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宏有资格当院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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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宏被列入院士候选名单并非偶然，背后是民营企业在科研领域愈发重要的作用；民众的质疑也并非无理，大企业在做出贡献的同时也需承担其责任。

院士评选风波
2019年4月30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院士增选候选人名单。百度董事长李彦宏位列其中，瞬间引发大量争议，网络舆论对这位近来争议颇多的企业家参选院士这一“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表示不解和不满。
实名发言反对李彦宏的周健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情绪。周健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他告诉本刊，反对的主要理由是百度“哪家给钱多就把广告放在前面”的“医疗信息竞价排名”。
他在2013年参与救助一位生命垂危的河南女孩小雪时就已对百度产生怀疑，小雪父亲在百度搜索“癫痫病”，被不正规医院的虚假宣传所误导，错误治疗加重了病情。为公众所熟知的是“魏则西事件”——大学生魏则西2016年因被百度上的医疗广告误导而耽误治疗去世。“唯利是图的企业领导人，没有资格参选‘德才兼备’的院士。”周健说。他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八万多人参与的投票，93%的网友反对李彦宏参选院士。

图 | 视觉中国
许多舆论则对企业人士参与学术荣誉的评选感到疑惑。成立于1994年的中国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虽然与中国科学院同为正部级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但没有实体研究机构，而由各专门委员会、学部及办事机构等组成，每两年进行一次院士增选。李彦宏此次被列入“工程管理学部”，专业方向则是首次进入参评的“新兴交叉领域工程技术创新管理”。人们担心“院士”这一至高的学术荣誉向企业家敞开大门会造成严肃的学术机构变成“企业家俱乐部”。
事实上，即便在美国工程院的院士评选中，只要对相关领域有重大推动作用，企业家同样可以成为院士，通常为各大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或首席技术官，仅谷歌公司即有超过五位职员当选。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于1997年当选美国工程院院士，贡献是“对个人计算机领域的开拓与发展”。在工程领域，即使不是一线技术人员，对工业体系和新型组织的建立有开创与领导之功的，通常也被视作杰出的工程师。
5月6日，中国工程院对外做出回应，李彦宏是由中国电子学会推荐到中国科协学会再向工程院提交的，推荐理由是李彦宏对于搜索引擎所做出的贡献。李彦宏早年曾创建超精准搜索（ESP）技术和图像搜索引擎技术，特别是他所持有的“超链分析”技术专利，是现代搜索引擎领域的重要基础发明之一，这一点得到多数业内人士认可。如此看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互联网公司创始人与实际控制者之一，本身又有着较强的技术背景，李彦宏进入院士提名本身并不意外。

事实上，让企业家参评院士正是本次院士增选的有意之举。2018年底，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公开表示，将积极吸纳长期奋斗在民企科研一线、符合条件、德才兼备的英才进入院士队伍。
在议论李彦宏个人的是非之前，或许一个更首要的问题是，在今日中国信息科技知识生产的生态中，民营企业究竟发挥着何种作用？它们能够和科研的“正规军”——高校和科研院所相抗衡吗？
大公司的责任
201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中最引人瞩目的几位来自民营信息企业的候选人——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王坚、百度高级副总裁王海峰，有着一个“巧合”：20年前他们都在同一个机构共事。这便是被称作中国信息技术产业“黄埔军校”的微软亚洲研究院。20年过去，超过7000位“院友”遍布全球互联网和计算机行业，其中包括了数十位重要公司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或首席技术官以及数百位顶尖大学教授。“聚似一团火，散作满天星”，这是研究院院长洪小文的形容。
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微软研究院也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存在。1991年，比尔·盖茨创立了微软研究院，1998年，出于对中国科技人才以及市场前景的看好，盖茨在北京成立了微软中国研究院，随后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那一年，腾讯创办，次年阿里创立，再过一年，百度成立。在这些本土科技公司还处在萌芽期时，科技界的元老企业微软带着7年的研究院经验直接落地北京，有着巨大的先发优势，自然成为当时计算机人才汇聚的中心。
在中国信息产业的起步阶段，微软带着巨大的资源和全新的工作模式进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信息技术科研的方方面面。几乎所有主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计算机专业，都与微软亚洲研究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院友王坚对微软研究院做了最好的概括：“没有人可以绕开这个机构去谈论过去十几年的中国科技史。” 2008年从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的职位上加入阿里巴巴集团的王坚，见证了中国本土企业开启的一个新章节。
2008年加入阿里，王坚对云计算的执着一度使其被认为是“骗子”，十年之后，“先知”是人们对他新的称呼。本次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王坚成为经院士提名、主席团审定的有效候选人之一，且呼声颇高。官方荣誉的再度追认，似乎意味着过往的一个圆满句号。
本刊此前采访王坚的时候，他曾说自己最初并非带着明确的云计算而来，而是在工作中逐渐形成的想法：“我入职后的首要工作是审预算，阿里巴巴随着业务的增长，每年在IT硬件和软件上投入得太多。我觉得没有技术进步，这样下去一定会影响长远的发展。”结束技术依赖，这和马云的看法不谋而合。但是开创起来可谓步履维艰。
“云计算”的概念当时在国际上也非常新，很少人理解，技术难题也是全新的。马云给予了王坚这位怪才充分的信任，曾说：“每年投十亿，投十年。如果撞墙了，这钱打水漂了，我花得起，这是战略。”当淘宝海量的数据要转移到自主研发的平台上时，王坚的话是：“出了事一点挽回余地都没有，这不是我滚蛋就能解决的问题，可能阿里巴巴就破产了。”
能走到今日这一步，王坚和阿里都是极为幸运的。不过一旦成功，就是开创性的巨大进步，云计算以及许多相关技术已然成为今日中国科技的标志。这样的成果，显然需要企业环境的刺激，而非按部就班的科研蓝图可以“规划”出来。

中国科学院-阿里巴巴量子计算实验室，科研人员在超冷原子平台工作（图 | 视觉中国）
2017年，阿里的科研地基已经建立，相比于王坚等人九死一生的研发经历，无论是达摩院还是新一代加入的学者，都可以多一些从容。青年学者薛少飞是今日阿里研究力量的一个代表，从阿里博士后出站的他目前任职阿里达摩院机器智能技术实验室算法专家。“我的专业方向，最好的研究一定在业界。我在学校做研究时几百小时的数据集就非常大了，但在业界几万甚至十几万小时的数据集是很平常的，这样的量级必须要求对技术的重新考量，经受实际的检验，比我们在学校发论文更具有挑战。”
对更多像薛少飞一样的年轻人，无限展开的职业生涯的可能性吸引着他们从学界转移至业界，传统印象中最聪明的头脑去做象牙塔里的学问家的图景已然发生变化，当代中国知识生产的活力相当一部分诞生于这些民营企业之中。
不仅微软亚洲研究院为中国培育了一批科技人才、阿里的研发引人关注，BAT的另外两家公司腾讯、百度，以及华为、大疆等公司的技术贡献在客观上也已然构成了今日中国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
但这些成绩仍然无法消除民众对它们的不信任感，百度不过是在目前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力和炮火。

2019年两会，李彦宏接受记者采访（图 | 视觉中国）
美国科技行业观察者法尔哈德·曼约奥（Farhad Manjoo）告诉本刊，这种对科技的警惕情绪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存在于世界范围之内，对百度的“声讨”或许可以类比Facebook和扎克伯格遭遇的一系列危机。
自从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成功之后，美国社会对Facebook的质疑便从未停歇，一种主要的观点认为Facebook上的假新闻泛滥最终左右了民主选举的结果，而正是Facebook缺少监管及其对各类付费广告的依赖使得这一现象发生。“某种意义上，Facebook和中国的百度都是信息时代各自地区的基础设施：它们决定了人们能看到什么。但问题在于，它们被掌握在私人手里，外界几乎很难左右其方向。”法尔哈德说。
这并不能轻易归结为扎克伯格或其他的互联网企业家个人道德的问题，法尔哈德访问了一系列互联网人士，得到一个有趣的发现，即无论支持或反对扎克伯格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会有更好的人可以取代他。“坦白地说，如果我们把马克·扎克伯格弄走，用圣雄甘地代替他，我认为这家公司不会有任何重大改变。”法尔哈德转述一位受访者的话。
对大量资源——尤其是各类信息与数据的垄断性的掌握，是高科技民营企业能够生产新知识的根基，这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中称之为“数据独裁”的风险。这一次由李彦宏参选院士引发的风波，或许集中体现了中国科研生态亟需平衡的一个问题——如何在表彰民营企业科学研究贡献的同时监督它们手中日益壮大的权力。据中国工程院对外公布的消息，531名有效候选人还会经过若干轮评选程序，最终只有不超过80名最终当选院士，而目前公布候选人名单就是为了接受社会监督，广泛吸纳各方意见。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2期，原标题为《院士评选风波背后》，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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