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

如何理解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

思想门派类似于武林江湖，有两点对于门派的发扬光大至为重要：

一是开宗立派得生逢其时，还得能熬，要活得够久，不然打下半边天，最终全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二是门派要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加入，显得师门热闹，声势壮大，万一门人中再出一个大牛人，这就更稳了。

张载跟周敦颐一样，都吃亏在生得早，走得早。

如果你留心或搜索一下，会发现多位领导人在不同的讲话中，都引用过同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没记错的话，这短短 22 字名言并未进入义务教育的教材，但绝对是教材之外知名度最高的名言之一。只要在某个场合听过一次，下次保准张口就能背出来。

关于这 22 个字，学界有一个专称，叫「横渠四为」或「横渠四句」。它的作者叫张载，「北宋五子」之一，生于 1020 年。因为长期在今陕西眉县横渠镇生活和讲学，故被后世称为「横渠先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横渠四句」影响中国达千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各个时代的牛人当作立身和做事的最高标准，并以一生践行之。

而且，它最有生命力的时刻，都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文天祥在南宋末年讲过，黄宗羲在明清易代之际讲过，马一浮在抗战时期讲过……

有学者说，「横渠四句」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绝句。

千年来，如果有哪一句话自始至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国为民而努力奋斗，那一定是「横渠四句」。

1


张载的祖籍是开封。1020 年，因为父亲张迪在长安做官，所以出生于长安。张载的名字，取《周易》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意，彰显了父亲对他品格的一种期望。

15 岁那年，父亲在涪州（今重庆涪陵一带）知州任上病逝。身为家中长子，张载带着 5 岁的弟弟张戬，与母亲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欲归葬祖籍开封。一家人跋山涉水走到了陕西横渠镇，因盘缠用光了，又听说前方发生兵变，只好滞留此地。张载和母亲将父亲灵柩落葬于当地一个叫迷狐岭的地方。

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留住了眼前这名神情悲戚的少年，横渠这个本不起眼的小地方，在日后的历史中就将演变成中国版图上一个值得特别标记的原点。

在三年守孝期间，张载做主卖掉了开封的祖宅，定居横渠镇。

史载，张载「少喜谈兵」，是个热血军迷，跟着友人学习兵法，还一度想要组织民间武装去收复洮西（今甘肃临洮一带）失地。

北宋重文轻武之风举世闻名，武人没啥社会地位，但朝中一帮士大夫很热衷谈兵。谈来谈去，无非纸上谈兵，大多变成没有实战经验的空谈而已，而国家边患此起彼伏，通常只能花钱买平安。在时代风气和个人爱好的影响下，张载长大后要么变成一个武人，要么变成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士大夫。所幸，21 岁那年，他遇上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物。

1040 年，三川口之战，北宋败于西夏。52 岁的范仲淹被紧急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仲淹无论人品还是能力都是宋代第一流的人物。

年轻的张载听说范仲淹来陕西了，立马带着他写的《边议九条》奔赴延州。

范仲淹应该与张载进行过一次深入的对谈，只是具体的情形历史并无记载。我们只知道，年长 30 来岁的范仲淹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小张说：「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意思是，你作为一个读书人，应该着力重振儒学，而不要想着从军博取功名。没说出来的一层意思可能是，唉，这已经过了建立军功的时代了，年轻人。

临别时，范仲淹送了张载一本《中庸》，勉励他说，要下苦功夫。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收拾行囊，回到横渠家中，从此潜心苦读儒家经典。

两年后，刚在庆州（今甘肃庆阳）修完新城的范仲淹，惦念张载这个年轻人，遂请他到庆州相见。张载应邀写了《庆州大顺城记》，范仲淹自掏腰包，给了张载一笔钱当作稿费。实际上，这是范仲淹对当时贫寒交加的张载的变相救济。

张载把这笔钱存起来。10 年后，他弟弟张戬进京考进士，用的是这笔钱。又 5 年后，张载本人进京考进士，还是用这笔钱。

大约 600 年后，明末大儒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张载确实幸运，遇到「千古完人」范仲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终生志业选择，还在经济上获得体贴的救助。而儒学也是幸运的，在 11 世纪遇到了范仲淹。

很多人知道 11 世纪中国文坛最大的伯乐是欧阳修，却不知道当时思想界最大的伯乐是范仲淹。在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中，范仲淹不仅发掘并帮助了张载，还直接指导或关怀过「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和孙复，以及理学开山宗师之一的周敦颐。这样一个善于发现人才、爱护人才的坦荡君子，举世罕见，难怪黄宗羲说范仲淹一生没有一点儿瑕疵。

2


在同时代的人看来，张载并不是天才。在 11 世纪璀璨的星空中，张载最终能够成为照亮千年的那颗星，有一大半的功劳源于他的勤学苦读——正如范仲淹当年叮嘱他要下苦功夫一样。

张载曾自撰一副对联，「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贴在书房两侧，时刻激励自己。他是苦读熬出来的一代宗师，因为苦读，还曾遭到二程的嘲笑。

张载比理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年长十二三岁，是他们的表叔。但即便是晚辈，二程依旧批评张载有「苦心极力」之象，读书太用力了，堪称艰苦卓绝，跟其他理学家那种优游的读书方式不一样。

1057 年，嘉祐二年，张载参加科举。考中了，登上了传说中的「千年科举龙虎榜」。那一榜中进士的人，除了张载，还有苏轼兄弟、曾巩兄弟、章惇、程颢等，一个个如雷贯耳，人中龙凤。那一年，张载已经 38 岁，在上榜的牛人中属于超大龄考生，仅比经历更苦的曾巩小一岁。

但苦读出身的张载，总算熬出头了。考完后，在宰相文彦博的支持下，张载在开封相国寺坐虎皮椅子，开坛讲易经，名动京城。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两个表侄——程颢、程颐兄弟。经过一番秉烛夜谈，第二天，张载对他的听众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辈可师之。」此言一出，二程声名大振。张载虚怀若谷，由此可见一斑。

1068 年，登基不久的年轻皇帝宋神宗召见王安石，询问治国之道。王安石直接说，唐太宗这种级别的帝王就不要学了，咱要干就直接对标尧舜，「每事当以尧舜为法」。

第二年，1069 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了张载，推荐理由是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也就是说，在张载 50 岁这一年，他已在帝国思想界奠定了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程颐的说法，张载「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从接受范仲淹的劝告算起，至此时，历经整整 30 年的苦读，张载终于开山立派。他创立的门派，后来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一起并称为「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四大主流之一。

宋神宗听说国家还有这号人物，赶紧召见。像问王安石一样，皇帝也问了张载治国之道。

没想到，张载的答案跟王安石的答案差不多，都要皇帝直接对标最高标准开始干。张载的原话是：「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皇帝听完，像打了鸡血一样，很兴奋。这说明当时国家最聪明的脑袋，想法都是一致的。

一年后，1070 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了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邀请张载加入协助，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根据张载弟子吕大临的记述，王安石主动向张载发出邀请，张载答复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

啥意思？变法我是支持的，但你要与人为善，大家商量着来就没问题；如果强迫我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干，那可不行。

可见，张载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

从与宋神宗的问答来看，张载也属于变法派，但他为什么要拒绝加入王安石的队伍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张载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太急了，过于激进，这违背了他本人作为一个温和变法派的初衷。

最终两人「语多不合」，王安石「默然」「不悦」。

没多久，张载突然被派去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针对这次人事安排，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张载向来以道德学问见长，为何要安排他去处理案件呢？王安石引经据典回答说，张载这么厉害的人，让他去断案就跟囊中探物一般，有何不可？言外之意却对张载含有讥讽和轻蔑。

等到张载办完案子回朝廷，新旧两党已经因为变法措施撕破了脸皮，旧党代表人物都被贬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张载的弟弟张戬。

看到此种局面，张载辞官，返回横渠讲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载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学生」，他们分别是范仲淹一部分「遗产」的优秀继承人。具体来说，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变法革新的部分，熙宁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复兴儒学的部分，思想的继承远远超过政治的继承。

这跟张载和王安石二人的身份地位也有关系。王安石在大宋政坛摸爬滚打多年，一度是整个国家的二号人物，是一个握有实权的激进变法派，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实践他的改革主张。而张载虽然在学术上名气很大，两次获得皇帝召见，也做过一些地方的官员，但从未进入过国家的权力核心，属于没有权力的温和变法派。

王安石在变法的艰难推行与内讧中，最后罢相归隐南京钟山，绝口不谈国事，一心研究佛学。张载呢，尽管没有权力和舞台，仍然孜孜于自己的变法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

辞官回到横渠后，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依照《周礼》的记载，划成井田，中间留一块公田，四周八块私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他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使近千亩田地得到灌溉。这些效仿三代、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改革试验，基本都没有取得成果，不过，张载的较真儿和实干精神还是值得敬佩。

3


看一个人的执着和毅力，不应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而要看他饱受挫折之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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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是一种意识形态构建。
这四句话其实很好的回答了一个问题，即构建一个意识形态需要回答哪些问题？
整个的四句话，回答了一个主客体划分的问题，即谁是主体，谁是客体？谁为谁做？做什么？
构建一个意识形态，首先要回答，谁是这个意识形态的主体？基督教的主体是基督教徒，客体是异教徒，基督教徒要感化异教徒。为人民服务，主体是党，客体是人民，党为人民服务。
第一句话，回答了世界观的问题，如何看待自然界，这个世界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可改造的还是不可改造的？是可认识的还是可定义的？
第二句话，回答了人的问题，如何看待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如何划分群体？是以阶级为划分？以身份划分？以职业划分？以信仰划分？以民族划分？群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第三句话，回答了历史的问题，如何看待历史？如何构建历史叙事？采用何种史观来解释历史？哪些是应当批判的？哪些是应当继承发扬的？
第四句话，回答了未来的问题，如何看待未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对未来的预测是什么？
整个四句话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构建。

不是总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吗？
以上四句叫“横渠四句”，建议大家把这四句背下来，再有人问你信仰什么的时候，直接甩他脸上，这不比什么“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这种农村老太太唠的嗑强多了吗？
当然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你如果嫌这四句年头短，沉淀的底蕴不够，还可以再背四句，“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论语》中记录的孔子的话，这个底蕴如何？
如果还嫌不够，那就再背四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尚书》记录的尧舜禹禅让时的嘱托，号称中华文化之十六字心法，这个底蕴恐怕足够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显摆一下了吧？
中华文化中最提纲挈领的三段话，偏偏都是“四句教”，你说巧不巧？
其实要说巧，也不巧，这三段话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个意思。
1、所谓“为天地立心”，是说天地本无心，有了人之后，人有心，天地因为人所以才有了心。而人为天地所立的心就叫做“道心”，简称为“道”，也就是孔子说的“志于道”，当然老子、《周易》也是这么说的。
有人说，你这不是唯心主义吗？还真不是，这句话只停留在“认识论”层面，并不涉及“本体论”，所谓的“道”，就是人类认知能够为宇宙万事万物建立的那个完美模型。
那又有人说中国人没有“本体论”？
中国人不但有本体论，而且对本体论早有“定论”，叫“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意思就是本体不可知，所以也不可议论，这就是最终答案，所以中国人不去谈唯心还是唯物，中国人只在“认识论”层面“为天地立心”。
2、所谓“为生民立命”，说的是“人心”，也就是要让人心“居于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帮助人民构建价值观。不具备价值观的人是小人，小人都是墙头草，没有主心骨，“立”不住。只有当一个人构建起了完备自洽的价值观，价值观得出了一个关于人生的终极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才叫做“命”，古时候叫“天命”，现在叫“使命”。有了使命我们才能用尽一生去追求，才不会犹豫不决，才不会彷徨不前，才能够“虽千万人吾往矣”。
3、所谓“为往圣继绝学”，说的就是“依于仁”，就是以“仁”为标准，不断打磨个人的价值观，也不断迭代这个时代的价值观，“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那个“仁”就是方向，就叫“中”。“时中”就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4、所谓“为万世开太平”，说的就是“允执厥中”，也就是“中庸”，这就是“游于艺”的目的。如果读经典读出来的都是“大道理”，那说明你真的没读懂。中国人的经典从来都在强调“学而时习”，那个“习”就是实践，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从来都强调“知行合一”，知了未行便是不知。
什么叫“中庸”？“中”的标准就是“仁”，“庸”则是“用”，是时时刻刻、千秋万世的“中用”，不实践怎么能中用呢？所以孔子说“游于艺”，不但要具备付诸实践的才能，还要在领域内追求极致，做到“游”，也就是“游刃有余”。唯有如此，才是“君子不器（而无不器）”，才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才能“为万世开太平”。
如果这不叫信仰，那什么才能叫信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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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张载传》说：“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著作有《正蒙》《经学理窟》《说易》，编入《张子全书》，现今读张载书的人很少，但是不少人对张载“四句”却耳熟能详，足见其影响之大。不过，若要问这四句的含义，可能许多人就不甚了了了。今年是张载诞生1000周年，值此之际，笔者不揣浅陋，将自己学习“四句”的理解表述出来，与爱好者共商，以此作为对先贤张载公的纪念。
张岱年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说：“此宋道家中，首先提出一个宏大崇伟的人生理想的，是张横渠，张子由其宇宙论及人性论以建立人生理想论。”张载作为思想家之人生理想和宏伟抱负在其 “四句”中作为简括而全面的表述。
张载“四句”（学术界习称“横渠四句”或张载“四为句”），有两种文本：一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所收，文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南宋《诸儒鸣道》中的《横渠语录》，南宋末吴坚《张子语录》及明版《张子全书》所收“横渠四句”皆同此。
二是清代《宋元学案·横渠学案》所引，文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岱年先生以为，宋、明各本所载为原文，《宋元学案》所引为后人润色，但流传较广，常为近现代人所称引，笔者的阐释评议以后者为主。对“四句”先逐句阐释。
一、“为天地立心”

“为天地立心”本于张载对《易传》的理解，本于他以为天地万物同为一气之变化，亦即“天人合一”的思想。《易·系辞》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以通天下之志， 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周易》复卦《彖传》说：“复，其见天下心乎。”这是说，从一阳复生中可见“天心”。所谓“天心” “天志”可以理解为天地（自然界）运行的规律或法则，亦即“天 道”。“为天地立心”，即是“与天地参”，休悟和揭示物质世界的法则。《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生之谓易”“天地絪缊， 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大地像男女交媾一样化生了人与万物，这是天地对人类的最大恩德。化生人与万物也就是“天地之心”。


故张载说:“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人须常存此心” “以此存心，则无有不善（《横渠语录》）冯友先生解释说：天地没有心，但人有心，因而人的心就是 “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把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到最高限度， 使物质世界的规律得到最多和最高理解。张载理解的“天地之心”， 即天地生成万物之德，即“天地之仁”。
《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但张载说的“天地之心”与此不同。《周易》同人卦《彖传》说：“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张载则认为：万有同属一气，天人之性，人物之性，本来同一，而物与我，内与外，本无间隔；但人习于以小我为我，遂以外物为外，唯大人（即圣人）能尽其心，“穷神知化，与天为一。”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圣人之所以能体察天地之心者，在于圣人之心能包纳天地万物，要为天地立心，就必须有圣人的心胸。张载“为天地立心”，是以成圣期许的，这是士人修进的最高境界。
二、“为生民立命”

此句，宋本均作“为生民立道。”孔子的道，即仁。孔子解释的仁是“爱人”（《论语·颜渊》）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克己复礼为仁。”（《颜渊》）何以“立于礼”？孔子说：“居处泰，执事敬，为人忠。”（《子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力行近乎仁”（《中庸》）。孟子则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关乎礼，有许多规范，合乎礼的行为就是义。张载所说的“为生民立道”，就是要复兴儒家的道，即仁、礼、义。”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横渠语录》）又说：“性者，万物之一 源，非有我之得私也，唯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惧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诚明》）此皆本孔孟之道而立说。以张载之意，生民皆能行仁、礼、 义，则“太平”之世不远也。
清人改“为生民立道”为“为生民立命”，实则更切合张载的学说。“立命”之论本于孟子。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仁，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讲的“立命”就是修身，等待天命。张载说的，“立命”则有所不同，他提出了 “义命合一”说和命遇有别说。他说：“义命合一存乎理。”（《正蒙·诚明》）这是说，人的命运的好坏与其行义不行义是一致的，这是天理。是他的“义命合一”说。但是在人们的实践中,一些行义的善良人并没有得到好报，这又怎么解释呢？张载用命遇有别说进行解说。他认为“命”与“遇”不同， 他说：“命禀同于性，遇乃适然焉。……行同报异，犹难语命，可以言遇。”（《正蒙·乾称》）张载遵“天命之谓性”（《中庸》语）的说法，认为性善性恶是天所受于的，行善得吉，行恶得凶，这是天理，是必然，是命；行善有得凶的，行恶有得吉的，这是偶然，这不是命，是遇。
张载又说：“天所自不能已者谓命。”“穷理尽性，则性天徳，命天理，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故论死生则曰有命，以言其气也；语富贵则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简理得而成位乎大地之中也。所谓天理也者，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则天下必归焉；不归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与继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正谓天理驯致，非气禀当然，非志意与所与也。”（《正蒙·诚明》）张载在这里说：命里天也不可变不能变的常则，此即天理。张载说的天理高于天，所以被称为理学。 以天理而言，行善则吉，行恶则凶。他对孔子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 也做了很独特的解说。他说：“富贵在天”说的是天理，即缘于其行为的善恶。“死生有命”是说人的生死寿夭，缘于人的气质禀赋，与人的行为善恶无关。他又说，能得天理则有帝位，如舜和禹修德而有天下，这是命。然而孔子有德而无位，继世的君上有位而无德，这是遇不同。张载将命分为命与遇，实与儒家之学说有不合，显得有些牵强。但是在这种看似牵强，不合常理的学说中，却包含着积极的人生观和正义精神。诚如张载所说，他的这种“立命”观，“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能使天下悦且通”。依张载的学说，只要人能行义， 即使际遇不好，也能理得心安，也能有折归依。这种“立命”，是人在社会群体中的一种坚持正义、勇于担当的精神，是特守正义不求报偿的精神。它与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的精神是相通的。有了这种生命的价值观，就可以为人类建造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从而安身立命。
三、“为往圣继绝学”

这里的“往圣”主要指古代的周文王、周公旦、孔子、孟子，特别是孔、孟。“继”是说要继承弘扬孔孟的儒学。但为什么称其为 “绝学”呢？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张载以前的儒学史作一番梳理。
自秦始皇焚书、项羽又放火烧毁秦宫后，先秦圣哲学统大致已绝。汉初虽搜求典籍，所获有限，汉武帝立五经博士，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六经成为官学，但经师们的经学已非孔孟之旨。当时官方采用今文经学，注疏支离蔓衍，已参与五行术学，带有严重的迷信思想。后谶纬之学兴起，经学被演为荒诞怪异之说，连董仲舒也大谈符瑞灾异。东汉章帝时，召集博士和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写成《白虎通义》一书，经学进一歩宗教化、 神学化。东汉时，佛教传入，东汉末道教创成，趁着社会动乱，佛道之教迅速遍及朝野，其教皆否定现世，与儒学相悖。魏晋时，玄学风行,“以无为本”，崇尚虚无，标榜“不为物累，从南北朝到唐代，佛教道教之盛达到顶峰，并且贵族化，走向奢靡堕落，佛教讲人生为“空幻”，道教搞炼丹、服药，妄求长生不死。其时，朝廷实行“三教并用”政策，以图强化対人民思想的控制，佛道大有压倒儒学之势。唐高祖武德八年，论三教席次，竞以道、儒、佛排序。佛寺、道观均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占有大量募集钱财，形成了僧侣地主阶级。投靠佛门、道观的不劳而食者愈来愈多，对政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危害，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限制其发展。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三武一宗”的“灭佛”即是其例。但佛教势力已经坐大，禁之不衰。北周武帝命僧徒还俗，竟有三百万之众。沙门任道林竟公然与朝廷対抗，与朝廷交论二十余日，七十余番，可见佛徒势力何等嚣张。至北宋，太祖等仍迷信道教。就在张载出生之前，宋真宗妄信道教达到高峰，竟无耻地编造遇见神仙的谎言，并与道士、朝臣一起自导自演了几起自欺欺人的迎接神仙降天书的滑稽丑剧。北宋灭亡时，宋徽宗被金兵掳去时还穿着道服，可见其佞道的程度之深。对于佛道之弊，先后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和有识之士进行了多次斗争，如东汉王充、魏晋南北朝时的范缜、裴頠、唐之狄仁杰、李峤、韩愈等，都有批判的论著或疏奏。北宋太宗继承隋唐科举制，以儒术治国，一批儒生入仕，参与朝政，纷纷指示佛道之弊，致力于复兴儒学，张载即是其中坚之一。在张载等宋儒看来，孔孟儒学经汉代经师注疏和玄、佛、道之冲击，早已断绝，故而才提出“为往圣继绝学”。

“为往圣继绝学”有两层含义:一是要继承弘扬孔孟儒学之正统；二是要批判清除佛、道之学的流毒，复兴儒学独尊的地位。张载提出一气说，批判玄学虚无之论及老子“有生于无”之论，他说：“知虛空即气，则有无。……诸子浅妄，有有无之分，非穷理之学也。”（《正蒙·太和》）张子又深恶痛绝地批判佛教。他说：“其（佛教）语到实际，则以人生为幻妄，有为为疣赘，以世界为荫浊，遂厌而不有，遗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诚而恶明者也。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诚明》）张载在此指出佛教之毒在于否定世界，否定人生，由此也否定文化，张载沉痛地说“自其说识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之门墙”“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徳所以乱。”（《正蒙·乾称》）张载也抨击道教。如说：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仁，二者虽有间 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指出道教妄求长生也是有悖天道的。天道是万物有生有死。张载反对佛道，正所以继承发扬儒家圣学。张载一生著书宏道，四处讲学，致力于重振孔孟之学，实行了他的宏志。不过，如劳思光所指出的，宋代儒学阐发的并不完全符合孔孟的心性之学。张载之学多从《易传》《中庸》入手，建构其宇宙论和形上学，而《易传》不尽出于孔门，《中庸》为汉人所著，都不能称为圣学。当然，这不是张载一人的倾向，宋儒皆有此倾向。但是，古今中外，凡以“继绝”、复兴为号召者，皆借复古而创新。张载、程颢、朱熹等所复兴的儒学补称“理学”，实是一种新儒学，张载所继的“绝学”，则为新儒学之一派。
四、“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语出《庄子》。《庄子·天道》说：“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太平”就是至治的社会。“为万世开太平”，是指依照儒家仁政思想实行德治，就可以开创迎往万世太平的理想道路。人类理想的社会，中国古代有《礼记·礼运》所说的 “大同”，《易传》有“保合太和”。《大学》讲“格物，致和，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平天下”就是要使天下大治，也就是“开太平”。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西哲也有其理想社会以，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斯的乌托邦。马克思也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了这样的理想，人类就有了奋斗目标。即使它在很长的时期内还不能实现，但人们总会不断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会不断逼近这个目标。张载提出“为万世开太平”的意义，应该也就在这里。

张载的“四句”是他学术思想的概括，也是对他人性理想的表达，是他对儒士提出的最局宗旨。这四句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第一句“为天地立心”，讲天人合一的天道观，第二句讲民胞物与的人道观，第三句讲其继承宏扬儒家先圣修进之学，笫四句最后达成开启通往天道、人道合德至高境界的道路。
有人说，张载“为生民”所立之道，是维护封建等級制和宗法血 缘关系的道。因为他说过“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经学理窟·礼乐》）“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 知秩然后礼行。”（《正蒙·动物》）“如孟子言‘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盖知所本。”（《经学理窟·诗书》）必须承认，张载的原意的确如此，他毕竟脱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张载这四句话的内涵在客观上已经突破了其本意。《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说：对待祖国传统文化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依据党中央“决定” 精神，对张载四句，我们完全可以阐发其新的思想价值，赋予其新的含义。比如说“为天地立心”，可以理解为：探索物质世界的规律；“为生民立命”，可以理解为：为保障人民的权益尽心尽力；“为往圣继绝学”，可以理解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为万世开太平”，可以理解为：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而奋斗。当今，张载的四句常常被引用，革命先驱李大钊曾将它作为对青年友人的训词；于右任、郭沫若、张岱年等著名学者曾以之作为题词内容；温家宝总理也多次在讲话中援引，中国文化书院以其为校训， 无疑，他们都是在赋予四句以新的含义的前提下引用“四句”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张载的四句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爱国爱民的情怀，体现了他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志向和自信心，体现了他们实现人类理想敢于担当的历史使命感，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和崇髙的精神境界。现在有很多人把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奉为圭臬，但这是西方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信条，它缺乏的是为民众的担当精神和社会责任心，与张载的四句是“成不独成”的思想相比，高下立见。张载的四句才是学人的最高宗旨。

这四句话我认为是儒家的高峰，而且最好的地方是，在任何制度下都可以用。
比如说，我可以这么曲解：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志向广大、胸怀天地（为天地立心），为人民服务（为生民立命），积极发展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为往圣继绝学），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为万世开太平）
其实我不太喜欢里头的静态的词语，比如说“继”，光是继还是不够，得创新。为万世开太平我也不太喜欢，要不断的开拓不断地扬弃才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