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这幅画揭示了：为什么你总是工作不开心？

随着7月入伏，古人“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的描述渐渐可视化了起来。
这个时候上班是最煎熬的。
通勤路上，稍微动一动就是一身的汗；
好不容易到了公司，虽然有空调，可是看着窗外被烧白了的天，心里还是一阵的躁动；
再打开朋友圈，看到朋友们不是在赛里木湖看玻璃海，就是在阿勒泰看着羊群发呆。
内耗一下子就升级了：
继续上班，没有一刻不想“掐死”那个对着自己哔哔哔的老板；
一拍桌子辞职，又没有足够的存款撑腰。
最后只能折中，换个不太聪明的头像，穿上最丑的衣服，继续当牛马。
每每如此，我总会疑惑：
古人们也要过夏天吧，他们也要上班吧，那他们是如何应对这种矛盾的呢？
直到我看到了一幅古画——《消夏图》。

唐代，“消夏”这个词就已经出现了，但到了明清时期才开始被频繁提及。
一开始，古人多通过“露营野炊“的方式来避暑消热，比如荷塘泛舟、深山观瀑、竹林听风等等，借以给身体带来清凉的感受。
而从北宋初期开始，由于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民众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提高，生活水平越来越富足。渐渐地，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也强烈了起来。
为了展示自己的修养，当时的知识分子多把绘画作为风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热衷于在画中流露出自己的“隐逸”思想。
当时的“隐逸”，并不是我们后来熟知的“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而是中隐。
即白居易《中隐》中所写的：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通俗点讲就是：在国企或者大厂，找到个活少且不受重视的偏职。钱虽然不多，但足够花了。
基于这样的前提，“心静自然凉”成了文人们消夏的主要方式。
一如下面这副《消夏图》。

这幅《消夏图》，绢本设色（带有颜色画在绢上的画），纵29.3 厘米，横71.2 厘米，现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1935年，民国时期的鉴赏家吴湖帆在研读这幅图时，在竹叶间发现了“毋道”二字，因此认定该画是元代刘贯道所做，学术圈也普遍接受这一说法。
刘贯道，字仲贤，中山人（今河北定州），文献《图绘宝鉴》中记载：

（刘贯道）工画道释人物，鸟兽花竹，一一师古，集诸家之长，故尤高出时辈。

元十六（1279）年，刘贯道奉诏为忽必烈做像，后任职于御衣局，从事御用衣物的制造。妥妥的宫廷“公务员”了。
然而，这幅画真的是刘贯道的真迹吗？
现代研究学者提出了异议。
首先，藏在画中的“毋道”二字无法很明确的辨别出来，看笔记的外形更像是“畵”字。

其次，这张构思精巧的图画上有许多硬伤，例如桌脚混乱的结构和衣服上凌乱的线条。作为宫廷画家，很难相信刘贯道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所以，《消夏图》确系出自他笔下还是后人仿制，这问题有待学术圈大佬的进一步研究。

前提交代完毕，现在我们将视角移至画本身。

先来聊聊构图。
画家通过三个屏风，将画分成了三层虚实交融的空间，造成一种“画中画”的视觉效果。
这种图样称作 “重屏图式”。
为什么要用屏风来作为画面载体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屏风的发展史了。
据《周礼》记载，屏风早在西周时期便已出现。至西汉，才流行开来，成为了可以分割空间、避寒挡风的实用家具。
随着屏风的盛行，它的作用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实用朴素的家居用品，而是成为了风雅人士的造景道具，也成了画家的表现对象。
所以在《消夏图》中，屏风除了作为画面空间的构成元素和图像的载体，更寄托了创作者的意趣和思绪。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它“上价值”了。
画面第一层，描绘了一个种植着竹子、梧桐和芭蕉的室外庭院。
院中摆放着一展屏风，一个木塌，一大一小两个方桌。
塌上斜卧着一位体格精瘦的文士。
他身着道服，头戴乌巾（隐居不上班人士专属帽子），袒胸露肩打着赤足。
右手拿佛尘，左手持卷轴，背靠绣着华丽纹饰的隐囊（靠枕），其后还有一把弹拨乐器——阮咸。
塌前小方桌上摆着一个雕成小山形状的冰块的盘子，冰盘内有瓜果数枚。这在宋元时期，只有在贵宦之家才能见到。

左侧桌上，则放着许多消遣夏日的文房清玩，砚台、茶盏、插瓶灵芝、铜钟、及一大卷竹书。

画面右方站立两名面容清秀的仕女，一女手持山水屏扇背对画面，另一仕女捧着包袱面对画外。
俩人相对而望，好像在说：

你看老爷眉头蹙成一团，表情那么严肃，咱们这消夏水果也准备一阵了，他动也没动，我拿包袱晚来了一阵，怕不是要责罚我吧。

第一层看完，我们看看第二层画面。

第二层屏风上描绘的是第一层主人公的自画像，是他在书斋办公的场景。
他并没有奋笔疾书，而是同样闲适地坐在榻上，似在闭目遐思。
右侧站立着一个捧着博山炉的小童子。左侧榻上方桌摆放着砚台，笔架，投壶，书册等。
最左侧则有两个小童子，一个在桌前备茶，一个在风炉前煎茶。
书斋的背后还有一副山水屏风，也就是我们框出的第三层画面。

山水屏风的左侧是一片开阔的湖面，孔桥横跨在上面，远处有烟云变幻的连绵山脉。
右侧重山叠嶂，宫观建筑座落在群山险峻之中，茂密的草木间模糊的看到一条小路尽头似乎通往古刹。
庭院，书斋，山水，就是这幅图的全部场景。
画家利用重屏丰富且巧妙的展示了“烹茶、焚香、挂画、插花”四艺齐全的贵族夏天生活。
可就是这样一个有钱有闲有品位的中隐文士，看着屏风上闲适工作的自己，为什么还是一脸愁容呢？他的思绪又飘去哪里了呢？
因为他遇到了和现在社畜的我们同样的问题。
这里就要讲一下古代文人的思想与信仰了。
北周时期，约公元6世纪中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
再经过隋唐时期的三教讲论与融通，三教合流在北宋已经大致成型。
可虽然三教合流了，但他们之间矛盾冲突依然存在，尤其是在人生出处态度上的存在着根本对立。
儒家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强调个人该如何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实现救世济民的理想。
而佛、道两家虽然都注重个人精神发展，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比如道家讲究直接隐居山林、身心双修，佛教则强调只要心灵能脱离世俗，那身体想干啥都可以。
这种文化教育背景下的读书人，便拥了有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政治身份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辅佐皇帝、教化百姓的任务使他们具有高涨的入世热情。
可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同时对个人的内心世界有更多的思考。
而一旦政治生涯不顺利时，这种矛盾便开始激化：
这班，到底还上不上！
这也就是《消夏图》中表现出的：
第一屏，是身在凡尘之中向往悠游自然的出世思想；
第二屏，则是身在恬淡闲适之中追求仕途思想。
原本都很闲适。
可一旦“对望”，这山望着那山高，矛盾的心态便慢慢溢了出来。
无独有偶，同样表现这种思想的，还有下面这副图，由乾隆皇帝仿古宋人《无款人物》绘制的《弘历是一是二图》，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画中的乾隆与屏风上的自己对望，并题：“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长春书屋偶笔。”
不禁引人遐想：
我可以在现实中，也可以在画面中；我可以有这种理念，也可以有那种理念。
那这样的我到底是什么呢？
可见，无论是地位多高的打工人，最终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现在做的事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到底是谁？
所幸，一百年后法国作家萨特给出了解答，也是十点君最为认同的一个观点：
人永远不会是什么，而是永远在成为什么的路上。
就像一个被推上台的演员，可以扮演各种角色。
你不是任何角色，但是扮演本身带来的体验，成为了你的一部分。
所以，与其去一味地思考“上班的意义”，不如勇敢地做出抉择，然后多花点时间在具体的事情上面：
上班，就好好做好手头的工作。
如果是喜欢的工作，就不断钻研深耕，体会一次次成功的快乐；
如果不喜欢，那就当作“喂养梦想”的途径，在拿到未来的自由前，好好攒钱。
离职，就当断则断，拒绝内耗。
去探索各种“成为我”的可能性，去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赚钱、生活。
只要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抉择负责，那你永远都是自由的。
请记住：
一个喜欢钓鱼的人，永远不会思考钓鱼的意义，他只会沉溺在钓鱼的喜悦当中。
你有过这样纠结的时刻吗？你是怎么解决的？

来源：微信公众号“十点读书”
作者：朴素的树
编辑：星城、杨敏（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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