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缺少“匠心”丨大家

近年来，你可能也不时在媒体、广告中看到“匠心”一词。这一风潮最早应起始于2014年李宗盛为新百伦制作的一支广告《致匠心》，因为从百度搜索指数来看，“匠心”一词正是从那时起逐渐升温、盛行的。在那之后，“匠心”就变成了手艺精神的象征，味千拉面的广告片中甚至将之升华为“一种信仰”，所谓“食之匠心，一碗面、一辈子”，强调持久专注、精益求精地做好一件小事。很快，这个词就从广告语变为大众流行语，甚至进入正式文件，诸如“40年匠心前行，中国制造迈向新高度”、“中国制造如何用匠心精神打造国产新力量”、“匠人铸匠心，匠心成大业——中国制造2025呼唤更多大国工匠”之类的标题到处可见。

在时下这个浮躁的时代，这种强调专注改进的精神乍看与潮流背道而驰，但事实上，很多事都相反相成——正是潮流的浮躁，才使得这种人所缺乏的“匠心”变成了推崇的对象，因为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加上近些年消费者对品质的关注、战略层面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迫切心理，遂与“匠心”之说一拍即合。但这一话语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在于，它尽管常常以一种“传统”的面貌出现，仿佛手艺人坚守着老一辈的做法，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完善工艺，但这其实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相当新鲜的理念，至少也是“被发明出来的传统”。

“匠心”从哪来？

李宗盛在《致匠心》里这样诠释“匠心”的理念：“我知道，手艺人往往意味着：固执、缓慢、少量劳作，但是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技艺、对完美的追求。所以，我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这番话虽然成功地激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但却是一种迥异以往的新诠释。当然，中国传统上也有“匠心”一说，但正如“别具匠心”、“匠心独运”等成语中所暗示的那样，那其实都着重指娴熟技艺基础上的精巧构思（如《核舟记》感慨“技亦灵怪矣哉”），而非执着、专注、不断改进这类含义。后一种理念倒不如说来自日本的职人精神，体现在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那句名言中：“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

小津安二郎

这是中国传统相当缺乏的一种匠人精神。汉学家沟口雄三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儒家所缺的恰恰是有组织的、合乎理性的追求完成本行本业的使命感。日本的成功并不在于“家”的观念，而在于具有与儒教或儒学毫无关系的“职”（shoku）的观念和敬业精神。另一个与此相应的传统则源于西欧中世纪，不同职业的工匠组成自治的行业工会，以严密的组织保护知识产权、捍卫自身利益，同时传承技术、改良工艺。

无论哪一种，都是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唯一略微近似的是所谓“祖传秘方”，因为只有祖传的才作为一门手艺完整地传给后人作为谋生之道，但在中国社会里，这通常也只是依靠知识的垄断而非钻研改良来取得竞争力。因为这种“匠心”基于稳固的封建秩序，人们不能随意变换职业，因而只能一代代不断琢磨、改进这门手艺。相反，“在中国，由于职业也不是世袭的，故职业意识或职业伦理之类的观念也很不发达。”（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元明时期虽然有匠户、军户等特定职业类别，但这与中国秦汉以后阶层流动的社会心理相违背，加上职业歧视、繁重劳役，因而都是行之不久，人们就都纷纷想尽办法脱离匠籍。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职人”有世袭性的私有财产权意识，西欧的行业工会更不必说，为捍卫自身财产利益甚至可以对抗君主，因而他们即便一直只做一门手艺，生活都是有保障的，不像中国的匠户只承担劳役而无独立财产权。

英国经济史学者约翰·希克斯曾指出，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实际上是一个规模经济学的问题”，有赖于“需求的集中”，而除了市场之外，另一个途径就是国家或领主的专门需求（这在日本体现得尤为明显）。但无论如何，其充分发展都需要财产权的保护、法律对合同履约的保障。相比起来，中国的匠人既缺乏这样的保障，也缺乏经济利益层面的内在激励。杨步伟在《一个女人的自传》中回忆，清末民初时中国社会的风气是“生意不照生意做”，很多熟人来看病的，不愿付钱，倒是情愿送礼、请酒或是赠匾，“结果我们领情不得实惠外，还要自己花不少钱去开发酒钱”，也就是说，你得到的是社会层面的名声而非经济层面的劳动报酬。

简单地说，匠人的“专注”最初其实是由于身份、阶层流动上“别无选择”，而财产权利又有保障，也就能安心一代代人做下来了，像日本传承数百年的老店比比皆是；中国则相反，私有财产权意识不发达，但阶层流动倒是开放的，但凡有机会，极少有人安于一门技艺。确实，在那样的社会中，当人们进入到一个有保障的体系内部时，也会想着一代代占住这个肥缺，甚至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亲属都安排进来，但这却并没有带来技术上的精益求精，因为人们缺乏这样的内在驱动力——做得再好，也没有更高的经济回报，也仍然缺乏职业认同，一有更好的机会还是想“人往高处走”。

伴随着这种灵活性的，还有一种特殊的心态：中国人往往会抓住机会随机应变，不知这个能做几年，也不会那么“死心眼”，像小津安二郎那番话，换作中国人或许就会想：“只做豆腐可养不活自己，还得琢磨点别的。”这与中国社会原有的反专业化倾向结合起来，使得一个人“一生只专注于一件事”变得十分稀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中，很多技艺在人们心目与其说是某种“专业”，倒不如说是一种“普遍技能”，只不过有些人的手更灵巧一些罢了。张景曾在国内行走数万公里，寻找了144种中国传统手工艺的199位匠人，但他在《寻找手艺》一书中最终的结论也感慨于中国传统上这种反专业化的倾向：

山东高密的面花，也只是一个大范围内的习惯、习俗，许多村妇都会，做得多的人手艺更好一些罢了。所以馒头店的人，自然就熟能生巧，传人之说，无从谈及。

中国大部分传统手艺，莫不如此。放在以前，就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群体的生活、生产技艺，而不是什么秘方，也谈不上传承、传人，只是当一些曾经熟悉的手艺快被人遗忘，只有一小部分人还记得时，“传人”、“传承人”这样的名词就出现了。

面花

在以往的小农社会，人们往往要各种技能都会，才能足以应付生活。像我父母那一代人，很多工具（从扫帚到钓鱼竿）、乃至家里的桌椅都是自制的。我父亲在单位里既做文员又做财会，必要时还要设计建筑图纸、参与施工，后来返乡到一家酿造厂，必要时还能下车间去酿酒，而在业余时间，他还会木匠和泥水匠的活；我母亲也一样，会织布、做布鞋和衣服，我小时候一家人的毛衣都是她打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固然多才多艺，但技能既不专业化，同时也难以产生职业认同，更别提乐在其中、钻研这一技艺本身了，因为社会的整个价值取向也偏向通才（generalist）而非专才（specialist）——例如古代衙门里了解专业细节的胥吏，地位可比官员低多了。

虽然现在的年轻一代早已没那么多才多艺，但在现实中却还是很难专注一事。前不久还有一位朋友向我抱怨，她去了一家新公司半年，都在做些“乱七八糟的事”。虽然她自己想强化自己的策划专业能力，但现实却是公司没有具体项目，既要写品牌策略，也要写招商方案，甚至还会拉去写脚本。一问老员工，多年来都是类似状况，只要有需求，老板觉得是生意，都应承下来，他们也就什么都要做。这种对“灵活性”的强调也许倒能适应现在不断变动的经济形势，但正如桑内特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一书中所说的，当下所谓“创新人”（homocreativus）是以短期关系为取向、只有很低的机构忠诚度、且愿意放弃已有经验的自我，这种文化其实惩罚钻研，因为专注的人由于只关心一件事，可能会变得落伍。

更有甚者，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因而单靠技能不足以保障自身利益。老舍就曾说过：“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是靠人情关系，而不是靠本事、靠业务、靠科学；一个人只有处事圆滑以及强大的人际背景关系，才可以在社会上寻求一席之地，否则，一切都无能无力。”因而中国人特别强调“综合能力”，那些“能量很大”、江湖上吃得开的人物，都需要复杂的“生存技能”。就算是在当下的商业环境中，能否赢得一次招标，基本上取决于三个因素：方案、价格、关系，而其中“理应当”最重要的方案，在实践中甚至往往是最不重要的，能过得去就行了。一个人的向上流动，专业能力所占的权重没那么重要，决定性的反而是“综合能力”。

因此，一个社会要实现充分专业化，有赖于一系列的制度保障，这样才能让一些专业人才心无旁骛地只管钻研本职就好了。中国则一直缺乏这样的环境，就算是当今按说是最纯粹的象牙塔里，不少学者甚至可能大多数精力反倒都没花在专业学术上——如果他是那样，他的日子甚至可能很不好过。其结果，当人们鼓吹“匠心”这类“职业精神”时，实质上就变成了一种类似于以前呼吁“无私奉献”的道德倡议，而且往往由于与社会现实脱节而不免流于空泛。市面上所见的一些打着“匠人精神”旗号的，实际上给人的感觉却是缺少真诚与专注，那不过是一套漂亮的说辞，背后的人并没有真正投入其中，从中获得乐趣。有位设计师朋友甚至刻薄地说：“我现在真的是听谁和我强调工匠精神我就怕，十有八九是做A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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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精神的养成

从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当下对“匠心”的强调，折射出中国社会既与传统脱节、又怀念传统的情调。说“脱节”是因为，中国历代多鄙视专门的技术知识，从未如此推崇；而与此同时，自1990年代以来，国内又涌动着一股浓重的怀旧情绪，如果说以往人们一度认为割断传统是一件好事，那么现在则转而视之为悲剧。出于对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下产品品质的不满，人们于是构想出一个手工作坊时代“匠心”的神话。

如果参照历史上欧美的情形，更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在工业革命时代，西欧由于高度发达的匠人文化，对机械化大工业的最初感受是破坏性的，遇到机器老旧也更倾向于维修而非废弃；但美国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却没有这样的积淀，因而人们随时准备用新机器来取代落后的老式机器。J.H.Habkkuk在《19世纪美国与英国的技术》一书中对比这两种文化后认为，这使得美国人“有更多的机会来利用技术进步、掌握专门技术”，而“精心匠艺的遗产”在欧洲则依然活跃。不难看出，中国的发展其实更接近于美国的情形，只不过正如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说的，“当一种社会产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匠心”在中国也是如此，正因为中国初步完成了工业化，更多人感受到了工业的单调性，因而在新的技术宣告手工作坊终结的时刻，它表现出“诗意”的性质和特殊的美学价值。

在工业化的时代，匠人精神当然并未过时。1984年麻省理工的两位教授所著的《第二个工业分水岭》一书中认为，19世纪出现了第一个工业分水岭，当时出现了大批量生产的技术，当时美英等国选择这样的大工业生产，只需半熟练工人就能批量生产标准化产品；而德国、日本等则选择或保存了以手工技术为主的生产方式，其特点是高度依赖熟练工人长期积累的技术。现在，大批量生产的技术很难生产出非标准化的产品，适应消费者日益分化的口味，因而那种可以不断调整改善的熟练手工技艺，对新的工业化生产非常重要。管理学家大前研一也强调，日本无法像美国那样活用优秀移民，以创新决胜负，只能模仿德国、瑞士，重拾“匠人养成”制度。他甚至警告日本的匠人技术不久将走向消失：“无法传承‘吃饭技能’的日本大学，如果不彻底实施一次打破一切的重大改革，用不了多久，这个国家就会消亡。”

但另一方面，“匠人精神”其实不强调创新，有时甚至因循守旧，在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时代，这可能相当危险，因为它会让人不顾外界的变化而埋头于一个也许市场上已不需要的产品。旅日作家李长声曾直言不讳地说：“日本手工艺的现状是气息奄奄，一方面被中国价廉制品冲击，另一方面后继无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大力宣扬工匠，鼓吹工匠精神，挽狂澜于既倒。”然而，近些年“匠心”话语的流行，表明中国社会其实相当推崇这种从日本输入的专业精神，深感这正是自己所缺乏的。

在这背后隐藏的，是中国社会的自我反思，社会的需求也开始不再满足于温饱，而希望得到更具品质保障的产品与服务。此外，常被人忽视的一点是，“匠心”也意味着告别革命宏大语言，因为这种“专注去做一些小事情”的说法，在“干大事”的理想衬托下是会受鄙视的。作家阎连科2017年嘲讽村上春树的小说是“苦咖啡文学”，充斥着“小伤感、小温暖、小挫败、小确幸”；刘瑜也说：“一个41岁的人如果依然沉湎于捕捉、端详自己的每一点稍纵即逝的情绪，并为之大惊小怪，总觉得不妥，就像一个成年人如果仍然沉湎于收集小石头，也显得诡异。”但匠人精神本身就意味着不计回报地投入于一些细小事物，正由于长期积累的敏锐感受和娴熟技艺，才能保持每个细节的妥帖，进而不断推动微小的改进。

早些年曾看过一篇北方作家写的文章，说入住上海的国际饭店时，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侍者，在那儿一丝不苟地擦桌子，他说自己在北京多年，从未见过有一个成年男性这样认真地做那么卑微的一件工作。这样的情形，说实话在日本、香港都很多，有朋友去东京，在松滨町巴士客运中心，当时出入的乘客行人很少，就看到一位至少七十多岁的男性清洁工拿着毛巾反复擦拭自动扶梯的扶手，乘上乘下来回往复，到平地时又蹲下身子仔细清理电梯护板。在东京羽田机场，还有一位“国宝级保洁工”新津春子，数十年来以极敬业的态度确保机场的干净。

新津春子

这不仅只是某种道德“精神”，更重要的是需要职业尊严的支撑，而这恰恰是一个职业歧视尚未消除的社会很难出现的。虽然古话也说“行行出状元”，但在现实中，中国人并没有给不同职业同等的尊重。看到清洁工认真扫地，一个中国妈妈对孩子的教诲并不是“你看他做得多认真”，而是“你如果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也只能这样扫垃圾”。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要让一个人以专业精神安于这份工作，就要给予平等的职业尊严、应得的权利与报酬，否则在这些匮乏的情况下还希望对方任劳任怨，那就只是空泛而伪善的道德说教。

所谓“专业精神”并不是一句空话，与其不切实际地寄望于人们数十年如一日地钻研，倒不如建立起制度化的环境，给那些真正有志于此的人消除后顾之忧，才能心无旁骛地精益求精。现在国内的很多用人单位不仅无法做到这一点，往往换个老板就整个方向就变了，甚至对“专业性”本身都不怎么看重——面试时，学历往往只是一个智商合格证明，而不在专业知识本身。

这也不全是用人单位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读书时也并不是出于对专业的热爱。水稻育种专家陈长青回忆，1985年他到农校上学，发现班上有些同学是城里孩子，“他们学这个是带分配指标的，毕业出来分到单位以后，还属于二、三级干部，好多也是冲着干部指标去学的”。这些年来很多人报考热门专业的心态也是如此，他们并不是因为专业本身，而是因为这个专业所能带来的预期物质回报。尊重能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人本身，还是尊重做到极致所带来的成功，这是两回事——后者仍然是崇拜地位与财富的实现。就此而言，“专业精神”乍看只是做事的某种“态度”问题，但背后却还是涉及到职业尊严和独立的职业规范，这样才能为专业精神的生长提供足够的内在驱动力。

现在，中国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阶段。“匠心”话语的流行，正是社会心理的某种征兆。这不仅在制造业中如此，在文艺领域也同理。很多人都对当下文艺作品感到失望，怀念早先那个名家名作“慢工出细活”的年代，这当然不失为一种反思和批判，我自己也曾这样想过，但近些年来，我渐渐意识到，那种怀念即便不是建构出来的，也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在已经不是知识生产手工作坊式的时代，而是工业化、大规模地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写作、翻译、电影、甚或娱乐短片，都不免泥沙俱下，混杂大量次品、废品，但这在所难免，就像印刷书籍起初也远不及手写本精美，错讹甚多，真正让人失望的不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而是这些现象始终得不到改善。

想要改善这样的境况，仅靠呼吁“匠心”是不够的——那似乎常常只被归结为一个“态度”问题，强调个人不计投入地做好一件事，但这对个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却极少去追问这种专业精神的制度化保障。专业精神绝不是靠少数人“端正态度”和自我牺牲带来的，而需要市场的自我规范，通过批评互动建立规范、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改进，逐渐形成新的职业伦理。历史已经证明，哪怕是那些最浅俗的形式，这样最终竟也能演化出一些精致的艺术作品（尽管在它脚下也许是99%的垃圾），但前提是市场标准始终掌握在那些最懂行的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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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人有“匠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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