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收官之年：金融副省长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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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日下午，中国银行内部召开会议。

经过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监管批准，江苏原副省长王江将出任中国银行行长。

王江原本就成长于建设银行，此次履新也算是回归金融系统。这是今年来第三位“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

另外两位分别是今年3月回到建设银行出任行长的重庆原副市长刘桂平，以及10月履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的广东原副省长欧阳卫民。

王江是山东人，金融专业出身，1999年从学界投身金融界，出任建行山东分行信贷风险管理处的副处长，之后便一直在建行系统中流转升迁。2015年，王江升任交通银行副行长，成为中管干部。

2017年7月，王江以交通银行副行长的身份出任江苏副省长，分管文化、教育、金融、国资等领域。

像王江这样拥有丰富的金融行业从业经验，从金融系统调到地方政府任职副省长/副市长的官员，媒体上称之为“金融副省长”。

据统计，从2017年的王江开始到2019年的蔡东，从中央金融系统到地方去任职的金融副省长就有14人之多。

从时间上看，这些金融副省长集中调任地方的时间都始于2017年7月，从调任的地方来看，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地方以及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地方。

这个时间点，正好是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上，总书记强调：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的第五天，时任交通银行副行长的王江被任命为江苏副省长，由此拉开了金融系统官员密集调任地方副省长的序幕。

因此，此番金融副省长的密集布局，与这次的金融工作会议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这些金融副省长也是背负着重大的使命到地方去的，至于具体是什么使命，还要从历史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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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时任建设银行的王行长被任命为广东副省长。

1997年7月，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炒家利用资金逼迫泰铢放弃固定汇率后，一场席卷东亚以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由此爆发。

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当时广东的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达50%，多数香港及外资银行均暂停对中资企业进行新的贷款，多家地方金融机构包括广信、华侨信托、汕头商业银行等先后出现严重的财务问题，资不抵债。金融机构风险不断攀升越过警戒线，广东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冲击。

11月，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提出，力争用３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化解金融隐患。

这次会议过后，当时深得朱相信任王行长被派到广东出任副省长，主要的任务就是协助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的问题。

当时王行长强烈主张先关闭广信、之后再重组。因为这一举动意味着政府不帮广信换外国银行的借款，这也是政府首度放任官方投资机构自行倒闭。

当时各方对此并不同意，因为这个事情牵连甚广，水深的很。为此王行长的好友在这期间亲自拜访王行长，目的就是劝告他不要忽视金融界和政界高层的复杂牵连。

但是王行长没有向老朋友妥协，依然主导了广信关闭事件。因为当时具有丰富国际金融经验的王行长认为先关闭广信、后申请破产，用这样的方式来“引爆”广信的债务危机，也又可能将一件坏事变成好事。

嗯，经此一役，王行长彻底声名鹊起。不仅国际金融界对他做出高度正面的肯定，封他为“小朱镕基”，就连那些在广信事件中付出昂贵代价的外国银行，也认为他这个举动是建立了中国现代金融秩序的分水岭。

其实，处理广信粤海的问题只是王行长出任广东副省长表面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央要由此开始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在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互相渗透，因此漏洞百出，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

当初为了改革开放以及配合经济的发展，政府决定设立10家有权发债的“窗口”公司，以政府的信誉支持政府组建的金融机构进入国际债券市场。广信成立于1980年，因为最早进入海外债券市场，成为10家窗口公司之一。

90年代中期，广信极速扩张，不仅发行大量的债券，同时还从事房地产和证券投资，涉及股市、地产等巨额投资。到97年底，广信从海外融资50多亿美元，拥有总资产327亿元人民币，规模在中国信托业中排第二，仅次于北京的中国信托投资公司。

但是在扩张的过程中，广信暴露出很多问题，例如内部管理混乱、专案审批不严谨、盲目或不负责任地执行政府官员下达的“计划”、债务不断扩大而又缺乏合理安排等。这使得广信虽然看起来强大，但其实一直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不断用新贷款去还旧债，才得以继续运作。

这当然不仅仅是广信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信托投资业普遍存在的现状，而政府早已对这一现状不满。

所以，在93年中央已经明确规定银行不得向信托投资公司提供同业拆借资金，在95年已经不再对地方政府背景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海外融资提供国家担保，随后又对外债进行全口径管理。

在这种背景下，全国的信托投资公司从700多家减少到200多家，问题严重的中银信托因为违规操作以及资不抵债而被广东发展银行收购。而过去靠政府支持才得以继续运作的广信，在金融风暴期间问题进一步暴露，不能偿还到期的债务。

于是，王行长就被当时主抓经济改革的朱相派到广东，整顿广东的金融秩序，负责收拾烂摊子。

2000年，处理完广东的烂摊子，王行长也被朱相调回了中央，出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辅助朱相继续进行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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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金融风暴，打破了亚洲各国经济急速发展的幻象，包括中国。

广信粤海事件暴露了中国金融业中存在着巨大金融风险隐患，让我们明白——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遥远。

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每次出问题都是通过放水来刺激经济，本来适当的放水是由利于经济的增长的。但是这种大水漫灌导致大量的货币在市场上流通，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而超发的货币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而是在利滚利的虚拟经济中。

譬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所有的金融交易都变得很便捷，有些地方纷纷搞起了互联网金融，比如人人贷、团贷网等影子银行以及P2P平台，甚至还有的地方搞起了数字货币，比如无限币、夸克币等。

譬如，超发的货币流入债务循环中，地方政府和他们的融资平台，利用政府的信用不断加杠杆，吸纳资本借新债换旧债，地方政府债务越滚越大，利率越滚越高。

譬如，2014年借助货币放水，股市一路飙升，翻了一倍多；股市暴跌后，超发的货币又流向房地产，导致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所以，过去这些年货币的大水漫灌，先后推动了资产泡沫、股市泡沫和房市泡沫。因此，中国的经济表面上看是蒸蒸日上的繁荣，但是随着虚拟经济的空转，国内的经济泡沫已经越来越大。

于是，2016年开始，在权威人士的带领下，我们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引导经济脱虚向实。也就是顾子明常说的去杠杆，从供给端干掉低端产能。

首先，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房住不炒”概念，然后就是各种配套政策限制货币进入房地产市场。其次，证监会一方面开始严厉打击借壳和重组，防止企业套汇以及打击股市的虚拟经济泡沫，另一方面设立科创板，为高新科技产业保驾护航，引导货币进入实体经济。

第三，自2017年郭树清履新银保监会以来，便开始银行业乱象的全系统检查，于是，被民间誉为“四大高额返利P2P平台”的钱宝网、雅堂金融、唐小僧、联璧金融，全部爆雷，无一幸免……

在中央的宏观政策下，银监会干掉影子银行，证监会收紧了重组和IPO，保监会锁死了万能险……但是各地有各地的问题，尤其是要引导经济脱须向实，也需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

江苏的P2P乱象严重，地方隐性债务全国规模第一，王江被派到了江苏负责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配合中央清理P2P平台，打击非法集资，清理地方隐性债务。

贵州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谭炯上任不久就带队到上交所推介贵州债券，召开贵州省债券市场投资者恳谈会，加强贵州金融生态环境的信用建设，推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融资平台的到期债务进行收购重组等。

重庆的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背后，制造业和金融业的互联互通，是资源、人口和资金的大量涌入，于是深谙国际法与国际合作规则、曾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李波回到重庆主导中新项目。

履新辽宁副省长3个月的张立林出席“金融助振兴—辽宁行动”主旨会议，并代表省政府分别与国开行、五大国有银行等8家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由此可见，那些金融副省长除了管理金融事务外，还分管商务、住建、国资等事务，在处置金融风险之余，还要帮助地方融资、发展经济。

所以，具备深厚专业背景的金融副省长，是连接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专业型官员，可以更好地运用金融工具，化解地方金融风险，解决实体经济、社会民生领域发展的痛点难点。

正所谓，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

4

回顾历次金融改革，2017年的金融工作会议的主题与1997年的金融工作会议的主题是一样的：针对金融系统性的风险。

正如顾子明说的，当我们还在夜夜笙歌的时候，上层已经在考虑再次出现97年的可能了。

巧的是，这一轮金融改革，我们操作的核心思路就是王行长曾经用过的“主动引爆泡沫，掌握主动权”。

之前在监管层在货币去杠杆之下，干掉了影子银行，打击了P2P金融，封掉了内保外贷的贾王等人；而在18年开始的财政去杠杆之下，开设了科创板，重启了城市大基建，进行国企混改……

这一些列的操作不仅清理了大量内部存在的隐藏风险，同时还强大了自身的战斗力，这对于即将到来的金融大开放，是更好应对挑战的前提基础。

2019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对2019年经济工作进行了总结，分析当前经济形势，还部署了2020年经济工作。对于当前取得好成绩的原因，归结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

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中央有效金融资源助力，同样，中央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离不开对地方实体经济发展更深刻更接地气的了解。

所以，如果说，之前往地方派驻金融副省长是为地方排雷、盘活地方经济。那么，金融副省长的回归则是加强中心队伍的建设，加强中央的调控能力。

而根据2017年的金融工作会议，我们明确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三年攻坚战的安排：

2018年是开局之年
2019年是承上启下之年
2020年则是收官之年

晃眼间，2019已近年末，2020年即将到来，也就是说我们的攻坚战到来收官之年。

2020年我们将会进入彻底化解存量风险、实现轻装上阵的阶段，也是政策发布频率明显加大、政策力度明显加强的一年，因此2020年仍然是我们的政策风险之年。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我们要做好工作预案。”

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除了要做好内部风险的化解之外，还得防范国际金融环境变化对我们的冲击，尤其是明年美国大选年，两党的激烈竞争将导致美国经济的剧烈波动。

因此，到来明年的收官之年，中央与地方相配合，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发展的动力，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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