让他们表达欲更强。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爷子就纳闷： 人真奇怪，除了吃饭，还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张培仁落泪的原因：“他们的作品，不是在写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积压了特别多东西，然后嘴巴一张，就飞出一把刀，就射过来了。” 1990年，事情终于开始起了变化。

04.

1989年，在深圳一家宾馆里，崔健和几个同伴商量出一个搞演唱会的办法。第二年就是亚运会，他们打算以筹资为名，做全国义演。一系列复杂操作后，次年1月，崔健出发了，所到之处如疾风掠地。这时，“1989”的程进和臧天朔觉得其他乐队也不能闲着，开始筹划演唱会。去报审批时，人家一听“摇滚”二字就说不行，两人鸡贼道：“那咱们不说是摇滚乐，管它叫‘现代音乐’成吗？” 就这样，“1989”联合“唐朝”“呼吸”等6支乐队在首体举办了一场名为“90现代音乐会”的大型摇滚演出。这也是中国摇滚乐队的首次集体亮相。丁武上台时，观众山呼海啸，踩坏了2000多张椅子。“呼吸”压轴上场，台下观众点亮手中的打火机，主唱高旗当场落下泪来。那天，一个戴眼镜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机，冲着台上大喊：“不要让我们失望！不要让我们失望！不要让我们失望！” 还有个十来岁的孩子，他爸以为是古典音乐会，买了票带他去。开始他还不乐意，一进场傻了，只见全场沸腾，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这个叫臧鸿飞的孩子后来回忆说： “我从来没有那么自由过。” 另一边，崔健路经半个中国，一路上狂风呼啸。观众不是砸椅子就是烧节目单。86年崔健登台工体时，就有领导愤而离席，说他是牛鬼蛇神。首体“现代音乐会”结束，又有老艺术家说：“这种东西就不该出现在首都的舞台上！”两地的疯狂，很快引起相关部门注意。同年4月，崔健的巡演被叫停。眼看要起来的势头，被迅速压了下去。就在这时，一个香港人出手了。说来也是天意，“90现代音乐会”筹备时，“黑豹”也想参加，专门写了歌。结果筹备组以歌曲太弱为名，没让他们上。演唱会当天，“黑豹”哥儿几个坐台下看到呼啸的观众，气得听到一半就走了，去西直门吃了顿十分不服气的饭，然后开始疯狂排练。巧在有个叫王菲的姑娘跟他们交情铁。深圳有场音乐会，王菲把他们带了去，并请了自己的经纪人陈健添。演唱会一结束，陈就要签他们。陈是滚石在香港的负责人，挖掘过Beyond。跟他签约后，“黑豹”一夜间得到了排练场、好乐器，人手一个BB机和数千元工资。李彤写出旋律后，窦唯填完词就录音，《无地自容》迅速打榜，《Don't Break My Heart》火遍香港。专辑《黑豹》盗版进入内地时，乐迷以为这是一支香港乐队。
“黑豹”和陈签约，张培仁也坐不住了。那时的张培仁，铁了心要让中国摇滚树立亚洲标杆。他卖了台湾的房子，辞去副总职位，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岩，见人就开口：“我要是有钱，要把北京的乐队全买下来。” 1991年，成为中国摇滚商业化元年。那一年，张培仁的魔岩发行拼盘《中国火》，签下张楚，唱片中收录了那首让张在北京街头听到落泪的《姐姐》；同年11月，崔健昔日经纪人王晓京召集十大摇滚人在百花棚录制《摇滚北京》；香港劲石发力，《黑豹》在港发行，然后进入内地，最终卖破150万张。虽然审批压着材料，演出没有机会，但红火的唱片业让张培仁看到了“摇滚接近人民”的希望。
《中国火》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1992年，窦唯离开“黑豹”组建“做梦”。“做梦”解散后，他赶紧将窦唯收入麾下，又连夜翻墙说服何勇，拉上张楚营销出“魔岩三杰”。1992年冬，《唐朝》发行，每到一处签售，都是人山人海。最后销售纪录居然冲上了《人民日报》的榜单。 1993年，摇滚热继续升温。“黑豹”举行穿刺行动，演出引起风暴，经纪人郭四做了一面地图，大有要把摇滚红旗插满全国之势。媒体方面，也有松绑。郭四去央视，和李咏讨论了一下窦唯的离开。《东方时空》里，居然播送了张楚的《姐姐》。而在前几年，中国第一DJ张有待是冒着风险播了何勇的《钟鼓楼》，专栏作者黄燎原是看乐手们太穷，才坚持在《北京青年报》上为他们吹鼓呐喊。一切仿佛真的开始不同。
同时，滚圈儿也在努力树立好形象，“黑豹”和“1989”搞了场“临终关怀义演”捐了不少钱，“黑豹”李彤公开表示： “我们不想制造麻烦和混乱，只想给国家和人民尽一点力。” 时至1994，《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黑梦》《垃圾场》一炮三响，“魔岩三杰”把摇滚商业化带到一个新台阶。张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觉得不够。遇到王晓京时，他说要买下他手上乐队的版权，去做第二张《中国火》。年轻时，有人给张培仁算过命，说他32岁之前必死无疑。张培仁心说：操，老子非要把这件事干到一个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着37张假证件，他们去了香港。

05.

1993年，“柏林中国文化节”，崔健等人就把摇滚带出了国门。但在后人的记忆中，它显然无法跟1994年末的香港红磡相提并论。时至今日，关于红磡，留下太多传说。何勇骂“四大天王”小丑，黄秋生满场飞奔，观众陷入癫狂。今日听来，传说令人血涌。而当年，一行人去到香港时，谁心里都没底。张培仁半路接到电话，说证件是假的。他问怎么是假的，工作人员说：“文化部批了吗？新闻发文了吗？没有你他妈哪儿来的证件？” 张培仁心说死就死吧，于是众人以“神州艺术团”的名义，进入香港。何勇骂人，其实是在北京。去了香港，他又把话圆回来了。演出前一天，张楚和乐手去7-11买了酒，在海边畅饮，都觉得这是个好地方。
那的确是灿烂的一夜。笛子、吟唱、嘶吼，尽管窦唯唱错了歌词，张楚的吉他手走音，观众还是给足了面儿，狂舞嚎叫。《高级动物》的迷幻梦呓，《钟鼓楼》的民谣三弦，《上苍保佑吃饱饭的人民》似诗的叩问，“唐朝”华丽的高腔…香港人没想到大陆能有这种音乐，红磡变成狂欢的海洋。如此盛会，经由张培仁一手妙笔包装，赋予“摇滚春天”的意义，很快就被推往神坛，被视为中国摇滚的高峰。它的影响确实不小，没过几年，“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传到北京街头，引起一个叫张伟的孩子注意，使得“花儿”开花结果。原本崇拜老五、只想做个安静吉他手的谢天笑，看到这场演出才决定唱歌，最终带着“冷血动物”成为新一代地下之王。只可惜，张君意气抒文采，笙歌终要下楼台。谁也没想到，红磡过后，内地摇滚急转而下，昨夜繁花，转瞬凋零。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突发哮喘死亡。2天后，央视新闻播送了这条令人悲伤的消息。次日，“唐朝”贝斯手张炬遭遇车祸，不治身亡。丁武永远记得，张炬推摩托车出门时，他还嘱咐张炬，让他路上小心点儿。在《月梦》里，张炬写道：“玉魂散飘落，几多凄凉。” 死亡带给滚圈儿的远不止凄凉。此后，丁武一颓就是几年，老五跟他理念冲突，离开“唐朝”，乐队的创作力几乎陷入停滞。紧接着，圈内其他人也仿佛着了魔一样，纷纷失语。张楚突然就写不出歌了，“黑豹”的唱片再也没能大卖，窦唯不愿开口唱歌，何勇精神上逐渐出现问题，头部乐队不是解散就是失踪…
张培仁的“摇滚大梦”还没开始，他就不得不撤回台湾，将魔岩留给一个同事打理。这些表面毫无联系的事，看似撞邪的命运，实际上都有因可循。它们是中国摇滚这个原本发育期就营养不良的婴儿必将遭遇的恶症，只是各种问题长时间潜伏，差一个脆弱的引爆点，早晚要大病一场。实际上，1990到1994年间，逐渐升温的中国摇滚，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完美可人、冰清玉洁。直到人们回头看去，才能看到它在理想消亡、经济挂帅这一时代转型期所处的尴尬位置，才能看到它因自大、无知而给自身带来几多损毁，才能看到它所承载的愤怒在这片日渐繁盛的土地上显得多么不合时宜。一切可以从1992年说起…

06.

首先是圈子内部出了毛病。 1992年，一些乐队去北戴河义演回京，遭遇大规模抓毒。其中就包括窦唯的“做梦”。时至1997，“指南针”的罗琦跳上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带她去买毒品。司机很负责任地直接把她送到了公安局。罗琦为戒毒付出了巨大代价。多年后，她接受采访说，圈子里沾了这玩意儿，不是颓就是死。最后她提到了一个名字，张炬。倒不是所有人都飞过，飞的人都爱拿它当找灵感的借口。李彤说一哥们儿写不出词来就飞，醒来一看写的是：香蕉很大，香蕉皮更大。早在摇滚冒头时，就有人在《人民音乐》上批判说：“摇滚和毒品、滥交、犯罪挂钩，应该予以抵制！”圈内某些人的作派，的确为人落下话柄。何勇曾带着两把斧子去大地唱片抢母带。“面孔”因为和台湾制作人方可行翻脸，在半路上劫下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将他家洗劫一空。大咖们的不良嗜好和每场演唱会的声势，都令上面态度游移。摇滚乐要去现场，但几万人在生理亢奋中难免过激。往往乐手们又爱煽动。一次“唐朝”向台下扔鼓槌，“黑豹”的歌直接被掐，演出提前结束。“穿刺行动”时，观众乱砸酒瓶子。后来上头就不让他们行动了。张有待曾说：“1996年前后，摇滚演出审批已经松了很多。但有些乐手实在管不住自己。搞新时代音乐回顾，在台上把钢琴给踩坏了。” 他说的是何勇。踩坏钢琴都是小事，何勇唱《姑娘漂亮》时大叫“李素丽”，说了不该说的话。演出怕的就是有人乱讲话，怕乐手们拉观众互动。自始至终，上头对摇滚都保持警惕，一直都在观望。坊间传闻：亚运会义演叫停后，崔健从未收到明确的禁演通知，但在北京的演出就是过不了审批。赵明义说：“每次报审都垂头丧气，特别受排挤。”
商演命运多舛，自然关系到资本投入。雄心勃勃的张培仁，号称为中国摇滚可以赔十年不赚钱，结果第五年，台湾滚石就将其召回。摇滚所需的设备和录音条件十分苛刻，演出也不是放个伴奏带就能唱的。而在和初代乐手们合作时，又有乱花钱、难磨合以及互不信任等诸多问题。很多乐手都是扒磁带长大的，真进录音棚，一个人节奏错了，全都要重来。拍MV时，“唐朝”被当成特务，何勇为保持音色一天不吃饭，其实他对个口型就行了。张楚则是无法面对镜头，无法跟乐队有效沟通。但花起钱来，有些人觉得有了公司，不用手软了。有乐队包过一年的总统套房，有乐队拉着亲戚朋友到王府井吃上万块钱的饭等制作人报销。“面孔”那张《火的本能》发行后，就是因为钱的问题才动手。因为养着乐手，资本也自恋地产生了一种救人于水火的优越感。方可行就说了： “没有滚石，那些人不过是街上的二流子！” 当然资本也不傻，他们洞察到内地乐手们渴望稳定收入的心理，以较低的工资拴住他们，甚至用一些二手乐器换来长期版权。这群60年代的社会主义无产者完全不懂商业游戏的规则，稀里糊涂签了合同。也难怪多年后窦仙儿说台湾人不是来扶持内地摇滚而是来占山为王的。 “那根本就是一场阴谋。” 原本就不乐观的市场，还要受到盗版的夹击。 1993年，盗版磁带《中国大摇滚》发行，滚圈儿联名上告，李彤大呼“救救我们！”。《黑豹》刚在香港发行，内地就盗版泛滥。后来直接有人给赵明义打电话说：“你录音时把带子悄悄带出来给我，我给你三十万。” 从政策到商业，从自身顽疾到盗版围攻，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一开始就靠死磕才起步的中国摇滚，到底难逃一劫。如果说以上种种还不足以击沉初代摇滚这艘风浪中的小舟，那么另外两个字则成了压垮骆驼的致命稻草。通常而言，我们把它叫做：时势。

07.

时势就是你挡不住。老人南巡的第二年，乐评人金兆钧就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极端浪漫主义，不是现实批判的摇滚精神。中国人刚开始挣钱，老百姓会在很长时期内先追求钱。人们不会过分地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松和享受。” 同一时期的张培仁却表示，五年之内，中国摇滚就能带来革新，对整个亚洲产生影响。不过他说这话的前提是：只要它没夭折，持续发展。可惜商业化才到第四年，就已呈现出虚假繁荣的态势。摇滚最火爆时，更多老百姓还是热爱靡靡之音。“魔岩”去红磡之前，“校园民谣”席卷各大排行榜，广州出了一大批流行歌手，所谓“94新生代”集体爆发。类似《爱情鸟》《让我轻轻地告诉你》这种甜软之音更符合大众审美。 1994年看似是摇滚巅峰，实际上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 1994年，高晓松、那英等人在上海吃饭，宣布内地流行乐坛成立。杨钰莹、毛宁的歌出现在各大点播台中，李春波、谢东等人纷纷拿出代表作。待民谣风过去，大紧又拉上师兄宋柯成立麦田音乐，很快就挖掘出朴师傅。香港四大天王声势不减，王菲登上《时代周刊》，但这群人风头都不及第二年的任贤齐，他把《心太软》唱遍中国各个角落。这首充斥着大白话的哀柔情歌奠定了那个时代的流行审美，以至于打着摇滚旗号1989年成立的“零点”最火的歌也叫《爱不爱我》。紧接着，《还珠格格》逆袭爆炸，塑造出第一个全民偶像，影视资本蠢蠢欲动，内地娱乐产业从拓荒期步入青春发育。同样是1994年，互联网接入中国，内地电视市场开始改革，好莱坞大片在中国首次上映。这些当时看起来细微的变化，为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内地娱乐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选秀、造星、网红、票房神话，将一个也不会少。数十年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又一个红人随风而逝。与此同时，初代摇滚可谓节节败退，溃不成军。“黑豹”换了无数主唱，后来又是搞影视又是开店，赔得一塌糊涂；何勇靠药物生存，搬离钟鼓楼，没了女朋友，养的狗也死了；窦唯沉迷于音乐实验，自称与摇滚没有关系；张楚沉寂八年，出现在《天天向上》时年轻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丁武去《我是歌手》帮唱老狼，华丽的高腔不复当年，面对质疑，他说声带做过手术，不能不降调了…
娱乐潮袭来时，老炮儿们都跟不上趟。当初LV还找张楚站台呢，可《造飞机的工厂》越发远离主流娱乐审美，不会迎合。“超载”的高旗倒试过写上口的流行歌，写来写去，发现迷失了自我，只能放弃。大张伟老师说：“那时候我搞朋克，一帮小孩儿蹲台下看着我那眼神，就跟看一脏裤衩儿似的。他们都不是真喜欢，就是瞎起哄。” 看到滚圈儿还有人三十多岁了满大街晃悠，他就果断撤退了。“忙蜂”酒吧的老板跟他说自己摇滚时一个月两百块钱也能活。大老师问：“我能活，我爸妈怎么办？” 被“90现代音乐会”迷得神魂颠倒的臧鸿飞不无哀伤地给大家指了条明路： 搞了摇滚二十年，不如录综艺两天。 当初张培仁离开，发誓三年后回来，结果一去就是风霜雨雪。再回来时，山河已巨变。后来，他不得不承认：“直指人心已不是这个时代的主音，不管对与错，你认不认同，人民的方向是你不可阻挡的。” 那个方向，早已和当年的马克西姆无关。
红磡十年纪念，张培仁还曾给内地滚圈儿写信，表达歉意。其实又有什么可道歉的呢。
电影《马路天使》里讲得好啊： “大家都是一样的命苦，谁也说不上原谅谁。” 时隔经年，一路见证初代摇滚成长的摄影师高原开影展时，窦家媛看着作品问她妈：“你现在还听那些歌吗？”高原说早不听了： “我爱听相声，图一乐呵。” 你别说，中国摇滚协会副会长，还真是一说相声的。

08.

1988年的冬天，Landy张培仁和Bobby陈升产生一个想法。八十年代即将逝去，他们想出一张专辑，创作一些歌，不用迎合当时的台湾市场，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只想在速变的时代里谈谈理想和渴望。结果，这张名为《新乐园》的唱片只卖了三万张。一年后，心怀狂想的张培仁跨海而过，折腾了几年，他得到的答案和《新乐园》并没有什么不同。最大的启发是发觉魔岩有一大堆乱账后，他跑去买了本《看懂报表的十二堂课》，开始学财务。
张培仁曾设想，有一天，全世界都会听华语音乐，透过音乐去了解我们，有一天，摇滚能用我们民族的美学，去影响更多年轻人。他甚至建议崔健，不要把它叫摇滚，叫它“刀子歌”，这样就可以脱离西方语境，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好多年了，他觉得最可惜的还是“唐朝”。这两个字所承载的气魄，大概也是张培仁的渴求。如今，旧梦已如浪潮退去。新的海面涨起来。第一、第二代摇滚人的饥饿、理想、挣扎、悲喜，都像古老的贝壳被淹没在水下。夜夜嚎叫的马克西姆，风流的人与事，他们的飞扬和努力，都已化作感叹唏嘘。如今，教父去拍电影，亏了几百万；张楚找回内心，重编《光明大道》拿给创业纪录片《燃点》做宣传曲；不开口的窦唯，也在知乎给手游《魔域》做了宣传；拿着保温杯的赵明义，说他从来没有中年危机。
何勇现在不想再提四大天王：“因为属于他们四个的时代，也都过去了。”

2018年9月，臧天朔去世的消息刷屏。很多人只知道《朋友》，却不知道他曾是当年“90现代音乐会”的发起人之一。
1986年，他写过一首歌。天津走穴时碰见崔教父，崔介绍黄小茂填词，取名《心的祈祷》。后来，都大半夜了，高晓松一同学跑去“邦邦”敲他家房门，说你出来，我听见一首好听的歌，现在就要唱给你听。大概十年后，北岛在散文《波兰来客》中写下那段著名的句子：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全文完，下次再会」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1]《摇滚梦寻》，雪季[2]《20世纪最后的浪漫》，汪继芳[3]《呐喊：为了曾经的中国摇滚》，陆凌涛&李洋[4]《北京摇滚部落》，周游[5]《对话张培仁：操盘手不能有迷惘的青春》，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6]《一无所有三十年》，原载于《人物》，季艺[7]《摇滚20年之怪现状》，与方可行对谈[8]《再见，乌托邦》，纪录片，盛志民[9]《去往96年北京冬夜》，马世芳[10]《大张伟：再唱摇滚我就仨结果》，原载于《腾讯|封面人物》，马晓溪
作者：宅少来源：宅总有理（公号ID: zmrben115 ）长按下面二维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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