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发展篇】彭刚：中国期货业协会创立发展亲历记

中国期货业协会创立发展亲历记

——十六载风雨兼程，为期货无怨无悔
作者：彭刚
彭刚
彭刚
彭刚
彭刚
张邦辉
张邦辉
杨迈军
杨迈军

彭刚，1966年9月生，硕士，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中南大学兼职教授。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和中国期货业协会创始人之一。1990年至1998年，历任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理事会秘书、总裁助理；1999年至2000年，任金牛集团副总裁、常务副总裁；2000年至2015年，任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15年至2016年，任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党委书记、总经理。

中国期货业协会作为行业的自律组织，在期货市场运行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期货市场筹建伊始，行业协会就已经纳入市场建设的顶层设计方案中，并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后来由于清理整顿而中断，直到2000年底才正式成立。在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最低谷，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成立犹如阴霾中乍现的曙光，为所有的期货人带来了希望。而中国期货业协会成立至今，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在行业规范和创新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名从研究生时期就从事期货的“老兵”，我见证了期货行业的起起落落，在近30年的期货从业经历中，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中国期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度过的。从2000年任职到2015年调离，我经历了四届协会，与三任会长共事，参与了协会创建、探索、转型、发展的全部过程。因为热爱期货行业，我选择到协会工作；因为在协会工作，让我对期货行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加深了对期货行业的感情。应该说，这十六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映日荷花别样红
早在加入协会之前，我就与期货结下了不解之缘。1989年，我被保送到中南工业大学（现中南大学）管理工程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我的导师是詹银水教授。当时中南工业大学强调要培养复合型人才，要求每名研究生要有一名校内导师和一名校外老师，我有幸被当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供销运输公司总经理何玉良看中，成为了他的学生。

在我读研的时候，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正在研究在深圳办一个市场。1990年8月底，经何玉良老师推荐，我随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供销运输局副处长张宜生老师来到深圳，成为了探索和创办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以下简称金交所）的一员。1991年6月10日，金交所正式成立。一年后，我也顺利从中南工业大学毕业，分配到金交所工作。

我的硕士论文《建立中国有色金属期货市场的模式研究》就是基于筹办交易所的经验完成的。论文中的很多理论观点在后来都得到了验证。比如，全球24小时连续交易，建立金属行业伦敦、纽约和中国“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发展期货市场要防止盲目性等。论文中部分观点整理后在《经济日报》理论版发表。

1998年8月25日，金交所被国家关闭。在完成交易所关闭清算的工作后，经深圳市政府批准，原金交所改组成立了金牛集团，集团当时拥有六七个子公司，涉及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现货远期交易、信息技术服务等业务。作为金牛集团的副总，我除了兼总部投资部经理外，也几乎在每个子公司都有任职，比如期货公司副董事长、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证券公司董事。在金交所工作期间，我获得了荷兰特温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准备攻读金融学的博士学位。

然而，正当我打算一边完成博士学业，一边在金牛集团大展拳脚时，一个电话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2000年9月26日，在去香港的火车上，我接到当时在证监会期货部主持工作的康焕军副主任的电话。他跟我说，证监会汪建熙副秘书长要找我谈话，我问大概什么事，他说想问问你愿不愿意到北京来。于是，2000年9月29日下午1点多钟，我在证监会见到了汪建熙副秘书长，他提出要我到北京来筹建期货业协会。

说起我到协会工作，很多人不理解。当时，大家都认为协会基本上是老干部养老的地方，没有什么实权，也没啥正经的事可以做。而我那个时候刚刚被提拔为深圳金牛投资集团的常务副总裁，可以说事业蒸蒸日上。如果说在面临这个选择时没有一点犹豫，那是骗人的话。而且我觉得自己刚刚被提拔为常务副总裁，马上就离开有点对不起领导，对不起董事会。但是当时我的老板——金牛集团董事长陈胜年和总裁郑元亨都非常支持我。他们认为，一是到北京去，平台更大，有利于我的发展；二是他们对期货市场感情很深，认为 “证监会看上了你，说明你是个人才”，应该全力拥护支持，也算是为行业做些贡献。这里插一句，当时他们对我的支持不仅仅是“扶上马”，而且是“送一程”。到协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考虑到协会刚起步比较困难，我的很多费用都是金牛集团解决的。思前想后，关键是我自己也热爱这个行业，所以就义无反顾地来北京了，也因此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

忆往昔，峥峡岁月稠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期货业协会作为期货行业的自律性组织，已经在期货市场的监管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获得了各方的重视和认可。但是回过头来看，无论成立还是发展，协会都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曲折。

实际上，中国期货业协会早在1995年就已经在民政部注册了，那时候成立仪式的邀请函都发出去了，但是由于国家清理整顿期货市场，协会的设立就暂停了。直到2000年期货市场的清理整顿基本到位，《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配套的四个管理办法先后发布，期货市场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协会的成立才又提上日程。在2000年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提出要促进市场自律组织发展。根据这一讲话精神，证监会期货部于当年8月重新启动了协会的筹建工作。那年10月15日，协会筹备领导小组成立，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董事长田源任组长，成员包括证监会期货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康焕军、金鹏期货公司董事长常清、大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武小强和我。

按照证监会工作部署，协会要在2000年内成立，当时仅有两个多月的筹备时间，非常紧张。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组建队伍。当时是从期货公司、交易所、证券管理办公室（证管办）借调人员，包括中期的赵建、金鹏期货的吴玉文、上期所的陆丰、郑商所的纪文如、大商所的朱林、上海证管办的陈益民，以及瞿小松、刘铁斌、王志勇、任辉等。我在常清董事长提供的临时办公室里与这些新同事一一谈话、分工并提出工作要求。协会成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了协会，而来自交易所的同志都陆续回原单位了。第二件是找办公场所。最初我们在阜外大街租了解放军报社的三间房，包括我住的房间最早都是在解放军报社，离证监会也不远，在这里办公了大半年。后来我们又去了泰阳大厦，直到2008年才搬到了现在的通泰大厦，算是稳定下来。第三件是制定协会制度和筹备第一次会员大会。主要是起草协会章程、会员规则，以及两个月后会员大会的领导讲话稿。

当时为了宣传，12月26日我们还专门在新浪网进行了筹备路演，筹备领导小组的成员全部参加。

2000年12月29日，第一届会员大会在京西宾馆隆重召开，近190家期货公司代表作为会员参加大会。那届大会开得特别成功，我们请了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去讲话，还请了当时证监会的首席顾问梁定邦，选举了协会的理事和领导班子。在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田源当选为第一任会长，常清、武小强和我当选为副会长，同时，我也被聘为秘书长。自此，我作为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正式开始主持协会工作。

中国期货业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
在协会筹建的过程中，还有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开会地点的事情。2000年是期货市场最低迷的时候，搞期货的在哪儿都不招人待见，那一年全年的单边交易额才0.8万亿元。我们为了鼓舞大家士气，就商量要找一个能鼓劲的地方。那时候我们看中央首长经常在京西宾馆开会，我们就去联系看能不能在京西宾馆召开大会，一联系京西宾馆那天正好有空，就定在那里了。在京西宾馆开会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平常一般人想进也进不去，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个神圣的地方，是个要开启“春天故事”的地方。现在协会已经开了四届会员大会，有三届都是在京西宾馆。

第二个故事是当时证监会的首席顾问梁定邦在现场讲的一句话，后来被很多媒体报道。梁定邦是香港大律师，当过香港证监会主席。他说，为什么期货名声不好？因为有人说，如果你恨一个人，想让他下地狱，你就让他去做期货。实际上，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如果你爱一个人，想送他去天堂，你也让他去做期货。梁定邦这么讲，其实主要是说期货的两面性，也是为了给大家鼓劲。

当时，期货行业可以说是“哀鸿遍野”，极度低迷，大家都不知道期货市场前景如何。因此，期货业协会的成立，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国家对期货市场发展的态度和政策风向，让处于困境中的期货行业重新燃起了希望。特别是周小川主席在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宣布“期货市场规范整顿工作基本到位，期货市场初步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运行轨道”，标志着期货市场由清理整顿步入规范发展阶段，令行业人心鼓舞。现在回过头看，那就是行业最低谷，是行业转折点，此后行业可以说“一路飘红”。

创业艰难百战多
协会成立后，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会员单位，都对协会抱有很大的期望。那个时候协会跟现在不太一样，当时协会可以说“一没钱，二没权”，职能比较单一，主要是考虑如何服务会员，反映行业问题和呼声，自律管理职能较弱。同时，体制上是秘书长负责制，会长、副会长都是兼职，不坐班。遇到重大问题了，开会长办公会研究决定。

协会如何打造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呢？这也是当时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是既然成立了，就要有所作为。于是，我们主要从助力期货行业、期货公司发展的角度，干了四件大事。

我们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帮期货公司从被关闭的交易所追回会员费。1998年国家保留了郑州、上海、大连3家期货交易所，其余11家则直接关闭。但是部分交易所以各种理由拖欠应当退还的会员费。所以我们决定从这一关系会员切身利益的事情着手。

2001~2002年，追回的会员费总额超过一个亿。现在看来，这些钱可能抵不上一家期货公司的净利润，但那个时候可是雪中送炭，因为当时整个期货行业净资产大概不到60亿元。

由于我跟这些交易所的领导私交都不错，所以当时事情解决得比较顺利，比如广东联合期货交易所就比较顺利地退了这个钱，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则因现金紧张最终商定用各方可以接受的方式灵活处理。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解散之后，会员说找不到交易所的人了，我就帮他们找到了交易所原总裁唐荣汉。我给他打了电话，还见了面，他表示理解和支持。但是他们资金十分困难，所以我们就与期货公司和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商量，最后采取了60%现金、40%消费券的退款方式。

当然也有不顺利的，比如北方某家交易所，虽然涉及的金额不多，大概一两千万元的样子，但他们就是不退。我和协会的法律顾问于学会专程去当地与他们的领导进行沟通，结果他们不仅不愿意退，还红了脸，闹得很不愉快。回来后，我就去找证监会领导反映这个情况。后来证监会出面要求他们退回期货公司的会员费，不然就停了他们证券公司的资格，这样才把这部分钱要了回来。

说实话，交易所关闭是1998年的事，等协会成立后再来办这个事都过去三四年了，大家都没想到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当时期货公司普遍困难，这笔钱也不是个小数目，所以这件事在期货公司中间赢得了普遍赞誉，可以说这件事的办成也初步确立了协会“行业发展促进者”的地位。

第二件事是编写《期货市场教程》，举办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期货从业人员必须通过资格考试才能从业。这个考试最早由证监会期货部负责组织，协会成立后就移交到了协会。在我印象当中，这些年参加期货从业人员考试的队伍不断壮大，从最开始的每次考试一万人左右到高峰的时候十万来人，现在算算，总数应该接近三百万人一科次。从业考试的完善不仅为期货市场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人才，也大面积宣传推广了期货市场。

协会主办全国高校期货教学与人才培养研讨会
说起编写《期货市场教程》，当时除了要作为期货从业人员考试基础科目的考试用书外，我们还希望把这本书提供给高校作为教材，正本清源。那个时候，关于期货的书也不少了，但有很多问题, 比如关于期货的名词术语不统一、不规范。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说期货“持仓”，那个时候有叫“部位”、“头寸”等，各种各样。我们就想集行业之力编一本行业认可的、权威的期货专业用书。当时请了学界期货理论方面的专家朱国华、胡俞越和行业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的专家李强、姬广坡等，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编写这本书。

向高校推广《期货市场教程》作为教材的一个好处就是培养行业后备人才。事实证明这一点是对的，后来很多大学二、三年级学生或者是一些研究生都来参加我们的期货从业人员考试。2004年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在大连召开了一次“全国高校期货教育研讨会”，把全国五六十所高校涉及期货讲课的100多位老师都请来参会，效果非常好。

第三件事是着力解决手续费恶性竞争问题。协会成立后我领着各部门花了2~3年的时间走访了全国超过140家期货公司，占当时期货公司总数的70%，主要是了解它们的发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当时集中反映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生存问题。没有业务，交易量又不大，国家管得又很严，很多期货公司快活不下去了。第二个是恶性竞争。特别是手续费的恶性竞争，比如，做一张大豆单子本来应该是10块钱，但为了拉客户，降价到8块钱,最终导致恶性竞争，手续费越降越低。

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各期货公司没有差异化的业务和服务。当时的期货公司在经历两次清理整顿之后，只剩下经纪业务，无法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经纪业务就靠收手续费，想多拉客户、多做交易，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降低手续费。为解决这个问题，协会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这也成为每次协会理事会上的重要议题。最令人头疼的是，协会出了好多文件也解决不了，因为这是市场机制决定的。

第四件事就是着力解决期货从业人员的合规执业问题，培育期货从业人员的合规意识。那个时候的行业虽然已经结束了清理整顿，但是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合规意识还比较低，违规或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还时有发生。怎么办呢？作为行业协会应该做些什么呢？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一些情况以案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案例怎么来？协会就利用每一次给从业人员搞培训的机会，要求开班以前每一位学员必须上交一份案例。这些案例要么是他们亲身经历的，要么是他们听说的，通过这种方式前前后后收集了大概一千多份这样的案例。后来，协会请李强同志组织了一个小组来进行分类归纳整理，最后编成一本小册子叫《期货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案例汇编》。协会把这一本小册子分发给期货公司的每一位从业人员，要求各个会员公司组织员工学习如何勤勉尽责、合规执业。别小看这本小册子，对净化当时行业风气、提升从业人员执业素养，有非常好的效果。

协会成立以后，经费非常紧张，筹建时，我们向三个交易所分别借了300万~5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后来经费充足的时候归还了。日常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费和从业资格考试收费，起初会员费是1万元，后来增加到2万元，考试是两科，每科70元。但是当时期货公司发展困难，从业人员很少，我们的经费也很少。2004-2005年是协会最困难的时候，我经常开玩笑地说，那时候我都准备卖房卖车去发工资了。还好在期货部的协调下，解决了暂时的困难。

协会真正解决经费问题还是2006年换届的时候。2006年6月6日，协会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时任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总经理朱玉辰当选为第二任会长。当时朱玉辰会长就正式提出采用美国期货业协会（NFA）的方式解决经费问题，这一建议得到证监会和会员大会的认可，这样经费问题就解决了。NFA经费一年大概是2亿美元，来源就是期货经纪公司每做一张单子，里面抽一定比例交给NFA，核心还是从市场来钱。每个月从每家期货公司收这个钱，大家都说太麻烦，所以后来决定从交易所手续费中抽一定比例，以特别会员费形式交给协会。

守正出新，精业笃行
2007年是协会发展的转折年。当时，朱玉辰会长调任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任总经理，要全力以赴筹备股指期货的上市，辞去了协会会长职务。在2007年2月1日召开的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原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刘志超当选协会新一任会长。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还专门到会讲话。

刘志超会长上任后，在证监会的支持下，协会职能进一步完善，特别是自律管理职能得到了强化，成为证监会“五位一体”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半年之后，协会成立党委。从那时起，协会管理体制也由秘书长负责制改成了会长负责制。2007年以后协会的主要工作可以用“强化自律，制订标准，促进创新”十二个字来概括。如果要详细介绍恐怕一两天也说不完，我想重点举几个例子。

一是期货公司高管人员测试。这是协会管理机制调整后，证监会交给协会办的第一件大事。我清楚地记得，刘志超会长在时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姜洋那里领任务回来后对我说，他在姜助理面前立下了军令状，高管测试要做到万无一失，否则将辞去会长职务。但他又说，这事交给你，如果出问题，我辞职前也要先免掉你的“副会长” ，可见当时压力之大。后来，我跟协会同事一起反复论证方案、设计流程、周密组织，特别注意保密和公开，最终形成了一套严密有效的高管测试方案。我主持了大概20次高管测试，没有出现一次事故。也正是高管测试这一仗打得漂亮，协会赢得了证监会和行业的信任，所以此后证监会又逐步把更多的工作交给协会来做。

二是制定行业技术标准。例如，2008年协会根据证监会的安排，开始规范期货公司的信息技术体系。在刘志超会长的支持下，我和当时协会副会长兼信息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中金所）副总经理胡政一起推进这件事。2009年7月9日，协会正式发布了《期货公司信息技术管理指引》，要求各期货公司配备相应数量的技术人员，明确总部和营业部的IT系统标准，以及每年的最低投入标准等。

协会信息检查组到企业调研
标准出来之后，我们带着专家到各个期货公司开展检查评级，前后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将它们按四类等级划分，并且这个等级与申请中金所的会员资格挂钩。如果要作中金所全面结算会员，期货公司必须达到三类标准。我印象中第一批符合三类标准的期货公司只有18家。之后，协会每年还要进行再检查评级。为什么信息技术标准这么重要？因为期货市场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风险是电脑“宕机”，平时所说的一些系统性风险、价格风险其实都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当时国家管控得比较严，市场风险控制得比较好。但是交易出现停顿，这就是巨大的风险。期货公司当时经费少所以不愿意投入，或者说即使想投入，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投入，因为没有行业标准。中金所筹备期间，他们就担心交易系统出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没有这个标准，股指期货也很难出来。

正是因为技术评级这件事涉及全行业每一家公司的切身利益，我们就想技术评级这件事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不能让大家有意见。因此，我们设计了一套检查加审核的机制。首先我们从行业抽调专业人员组成检查小组对期货公司的技术水平进行检查，第一次就分了十个小组，每个组三个人进行检查。然后，邀请证监会相关部门、交易所技术总监和协会技术负责人组成专家小组来审核。最后，还要由证监会期货部、信息中心和协会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审批通过。可以说是层层把关，确保公正公平。同时，对于参与检查评比的人员，我们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比如，检查人员在检查期间不能接受被检查对象“吃请”，所有的用餐补助都由协会按标准承担。大家知道，这在当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派出去的检查人员都非常严格地执行了这个规定。到了各个地方他们要花三天的时间来检查一百多项指标，非常仔细，常常工作到深夜。最后，我们赢得了公司的信任，也赢得了证监会领导的信任。我记得当时证监会副主席桂敏杰到派出机构调研的时候听说了这件事，觉得我们协会做得很好，多次在相关会议上表扬。

三是推进行业创新业务试点。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创新业务是进行“期货公司的风险管理子公司业务试点”和“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试点”，这两项业务都是在证监会的支持下，以协会自律管理的方式开展的。2012年12月21日，期货业协会发布《期货公司设立子公司开展以风险管理服务为主的业务试点工作指引》。2014年12月4日，协会发布《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管理规则（试行）》，正式推出期货公司“一对多”资管业务。这两项业务的推出对期货公司的意义，现在看来，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正因为这两项业务，期货公司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单一业务模式，才从简单的通道业务，变成拥有自己的产品和交易能力，真正能够更好地将实体企业客户需求与自身业务结合起来。此外，早在2012年，协会就开始草拟推进期货行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数易其稿，多方论证，最终提交给证监会进行发布。2014年9月16日，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根据这一文件，协会还组织推出了期货公司互联网开户、发行次级债补充净资本等多项创新举措，切切实实为行业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此外，由于2006年经费问题得到了解决，协会也在服务会员方面加大了投入。例如，2012~2013年先后举办了三期中国期货业赴美高管培训班、三期赴加拿大首席风险官培训班，协会承担全部培训费，让期货公司走出国门了解国际衍生品市场，这也为后来行业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协会还打造了 “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和“中国期货分析师论坛（杭州）”两个行业大会品牌，享誉海内外，目前已经分别举办14届和12届。

2005年首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成功召开

上下求索，立信于市
中国期货业协会伴随着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而发展。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协会在建立之初就对行业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后来由于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形势以及中国体制的特殊性，其职能又得到扩充，开始履行对市场的自律监管职能，形成了协会发展的中国特色。

我国期货业协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美国期货业协会的经验，但又有不同。美国期货行业有两个协会，分别叫FIA(Futures Industry Association)，NFA(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这两个协会定位不一样。FIA基本上是民间团体，主要任务是促发展，从某种角度看，主要是帮着行业跟监管机构，去争取权益的。NFA183从某种角度看，是政府支持的或者说政府在很多方面给予了它权力，所以它带有一定的监管职能。我们有一个详细的关于美国两个期货业协会职能的介绍以及如何借鉴的研究，2005~2006年我们做过一次，到2012年、2013年又对它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包括美国期货业协会的自律规则，我们也专门找人翻译了。

2010年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中)出席协会第三次会员大会
应该说在2007年以前，中国期货业协会基本上是FIA的角色。2007年之后，我认为我们的期货业协会则更像是FIA和NFA的结合。它等于既有NFA的职责，又有FIA的职责。实际上中国的很多部门都是这样的，既要促进行业发展，又要进行行业监管。中国期货市场与国外有相似之处，但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国外期货市场本来就是自发形成的，像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德国的期货交易所都是这样的。日本20年前也有七八个期货交易所，发展一段时间后很多没有交易，自然而然就消亡了。以前东京红小豆很火的，现在也不行了。我们不一样之处在于我们很多事情是行政命令，它们更多的是市场手段。咱们讲期货服务实体经济，有的人觉得是空话，但在国外它确实是因为实体企业有规避风险的需要。中国期货市场的出现其实也是出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无论是郑州商品交易所从上至下的组建模式，还是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从下至上的发展模式，最早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实际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但是中国当时的发展有一个怪圈——“一放就乱、一乱就治、一治就死”，很多行业都是这样的。

回顾协会这些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律组织发展模式和道路。尽管有曲折、有迷茫、有质疑，但终究协会通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树立了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得到了监管部门的认可，更得到了广大会员和业界的信任。

最后，我想特别说说协会三位会长，田源、朱玉辰、刘志超三位会长虽然风格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对这个行业充满感情。应该说，三任会长对协会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田源会长解决了协会“出生”的问题，朱玉辰会长解决了协会“吃饭”的问题，刘志超会长解决了协会“成长”的问题。这个比方不一定十分准确，其实三任会长的贡献也远不止这些。我非常荣幸能够与三位会长共事，特别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相关领导、协会同事以及业界的朋友们，再次说声感谢！

编辑李周睿琪
来源《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
审校徐媛
监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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