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63岁了，依然想成为女人

这是有关“刘姐”刘培麟的故事。

她有男人的身体，但内心觉得自己是女人。她从小就爱穿女装，但在主流目光的注视下，她将自己的喜好压抑了许多年。

后来，她用夸张的妆容告诉这个世界，“我是女人。”而世界反馈给她的，是一半恶意与一半善良：陌生人嘲笑她、房东驱赶她，同情她的人比尊重她的人多，好在还有一些人是真心帮她。

她是个特别的人，这种特别无关她的外貌，也不是她“被嫌弃的一生”，只因为她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具备勇气的人。

而嘲笑她的人，才是真的可怜人。

——小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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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钱杨
来源 | 谷雨实验室
ID | guyulab

非化妆不可的人

我们大多数人化妆是为了修饰自己，刘培麟相反，他化妆是为了暴露，说明自己是个女人。

我们说的淡妆、裸妆在他来说根本不算妆。他的妆总是很浓，口红要够红，脸要够白，眉毛得够黑，眼影要足够显它的色彩。这么一来，他的脸就总是五颜六色的。

我在网上看到他的照片，是那张脸使我想去找他。他的语言表达很清晰，我想我可以直接问他，为什么非得化这么浓的妆？我有几位跨性别的朋友，她们也并不像刘培麟这样装扮自己。

因为化这样的浓妆，刘培麟遭到历任房东的驱赶。他打电话给认识了十多年的朋友唐冠华和黄金，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说你来这吧。没有别的选择，刘培麟就来了。

南方村庄以绵绵春雨迎接他——应该是她。

从青岛飞行约3小时到福州，又坐了两个小时的汽车。进村的路上，雨水造成大片积水，车像船一样摇摇晃晃地开。天黑时，刘培麟才到达了在村庄尽头、山脚下的一栋砖房。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当桌子的竹床，一个带抽屉的梳妆台，一张积了灰的绒面椅子，地面和墙壁都是水泥的。

▲刘培麟

2019年3月3号，我去找她的时候，是她从家乡青岛搬到福建闽侯县荆溪镇关中村的第三天。我们相处了一周时间，吃饭，聊天，陪她去了几回医院。她得了疝气，腹股沟有一个疖子，30年了没钱去治。

那期间，一个25岁的女孩帮她化过一次淡妆，我们看了都觉得挺自然的，可她觉得不像话，非让女孩给她眉心再戳个红点。

有一次从福州市里的医院检查回来，已经是下午四五点了，她还洗了把脸坐在梳妆镜前要化妆。前一天，护士凶了她一顿，就因为她的妆浓得像个面具，问诊的医生没法分辨她的脸色。可刚检查完，她就偷偷补了妆，吃早饭时口红印子留在了豆浆吸管上。

她5分钟就能化完一整套妆。你要是像她那样把化妆等同于上色，也能那么快。刷刷刷刷，眉毛黑了，脸白了，嘴红了，腮红两个公章似的戳在脸上。刘培麟往左往右转她的脸照镜子。“这叫精妆！”她嘿嘿地笑了，露出了牙床，她的牙几乎掉光了。

现在她63岁，只要条件允许，她一定要化浓妆，还要扎辫子，穿裙子，涂指甲油，蹬高跟鞋，拎手提包，戴项链。全身钉钉挂挂的，每天都像出门赴宴。

▲刘培麟

她在青岛的市区捡了二十年废品，没什么非得如此打扮的场合。每天推着一辆凤凰“大金鹿”出门，捡到什么就装进后座的筐里。就这么，她也非得化了浓妆、穿上裙子。怕裙子卷进自行车轱辘里，就拿指头捏着裙边再跳蹬上去。

她的裙子是捡的，化妆品也是捡的。最早，她两手空空，但也想往脸上涂点什么，就捡了一捅红漆回来。蘸了就往脸上抹，干了以后跟粘了一层胶似的。用水洗了三天，差点揭了层皮。后来她捡到了眼影、口红、粉底，就按照电视和杂志上教的化起妆来。

只要是女人的东西她都捡，再往身上增添。她里里外外戴好几层项链，两只手腕，一边一个塑料的手环，头发上还扎了彩色飘带。

有一天傍晚放晴，我们去山上走了走。其他人都穿运动鞋，只有她非要穿着至少4厘米高的靴子，还要拎着手提包，包里有补妆的口红和粉饼。别人担心她，她就说，“不疼不疼”，“不累不累”。

她连破碎的耳垂上都挂着好几串塑料珠子。那残缺的耳朵是一次飞车抢劫造成的。匪徒连血带肉地扯掉了她的两只耳环。就是这样，她还非得用细铁丝把坠子拧在那破碎的耳垂上，睡觉也不摘。

总而言之，你可以从这个人身上看到，她无法克制地想往自己身上增加东西——表明自己是女人的东西，增加了也就不想脱掉、摘下。只有这样，她才感到心满意足，感到活着还有意思。

低头也不会更好

除了非化浓妆不可，刘培麟对于其他事情都不太计较。要是能干别的她也愿意，要是一辈子捡废品，她也认了。

青岛、福州，哪儿都一样。在青岛她也经常搬家，5平米的地下室、搭在马路上的棚子都住过，还在河床上的水泥管子里睡过一个冬天。半夜河水涨上来打潮了被子，她就跑到马路上去。

在福州的偏僻村子里，人们讲话她一句都听不懂。但从积极的方向想，这里空气湿润，建筑很有特色，也还没有人反对她的形象。

在青岛，相熟的公交车司机一见她这副打扮就生气，说她碍眼。一起卖过报纸的老朋友也劝她改回来。他们不是她的朋友。一个在海边给人照相的摊主对她说，“不好，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刘培麟说，“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样好看、漂亮。”

刘培麟使不出假嗓子，“一说话就暴露了、露馅了”。她不想吓着别人，但也不想为这个道歉。好在她也不是非得开口说话。

也有那么一两次她往回改过。那时一个“赵老板”给她提供住所，带她上电视节目。隔壁邻居们反对她的形象，赵老板就让她剃成了平头，擦干净脸，平息他们的怒火。可男装一上身上她就浑身痒痒，没过多久又搬回洞穴一样的地下室，恢复了浓妆，还得出一个结论：

“低头也不会更好。”

刘培麟就是这么固执。可你要回过头来问她，为什么非得做女人不可，她也并不真的明白。

她倒是能说出几个原因，但都是别人讲给她的。有人分析，“王母娘娘喝醉了，把你当成男孩投下来了”，她点头。有人跟她解释“跨性别”：一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她把这个新词写进了日记。

刘培麟从小喜欢穿女装。上学了，养母和父亲才给她改了过来。后面工作了，就一直“压着”，周末在家忍不住把女装往身上套。她安慰自己，兴许明天早上起来就好了，可“一醒来，还是想做女的”。

▲刘培麟

她说起1999年秋天，自己穿了一条捡来的白色连衣裙，趁街道上没人的时候出来溜了一圈。之后就一直穿女装，再然后就化起妆，成了现在的样子。

她打算关起门过自己的生活，可2012年的一场大火使她暴露了。她捡废品回来，发现自己的房子烧没了，茫然地念叨，“我是灭了火才走的”。这些被电视镜头传播了出去。人们鄙夷她、耻笑她，了解了她的经历后又转而同情她，赞赏她，叫她“大喜哥”。

大火后，人们排着队给刘培麟送钱，她坐在房屋的废墟上快乐地接待他们。过了一阵子，人们散开了，她打电话过去他们也不接，她心里空空的，回到马路上捡废品。

马路上认得她的人比以前多了，不管谁喊一声“大喜”，她就“哎”一声或招招手，算是个礼貌。他们不是真的有话跟她说。

刘培麟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2019年初，人们把她又记起来了。在青岛，有一些年轻女孩给她写信、寄裙子和化妆品，约她逛街，给她买奶茶喝。临告别时，她哭了，对她们说，“知己难求哇。”

如果人们对自己感兴趣，刘培麟就像个小房子一样打开自己，用她那种奇异的坦荡迎接他们，可没有人会长待。这一回，也还是那个规律。“人的热情一度高涨，高涨期一过就又是一个冷却期。”

现在还是高涨期，人们源源不断地给她的新地址寄包裹、写信，要跟她建立友谊。这一天，光口红她就收到四十支——“网友这回真把我当女人了”——她很高兴，一把一把地抓着它们看。

▲刘培麟的化妆品

一个女中学生给她打电话，说她敬佩她。刘培麟跟她说，谢谢，你好好学习。

一个住在厦门的高个儿女孩坐了动车来看她：“我也是男变女的。”刘培麟打量她，“你变得挺好。”她问她痛不痛，说自己也想变。说来有点不好意思，她还常常做穿婚纱的梦。

“以我的建议，一个女人不爱打扮并不好，好像没有女人的气质。”她对簇拥着她的几个女孩说，“年轻，年轻行！我三十来岁，我还穿袒胸的，穿超短裙。”

25岁的女孩帮她把耳垂上的铁丝拆了下来，换上网友送的耳夹。铁丝绞在肉里了，刘培麟还是说，“不疼不疼。”

师出无名，很伤人、很伤心

刘培麟一拿身份证就哆嗦，一摸到新长出来的胡茬也是。证件和身体都违背她、暴露她，再怎么化妆都顶不住。

就拿这一天来说，她先是被护士，接着又被旅馆前台的服务员审查，她们让她掏身份证，确认她是不是本人。她们不过是按规章办事，漫不经心的，可她就像被扒了衣服一样难受，贴着墙壁闷声不响。

之前搭飞机也是，那个检票口的小伙子举着印章对着她笑个不停，刘培麟恼了，抬起她五颜六色的脸问，“你盖是不盖？”到处都是这样的人。

住院部里，苍白阴沉的病患队伍举着吊瓶，挂着血袋、尿袋，绕着环形走廊散步，与刘培麟每隔几分钟互相参观一次。“我比他们好呢。”刘培麟叹着气小声说。可是，这些可怜人也笑她。我们穿过大学校园去吃快餐，那些生气勃勃的大学生也捂着嘴，等不及她走远就笑开了。

一个人想做女人，就按女人去生活，这有什么可笑的呢？可人们一看到她就条件反射似的想笑。

▲刘培麟图/网络

她走进电梯，人群就以她为核心让出一个圈，还有人拽紧了孩子。刘培麟不作声，眼睛盯着空气。挺奇怪的，她年轻时不怎么在乎，年纪大了却计较起来了。

一个路人问能不能拍她，她说，可以，但你得先给我两百块钱。几个少年跟她嬉皮笑脸的,“叫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她说，“你叫谁来？你叫我什么来？‘大喜’是你叫的啊，你这个熊孩子吧。”

有一次，仅仅是经过别人店铺就被当成小偷，她愤怒极了，跟人打了起来。有些时候她也拿不准该怎么反应，“语言啊怪怪的，说不上的味道”，揣摩出来了，她就生气。有一家自媒体来采访她，她本来客客气气的，可他们连她上厕所都要拍，这可真够不要脸的。

几个热心的年轻人（他们称自己为“志愿者”）簇拥着她，帮助她增强了一点信心。在医院时，她敢径直地走进女厕。在青岛时，她既不敢进女厕，也不愿去男厕，就找到无人的地方蹲下来。

你要是真对她友善，刘培麟比谁都注重礼貌。一个女孩送她水果，刘培麟站起来跟她握手，“哎呀，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她总看一本成语大全，学到了一个词叫“师出无名”，指做事没有正当的理由。她揣摩这个词，感到她这么个人，做很多事都没有正当理由。

▲刘培麟引来注目

她曾经看到一个流浪汉睡在行车道上，打了电话报警。至少自己该得一句感谢吧，警察却呵斥了她。一次路上发生车祸，她过去搭把手，也被人连声轰走。地震、水灾，她都捐款，没人在意。扶盲人过马路，也没得一句感谢。统统是“师出无名”，“很伤人，很伤心”。

她重新回去捡垃圾也是因为要还母亲生病欠的债。2016年，母亲去世的第20年，她终于还清了，有没有人更尊重她？好像也没有。

尤其人到了这个岁数，同情她的比尊重她的多。是有几个好心人可怜她，把纸壳子、塑料瓶专门给她留着，让她每周去取。只有一个派出所民警她记在心里，那小伙子跟她说，“你自食其力，我们尊重你。”

刘培麟写日记这件事，我不知道这跟她想要的尊严有没有关系。无论你什么时间到她那间水泥房里去，她总趴在桌子上写日记，有人进来就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我们那天傍晚一起到山里散步，一回来她就匆匆进了房间，好像写日记有截止时间。

她的日记记录吃穿住行，也谈论世界新闻。口吻是中学生式的，偶尔有一些哲理意味的感慨，比如“现实不讲道理”之类。总的来说，没什么特别惊人的东西。可她一天写好几篇，从小学二年级写到现在，还给它们编了码。

她对别人说，“我一辈子就留下这些东西。愿意看、不愿意看反正就是这些。这就看后人的了。“

▲刘培麟写日记

确实有人因此更注意她了。比如艺术青年唐冠华和黄金。他们就是刘培麟被房东驱赶时求助的人，也是他们把她接到这个村子里来。

十一年前在青岛的大学路上他们与刘培麟相识。黄金像一个摇滚乐手，穿着皮夹克、平头、文身，看起来不客气，实际上很温和，写诗也写小说。唐冠华有一张偶像的脸，穿着空空荡荡的棉麻外套，长长的头发不怎么洗，也很温和。

介绍和解释他们比介绍和解释刘培麟还难。简单来说，他们是艺术家，但也是艺术家里比较边缘的一类。他们给她扫描日记，像抢救文物那样对待那些腐坏得很快的纸张。60个志愿者被组织起来参与到日记保存工程中。他们在网络上众筹了30万元，要帮刘培麟出版。

当发现写日记这个行为激起了人们很大的反应时，刘培麟似乎写得更勤快、更投入了。你要问她每一天怎么过，她就会说，起床吃饭化妆写日记。如果没记日记，刘培麟就感到没有完成她的一天。她给她可能出版的书起名叫《我的一生》。

他们叫她“刘姐”

连日的雨停了，唐冠华提议上山走走。山没有名字，路是他们几个踩出来的。唐冠华和黄金走在前头，穿着粉色的毛衣、套着粉色外套的刘培麟跟在后头，脸上还是五颜六色的。

之前说了，即使在艺术家群体中，唐冠华和黄金也是边缘的一类，3年前他们撤退到这山里。他们发起了一个叫“家园计划”的项目，“反省人类文明的发展，探讨如何延续人类文明”。村里有十来个别的方面的艺术家，各有各撤退到此的原因。在村里、山里，他们建造、种植、织布、做鞋、制盐、发电、创作……

在山上走着走着就遇着一个。那个吓人一跳的家伙在磨箭，蓬头垢面的。见人来，抬了下头，又继续磨。另一个家伙在沼泽地里留下了一面一人高的镜子。据说他在一个下午试图发功把几十根绣花针穿过这面镜子，软绵绵的沼泽地面严重影响他的发挥，可他还是做到了。

刘培麟乐呵呵地参观着这些“遗迹”，说这地方要有个怪人排行，她估计都排不上名。唐冠华在山上造了两三处小屋。在一个倒扣的半球形小屋的内部，唐冠华跟刘培麟介绍他建造的旱便池的工作原理——拿稻谷皮往下冲。刘培麟觉得这些东西都很了不起。

山里有野猪，小蛇和兔子。刘培麟晚上不敢一人住在这里，问唐冠华怕不怕。

“我不怕，”唐冠华说，“下面坏蛋太多了，在上面我觉得比较安全。”

黄金和唐冠华这么自然地跟刘培麟交上朋友令很多人费解，有些人还觉得可疑，在钱的事情上质疑他们。他们生气、自证，觉得很麻烦。

黄金觉得他们之间没什么差别，都是通过劳动换钱，只不过刘培麟那种换钱的方法越来越难，导致他越来越贫困。“觉得自己比他高一个阶级或者高一个层次，这种想法很荒诞。”

唐冠华不是个非如此不可的人，他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好是轻松的。可他和黄金承担了刘培麟出书的梦想。每次想到要做一本书出来有多麻烦时，他都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壮举，虽然是一本小书。”

▲刘培麟图/网络

刘培麟对活着、对写作简直太认真了，以至于他、黄金，他们都郑重起来，还从她身上看到哲学意义：刘培麟启发人们去追溯自己生存的意义。

那天，刘培麟住在医院附近小旅馆里，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唐冠华和黄金还跑到街上买纸和笔，因为刘培麟还没写她今天的日记。

以前，唐冠华总想帮刘培麟找份工作。他觉得保安不错，可没人要她。商场里开儿童小火车也不错，孩子没准儿会喜欢刘培麟的样子，可也没成。刘培麟在哪儿都不对。

跟房东打仗、被驱赶，她常常打电话给他们，有时闷得不行就跑到附近的山里哭。每次他们去看她，都发现她换到了比上次见面更小、更破的房子里。

刘培麟有她脆弱的时候。今年除夕，她没吃上饺子，哭了。正月初七过生日，又哭。正月十六的时候又好了，因为邻居给了她吃剩下的汤圆。

有好几次，包括那场大火，刘培麟觉得自己完了，结束了，但日子也没真的到头，她就又穿起裙子、化起妆。

还有那次车祸，她骑着三轮车拉一车煤气罐下坡，刹车失灵，她连人带车地栽进一辆公交车。因为实在交不上医药费，她连夜逃出了医院。你要说她好运也不为过，三轮车都成碎成一片一片的了，她只是嘴角留了一道疤，化妆时遮一遮也不算明显。

过去，她在镜子上写，“又是美好的一天，加油！”“今年就60岁了，加油！”可捡废品的人生加什么油呢？她也不知道，憨笑着说，“反正就是加吧，使劲干吧。”

是那些好的事情、真的朋友，刘培麟记得最清楚。2008年，她推着“大金鹿”捡废品时，遇到了在同一条马路上闲逛的黄金和唐冠华，他们那时还不到20岁。是她的浓妆让他们跟她打了招呼。聊了几句之后，俩人问能不能给她拍几张照片。刘培麟说，拍吧。这是友谊的起点。

三四年前，唐冠华和黄金策划了一场行为艺术，邀请了刘培麟一起。几个人穿着白大褂给在商场里的消费者“看病”，最后开几本书、几部电影作为精神处方。活动以刘培麟被保安架了出去告终，唐当时腿摔断了，还滑着轮椅冲过去解救她。但过后，刘仍说这是十分开心的一天，很久没有人带她一起玩了。

现在，他们在同一块山坡上了。不管其他人怎么称呼刘培麟，他们只叫她“刘姐”。

文中图片由李智、郭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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