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奇迹”功臣、经济学家洛卜克论凯恩斯

前言
我们有了一个办法可用以判断我们这个社会好转的进度。这个办法就是看有多少人能够摆脱凯因斯学说的迷惑，而不只认清它在经济方面的弱点，也认清它的社会哲学的谬误。这样的人愈多，这个社会的好转也就愈快。

德国“经济奇迹”功臣、经济学家
洛卜克论凯恩斯
/ 夏道平

洛卜克（Wilhelm Rpke 1900-1968），凡是知道二次大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人，都会知道他。他这个人与德国经济奇迹是不可分的。洛卜克是一位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这里，我必须插一段话，特别解说本文所用的“自由主义”一词与今天美国人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区别。

本文所用的自由主义是指渊源于洛克、休谟、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而导出西方近代文明的那种自由主义。至于今天美国一般人所说的自由主义，本书英译本的译者在第69页的附注中注出，是指那些主张扩大政府干涉的现代人士所信奉的哲学。这种自由主义，不仅与前者相左，乃至是相反的。

此外，美国已故的大法官Learned Hand有一句被人引用的格言，也可代表今天美国人所谓的自由主义。那是说“自由的精神是不太相信它是对的那种精神”（The spirit of liberty is the spirit which is not too sure that it is right）这样的自由精神，更是否定了自由的本身。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把两个本质不同的自由主义弄混淆了。

西欧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几乎也随之结束。当时知识界的心智努力，大都是朝向一个完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这个厄运时期，自由思想得以接传下来而再显光辉的，得力于少数几个人孜孜地播种耕耘。这几个人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是有社会哲学作背景的经济学家。他们是英国的肯南（Edoin Connan）、奥国的米塞斯、美国的赖特、德国的欧肯（Walter Eucken）和洛卜克。这几个人是当时各国自由经济思想的领导人物，他们各有他们的学生和追随者。

洛卜克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当中极活跃而写作特多的一位。他所发表的论著，其数量大概可与米塞斯的相比。其中特别有关于德国命运的，是在战争期间写成而于战争结束年（1945）出版的《德国问题》。这是他特为英美人士写的。他指出这次大战的基本原因，在于各强国早已破坏了国际合作，组成集团经济，乃至在国内走上集体经济之路，以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斗争愈来愈烈，终于爆发大战。所以这次战争，各强国均应负责。德国有错误，是错在希特勒的妄诞，不能把罪过笼统加在德国民族身上。英美人士每指德国民族为好战的民族，这是无可比拟的错误观念。德国已发展高度文化与英美无异好战的，只是希特勒和受其部勒的纳粹党人。英美人士不应在战胜后心存报复，惩罚德民族。洛卜克在战争期间预知德国必败，写成此书先向英美解说。以洛卜克当时的国际声望，他这本书对于战胜国决定对德政策是有相当影响力的。

战后洛卜克回到德国的时候，德国简直是一个大废墟。全国城市摧毁了50%以上。莱茵河的工业区更是夷为平地。到处拥挤了嗷嗷待哺的难民，全靠联军统帅部继续施行希特勒的配给制度维持残生。但是，联军打垮了国社党的政权，却不懂得国社党的统制经济之为害，还想照旧保持它。当时艾尔哈德（Dr.Ludwig Erhard）是联军总部的经济顾问，这是因为艾尔哈德得过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又是反国社党的有名人物。叫人大大吃惊的事情，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艾尔哈德跑到全国性的广播台去宣布：“从明天早晨起，所有的工资、物价、和其他种种管制一律取消！”这个突如其来的宣告，震惊了联军总部里面那些作经济计划的人，他们把艾尔哈德召来，告诉他“你变更了我们的管制。”并且说，这个越权行为的后果，可能是走向牢狱。艾尔哈德的答复是：“我没有变更你们的管制；我是废除那些管制！”接着联军统帅克里将军（General Clay）召见他，用亲密的口吻直呼其名地对他说：“Ludwig，讲到经济学，我一点也不懂。但是我喜欢你，我一定支持你”。这个故事讲到这里，还没有触及它的关键。关键呢？后来艾尔哈德在他的一本著作中郑重地讲到：他的师傅兼顾问是洛卜克！

洛卜克给艾尔哈德的建议，是针对当时德国经济的病症来下药。病症是集体主义的种种压制与压制下的通货膨胀之两相结合。药方是一方面消除通货膨胀的压力，一方面解除那一套压制的装备（最高限的物价、配给制，对于自由价格的管制和其他干涉）而回复到市场自由：自由价格、竞争、对企业的激励。简言之，货财方面的自由（freedom in realm of goods），货币方面的纪律（discipline in the realm of money），是1948年开始的德国经济复苏所依赖的两大原则。

这两个原则的具体实施，使德国在短短几年当中，从一个战后的废墟，变成欧洲的主要债权国，保有十足兑现的强势（hard）通货，最后还可以它的经济力量来帮助自由世界的领导国——美国，帮助它解除国际支付的困难。战时及战后，德国的国际贸易曾经落到零点，在十年当中转而扩张到世界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后来日本采取同样政策，也收到同样的效果。

战后德国的这种经济成就，与战前纳粹党集体主义的经济惨败，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因而洛卜克说：德国这个最重要的工业国，先后做过两次相反的试验，证明了：（１）集体主义不仅是政治的不自由，而且一定导致纷乱、浪费、和低落的生活水准；（２）相反的，市场经济不仅是政治自由和心智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经济秩序和人民幸福所赖以达成的途径。

德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是洛卜克策动的功劳。他激于纯正的爱国心而贡献其纯真的经济知识，以致有此历史性的辉煌成就。谋国者仅凭狂热的爱国心是不够的，正确的知识无宁说是更重要的。无知的爱国行动，往往误国乃至祸国。可是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常常不受人欢迎。洛卜克在论述国外贸易的时候，引用到常被引用的马歇尔所讲的一句话：“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真正爱国的经济学家，几乎不可能同时享有真正爱国者的名誉。”洛卜克可算幸运，他的际遇，是这句话的例外。

“功成不居”，是我们中国古代读书人所赞扬的清高操守。洛卜克有大功于德国，而他始终不走到政治舞台的前面去亮相。照他自己的说法，却不是像我们中国读书人所想的固执于消极的清高操守。他是说：“复兴德国，思想家及科学家的责任与政治家的同等重要。我还不愿摆脱思想家的责任。”

洛卜克是这样的一位人物！

现在再讲他的著作。上面曾提到，洛卜克是一位勤于写作的经济学家。他的写作，除散见于各刊物的论文以外，最著名的书，包括上述《德国问题》在内，在十本以上。就我所知的，用德文写的名作，有：《现代的社会危机》、《人道的文化：社会的和经济的改良基础》、《国际秩序》、《经济学教义》，英文译本把书名改为自由社会的经济学）、《大量与中庸》、《需求与供给之彼岸》。用英文写的，除《德国问题》以外，还有《危机与循环》、《国际经济的瓦解》、《福利、自由与通货膨胀》。

洛卜克的这些著作，早已有了好几国文字的译本。可是中文译本，一直到现在只有这一本。这本书，大体上是属于教科书类型。所以它的德文原著叫做经济学教义。英译本的译者Patrick M.Boarman把书名改为Economics of the Free Society。他的用意，我想，是为的要显出这本书不同于目前通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的特点。这个用心，我很赞同。所以我也就照英译的书名译为“自由社会的经济学”。

目前通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的也好，英文的也好，大都是在凯恩斯学派那一套的架构中写出的。洛卜克这本书，隐隐然接纳了奥国学派的传统（尽管我们不能把他纳入奥国学派）。所以在第一章就讲到边际效用，讲到选择和限制。这些概念是奥国学派经济学的中心。而且还把道德基础当作经济学的基料，在第二章论述。这更是凯派新经济学所不触及的方面。凯派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有的是数字表、代数式、几何图形，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心灵活动，几乎不在考虑之列。关于这一点，我们可引用米塞斯对新经济学的所谓加速原理的批评作一例证：

“这个学说（指加速原理——笔者附注）的基本错误，是它把企业家的一些活动看成一时的需求情况所引起的盲目地自动反应。当着需求增加而使一个营业部门更有利的时候，就认为生产设备就会马上比例地扩充。这个见解是站不住的。企业家常常犯错误。他们因为错误而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一个人如果是按照加速原理所描述的那种方式而行为，则他就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自动机器。可是实在的企业家是一个投机者。所谓投机者是利用自己关于市场未来情况的见解以从事营利活动的人。”

这本书的前七章，都是一般教科书所要讲的一些问题。尽管本书所讲的有些本质上的不同。第八章和第九章，在通行的教科书中是看不到的。也可说这一部份已超越教科书的层面。我在前面讲这本书大体上是属于教科书类型，而不说它就是一本教科书，原因在此。这两章里面，第八章第三节的凯恩斯学说的冲击，第九章第四节的第三途径，是值得向读者提前作一简述的。

洛卜克对于凯恩斯的批评或评价，不是斤斤枝节问题，而是着眼于深长远大的影响方面。他说：

“凯恩斯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名的经济学者，而且就任何标准来讲，他也算得上二十世纪前半期的领袖人物之一。（…）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这个人的影响？他是像许多人所称誉的经济学的哥白尼吗？他是排除经济学的传统束缚、打开繁荣与安定之门的人物呢，还是破坏多于创设，因而他所导引出来的风气或许是他在今天所要消除的呢？”

“对这些问题难于作一简单的答复。公平的判断不应止于考虑这个人的多才多艺和其风韵，也要剖析那些曾经助长了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学的许多争论，甚至使某些经济专家踌躇不知所措的问题。首先我们无妨提一提这位精力充沛、富有冲动、而又风雅敏捷的人，在性格上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像古玩鉴定家所具有的改变立场的本领。（…）”

洛卜克承认凯恩斯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忠于民主自由，而且他深信以他的特殊方法，他可增进自由。进同时他也相信这个经济制度的真正缺点必须向它的金融机构和货币机构的组织去寻找。他所提出的建议，从温和的《货币改革论》(1923)到剧烈的最后巨著《通论》(1936)。”

“（…）他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同时，正因为他那么深切地影响他的时代，我们不得不问，他那些理论和建议（其目的是要改良既存的经济制度）的一些实际后果，是不是终于动摇他的基础，因而凯恩斯应列入自由民主秩序的掘墓人之一？这与他的意愿恰好相反——他确是一位虔诚地忠于自由民主的人物。”

“你也许认为，有时候大大增加货币供给量就会防止经济灾难；但是，像凯恩斯这样的学术界领袖人物，总不能说把他的权威用来掩护所有的政府长期通货膨胀的倾向而无罪咎吧！你也许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公债的增加是较小的坏事；但是，把这样的一个暂时的权宜办法变成一个常规，总不能说没有罪咎吧！（…）以前的人总相信储蓄是对的，为他们自己和家庭而储蓄，从不打算到穷困时靠政府帮助。你总不能说消灭了人民的这个想法而无罪咎呢？在公海上遇到暴风的船只，要砍断桅杆、抛弃装载，在经济生活中也会有风暴，须要我们暂时停止适用自由贸易的原则；但是，你总不能说一看到这些原则抵触了“充份就业”政策的时候，马上宣告这些原则已‘过时’而无罪咎吧！”

“（…）分析到最后，凯恩斯的经济政策纲领在于说：安心做你以前认为犯罪的事情！”

洛卜克把凯恩斯与亚当斯密斯作一比较以后，结论说：“在经济学这个较低的层面上，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的这条路，无疑地有许多地方是进步的；但从全部知识和精神的发展这个较高的层面来看，这条路无疑地是反动的，退步的。”

最后，洛卜克指出，“我们有了一个办法可用以判断我们这个社会好转的进度。这个办法就是看有多少人能够摆脱凯恩斯学说的迷惑，而不只认清它在经济方面的弱点，也认清它的社会哲学的谬误。这样的人愈多，这个社会的好转也就愈快。到那时，大家就可冷静而客观地评鉴凯恩斯的那些真正贡献，既有堂皇的成分，也有悲剧成分。”

洛卜克对凯恩斯的批评，是他在“破”的方面所下的功夫。现在要讲的他的第三条路，是他在“立”的方面所下的工夫。洛卜克所说的第三条路，不同于一般人所想的统制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路线。也即不同于一般经济学教科书所讲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这个概念，米塞斯曾经剖析它的谬误，我们不可滥用这个名词。洛卜克鉴于统制经济（集体经济或社会主义）既为西方人所不愿意接受，而市场经济（一般所谓的“资本主义”）又因种种政治干涉而败坏到现在的地步，于是他想在这已败坏而尚未解体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做一番全盘检查工作从而找出一条路来。这就是他所说的第三条路。于是他列举四个基本问题。这四个问题的适当解决，是走上这理想的第三条路的门径：（1）秩序问题，（2）社会问题，（3）权力分配的政治问题，（4）最关紧要的道德问题。

这个第三条路的理想，是洛卜克沉思熟虑的结晶。在“社会的危机”中有更详细的论述。本书只触及这四个问题的纲领。最后，他的结论说：“经济政策的第三条路，基本上是中庸而又平衡的路线。我们有责任利用所有可用的方法使我们的社会免于陶醉在大数字，免于盲目地追求庞大，免于集中化，免于过份的组织化和标准化，免于‘更大和更好’这种似是而非的理想，免于崇拜大众人（The mass man）并免于迷信巨人。我们要把我们的社会带回到自然的、顺乎人性的、自动自发的、平衡的、多样化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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