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彦皓（可信量化）：中美贸易纠纷对中国经济的终极影响与投资路径

中美贸易纠纷对中国经济的终极影响与投资路径
--在浙商大金融论坛的演讲
文\丁彦皓-可信量化（珂芯资产）-量化投资
一、中美贸易纠纷产生的理论根源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在其1817年完成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后人称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可以表述为，在两国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产品上都是相等的。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即“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衡取其轻”），双方均可节省劳动力，获得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处。
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点就是美国的经济结构选择了比较优势战略，即将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外迁，选择产业链高附加值的环节。而中国选择全产业链发展，即既造袜子、衬衫，也造飞机、芯片。以前是中国以8亿件衬衫换一驾波音客机，而当前是袜子照样卖给美国，而飞机已经逐渐不需要，甚至最后要给美国卖自己生产的飞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一直在开发基于海洋文明的东部，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甚至在某些领域远超美国。随着当前在“一带一路”与中国特殊的东西部海陆相连的地缘环境中衍生出一种新的产业分布模式，即全产业链布局，产业链各环节的“根”留在中国，而“叶”散布他国，以致于形成产业链的辐射模式，而非上下游的互补模式。据统计，“一带一路”战略推行6年来，目前已经形成6万亿美元的产出。
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产业链布局上与美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具体地说，中国尚未完全将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他国，也未彻底的培育出高附加值的高科技行业，但是构建了完备的产业链高、中、低三个领域，且已经形成稳定的内循环，具有完整的产业链，而美国仅有金融、高科技、农业与原油，工业体系严重缺失。这种分布在中国国内全产业链的内循环模式不但维护了中国的产业链布局的安全性，更获取了大量的内循环超额收益，成为中美贸易纠纷博弈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在经济领域，中国相对美国所形成最大的竞争优势。
二、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1.财富分配不均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报告显示，今天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即1%的人占有35%的财富。在10%人群之下的中部4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产），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拥有全部资本的5%。另外，当前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群，他们的收入70%来自资本市场。2019年5月底，美联储发布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在遇到紧急意外情况需要支出400美元（约合2766元人民币）时，有39%被调查者无法以现金、储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进行支出。1983年至2013年这30年间，后33%美国人的实际财富均值事实上在下降，从1.14万美元跌至9300美元；中部46%人群的实际财富均值，在这30年间一直停滞不前，而前21%的人群，他们实际拥有的平均财富在这30年间翻了一番。希望的丧失，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业国家。对于后60%人群而言，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自2000年以来上升了大约20%，主要原因是毒品/（药物）中毒（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2倍）和自杀（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50%以上）。
但是，美国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Fortune 500排名中，美国有126家企业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当部分处于高端产业。美国仍然是高科技强国，除了芯片、软件之外，在国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药等领域，仍有巨大优势。美国的基础创新能力仍然最强，大量的基础创新仍然出自美国的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元仍是世界货币，当前我们仍然处在一个美元体系的世界中。美国今天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难以想象，跨国企业高管动辙数千万美元的年薪，即便因经营不善或丑闻而离职，补偿金也可能高达上亿美元。

图1 美国GDP分布结构图

由此得知，今天美国的问题是一个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问题，而非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不能靠逆全球化才能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而是更多依靠改革全球化的过往体系才能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当前美国的政治体系决定美国的国家命运被0.01%的顶尖收入人群所掌控，这类人群是这个财富分配结构的最大获益者，因此而强力抑制财富再分配机制的重构。从而导致政治精英根本无力撼动这一矛盾的根源，只能将内部矛盾外部化，获取选票。但问题却依然持续恶化，最终会激化，这是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2、制造业大量流失
自1955年以来，一直到1980年代，美国传统生产性行业的大企业比重仍占Fortune 500的70%以上。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传统生产性行业的上升和顶峰时代，也是美国国内的平等时代，也正是“美国梦”影响全球的时代。1990年代是个分界线，此后“传统生产性行业”在大型企业中的比重开始持续下降，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自1995年起，美国大型企业中属于“传统生产性行业”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并在此后20年维持在45%左右，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则在此后分别维持在15%和20%左右。

图2 1955年以来美国Fortune500产业比例变化情况
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在1953年达到30%的顶峰，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10%（戈登，2018）。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根本无法吸纳如此众多的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商超、零售、物流等服务行业，是制造业人群就业的归宿。从图3可以看到，自1995年起，商超、零售、物流大型企业开始占据美国Fortune 500大概10%左右的比重。但问题在于，对普通员工而言，这些服务业企业的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根本无法与前期的制造业企业相媲美，甚至很多服务业职位只是零工模式。沃尔玛的收银员无论怎样也难以享受到曾经大型工业企业带来的社会福利。美国劳工部在2015年12月8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无法扭转局面，那么未来10年美国增速最快的10大职业中，将有7个是不需要大学文凭的低收入职业（桑德斯，2018）。
从美国过去60余年的产业变迁路径可以发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后发国家逐渐进入一般化工业大生产阶段，包括美国在内的先发国家一方面继续发展ICT等新兴技术产业，继续占领高端产业。另方面，由于传统生产性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受到后发国家廉价替代品的冲击，先发国家的这些企业开始实施重组，为了降低成本，或是裁员，或是大幅降低员工福利，或是不断将生产部分予以外包，而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美国中下层工作机会的丧失和福利的普遍下降。

图3 美国Fortune500的产业变迁情况
美国20世纪的成就，在于美国国民作为一个整体，共享了经济发展的璀璨成果，站在了全球的前列。这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文明能够对全人类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源所在。由此得知美国问题的根源是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是导致曾经制造业地区大量人口无法实现有效就业的关键，是使美国中下层经济处于困境的关键因素所在。其国内体制遭受的挫折，直接表现为美国国内不平等程度的恶化，中下层民众经济水平持续倒退主要是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出现了严重问题。另外，知识经济对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这些地区的民众所能承受的，他们的下一代已被隔绝在未来之外。

三、中国应对美国贸易纠纷立于不败的原因
当然中国持续融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与不与美国直接硬碰硬是最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中国贯彻多年的既定国策。所以，一直以来中国在处理与美国的纠纷时通常都是“量上让利与质上获利”。因此，在本轮贸易纠纷的初期，中国主动配合，试图满足美国的利益诉求，许诺通过进口美国农产品等方式来降低双方的贸易逆差。特朗普政府却对中国的现实情况出现了误判，误认为美国可以轻松掐住中国的脖子，应该要价更高，多次出尔反尔。但是，特朗普忽视了中国的政治现实与社会底线，以至于逼迫中国强势对等反击，让美国在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处于被动的境地。
美国是个各派系相互制衡的“撕裂”社会，而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40年中，中国已经与美国的各利益团队深度绑定，彻底的搅在了一起，尤其决定美国国运的0.01%最高收入群体的命运已经与中国完全绑定。如上文所述，当前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群收入的70%来自资本市场，但是中国是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群的主要市场，诸如高通70%的市场份额在中国，如果中国对等报复，此类群体的收入会立即下滑，从而与股市产生共振，致使其利益严重受损，所以，中美发生贸易纠纷首当其冲者是决定美国国运的收入最高的0.01%人群。该群体自然是中美贸易纠纷最大的反对者，但其也决定了美国政治走向，所以，由此得知，中美贸易纠纷断然无法白热化。
“不与美国硬碰硬”是当前中国处理与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仅仅是适度反击，将美国逼至谈判桌，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的贸易纠纷，杜绝“硬碰硬”导致的两败俱伤。但是中国也必须确保能够让美国付出严重代价的措施来维护其本国的核心利益不被美国所轻易挑衅。诸如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而当前双方的贸易纠纷依然维持在商品贸易，未衍生至服务贸易，如果商品贸易纠纷持续恶化，中国必然会在服务贸易领域对其采取报复措施。另外，2018年，美国在华企业的销售额为3800多亿美元，中国在美国的分公司销售额为300多亿。而美国大部分在华销售额完全可以被中国企业所取代，一直以来中国在对其它国家实施“国产替代”，但唯独顾及到美国的国家实力而忽视该问题的存在。另外，美国大型企业80%的融资依靠股市，20%依靠银行，一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受损，其股价必然大跌，很有可能形成一轮小型金融危机。对等列出美国不可靠企业负面清单，向除美国外的其他经济体让渡市场份额，使美国企业在华利益受损。甚至减少与美国在某些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战略合作，让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受损。由此得知，中美这一轮贸易纠纷断然无法白热化，充其量也就是雷神大雨点小，美国来势汹汹，中国适度反击，然后再游说相关利益团队给特朗普施压，逼其妥协。中国在量上让点利，特朗普也就很没意思的见好就收。
四、特爱国挑起此轮贸易纠纷的真实目的
由上文分析可以得知，美国发起贸易纠纷的根源在国内，根本无法通过贸易纠纷的方式解决其国内问题，尤其通过贸易纠纷美国不一定能够达到其所预期的目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市场，市场是我们的重要优势。在当前中美科技与市场现实的背景下，市场是决定科技战胜负的唯一决定因素，而非技术。诸如美国高科技的代表高通、谷歌、微软与波音等大部分的市场在中国，如果脱离中国市场，这类高科技企业会失去通过巨额市场迭代升级，确保其竞争力永远领先的机会，很有可能形成收益下降，与股票大跌的共振性冲击，甚至衍生出一轮小型金融危机，所以，无论是美国高级科技企业，还是白宫断然都不会让这一不利情况恶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不敢过度挑衅，因为台湾与大陆最大的特征是就处在大陆的家门口，而实实在在的相距美国几千公里，从中美当前的军事实力博弈来看，美国在关岛都逐步处于劣势，更别提台湾。所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经逐渐优势渐失。但是，特爱国发动此轮贸易纠纷有三大目的，即
1、无力根本性解决本国矛盾，只能将内部矛盾外部化，切中选民关注的要害，赢得选票，这是特爱国最关注的目的，不带“唯一”；
2、特爱国就是想凭借美国的国力“打劫”一番他国，给美国获得一些能够立集体现在“财务报表”上的业绩，赢得连任；
3、围点打援，通过贸易纠纷迫使中国在金融领域让利，从而通过金融收割的方式给中国造成致命性的伤害。
五、中美真正博弈的是金融战，且已白热化
中美真正荷枪实弹，且已经白热化的战争是金融战，在与美国的博弈中，中国唯有在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上持持续进攻的态势，而在其他领域都处于保守的姿态。中国的终极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国，以致于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在了美国。
1、美国经济的潜在隐患
（1）政府负债/GDP总量之比太高，存在发行货币稀释股票的可能性，从而导致美元长期走衰
2018年美国国债突破22万亿美元了，财政赤字为7790亿美元，GDP增长2.9%，而税收也只增长了0.4%，美国政府的税收增长速度跟GDP增长速度不相符合。美联储的预测，2019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在1万亿美元以上，财政赤字约为10920亿美元，比上一财增长40%，国债总额突破23万亿。如果都按照3%来计算利息，那就是说一年美国联邦政府就要替他巨额的债务，支付6900亿美元的利息。预估2019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预计为3.42万亿美元。2018年中国政府负债/GDP总量为36.67%。

图4 美国国债占GDP的比例
（2）基于海外市场的股市奇高，但是，美国又在持续的对外发动贸易纠纷，致使股市摇摇欲坠
自2009年3月份以来，美国股市呈直线上升态势，尤其是基于海外市场的高科技板块增长幅度更甚。但是，美国又在对这类高科技企业的主要市场集中持续发动贸易纠纷，引起各大经济体的对等报复，致使这类高科技企业的海外市场份额摇摇欲坠，业绩受损，从而波动股市走向。美国大型企业80%的融资依靠股市，仅有20%依靠银行，一旦贸易纠纷导致海外市场受损，必然会波及股市下跌，从而引发一轮小型金融危机。
（3）包括中国、俄罗斯、欧盟与印度在内的大国都是持续的动摇美元的国际地位
美国通过军事、经济、科技与美元维持其国际地位，对中国、俄罗斯、欧盟与印度这类大国或者组织而言美元是决定其国际地位与核心利益的关键，但也是最薄弱的环节。所以，上述大国或组织已经开始持续攻击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也正在呈下降态势。
（4）贸易战不但没有达到特朗普的原定预期，反而加速了其他经济体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破坏了已有的产业链
中美贸易纠纷这种外部不利冲击会加速中国等大型经济体脱离对美国高科行业的依赖，现实逼迫华为等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以降低其终端的市场竞争力为代价而运用国产芯片，加速中国芯片的技术迭代升级步伐，缩小与高通等国际一流芯片企业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发现，中美贸易纠纷有助于中国市场对诸如芯片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波及美国等高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与经济利益。
2、美国对中国可能采取的金融战套路
（1）中国宏观杠杆率和金融脆弱性高，经济对金融地产的依赖度较强，美国可能在此环境下要求中国过快、过急推动金融自由化尤其是短期资本项目自由化，资金大进大出，冲击资本市场，助推并刺破资产泡沫，诱发中国大规模货币放水应对；
（2）我国金融机构竞争力不足，美国充分利用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环境，冲击并收购我国金融机构，逐步提高在中国金融业的话语权；
（3）美国直接制裁中国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和个人，利用SWIFT及CHIPS系统切断交易、结算与支付渠道，开出巨额罚单，冻结资产；
（4）美国可能下调中国主权和企业信用评级，大幅提高企业融资成本；
（5）我国金融监管在金融稳定和前瞻性尚待进一步提高，美国可能通过衍生品等金融创新工具重创中国金融市场；
（6）虚拟货币时代资本外流压力加大，美国可能支持比特币平台，打击中国对资本流动的监管与顺带收割中国的财富；
（7）美国可能持续监测市场情绪，配合做空工具恶意做空中国股市；
（8）单独或联手盟国迫使中国货币大幅升值，引发“升值萧条”，尤其是致使目标国货币放水的错误应对，2008年中国曾经为此付出国很大的代价，以至于当前依然深陷其中；
（9）超发美元，收购中国的优质资产，然后雪藏或者在中国市场持续盈利。
3、中国对美国所采取的金融战套路
（1）消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将人民币与原油、黄金间接绑定
人民币已经与80多个经济体的货币实现双边本币互换，直接与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以人民币交易石油，原油期货的推出让人民币与原油绑定，其他经济体可以以其所持有的人民币在中国黄金市场兑换黄金等。
（2）开设科创版，鼓励优质高科技企业回归
科创版的对标竞争主体是纳斯达克，开设科创版除了开拓中国高科技企业融资的途径外，更多是鼓励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优质高科技企业回归，降低纳斯达克的竞争力。尤其是未来随着中国进入双创时代，将会涌现越来越多的优质高科技企业，将这类企业留在国内资本市场，则意味就是降低美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
（3）推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绕开美国主导的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
美国一家独揽当今世界的三大金融系统，通过贸易制裁加金融大棒的组合让很多国家苦不堪言。美国通过SWIFT、CHIPS、Fedwire可以实时了解资金交易动向，不管是美元还有欧元、日元、人民币通通逃不过这三大系统的“监视”。封锁银行系统堪称美国金融“核武”，任何国家对美国的贸然挑战总是会以卵击石。2018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交易额达到26万亿元。截至2019年4月包括中资银行在内，全世界89个国家和地区多达865家银行加入CIPS，已经开始逐步脱离美国主导的跨境支付系统，削弱了美元的国际影响力。
（4）逐步抛售美国国债
据美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3月，海外央行减持美国国债1700亿美元，为连续六个月抛售，也是12个月内第11个月抛售，这一年期间合计抛售规模达到创纪录的2650亿美元。据美国财政部2019年6月17日更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在3月和4月分别减持104亿美元与75亿美元国债，创自2017年5月以来新低。
理论上讲由于抛售导致美债价格下跌，美债收益空间就会增加，这时候投资者肯定会抛售手中的股票，换成美元，然后去抢购美债，这必然会引起美国股市大跌。其实引起美国股市大跌的并不单单是美债收益空间增大，抛售美债导致市场上流通的美元减少，推动美元升值，也会引起美国股市大跌。美联储要防止出现这种局面，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市场大量的投放美元，抑制美元升值，从而涌向美元的国际竞争力。
（5）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例，降低美元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比例
2019年6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最新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季度数据，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各经济体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资产占比升至1.95%，约合2128.7亿美元，创IMF自2016年10月报告人民币储备资产以来最高水平，坐稳了国际第五大储备货币的位子。人民币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占比上升，反映出2016年底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后，全球外汇储备管理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兴趣增加，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稳步推进。6月13日，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公开表示已有60多家央行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
（6）逐步取代美国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间接打击美国的股市
中国高科技行业之所以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美国高科技的过度依赖致使中国高科技产品与技术无法持续迭代。中美贸易纠纷这种外部不利冲击会加速中国脱离对美国高科行业的依赖，现实逼迫华为等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以降低其终端的市场竞争力为代价而运用国产芯片，加速中国芯片的技术迭代升级步伐，缩小与高通等国际一流芯片企业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发现，中美贸易纠纷有助于中国市场对诸如芯片等中国高科技的迭代升级，从而减少对美国高科技产品使用量。

2019年3月22日，美国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2.459%，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却仅为2.437%，3月期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出现了倒挂，也就是美债短期的利率超过了长期的利率，这是自2007年以来首次出现利率倒挂，这种现象多次出现在美国经济衰退前的一至两年。
1953年以来美国总共经历了9次经济衰退，每次经济衰退出现之前都出现了利率倒挂现象。从历史数据上看，利率倒挂现象出现之后的两年内大概率会出现经济衰退。从利率倒挂到进入经济衰退时间间隔一般为7到23个月。利率倒挂现象成功预测了1955年以来美国的9次经济衰退，唯一一次的例外发生在1960s中期，那次利率倒挂现象出现之后美国并没有经历经济衰退，但是经济增速同样出现了下滑。

图5 利率倒挂与经济衰退的关系图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如果债务与GDP之比长期超过77%，经济增长就会放缓。高于77%的债务水平将使该国经济增长损失1.7%。新兴市场国家的临界点是64%。如果债务占GDP的比例更高，它将以每年2%的速度放缓增长。2019年6月15日，掌管1300亿美元资产的新债券天王冈德拉奇预计美国未来六个月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40-45%，一年内陷入衰退的可能性高达65%。虽然美国经济已经处于扩张晚期，经济周期所处的位置与2006年年中相当，但是未来18个月内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风险较低。因为现在的美国银行系统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要健康的多，而银行危机是经济衰退的放大器，只要不出现银行危机，经济大幅衰退的几率就较小。但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幅度必然会大幅度的降低，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六、中美贸易纠纷对中国冲击最大的行业与群体
1、农业与农民
21世纪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主要农产品成本快速上升，逐步全面、大幅超越美国。2015年，中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亩均总成本分别比美国高出56．05％、20．82％、210．42％、38．44％、222．84％。中国农业迈入“高成本”时代，农业生产效率与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来自美国及世界农产品进口增加。2015年，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人工成本分别是美国的14．78倍、4．11倍、16．33倍、8．5倍、28．23倍，表明中国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美国，这与中国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对低的事实相契合。截至2015年，美国农业就业人员数242．2万。而同期，中国农业就业人员数（第一产业就业人数）21919万，中国农业就业人数是美国的90倍。中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9．24亩，美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简称“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957．47亩，美国劳均经营耕地面积是中国的103．6倍。
中美元首G20大阪会谈中中方许诺立刻进口220亿美国农产品。在解决本来中美贸易纠纷中北京的底线是采购相应数量的美国农产品与原油等，但是，中美农业生产模式、机械化与科技化等现实条件决定，美国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中国农产品。一旦美国农产品大规模的涌入中国市场后，中国的农民收入必然严重打折。事实当前中国农民种地持续亏钱，很难赚到钱，致使其收入永久性的丢失，2.2亿农民成为本轮中美纠纷最大的受冲击者，这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决定中国的经济走向。
2、公务员
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而2018年，全国财政收入183352亿元，这就意味着中国财政收入的1/9将会被减免。但是，减税降费将是一个永久性的工作，很难在短期内改变。而财政收入因为减税降费降低则意味必须在财政支出领域有所作为。从目前财政支出的序列中可以看出，除了裁减臃肿的公务员，对政府机构再构外，其他该花的钱都是必须的支出的。所以，可以预期的是中央应该会进行一轮大规模的政府职能改革，裁减臃肿的政府职能机构与无用人员，降低财政负担。
七、中美贸易纠纷对中国受益最大的行业与群体
1、高科技行业
任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原定支持经济发展要素的效率必然会下降，要想确保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必须要根据及经济发展的现实培育新的增长点。如果不及时培育新型的高科技产业，可以预计中国经济将会永远处于漫长的下行轨道。中美贸易纠纷，尤其是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与华为的技术制裁让中国政府、企业、学术界都深刻的意识到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产业链安全破坏性的威胁。随着当前中国完善的产业链背景与技术条件，中国会加速脱离对美国高科行业的依赖。华为等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必然会选择以降低其终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代价而运用国产芯片等高科技产品与技术，加速中国高科技的迭代升级步伐，缩小与国际一流高科技企业的差距。另外，当前中国科技水平的现实也决定中国高科技行业有条件升级转型，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行业发展过程中，高科技企业将会成为市场的主导，而房地产等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将会逐步退居次要位置。
2、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的大发展必须基于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任何经济体发展的初期阶段必然是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先行。一旦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大开发结束后，资本市场与技术转型升级必然会成为时代的主角。而当前中国已经逐步进入智力与资本结合的时代，这就意味着资本市场，尤其是推动高科技企业大规模发展的科创版将会大规模的发展。由此可以得知，未来资本市场的扩展速度将会以指数形式提升。
3、省会与一线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的房地产
房地产是个具有区域特征的市场，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农村及产业发展不可持续地区的房地产泡沫正在破裂，诸如东北、西北的农村、乡镇及五六线城市出现了大量的空置房，有市无价或者房价大跌的情况。但是，当前依然有四个有利因素在支撑省会与一线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的房地产。即当前依然处在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大量人口在持续涌入省会与一线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的房地产，尤其中美贸易纠纷释放出来的2.2亿农民将会大规模的涌入省会与一线城市及其周边区域。货币投放的速度依然快于GDP的增长，大量的M2将会涌入房地产市场。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度上升与对未来的预期较为乐观。最后，省会与一线城市的产业更可持续，附加值更高，决定从业人员的收入也相应地水涨船高。由此得知，一线城市房价还有很大的空间，原因在于一线城市有显著的压抑，除了金融压抑，人口也明显处在不正常的压抑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房价是肯定被压抑的，一旦放开这种金融压抑与人口制约压抑，房价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4、黄金
在美元日益走衰的大背景下，全球依然没有一个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基于此，全球央行以各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货币与黄金形成组合来对冲美元日益走衰的冲击。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显示，2018年，俄罗斯买入了274顿黄金，占全球央行增持总量的40%。自2015年5月至2019年5月，我国黄金储备从3389万盎司增加至6161万盎司。黄金价格也从2017年12月至2019年7月份增长了25%。预期未来依然呈增长的态势。
5、基建等海外承包企业
如上文所述，中美贸易纠纷将会释放出2.2亿农民，这些农民很难完全被大城市所接纳，所以，必须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基建等海外承包工程输出大量的农村释放劳动力。“一带一路”涉及75%以上的世界GDP总量、85%左右的人口总量。“一带一路”战略自提出以来的六年时间总共消化了中国的6万多亿美元的产品，而这才刚刚开始。未来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可能可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现在效果逐渐出来了，2018年中国对东盟、欧盟、日本的出口额分别占总出口的15%、17%、13%左右，这三个加起来接近50%。根据清华大学魏杰教授预估，至2050年亚洲市场就基本就饱和了，2050年以后整个经济增长重心将在非洲，未来会有很大的吸纳力。尤其，中国当前已经开始提前布局非洲，这将会兴起新一轮的基建等海外承包工程的兴起。
6、现代农业
民以食为天，在我们这样人口大国，一旦粮食出了问题，必然会波及社会稳定。所以，在粮食生产上，我们决不能犯任何颠覆性的错误，必须夯实粮食安全的基础。中国必须对外开放粮食市场，但是，也必须尽快重构农业生产模式，升级农业生产技术，必须确保中国社会粮食的充分供给，绝对不能将粮食供给交给国际市场。所以，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国开放粮食市场，现实将会逼迫中国农业持续现代化升级，加速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与提升粮食的国际竞争力。
7、PE/VC基金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全球人才争取与价值最大化是决定未来中美国际话语权的核心，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将会是推动中国技术转型升级的关键。科技创新是中美博弈胜出的最终决定因素，中美的博弈必然会从硬碰硬的“零和对抗”转向对全球人才争夺与使其价值最大化上，而在这一领域美国明显优先于中国。美国具有全球一流的高校、科研院所，也具有全球一流的PE/VC群体，更有超级发达的资本市场，对移民的包容度远超中国。相对而言，中国社会较为封闭，对外籍人才的接纳度不足，对人才的价值公允与效用最大化上存在机制、制度与产业基础等领域的不足，这对中国是极大的挑战，但也是未来制度供给与改革的着力点。所以，料定PE/VC基金将会大规模的发展。
八、总结
当前的国际关系盘根错节，而美国仅属于这个星球的大股东，并非控股股东，所以，美国的声音最大，但是很难对他国形成压倒性优势。而中国一直以来在努力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这是中国的既定国策，短期内很难被撼动。但是，美国也很难对中国形成决定性的要挟，即使美国某一团体想达到某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对于社会多元化与政治相互掣肘的美国国情而言，这几乎不可能。中美贸易纠纷对双方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这不是中国能够控制的。中国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且寻找新的突破，而非拘泥于过度纠结中美贸易纠纷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中美贸易纠纷将会逼迫中国在“一带一路”与中国特殊的地缘环境中形成了一种新的产业分布模式，即全产业链布局，产业链各环节的“根”留在中国，而“叶”散布他国，以致于形成产业链的辐射模式，而非上下游的互补模式，当然中国所涉及的这套模式相对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更可持续。另外，由于经济体制的演进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一旦进入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之后，必然会形成一大批稳定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与实质改变方向，既定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就会被彻底锁定，正如诺斯所言，除非出现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改变。而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基于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与对外出口的红利，既无压力也无动力，于是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举步维艰。当前国内外现实已经开始逼迫中国经济必须从既定发展路径实质改变方向。房地产规模化的开发也开始进入了尾声，中国经济必须基于庞大的内需与工程师红利升级转型。但是，这种转型升级依然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既定模式的渐进式变迁，虽然很平稳，成本低，但也很耗时。而中美贸易纠纷与美国对华为、中兴通讯等高科技公司的技术与产品限售彻底的动摇了中国社会依靠全球产业链，尤其是美国的惯性。
中美贸易纠纷让中国从政府、企业以及个人充分的意识到将产业链的命脉交给他国是国家经济最大的隐患，必须解决。庆幸的是中国在各领域都有技术储备，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仅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不同，这种差异如果基于中国庞大的市场迭代是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解决。由此得知，中美贸易纠纷这种外部不利冲击会加速中国脱离对美国高科行业的依赖，现实逼迫华为等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以降低其终端的市场竞争力为代价而运用国产芯片，加速中国芯片的技术迭代升级步伐，缩小与高通等国际一流芯片企业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发现，中美贸易纠纷有助于中国市场对诸如芯片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可信量化（珂芯资产）因“可以信任的量化投资机构”而得名，是一家由北清复交等985与常青藤等著名高校的校友组成，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为基础的量化对冲投资机构，主要从事股票、大宗期货、场内期权与ETF等领域的二级市场量化交易。以避免人工交易过程中由于情绪波动带来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同时利用计算机的无休眠、高频等优势，帮助客户赚取低风险与稳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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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彦皓 可信量化（珂芯资产）董事长，房地产金融学博士、投资学（量化对冲方向）博士后，专注资本市场，负责量化对冲、权益投资与资本运作等领域的投资，关注国际关系、历史、哲学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