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的逻辑

在我看来，威权有两种。第一种是君主制，第二种就是“兵强马壮者为之”。两者不是一回事。君主制很稳定，也有一套给自己背书的意识形态（欧洲各民族通行的君权神授和贵族制度，汉人这边就只剩下了“受命于天”和君臣父子了）。但说到底，君主制本身就是反人性的。你怎么去说服自己崇拜一个长在深宫中的婴儿或者一个痞子一样的青年，还认为他有权统治自己呢？
我有个观点，就是人性中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兽性一面决定了人对平等的追求。既然所有人本质上都是猎物和猎手，那我凭什么要接受不平等，接受另一个人骑在自己头上，不是因为他更强壮和更聪明，就因为他“高贵”呢？而人对秩序和理性的渴望孕育了长幼尊卑，孕育了贵族制度，让人接受了其他人凭借着出身和特权占据优越的地位。而人兽性一面是更底层的本能，所以人君主制和贵族制度反而是需要后天灌输的，离开了特定土壤，很难产生，更难以维持。通过几千年的贵族制和君主制，人们暂时“认可”了身份不平等的理所应当，暂时否定了“兵强马壮者为之”才是理所当然的。但若是有一天人们发现君主制根本不是理所应当的，就会形成破窗效应，君主制和贵族的合法性乃至整套土壤就会荡然无存。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的震撼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威权独裁比民主共和更高效，那为什么非得让贵族们统治而不是让“有才能的人”去当独裁者呢？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君主制和贵族制度的土壤经过无数次批判，早已不复存在了。
那另一种威权统治本质是什么呢？另一种威权，所谓“兵强马壮者为之”，是“超人”政治，这种威权是利用人性中崇拜强者恐惧敌人的部分。无论是古代的一个部落，还是今天的民族社会，总有人天赋异禀强壮而聪明，也总有无数的外部威胁—无论是野兽，还是外族。到了这时候，民族就把权力交给一个人，也让他享受特权，只求他能带领民族生存下去。就如同罗马共和国会在危机时刻授权给独裁官一样。他得到了权力，也就得到了特权。特权是他权力的附属品罢了。此人的个人能力和外部威胁必须两者齐备才有合法性。如果民族没有外部威胁，那“小国寡民，鸡犬相闻”就足够了。何必给予特权？如果他没有个人能力，那他凭什么索取特权呢？
这种独裁者屡见不鲜。可以说，只要一个民族社会基于平等否认了贵族和君王的合法性，那么一个民族接受威权的唯一原因就是在外部威胁面前需要强人，或者说远超出普通人的“超人”。正如拿破仑称帝是为了保卫法兰西共和国免受外部的反革命力量威胁，对内则是靠他的能力和威势一样。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种威权统治本质上是民主共和的“例外状态”。人们相信拿破仑拥有合法性，是因为他足够强大，局势也足够紧张。如果他不够强了，或者法国没有外部威胁了，那他何必去统治呢？所以说到底，这种威权统治从根子上就是合法性缺失的。
有些人提到过，说东罗马君主继承非常不稳当。因为共和制残余的原因，君士坦丁堡的市民和帝国的将军们普遍觉得自己有机会篡位的话是合法的，毕竟，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如果自己能保卫帝国利益，现任皇帝无能，凭什么要让他当呢？
所以这种威权统治，归根结底是把统治者塑造成远超社会中大多数的“超人”，把一切反对这个“超人”统治的人——无论是希望获得更多自由还是仅对当前统治者不满，都贬斥为外敌的帮凶，民族的敌人，无恶不作的敌对者，从大众对敌人的恐惧和仇视、对领导民众战胜强敌的英雄的崇敬和渴望中获得合法性。秉持如此意识形态的政权，其领导人普遍会将自己粉饰为勇敢带领大家对抗敌人的强者，且总是表露出对失败的恐惧和对名声的渴望。拿破仑三世、墨索里尼、普京的政权都是这样的典型，他们执政时都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包装成坚定且无所不能的强者，不断追求恢弘的“胜利”，即使这样的胜利对社会整体的收益为负也在所不惜，万一遭遇了失败，就会彻底垮台。
历史上的拿破仑三世热衷于将自己打造成拿破仑的合法继承者，为了维系法兰西第二帝国在自己领导下仍是大国的假象，穷兵黩武介入无法为法兰西攫取利益的克里米亚战争、入侵墨西哥等战争，最终在普法战争战败画皮被揭破后垮台。墨索里尼也是如此，他靠文笔把自己吹捧为强人，为了维系带领意大利成为大国的神话，发动亏本的埃塞俄比亚殖民战争、以倾国之力介入西班牙内战，最终为了显示自己“只需要损失几千人就能够在谈判桌上得到一个胜利者的位置”的英明神武仓促加入二战，在一系列失败后被绞死。今日的普京也是如此，他竭尽全力打造自己的硬汉形象，不遗余力地肉体消灭竞争对手，连续在克里米亚（怎么又是这儿）、格鲁吉亚、叙利亚、乌克兰发动毫无收益的面子战争，他内心也知道威权主义不能接受失败，因此即使在乌克兰不断失血也不敢撤兵，他的未来也因此变得无比有趣。因为一旦被证明“外部危险不复存在”，或者“他不够强”，这个强人的合法性就会立即不复存在。而“不复存在”的后果有两个。如果“民族危险的紧急时刻”继续存在，那么就会有另一个强人取而代之成为独裁者。一个庞大的民族社会，总会有人足够有才能和权威。如果紧急时刻结束，那么就到了“还政于民”的时候，民族就会认为不需要强人了，那么整个威权统治的必要性就会被质疑，其合法性就会荡然无存。而强人的子孙如果没有强人自己的能力，他是绝无合法性把自己的统治延续下去的。英国国王不需要是明君，只要有合法的继承权就行，但护国主不行。同理，朱元璋的长子长孙可以合法成为皇帝，但蒋介石的儿子本身没有合法性子传父业。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中国从威权走向民主是一件难事。君主制和贵族制度自有一套自圆其说的合法性理论，但这套理论已经在20世纪被批判的毫无招架之力了，更何况汉人自唐朝以来（或者说自秦汉以来），皇帝都不是“贵族们的共主”，可以说是“一半合法性在受命于天”，而另一半合法性来自于兵强马壮，是“靖难”“保民”“攘夷”，说到底就是针对的“祸乱”这个危机时刻，皇帝的立足根本在于其自身的能力（也就是兵强马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汉人王朝在18世纪转向共和制的可能甚至比立宪的可能性都大，维持长久的绝对君主制统治是几乎不可能的。毕竟汉人王朝从威权统治的角度来说，与其说类似波旁王朝式的绝对君主制，反而和拿破仑帝国更相似。
到了一战后，王冠成打落地，君主制和贵族制度声名扫地，此后上台的威权统治者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皇帝传位给嫡长子理所应当，血缘关系越近越合法。威权统治者则是后继者和自己关系越近，越不合法。他打着紧急时刻“救民于水火”的旗号靠个人能力上台，结果自己的亲戚或者干脆自己的孩子凭借着血亲关系就想继承，这岂不是太荒谬了么？甚至还有一点，如果想让家族长期延续下去，在民主制度下，财富可以传递，自己子女可以靠着自己影响力庇佑选举上台。威权制度下，自己指定子女接班反而会导致自己的“超人”形象受损。
这也就是台湾民主化的原因。蒋经国解除了戒严状态，等于承认当今社会不是紧急状态。然后他自己作为蒋介石的孩子，蒋介石本身“子传父业”（尽管蒋经国很有能力）已经损失了合法性，蒋经国则清楚的知道他父亲的第二类威权统治本质上是“民主共和的例外情况”，想要再传子女，合法性会加倍损失，而子女的能力又不可知，所以只好对民主让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今时代，威权统治实际上很难长期维持，威权超人们只能作为“民主共和”的特例，在外部威胁（不管是自己编的还是真实的）和个人能力加持下，以独裁官的形式出现，而且必然会出现严重的接班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维持威权统治几代人反而对独裁者和其子女的个人能力要求太高，成本也太高，失败的代价也太大。台湾的民主化与其说是“几千年封建专制”下的幸运硕果，倒不如说汉人王朝威权统治制度下必然的演进。毕竟，既然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那天子本身又有什么万世一系的必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