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发展篇】杨迈军：期货市场规范发展良性互促的 “再启程”

作者：杨迈军
杨迈军
杨迈军

杨迈军，白族，1956年10月生，哲学博士。曾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副处长、处长、办公室副主任（副局级）；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办公室主任；中国证监会咨询顾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正局级）兼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证监会期货监管部主任。2006年开始，先后担任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党委书记、理事长，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董事长，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执行董事，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董事长。其间任上海市党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6年11月退休。

2000年，完成了第二次清理整顿后的期货市场单边交易额仅0.8万亿元。期货市场如何再发展，监管如何更有效，成为当时期货市场监管者和参与主体面临的头等大事。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将“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这八个字为低迷的期货市场增添了信心，也指明了方向。

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对证券和期货市场进行清理整顿。这一年，我调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开始参与证券期货市场的规范和发展工作，直到退休。我认为我国期货市场从2001年开始了新一轮的“再发展”，形成了规范与发展良性互促的新格局。

规范发展的良性循环新理念
1997年11月17~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对金融资本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实行集中统一监管。清理整顿主要是针对证券、期货市场出现的非法股票交易、缺乏集中统一监管等突出问题。当时，证券交易所、期货和商品交易所在全国遍地开花，这些在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探索市场经济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交易场所大多由地方政府主办，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法规，没有集中、统一的监管，不利于证券期货市场的长远发展。

这次清理整顿涉及金融资本市场的方方面面，我记得有12个方面, 主要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组织制定方案，协调清理整顿工作。

经过三年艰苦工作，清理整顿基本完成。期货市场清理整顿完成的标志一是交易所归并为郑州、上海、大连三家，交易品种、期货公司及期货从业人员一起全都纳入证监会统一监管，形成了期货市场统一监管的格局。二是1999年6月2日国务院颁布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期货市场有了统一的法规。2000年，全国期货市场单边交易额仅0.8万亿元，保留下的交易品种名义上有12个，真正挂牌的是7个，但实际上三家交易所有交易量的品种各只有一两个。期货市场出现重大挫折，主要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运行条件还很差，物价双轨制，社会信用环境、法制基础都比较薄弱，加上缺乏集中统一监管，所以市场投机过度，欺诈、操纵价格等行为很多，致使市场功能没有得到正常发挥，导致从上到下对期货市场有一些批评和对在中国发展期货市场的质疑。我参加了清理整顿中的多次重要会议，最后思想统一到了小平同志对于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探索的意见上：“允许看，但要坚决的试，试了不行，再关闭。关也可以留个尾巴，再看看。”因此，国务院确定的期货市场清理整顿、规范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有限度试点”。

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撤销，我来到证监会担任办公厅副主任。2000年，我出任证监会期货部主任。2001年3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把“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写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期货市场“再发展”的问题引起重视。在“十五”计划中能有这样的一句话，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这一句话自然就是证监会今后对待期货市场的基本态度，从证监会到各交易所都开始思考和探索“如何实现稳步发展”。大家当时共同的想法是：要吸取20世纪90年代市场探索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 “期货市场规范发展，争取各方理解、信任、支持，然后再发展、再规范以获得更多理解、信任和支持”的良性循环之路。具体的操作应该是：先加强现有品种的市场监管，发挥一些市场功能，总结一些发展经验，再把这些作为案例拿出去宣传，让各方面认识到期货市场的作用，赢得市场主体初步认可后，争取批准推出新的品种。一旦推出新品种，更要“小心呵护”，在持续规范监管的同时保证功能发挥。从规范现有品种到发展新品种再到规范新品种，循环往复，从而让整个期货市场规范有序地向前推进。如果说眼前的都搞不好，就着急推出新品种，那就是在走前十年的老路，会出很多问题。规范和发展是一个天平的两端，平衡好才能持续地发展前进。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管，发展再快也是靠不住的。但是如果监管不得法，甚至监管过度，致使发展停滞，那监管也就失去了意义。

2001年，经过清理整顿的期货市场秩序规范，交易量开始恢复。当年，三家期货交易所的商品期货双边交易量达到1.2亿手，同比增长120.59%；成交金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87.44%。我们和各交易所积极筹划在促进现有品种功能充分发挥的条件下，争取推出新品种。

积极争取上品种
期货市场“再发展”很不容易，克服了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当时社会上对期货市场有不好的印象。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人都看到了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市场操纵、欺诈等，但很少看到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套期保值的成功案例。因此，期货部和各交易所在推出新品种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筹备、解释工作，直到2004年才取得阶段性成果。2004年，各期货交易所分别推出了棉花、玉米、燃料油、黄大豆2号等新期货品种。

这几个品种推出的过程中，我有两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2003年前后，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积极争取玉米上市。但当时正是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下降相对短缺的时期，而玉米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它既是主要的粮食品种，又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所以国务院各相关部委很重视，态度很谨慎，不希望因为开展玉米期货影响玉米价格的正常表现，影响生产流通。大商所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方案，去国务院各部委汇报，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表态，只说可以考虑。当时我和大商所时任总经理朱玉辰商量，能否让玉米主产区地方政府主动去向国务院提出需要玉米期货。玉米最主要的产区是东三省和内蒙古，我们想如果能得到这四个地方政府的支持，会非常有利于玉米期货推出。于是我和朱玉辰一起去找这四个省、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一个个去拜访, 一个个去沟通，做了一圈工作。当时我们主要就是去说现有的大豆期货怎样服务农业和相关产业，玉米期货推出又会对玉米产业和产区带来哪些作用等。这样一圈下来，这件事真的就做成了，四个省级政府联合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国家支持推出玉米期货。拿到这个文件，我们再去做各部委工作，玉米期货终于成功推出了。这件事情到现在我也是印象深刻，在当时的形势下，能够说服四个省级政府联合写报告要求推出期货品种，真的不容易。

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争取推出白糖期货，又是不同的情况。之前我们国家已经有两个白糖远期批发市场，类期货功能发挥比较好，一个是广西柳州的糖业批发市场，还有一个在云南昆明。听说郑州想上白糖期货，广西、云南两个省级政府写报告到国务院反对郑商所上白糖期货。所以，我和郑商所时任总经理王献立就去找广西和云南两地的主要领导做工作。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去争取：第一，虽然白糖期货在郑州推出，但是我们把服务全国，包括广西和云南糖业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第二，郑商所是一个全国性的期货交易所，受国家统一监督管理，未来它会是走向世界的交易所，这样一个国际化的交易所会有利于我国白糖产业更好发展；第三，期货交易需要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集中交易，白糖交易所设在某一个白糖主产地，其他产区也不会满意，因此在郑州是更好的选择。我们就这样把这个道理“掰开揉碎” 了去讲，才得到广西、云南省政府的支持，它们又重新给国务院打报告，支持郑州推出白糖期货。

在中石油调研
在期货市场“再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丝毫也没有放松监管，始终把市场秩序的规范、市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的基础建设作为获取社会支持、促进功能发挥，赢取市场长远发展的前提。2004年，按照证监会党委的要求，范福春副主席组织期货部和几家交易所开始筹建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并在2006年成功建立。这项制度在全世界都是首创的，实现了对全市场投资者实名制开户、资金、持仓等基础数据的即时监管，大大提升了期货市场的监管水平和运行效率，赢得了市场参与者的信任。同时还建立了期货市场投资者保护基金，能够很好地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作用。这些基础建设极大地提升了市场各方参与者的信心，赢得了社会各界对期货市场的支持。各交易所也加大了促进市场功能发挥的工作力度，短短几年，交易品种逐步增加，市场交易规模大幅度提升。2006年中国期货市场双边交易量近4.5万手，是2001年交易量的近4倍；双边成交总额逾21万亿元，几乎是2001年成交规模的7倍。市场秩序规范，我国期货市场开始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因地制宜谋发展
2006年，我来到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担任总经理、党委书记。我来到上期所之后，按照证监会的要求，继续遵篇循着规范发展的理念，和上期所的同志们一起努力工作。上期所的定位是以工业品为主的交易所，我们在新品种研发上会借鉴一些国外经验，但是我们不会因为国际市场上某些品种不成功我们就放弃，国际市场某些品种成功就去盲目效仿，而是从国情出发去考虑。钢材期货就是一个例子。钢材在境外期货市场上不是成功的品种，因为钢材很复杂，有螺纹钢、线材、卷板等，某一个标准化的品种规模都很有限，比如说汽车钢板总量很大，但会有若干种不同的标准和规格，或者说很难说哪一个品种市场更需要。为了调研钢材期货的可行性，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后来我们发现，欧美国家钢材期货做不起来主要是因为它们大量应用钢材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基础建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它们各个产业对钢材都有很特殊的需求。但是我们国家正处在大规模开展基建的时期，当时我们预测，我国大规模城镇化基础建设和工业化至少还会持续二三十年。因此，我们认为推出钢材期货在中国是可行的。在具体品种选择上，我们选择了螺纹钢和线材，因为这是建造房屋、桥梁、隧道、港口等都要用到的基础材料。同一标准的螺纹钢市场规模很大，对期货市场的需求很强烈，适合开展期货交易。我们推出这两个品种后，螺纹钢交易量很大，线材不太好，推两个同类的品种也是我们经过考虑做出的决定，我们想让市场来做选择，由于螺纹钢和线材的同质程度高，参与螺纹钢期货就可以完成市场对线材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市场选择了螺纹钢集中交易。

钢材期货推出的时候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为了获得钢铁行业的支持，我请上海证监局的领导帮助联系一位在钢铁协会任职的宝钢集团主要领导，这是一位非常好的领导，对我国钢铁产业的健康发展很有责任心，但是当时她对期货不是很了解。在2007年的一次上海市党代会上，我们碰见了。我们相距还有七八米时，远远地她就对我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意思是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但是现在让我支持开展钢材期货不可能！后来我们持之以恒地与钢铁协会的多位领导真诚沟通，把大家的认识都统一到规范开展钢材期货交易，为我国钢铁工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这个共识上，钢铁期货上市才获得钢铁行业的支持。原油期货的推出，也经历了基本相同的历程。从事钢铁、石油等实体经济各行各业的许多老同志都非常好，他们对国家有很强的责任心，对自己的事业都有很深的感情，一点也不允许他们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来破坏行业的发展。但是当他们真正了解之后，了解了期货市场功能和监管规范的情况之后，他们就会真诚地支持期货市场为相关产业发挥功能。

上海期货交易所白银期货上市典礼
黄金期货的推出和引入商业银行参与，也是期货市场“再发展” 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进展。当时国内所有商业银行都有黄金的现货交易，它们也参加由央行主管的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远期交易。参加黄金现货交易的商业银行，都有很强的套期保值需求。因此，当时上海黄金交易所也酝酿要推出黄金期货，但是在1999年《期货市场管理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期货交易只能在期货交易所进行。因此，2008年证监会和人民银行、银监会沟通协调之后，上报国务院，批准了在上期所推出黄金期货交易。随后，银监会规定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成为交易所会员的方式从事境内黄金期货交易，这是我国银行业首次获批从事境内期货业务。因为当时在金融业有一句玩笑话叫“防火防盗防期货”，就说明期货始终被认为是风险程度最高的金融工具。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金融机构的各监管部门对参与期货交易一直是严监管，当时不仅银监会不让银行参与，就连证监会也不允许自己监管的证券公司参与期货交易。银监会能批准商业银行参与黄金期货交易是一个重大的进展，一方面说明我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在迅速发展，规避风险的需求显著提升；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上了台阶，已经可以为国有资本和金融机构提供可靠的风险管理服务。

深化服务促开放
除了争取有更多新品种的推出，我们也重视对现有品种功能的优化，这是良性循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期货市场是在这30年发展起来的，与国外100多年的演变发展有很大的不同，是突然在计划经济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所以实体经济有很多不适应、不理解。一方面，参与和利用期货市场功能的认识和能力比较弱；另一方面，市场中介发展不充分，交易所提供的功能服务与实体经济的具体情况有差距，也就是“不接地气”。所以，即便交易所把一个品种推出来，很多实体企业也不会用。再加上有些合约和规则与实体企业需求不相匹配，因此，许多中小实体企业运用期货的就更少了。举个例子，铜合约一手是5吨，这个合约应该说并不大，但是对于早期的乡镇企业或者一些商品加工企业来说，这个量就太大了。这些企业每天都用铜，有套保的需求，但是合约与它们的需求不相符。江浙一带的很多加工企业，做个衣服扣子，做个拉链，做个小商品，都要用到铜，但它可能一年都用不到5吨铜，它们也不具备参与期货交易的能力，那它们的套保需求如何满足？如果期货市场不能为千千万万这样的经济细胞提供服务，那就不能说期货市场很好地实现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我认为这始终是交易所和期货公司等中介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应该合力解决的问题。

交易所怎么去深化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我觉得直到今天也还是任重道远。我的体会是，我们应当从市场最基本的功能入手，期货市场最基本的功能是价格发现。过去一般说期货市场基本功能是 “价格发现、套期保值”八个字，是平行地说。而我认为，价格发现是基础功能，套期保值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因为“价格发现”不论对参与市场的交易者，还是对不参与交易的社会各面来说都有意义。就像天气预报对每个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意义一样，期货也应当考虑如何对不同层次的实体企业产生作用。现在美国、英国的期货市场应该说已经发挥了这样的功能。要让每个市场主体都能够利用或者参考期货价格，要做的工作还有太多太多，而且可以说永远都做不完，任何时候都有深化的空间。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揭牌发布会
期货市场进入规范发展阶段以后，上期所和其他兄弟交易所以及各期货公司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做这个工作。上期所还从促进国际化方面来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交易品种的现货生产流通已经基本国际化了，但期货还没有跟上。期货要为国际化的现货生产流通服务，就必须加速提升国际化水平。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对境外交割品牌的认定、保税交割和连续交易等。这些制度创新带来的业务深化和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大提高了期货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满足对外开放风险管理的需求，为推出原油期货搭建国际化平台打下了基础。

随着我国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良性循环自然应该衍生出 “期货引领现货市场发展”的作用。现货是基础，期货是在现货上衍生出来的，但期货在适应并服务现货发展水平的同时，也应该引领现货市场的发展，比如期货市场的标准化、规范化对现货市场的品牌效应、集约化生产流通、环保水平的提升都有重要作用。比如，在铜产业发展中，铜期货交割的品牌效应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有铅，铅淋雨会造成污染，所以我们对铅的交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保证不能产生污染。利用期货市场对现货生产、流通提出要求，从而促使国家的环保法规落实，促进产业质量和环保节能不断升级。

加快立法赢未来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40年，期货市场探索发展30年的历程，我们走到今天可以说成就巨大，但依然任重道远。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凡是政府派出去的出国考察团都规定不能去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参观，交易所被认为是投机和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姓资姓社的争论，思想观念的改革开放，艰辛而曲折。所以小平同志的伟大就体现在这里，他提出市场经济也讲计划，计划经济也要用市场，股票期货这些市场经济的东西允许看，但要坚决尝试。有赖于他对改革开放的坚强卓越领导，才有了今天中国各行各业40年的惊人成就。随着我国期货市场的稳步发展，期货的功能发挥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获得各方的认可，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实践日益丰富，社会各界就越能深刻地感受到市场的功能和作用。现在，你基本听不到还有人说期货市场是一个“赌场”，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期货有投机性，但这把“双刃剑”也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放眼未来，我国期货市场将继续加强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建设。在当前，法制化尤为重要。2013年，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制定期货法的议案建议，列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过去近20年，我们一直依靠国务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来规范、发展市场,而现在我国已经具备了制定《期货法》的市场基础。首先，期货市场的长足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市场规范经验，也指出了一些重要制度的完善方向；第二，期货市场20多年来的制度建设为《期货法》的制定打下了扎实的法治基础；第三，我国期货市场已具备了制定《期货法》的监管基础。为加强期货法治建设，上期所还组织做了很多《期货法》相关的研究工作，我们起草了一部“山寨版”《期货法》。我鼓励大家说，不要小看 M3“山寨版”的《期货法》，如果以后全国人大正式通过的《期货法》发展中有一条出自我们这里，我们就值了，我们就为期货立法作出了贡篇献。而且我们也应该把这个研究过程作为一个学习法制、学习市场管理的过程，为未来做好准备，因为《期货法》迟早都会推出。

为什么《期货法》的制定值得高度重视？因为对于期货市场这样一个高风险市场来说，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必须要通过《期货法》来解决。国务院行政法规没有权力对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规定。我们出国考察国外期货市场的监管，会发现其实国外的监管更加严格和高效，就是因为它们有《期货法》。一般来说，一个市场如果发展得好，它的法律法规一定是比较健全的。现在在金融资本市场领域，只有期货市场还没有制定出法律，仅有行政法规层级的“条例”。我们在市场上经常听到“国内监管过严”的说法，指的是有时候随意性更大，或者阶段性更强，有些政策可能朝令夕改。当然《期货法》迟迟无法推出也有很多客观原因，现在《证券法》还在修改过程中，期货和证券又有关联，因此《期货法》可能要等到《证券法》修改确定之后才能落地。

市场化和国际化就很好理解了。市场的有效性已经在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从国际化方面来说，中国经济已经与全球经济密不可分，我们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生产消费国，产品大进大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封闭的、只允许国内投资者参与交易的期货市场，功能发挥会始终受限制。总之，我们一定要继续加强期货市场的法制建设，这是我国期货市场今后能否保持长期稳步发展的关键。

编辑李周睿琪
来源《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
审校徐媛
监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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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发展篇】 杨迈军：期货市场规范发展良性互促的 “再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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