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远处苦难”的中介化——范雨素文本的跨阶层传播及其“承认政治”意涵
作者 | 李艳红 范英杰
内容提要
聚焦女性农民工范雨素在大众媒体与互联网“走红”的现象，视其为底层表达跨阶层传播的“文本时刻”，该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底层“苦难”进入中产阶层媒介领域的中介化过程的基本机制及影响。研究发现，底层苦难书写经历了双重中介化过程，其本质是按照中产阶层的需要在符号学意义上对底层文本的“洁净化”，这一过程导致对苦难表达的抑制和消解，跨阶层的“同情公众”难以孕育。底层文本所激发的公共讨论证明，苦难书写仍然有可能穿越中介化机制，携带积极的承认政治意义。研究有助于理解底层“自主传播”进入跨阶层的媒介领域可能面临的机会、阻力和挑战。
关键词
底层表达 跨阶层传播
苦难的中介化 同情承认政治
正文
在批判传播学者看来，社会底层总是被大众传媒忽略（underrepresented）、边缘化或刻板印象化。底层受到关注，往往是因为其满足了主流社会的猎奇心理以及媒体的商业诉求；而其自身的处境以及这个社群的公共事务则往往被忽视。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民众自我书写，即被视为底层作为传播主体所践行的一种自主传播（autonomous communication）实践，其公共意义得到凸显。这种自我书写被认为更可能摒弃主流媒体中的偏见、肤浅、缺乏同情或缺乏尊重，从而展现底层民众的情感、渴望、视角和观点，并进行真正情境化的书写。在自我书写的过程中，底层有可能真正孕育自己的阶级意识，发展主体性并成为政治行动者。但是，面对强大的主控文化逻辑或政治经济情况的差异，底层的自我写作始终面临着被渗透的可能，也面临着进入公共领域的种种阻力，因而难以对主流社会发生影响。
上述认识不仅适用于西方社会，1990年代以来对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大量新闻分析也揭示了类似的事实：尽管部分市场化媒体曾经一度为农民工这个底层群体的权利鼓与呼，并对农民工事务有较显著的关注，但这些报道往往基于并倾向于强化刻板印象，将农民工再现为受难者或负面行为者，视其为需要提升素质的人群或城市焦虑的根源；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这些媒体总体上越来越倾向于边缘化或抑制劳工阶层的议题。这些研究均表明，在主控意识形态偏见以及主控文化逻辑围约（containment）的条件下，大众媒体不可能真正提供对底层农民工群体的具有公共意义的写作。在一定意义上，我国的市场化媒体正在成为一个以中产阶层为读者基础和中心的媒介领域。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底层书写尽管具有重要的公共意义，但始终难以对中产阶层占据的公共领域产生影响。
但在2017年,“范雨素”现象则似乎打破了上述控制，在中国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空间产生了一个非常规的“文本时刻”。一个女性农民工对于自身苦难生活经验的写作得到了“远处”城市中产主流世界的拥抱，实现了跨越阶层的传播，这一文本及其所携带的意义，不仅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流通，更实现了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流通。范的作品被刊登在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群体的网络媒体，以极快的速度得到广泛传播，并因此激发了既包括市场化媒体也包括党报等在内的主流媒体的跟进报道，在主流公共空间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可见性，并激发了大量公共讨论，从而拥有了对主流中产社会发生影响的可能。
本文尝试对这一实现了跨越阶层边界的非常规的“文本时刻”提供全面和深入的解读。通过引入“苦难中介化”（mediation of suffering）的研究视角，将范雨素现象视为底层的“远处苦难”进入“此处”中产阶层媒介领域的传播过程，试图解释下列问题：这一底层书写跨越阶层的传播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它所经历的中介化机制为何？在这一过程中，主控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如何或是否真正被打开？进一步，如何认识这一跨越了阶级边界的文本流通和传播过程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理解底层表达跨阶层传播进入主流公共领域的的机会、挑战及文化政治意义。
下文将先回顾“远处苦难”的中介化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脉络，这一领域受到社会科学研究“情感转向”的影响，重视研究苦难之“中介化”所可能产生的道德情感后果,“中介化”概念是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核心。在这部分，我们不仅澄清本文将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中介化这一核心概念，而且据此提出了本文的核心问题，即探讨底层文本的中介化究竟是否将在中产读者群体中激发同情及相关的道德行动。在介绍了本案例的具体背景及研究方法之后，实证的经验分析将由三部分构成：第一，检视苦难再现的双重中介化过程并分析支配其内在逻辑及可能的文本后果；第二，我们转向对受众反应的经验分析，以检验文本分析的结论；第三，跳出“情感”视角转向对这一案例所激发的公共论辩的分析，试图从“承认政治”的角度进一步理解这一案例的文化政治意义。
一、“远处苦难”的中介化：学术脉络与经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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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远处的苦难”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议题，并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苦难”的主题之所以吸引社会科学的注意，原因在于,“它诉诸人类基本的情感如关怀与同情，而对其的中介化则往往触及公共生活的伦理、道德议题以及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本质”。在这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传媒与苦难的研究构成了核心。
传媒与苦难的研究在西方社会受到重视也与近年来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们对于苦难的经验主要来自于传媒这一现状有关。现代传媒的产生使得西方社会有机会观看和体验来自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种种灾难或苦痛，尤其是电视传媒，它使得“陌生人的苦难”被带入家的亲密空间。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写：“成为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灾难的旁观者，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经验。”对于今天西方社会的人们而言，苦难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中介化的经验。
传媒与苦难研究的核心在于探讨传媒究竟如何中介化苦难，尤其是“远处的苦难”。在学者们看来，传媒是权力的来源，也是意义的来源，经过传媒中介化的意义可能产生强大的社会后果。就对苦难的报道和传媒目击而言，它可能会催生公共行动或朝向公共行动的道德倾向（如同情或怜悯或反讽等）。传媒因为行使符号权力，在促使公众理解苦难以及进行相应的政治回应的社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学者们关心的是：对苦难的再现是否有助于拉近观众与受难者的距离，激发基本的关怀（care）以及共情（empathy）的情感；是否有助于培养公众对他者故事及形象的想象力，继而促进产生道德一致的主张，是否能够“将人类的脆弱性景观转换成为对于团结的道德要求”等。
在上述研究中,“同情”构成了社会公共生活的核心，学者们关心，一个“同情的公众”（compassionate public）是否有可能因为对于苦难的报道或中介化而产生。本文将沿这一“情感”路径开展研究，认为跨越阶层的公众的形成，并不仅仅来自于理性论辩的力量，而且来自于对脆弱他者的符号认知，以及来自于对人们参与他者苦难的想象能力的培育。
“中介化”概念的意涵
“中介化”是传媒与苦难研究的核心概念。学者们主要在两个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一方面，它是符号学意义上的再现（representation），指的是传媒如何采用规则与格式生产并传递文本、叙事或话语结构，即，传媒如何讲述苦难的故事。在这一层面，学者们致力于对传媒的内容进行分析和检视，这包括，传媒使用哪些视觉或叙事类型，如何将受难者“他者化”，如何将苦难自然化和去政治化等，并致力于批判上述苦难生产中所蕴含的权力以及道德伦理维度。
但是，这一概念并不止于分析传媒再现本身，而是希望通过对传媒再现之具体表现和机制的分析来理解传媒如何参与到建构公共生活，其分析的终点是社会公众及其行为。因此,“中介化”同时包含进一步的含义，即，作为一个连接传媒再现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概念，上述有关苦难的文本、叙事或话语结构恰恰构成了读者、观众或用户展开其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意义或话语资源，参与塑造和影响社会的良知与道德行为，从而建构社会生活。因此，分析传媒的处置方式以及揭示这一逻辑和模式对于观众之情感、想象和道德立场等的影响，成为这一路径之研究的重心所在。学者们发现，苦难被再现或被报道的方式对观众将产生重要影响，它可能发出不一样的“邀请”,“每一种新闻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让观众参与到苦难的场景以及可能产生不同的行动后果（对受难者不幸）”。
乔利亚拉基（Chouliaraki）对于苦难中介化的定义即典型地体现了上述双层意涵。在她看来，苦难的中介化是“与技术具有关联的话语资源如何生产关于苦难的意义，并且如何提供给传媒观众以对远方受难者具体的参与方式的过程”。这一定义表明，苦难如何被传媒再现的过程，即决定和影响了观众对于远方受难者的参与。苦难的中介化因而既是一种表征，同时也是对社会生活的建构。
苦难中介化研究的最新发展体现在受众的消费和接收层面。一些学者认为，文本的分析并不能决定受众的立场（position），因此倡导引入对受众接收的经验分析。通过对受众回应的研究，他们发现，媒体对于苦难的不同报道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例如，有的报道催生了同情，进而激发了积极的慈善和人道主义的行动，但是有的报道则使人产生“同情的疲劳”，或无力感，甚至是拒绝同情。
本文将在上述学术脉络下引入“中介化”概念来表述研究对象。我们将范雨素及其所代表的文本视为底层对自身苦难经验的自我书写，而这一文本进入城市中产阶层传媒领域的过程即是底层苦难被中介化的过程。与上述文献的“中介化”概念类似，本文将在传媒再现（media representation）及其如何参与建构公共生活两个这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它不仅包含底层的“苦难经验”如何被大众传媒（网站和报纸）再现，也包含这种再现如何参与到塑造公共社会文化（人类的交往与意义建构）的过程。在下文中，我们将通过话语和文本分析的方式考察底层的苦难生活经验究竟如何得到中产阶层传媒的再现和讲述？并分析这种讲述如何塑造中产阶层读者的情感、道德倾向及对底层的想象，进而塑造公共生活。
但是，本文所使用的中介化概念还包括另一层意涵。一些学者认为，与“传媒化”(mediatization)概念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中介化概念具有空间维度的意义，它内含空间的之间性(in-between)这一意涵，因此强调的是两个相互区分的元素、成分或过程之间的连接。在我们的文章中,“中介化”概念因此也包含了这一社会空间意义上之区隔与联系的内涵：它建立在底层与中产阶层传媒领域二者存在区分的基础上，二者分别拥有各自的符号生产规则和受众基础。我们所研究的范雨素现象恰恰代表着在某些关键的时刻，原本属于底层传媒领域的传播文本进入中产阶层传媒领域，使得这两个相互区分的领域或过程之间得以建立连接。我们的重点则在于考察这一连接和协调建立的过程，揭示这一中介化过程的基本机制，并考察这一机制对于中产阶级读者所可能产生的改造或型塑的后果。
本文也将引入“远处苦难”的概念并对其予以拓展。在上述文献中，处于西方发达世界的人们位居“此处”，而来自发展中地区所发生的种种灾难则是地理意义的“远处”的苦难。我们认为,“远处”未必局限于地理意义，也可以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远处”，由于阶层之间的差距，底层的故事对于主流社会而言则构成了社会意义的“远处”。对“此处”的城市中产而言，范雨素所代表的底层农民工群体所经受的苦难同样是一种远处的苦难。因此，底层苦难的自我表达进入主流传媒的流通，也是一种“远处苦难”的中介化过程。
在有关地理意义上的远处苦难中介化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是，传媒对苦难的报道是否能够培育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敏感性，激发一种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cosmopolitan citizenship）以及促进人道主义的救援行动？循此思路，本文试图追问的是，作为“远处”的底层苦难在经历中产阶级传媒的中介化之后，是否有助于在中产阶级读者当中激发和培育“同情”？进而，一个跨越阶层边界的“同情公众”是否可能基于这一中介化过程而形成？
二、作为案例的“范雨素现象”及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聚焦的案例发生于2017年，一名主要在城市从事家政服务业的女性农民工范雨素的文章《我是范雨素》被一家总部位于上海、以城市中产为主要读者的网络新媒体“界面新闻”的编辑发现，于4月24日刊登在这家媒体所设立的一个用以刊登原创、长篇非虚构写作的栏目“正午故事”上。刊登之后，该文迅速在最主要的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得到大量转发，一天之内就在微信客户端突破了10万的阅读量。此后，大量主流媒体，包括市场化报纸、党报以及原生新闻网站等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追踪报道或评论。报道热潮持续了近一个月。主流媒体的报道和持续关注也引发了中产阶层读者的阅读和讨论热潮，在微信朋友圈、微博以及知乎等互动讨论平台，均涌现了大量相关讨论。例如，微博和知乎平台均产生了以“范雨素”为标签的专门话题，这使得围绕该主题的相关讨论得以展开。
本文将把范雨素现象视为一个跨阶层文本流通的传播案例，对其进行整体检视。本文跟进并追踪了整个传播过程，具体而言，以下文本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素材：
首先我们搜集了范雨素本人的写作，尤其是被刊登的两篇文本：《我是范雨素》和《农民大哥》。为了更好地理解范雨素文本在整个底层写作中的位置，我们也阅读了当时范所参加的皮村文学小组的其他作品。
其次，我们收集了“正午故事”编辑的相关访谈、编辑手记以及其他有关的二手材料，以了解范雨素文本如何被纳入主流媒体。
第三，我们收集了大众媒体围绕范雨素及其写作所进行的报道。收集方式是：以“范雨素”为关键词，在权威的新闻数据库“慧科搜索”中进行搜索，时间期限界定为2017年4月25到5月10日。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一方面，这一时间段包括了媒体报道量最为集中、数量最多的部分；另一方面这一时间段也基本囊括了该事件从开端到平息的整个过程。我们将搜集到的文本一一细读，以确定是否与该事件相关（去除“标题党”类不相关以及重复的文章），最终确定了与范雨素事件密切相关的299篇新闻。搜索到的报道或评论文章既覆盖传统报纸及其附属网站，也包括原生的网络媒体如新浪、网易等。针对所收集到的文本，我们主要采取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考察这些媒体报道的主题选择和意义建构过程，并试图揭示过程这一背后的内在逻辑以及它与主控文化逻辑之间的勾连。
第四，为了了解受众反应，我们也收集了读者（网民）在网络平台上的相关讨论。我们选择“知乎”问答社区来观察和分析受众的反应，这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量：首先，4月25日范雨素文本被“界面新闻”刊登之后，知乎问答社区就形成了专门的话题“范雨素”，陆续吸引了不少“网友”在此讨论，网民自主参与的“话题”能够有效地将讨论聚焦并具有持续性，符合本文的研究需要。其次，该平台定位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受众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也较为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即考察城市中产对“范雨素文本”的回应。第三，近年来随着知乎“开放注册”，其理性风格在下降，情感化倾向明显，因而也适合于本文观察案例的情感效果这一目的。在知乎平台上，我们主要通过如下方式收集文本：锁定知乎话题“范雨素”，然后聚焦“精华”区所引发的的回答（即评论），文本收集的时间限定为2017年4月25日至年底，收集了这期间发布的所有文本，总共331条。针对受众文本，我们主要通过量化的方法考察了文本所体现的同情倾向，具体的操作化方式在下文具体介绍。
三、第一层中介化：对苦难主题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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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雨素文本进入主流媒体的第一层中介化机制是作为主流新媒体的“界面”编辑对其作品的挑选。“界面”成立于2014年，其主要目标是服务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以来成长起来的、对财经信息有需要的城市中产阶层。比之于传统的财经媒体，它的定位完全集中于互联网新媒体，例如建设网站以及移动端的应用，是一家新兴的、在行业内和受众群都赢得了相当“美誉度”的财经新媒体。由于服务中产阶层读者的需要，这家媒体并没有将自己的内容严格限定于财经内容，而是有所扩充，同样重视为中产阶层读者提供一些非财经领域的的内容需要。“正午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栏目，它成立的初衷是“寻找那些不为人知且富含意义的线索，被主流媒体忽视的角落，用故事凝视时代，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尝试通过一些纪实性的、非虚构文体来提供具有人文关怀的报道。因此，当2017年范雨素的作品被“正午故事”的编辑选择而进入正午栏目，即意味着这一底层苦难的自我书写有机会进入主流公共领域，获得可见性，与主流读者互动并发生影响。
但是，范雨素的文本并非孤立，它是从众多底层写作中脱颖而出的案例。要理解第一层中介化过程，需要对范雨素与新工人文学的关系进行检视。打工文学（后被称为新工人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其内容与这一群体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往往成为打工者记录“流水线上的屈辱和呻吟”，表现自我和审视自我的土壤。范雨素的写作是“皮村文学”的一个样本,“皮村文学”恰是新工人文学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之后的一个代表。“皮村文学”成立于2014年，是聚集于北京朝阳区一个城乡结合部的一群有文学兴趣的农民工群体成立的一个学习小组，他们大多是对文学有一定兴趣和基础的农民工，在一位北大教师的培训下讨论文学并写作。“皮村文学”继承了新工人文学的特点，与1990年代以来产生的新工人文学一致，皮村文学小组的作品聚焦的也是对底层生活经验的自我书写，其内容涉及工伤、遭受不公，在工业劳动中的压抑感以及对童年和家乡的思念等苦难主题（“正午故事”2017年4月26日）。
范雨素的作品就出自“皮村文学”这个文学学习小组。范雨素的作品尽管显示出了表达风格的独特性，但仍属上述新工人文学的一部分，是对个体和群体苦难生活经验的自我阐释与书写。在2017年《我是范雨素》一文中，范雨素聚焦于自己及家庭成员的个体性苦难，她写了自己婚姻不幸，屡受家暴的遭遇，也写了母亲为两位姐姐的疾病而四处求医的过往。但是范雨素笔下的苦难经验的记述不仅是个体性的，也触及诸多社会性问题。例如，她所写的母亲遭遇——在一次“征收土地维权”的过程中胳膊被拽脱臼——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强拆”所造成的社会性苦难；她写女儿的朋友“丁建平”和“李京妮”，背后反映的是城市务工子女入学的社会议题。她几乎将三十多年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众多热点问题（如阶层固化、贫富悬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子女入学等）浓缩到了个人家庭变迁史的书写之中。
然而，在皮村文学这批作品中，只有范雨素的作品被来自“界面”的主流中产媒体的编辑“慧眼识珠”，从而脱颖而出，其他的底层书写却并无此幸运。对此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第一层中介化的内在逻辑。我们将范雨素作品与同一时期其他皮村文学作品进行了比较，发现可以清晰地辨别范雨素作品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方面，她的文笔更为轻盈，另一方面则是，她的写作其实并不触及一般打工文学的核心主题，如工伤、讨薪、工厂生活等，她更多的是写自己以及家人的人生苦难以及自身的感悟。“正午故事”的主编曾这样阐述他选择《我是范雨素》的原因：范雨素和一般人想象中的“打工写作者”不同，……她不大写反抗、工业劳动过程和工厂空间细节，……（她的作品）不符合大多数人对“打工文学”或“底层书写”界定的主题、故事和语言（“正午故事”2017年4月26日）。这也印证和说明，范雨素文本的被选择并非因为范雨素对苦难的出色书写，恰恰相反，却是因为她避开了常规底层写作的苦难主题。
在回避传统新工人文学中常见的苦难主题之余,“正午故事”的主编所看重的，其实是范文所表达出的面对苦难的克制的态度。编辑在谈到她的另一篇文章《农民大哥》被选择就曾阐述了他们所偏爱的、范雨素对苦难的“克制”表达：“她好像一位局外人，带着冷峻的幽默和理解力，写人物的可笑可叹，周围人的关怀与无奈……有很大的距离感和同情心。”这里所说的“局外人”“冷峻”和“距离感”即意味着一种对苦难表达的克制。在刊发《我是范雨素》一文时，编辑的推介语这样写道：“她文笔轻盈，有种难以模仿的独特幽默感，有时也有种强烈的力量喷薄而出。她像位人类学家，写下村子里的、家族里的、北京城郊的、高档社区生活的故事，写下对命运和尊严的想法……”这里，除了文笔的独特性，编辑看中的是范雨素“对命运和尊严”的想法：她没有将苦难诉诸“命运”，也不过分控诉，而是保持了一种克制、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
上述分析说明,“正午故事”对范雨素文本的第一层中介化过程即是对底层苦难的主题进行转移的过程：一方面,“正午故事”所代表的中产媒体在选择范雨素的同时，即意味着对传统打工文学文本中典型苦难主题的忽略或筛选；另一方面,“正午故事”通过选择范文所代表的“克制”风格的文本，也成功地将苦难的主题转移为“面对苦难的姿态”。这种文本层面的主题转移将可能导致对苦难表达本应产生的道德情感后果的消解。或者说，后者会是这种文本处理的自然后果。
四、第二层中介化：聚焦“走红”与苦难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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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雨素的文本在经过“正午故事”的刊登后，引发了巨大的转发量和热议，这也进一步引起了更广泛的主流媒体的关注，多家媒体都发表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大众媒体在这一期间对范雨素本人、其文本及相关现象的报道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苦难中介化的第二层。
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媒体并没有接续范写作中所开辟的苦难表达的主题，而是转向了新的主题，即，对范雨素“走红”现象的分析。在收集的299篇报道之中，85.3%聚焦的都是走红现象。除了个别评论文章提及“不能忽视范雨素走红背后其源文本指向的‘个体遭遇和社会问题’”，呼唤应该关注范雨素所表达的底层苦难自身之外，对走红本身的关注已经成为范雨素报道的主要潮流。
在这些报道中，范雨素的走红成为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它不符合常规，进而引发了城市中产读者的一连串好奇心。下述标题均为典型的“走红报道”：
《我是范雨素》自传爆红网络北漂打工嫂的逆袭（《网易新闻》2017年4月26日）
因一篇《我是范雨素》成网红，范雨素为躲避媒体躲进了古庙（《澎湃新闻》2017年4月26日）
朋友圈刷屏、10万+阅读量，范雨素那篇文章有何特别之处？（《凤凰网》2017年4月27日）
《我是范雨素》，这个曾经的小学教师为什么会火了？（《南方网》2017年4月27日）
为什么范雨素突然成为“网红”（《青岛晚报》2017年4月28日）
《我是范雨素》何以走红（《焦作日报》2017年4月28日）
在上述“走红”报道中，大众媒体主要表现为对范本人以及“范雨素事件”的兴趣。就对范雨素本人的兴趣而言，媒体充分体现出“奇观化”的角色，将她再现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奇观”式的他者：她有着良好的睿智的语言，对阶层不平等的不屑一顾、酷爱阅读，有着梦想（《北京时间》2017年4月26日）；拥有文学天赋，是“高手在民间”（《凤凰网》2017年4月26日）；是“祖师爷赏口饭吃”（《蛋蛋赞网》2017年4月26日）；并认为她和凤姐（《光明网》2017年4月26日）、余秀华、方方（《凤凰网》2017年4月27日）、波伏娃（《中工网》2017年4月27日）等代表的女性解放的符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聚焦“范雨素事件”的兴趣而言，媒体主要将她的走红视为一个可供观察和解读的现象，力图通过广泛的采访和讨论为读者解读范雨素何以受到关注。在媒体的评论中,“走红”的范雨素被构建为一个“精神符号”，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被不断强调。例如，《人民日报》发表专门的评论文章写道：“一个育儿嫂以自己的文字让我们看到：即便在飞机轰鸣而过的出租房里，也还能找到不同寻常的人、遇到不同寻常的事。……也让人思考科技蒸蒸日上之时，人文精神回归与重塑的问题。”（《人民日报》2017年4月26日）《光明日报》则发表评论文章：“范雨素提示我们，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写作，重新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为平庸的日常赋予意义。”（《光明日报》2017年5月1日）。另外一些媒体则通过各种访谈参与到这场阐释范雨素意义的过程中，皮村文学小组写作培训教师张慧瑜认为，范雨素是“更有自觉意识的创作者，她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澎湃新闻》2017年4月26日）；而作家野夫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范文提供了范雨素的价值观，她的生活,“嘻嘻哈哈之中暗藏褒贬”（《财新网》2017年5月4日）。
上述分析表明，底层苦难的第二层中介化过程是将苦难主题再次转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苦难”消失于“走红”之中，在有关“走红”的共鸣式报道之中，媒体转向了对范雨素本人及其走红的好奇，与此同时，底层的苦难则被彻底搁置。媒体不仅未能沿着“底层表达登上主流公共空间”所开辟的罅缝，将报道进一步深入到这个群体逼仄的生存处境中去，更没有进一步将这一群体的生产和生存处境历史化和现实化，追问导致其处境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相反，通过对走红现象的追逐，苦难再现所可能产生的道德情感影响也消失于无形。
嵌入于主控文化逻辑的文本“洁净化”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上述过程的内在逻辑呢？我们尝试用“洁净化”（sanitizing）这一概念来揭示这一中介化过程的符号学本质。这一概念初始的含义是指通过清洁而使得某种物品免于污秽、感染或细菌等，但在不同的语境中，它也延伸出一些新的意涵，比如它往往指通过将一些令人不悦或具有侵犯性的特点予以清除，从而使得这一物品变得令人愉悦并可接受的过程。文化研究学者往往将其视为一种解决心理、身份的矛盾性或是消除危险处境的意义过滤和管理的过程。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借鉴这个概念来表述底层文本进行跨阶层传播过程所经历的中介化过程的本质，它表述的是：来自底层的文本需要被清洁和过滤，以满足中产阶层读者的趣味和需要，这一底层的经验和表达恰恰需要通过这样一个过程而被城市中产读者感知为“真实”（authenticity）。
不管是“正午故事”编辑的选择过程，还是在随后中国大众媒体的跟进报道中，范均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农民工迥异的崭新的形象：她热爱读书，会写文章，有一种对社会热点、痛点问题敏锐的洞察力，并且体现出一种对生命尊严的理解和追求。范雨素笔下的苦难也同样迥异于传统农民工的苦难表达：它不大触及生产、工伤和剥削等在主流中产媒体的编辑们看来过于沉重的主题，而是更加“轻盈”，甚至富有“诗意”。不仅如此，在主流媒体的跟进报道中，范雨素还被建构为一个“平淡从容”“诗意人生”和“坚持”等精神的符号性指称。
上述范雨素文本所呈现的崭新的农民工形象，以及文本风格所传达出的与传统打工文学迥异的对苦难的克制性和冷眼旁观式的姿态，均符合中产阶层读者的阅读趣味。这个群体对农民工所从事的生产、面临的境遇及其公共福利问题并无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一个与传统农民工形象迥异的范雨素形象，因为后者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
学者们在早年关于大众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研究中曾指出，针对农民工议题，主流城市媒体一直就存在对中产受众之“戏剧感”诉求的考量，以避免中产阶级读者感到“同情疲劳”。范雨素文本意味着类似的选择逻辑，具有打破中产阶层读者对农民工议题产生“阅读疲劳”的可能。
而将范雨素建构为“从容淡定”的精神符号则进一步折射了处于急速转型进程中的中国中产阶层在面对诸多困境时的精神需要。正如诸多学者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普遍存在相对剥夺感以及生存焦虑，处于这一状况的中产阶层具有一种内生的精神需要，来应对其生存处境。大众媒体与城市中产受众共同建构的范雨素文本，因而成为这个人群所需要的“从容淡定和赤诚，平平淡淡与认认真真”的心灵药方。《中国新闻周刊》的《等待范雨素》一文即直接表达了范雨素对于中产阶层读者所能够行使的这种心灵药方的角色：“聊以安慰的是，你能够知道，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群人，也对生命诚实，他们经历的痛苦或心酸，你能惺惺相惜，你也觉得也能因之被了解。”（《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4月29日）这里所说的另外一群人即是指范雨素所代表的农民工，而这里的“你”即是指中产阶层读者自身,“你”可以从范雨素的经历中获得共鸣。
上述分析说明，大众媒体的跟进报道，是根据中产阶层自身而非底层群体的经验来处理和协调的。这一对文本的“洁净化”处理过程即是按照中产阶层的经验、趣味和需求来对底层的书写进行筛选和意义建构。萨义德（Edward Said）曾经用东方主义的概念来概括西方对于东方的他者化过程，以揭示西方中心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本文的分析因此呼应了一个类似的内在文化逻辑，中产阶层对底层的拥抱，与底层无关，其本质是对中产阶层自身的表述。“底层的苦难表达”所行使的角色，不过是构成中产阶层的“他者”和镜像，得以通过它来反观自我。
五、“同情公众”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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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通过文本分析揭示了在经历双重中介化之后，底层苦难之自我表达的道德情感意义可能被大大消解。下文我们拟通过对受众评论的经验分析来进一步检验这一结论。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在有关苦难中介化之受众影响的分析上，不能只停留在文本分析，而是需要引进经验研究的方法，分析受众对于中介化苦难的现实反应和阐释。本文也是对此召唤的响应。
我们首先分析了围绕范雨素话题进行讨论的受众帖子究竟是否体现出对范雨素及其所代表的群体的“同情”，用以检验媒体报道的情感“效果”：
表1“同情”文本的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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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的分布表明，范雨素文本以及相关报道并未能激发受众的强烈同情，相反,“同情”的表现偏弱：在所有的讨论文本中，只有14.5%的文本（48条）体现出了同情的倾向，大部分帖子则与同情无关（占比69.8%），它们或是延续大众媒体开辟的讨论范雨素为何走红的话题（占比52.8%），或是表达对范雨素文章中人物的好奇心（占比5.4%），或是承认范雨素所代表的价值（占比11.6%）。
值得注意的是，有较大比例的帖子体现了“拒绝同情”（15.7%）。学者们曾发现，媒体对苦难的报道并不总是能够激发受众的同情，相反，部分受众会采用“拒绝策略”以中立化媒介所呈现的痛苦。本研究同样发现了读者的“拒绝同情”姿态，但是，这里“拒绝策略”并非用来中立化媒体所呈现的痛苦，而是因为读者对范雨素文学水平及其文本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有的甚至认为范雨素事件是一种“炒作”，因而拒绝同情。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前面文本分析得到的结论，即，媒体侧重于“走红”的报道可能导致消解同情。更有一些读者将范雨素的苦难与自己作比较，认为自己更苦，将其作为表达自身苦难的注脚，同情的对象从“范雨素们”转向了中产阶层自身。这种将不幸他者“自我化”的方式可视为中产读者对底层苦难的进一步中介化，构成了前文所述的两层中介化的继续，其本质是以中产阶层自身为核心的意义建构。
接下来，我们尝试对体现同情的48条帖子做进一步分析，以理解范雨素文本所激发的同情类型。波坦斯基（Boltanski）在分析媒体与远处的苦难问题时，提出苦难再现有可能在受众当中激发三种不同的同情模式：谴责模式（denunciation）、煽情模式（sentiment）以及审美模式（aesthetic）。赫耶尔（Hoijer）在一项有关受众对电视新闻报道中的受难者影像的反应的经验研究中进一步补充了另外两种同情模式：“充满羞愧”（shame-filled）的以及“充满无力感”（powerlessness-filled）的同情模式。本文尝试综合借鉴两位学者的五种模式对受众帖子中体现了同情倾向的文本进行分析。下表（表2）列出了分析结果：
表2“同情”模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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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学者们的研究中,“谴责模式”和“煽情模式”是最可能激发救助或关联行动的两种同情模式，因为谴责模式体现为在同情的同时对“引发苦难”的对象进行批判从而激发行动,“煽情模式”往往体现为对救助者的感激，也具有激发参与救助行动的可能。但审美、羞愧感和“无力感的同情”这三种模式在激发行动方面的倾向则较弱。从上表可看出，五种类型的同情模式在受众文本中均有体现，但比重有所不同。其中具有激发行动潜能的“谴责模式”占比很小，仅为4.2%。在我们的分析中,“准煽情模式”占比较大，为54.2%，我们之所以将这一类型的受众表达归纳为“准煽情模式”，是因为这一类型与前述学者归纳的煽情模式还是有差异，在我们的观察当中，读者往往只是单纯地表达自身受到了范雨素写作的触动，由于范雨素的苦难中并未出现“救助者”，这些帖子往往并不体现为对救助者的感激，因而不大可能激发参与救助者的类似行动。
上述分析进一步印证了前文的结果，即，经过中介化之后的底层的苦难写作，尽管在主流公共空间赢得了可见性，却未能在读者当中激发足够的同情：读者们在讨论中表达的内容往往无关同情或拒绝同情，即便在少量的表达同情的文本中，也未能体现出行动取向。这些分析进一步印证，苦难再现所可能具有的道德和行动潜力并未能在这个案例中得到体现，跨越阶层的“同情公众”因而并不可能得到孕育。
六、确认尊严：“范雨素”现象的承认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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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对这一跨阶层传播案例的全面否定，事实上，中产阶层的媒介领域尽管对底层的苦难文本进行了主题转移，从而意味着对可能激发的同情的消解，但却同时激发了大量相关讨论，并不乏反思性。下文拟从承认政治的视角来分析这些公共辩论，并揭示它们所可能具有的承认政治意涵。
作为一个概念，承认政治的哲学根源来自黑格尔，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泰勒（Taylor）、弗雷泽（Fraser）和霍耐特（Honneth）等学者的努力，已经成为今天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哲学议题，也成为启发和指导批判传播学者分析媒体表现的重要理论。对于提出承认政治的哲学家而言，实现承认正义是少数群体实现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更为重要，至少也与经济权利领域的“分配正义”同样重要。但是，对少数群体而言，在追求承认正义的过程中，往往要面对来自主流社会的“压制”。学者们发现,“不承认”（unrecognition）或“错误承认”（misrecognition）是主流社会实现对边缘群体压制的两种主要机制：所谓“不承认”，指的是承认的缺乏，主流社会对边缘群体不加注意，或无视其存在，让边缘群体的文化、阐释或观点消失于无形；所谓“错误承认”，指的是主流社会能够认可边缘群体的存在，但是在认知上却存在偏见。二者均是一种压制和囚禁的形式，它们将边缘群体的成员囚禁在一个错误、扭曲和简化的存在形式之中。
范雨素的写作及其在中产主流公共领域的传播，正是对上述两种非正义机制的纠正。它首先意味着打破主流传媒的“忽视”，有助于增加底层及其生活经验在主流公共空间中的可见度，促进主流公众对这一人群的关注。不过，范雨素文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错误再现”的纠正。如前文所述，范雨素及其文本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刻板再现，展现了农民工更为丰富和崭新的面向。不仅范雨素本人“与众不同”，而且她笔下的人物也体现出诸多不同于主流社会常规认知的面向，他们“不再是单薄的符号，不仅仅是一个白发的乡村农妇、傻里傻气的书呆子、被忽略名字的育儿嫂、失学的农民工子弟，他们有着波澜壮阔的人生图景，有着动人心弦的精神力量、沉甸甸的生命重量”（《上观新闻》2017年4月27日）。这些描述均是对主流社会所建构之刻板印象的打破，因而也是对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错误承认”之机制的纠正。
对底层尊严的确认
但是，范雨素文本对于追求承认正义的更重要意义需要从泰勒提出的两个维度——尊严和差异——得到理解。泰勒定义了两个理解承认正义的方式，一是追求尊严（dignity）的政治，二是差异的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他认为，弱势群体需要一方面视自身为与主流群体平等的群体，另一方面则需要肯定自身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差异，二者缺一不可。所谓承认政治，即是少数群体需要在上述两个方面争取得到主流社会认可，并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自我的身份认同。
范文本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是她对于尊严和平等的主张。这一主张体现在作为主人公的她的行动和语言的方方面面。例如，面对家暴问题，她写道：“我回到老家，告诉母亲，以后我要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了。”体现了她面对男权的不屈；面对女雇主，她写道：“可她仍像宫斗剧里的娘娘一样，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伏地求食。”体现了她对于贫富和阶层的藐视；谈到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她写道：“我心想，这倒霉催的教育部，谁定的这摧残农民工娃子的政策呢？”体现了她对制度权力的敢于质疑。类似关于尊严的主张在2018年年初她与采访她的记者之间的“过招”中更显著为。在这些“衍生”文本中，范雨素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并不胆怯，甚至以采访者的姿态反过来采访记者，她质问：“脑力劳动就比体力劳动高贵吗？”进一步体现出她对于“人生而平等”的主张以及“不卑不亢”的气质（《每日人物》2018年1月4日）。
上述主张在媒体和读者中激发了共鸣，获得了诸多响应。不少媒体评论均认为范雨素的价值和意义即在于其对于平等和尊严的表达。例如，《上观新闻》发表评论，认为范雨素的价值在于她即便在穷苦的生活环境下依然进行精神的求索，以“确认人生尊严、价值和意义”（2017年4月27日）；搜狐网的评论认为，范文“不是跪着、趴着，而是站着写出来的作品”（2017年4月27日）；《中国新闻周刊》的评论则认为，范文表达了她对尊严的捍卫和平等的渴求。（2017年4月29日）
上述对平等和尊严的主张也演化为对中产阶层自身的批判性反思。在围绕范雨素走红现象所引发的媒体讨论和受众讨论中，有一个显著的话语束（discursive package）是“拒绝消费范雨素”。这一论述形成了一股反思的潮流，主要表现为批判媒体和读者以“中产阶级”自身的需求来“消费”范雨素。这些评论或揭示出中产读者“同情”的虚伪（“中产们从范雨素身上读出了什么？”《南方周末》2017年4月28日）；或批判消费范雨素过程中中产的“心理优越感和精神傲娇”（“陌生的范雨素与这个时代的阶层盲区”，《新华网》2017年4月28日）；或对消费范雨素所导致的底层声音的淹没以及底层苦难无从发声提出了反思（《中国青年报》2017年4月26日）。
但是，检视此次范雨素现象所激发的讨论，与对尊严的强烈推崇相反，对差异的认识则很少得到体现。在媒体和受众的讨论中，我们均没有发现体现这种要求的主张，绝大部分评论或访谈只是停留在“追求尊严”这个层面，而并没有迈向“追求差异”。相反，绝大部分的论述均强调应“抹杀差异”,“反对强调范雨素的底层身份”。例如,“围观范雨素不妨忘记她的身份”（《华西都市报》2017年4月27日）；“中产们从范雨素身上读出了什么？”（《南方周末》2017年4月28日）等。在这些讨论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对农民工这个群体所处的、与中产阶层不一样的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更没有看到任何要求认识、理解或追求农民工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差异的主张。
七、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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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一名女性农民工范雨素在大众媒体与互联网“走红”的现象，视其为底层表达进行跨阶层传播的“文本时刻”，对其所代表的文化政治意涵进行了解读。通过引入“远处苦难”中介化的研究视角，本文将范雨素现象视为“远处”的底层苦难进入“此处”中产阶层媒介领域的传播过程，尝试揭示这一中介化过程的基本机制，并分析了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研究发现，范雨素的自我书写主要通过两层中介化过程得以进入中产阶层占据的媒介领域：它首先经过一家城市中产媒体的选择和编辑而进入公共视野，吸引了极高的受众关注；其次，范的文章及其本人进一步获得大众媒体的跟进报道，进而形成了更广泛的关注。在这两重中介化过程中，底层苦难的表达被选择、过滤、抑制和转移。一方面，底层之生产和劳动过程中的苦难被淡化，另一方面，苦难主题也在此过程中被替换为“对待苦难之姿态”以及对“走红”的关注。这些文本处理的过程从总体上消解了“远处苦难”所可能具有的道德政治力量，削弱了将关于苦难和脆弱的展演转变成为对于团结的道德要求和行动的可能，使得其很难激发中产阶层对这个群体的同情和支持性行动。关于受众回应的经验性分析则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结论，跨阶层的“同情公众”难以得到孕育。
但是本文并不因此否定跨阶层传播的文化政治意义，而是认为，范雨素文本所代表的底层自主传播实践，尽管在经历跨阶层传播的过程中被中产阶层媒介中介化，但它仍然具有积极的承认政治意义。通过检视和分析范雨素及其现象所激发的大量公共讨论，本文认为，这一跨阶层的传播有助于纠正主流社会中“不承认”以及“错误承认”的非正义机制，并有助于表达一种对于尊严和平等的主张，在促进中产阶层对底层尊严和平等的认可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本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今天的中国，底层“自主传播”（弱势群体传播）面临什么样的机会和阻力，以及蕴含何种文化政治意义。从本文来看，这一机会、阻力和意义核心地体现在“中介化”机制之中，下文尝试从文化和符号学意义上对这一中介化机制进行归纳，这一机制具有可推论价值。
首先，范雨素案例表明，尽管市场化改革所催生的媒介领域正在形成以城市中产为中心的特点，但它并没有完全封闭底层自主传播实践流通进入主流公共领域的机会，而是在一些非常规的“文本时刻”，可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当一个负载着特定意义和经验的故事得以穿越阶层边界，作为一个对象被主流社会分享、喜爱和评论，它就进入了这样的“文本时刻”。
但是，苦难书写的跨阶层传播必定面临中介化的阻力，它所经历的中介化过程仍然受到主控文化逻辑的支配和“围约”，负载着底层表达的故事首先需要经历一个赢得“进入”（跨阶层传媒领域）的过程。在符号学意义上，这一过程即是一个对底层表达进行“洁净化”的过程。在本文中,“洁净化”首先表现为来自底层的表达需要经过筛选。只有那些能够触碰到受到良好教育的、长期浸染于媒体的城市中产人群的敏感性，并满足他们的趣味，从而让他们觉得“真实”的文本才能够赢得进入的机会。范雨素的文本之所以在众多的苦难书写中赢得了“进入”的可能，恰恰因为它符合这样一种“洁净”文本的需要：不同于传统的底层描述，它所描述的苦难远离生产政治，渗透于日常生活，因而有机会触动对底层劳动过程缺乏感受的中产读者；它所蕴含的面对苦难的淡然姿态更是恰恰契合了于剧烈变迁和社会转型中处于焦虑状态的中产阶层读者的精神需要。
在进入跨阶层的媒介领域之后，这个已经带着“洁净”特征的故事仍然需要面临中产阶层媒体对其的界定、选择和意义建构，这便是“洁净化”的第二步。这一过程的本质则在于，通过都市中产阶级的参考框架，对范雨素这个来自远方的个体他者的经验进行进一步的过滤，从而使这些经验被中产阶层读者看来显得“真实可鉴”（authentic）。在本研究中，这就意味着媒体根据中产阶层读者的阅读趣味、好奇心以及应对自身焦虑的精神需要来进行协调，在文本中即表现为对苦难主题的抑制和转移，从苦难的主题转向聚焦范雨素的“走红”以及对范雨素进行人文精神阐释。由此,“范雨素”被异化成为了满足中产阶层好奇心的“奇观”，也成为中产阶层应对自身焦虑的心灵药方。
不过，上述的“洁净化”过程并不必然否定跨阶层传播的积极意义，本文的研究表明，在跨越社会文化边界的过程中，底层的书写仍然有可能穿越重重中介化机制，将一些并未被中介化的丰富意义携带进来，进而可能塑造中产主流社会对底层的认识。在本文中，这体现为范雨素文本所携带的对于传统刻板印象的反抗，对于主流社会“错误再现”机制的纠正，以及对于尊严和平等的表达，这些均因为在中产阶层读者中激发了大量讨论，从而得以带入中产阶层的媒介领域，进而在平等意义上，有助于促进中产阶层对于这个人群的社会文化认可，实现承认正义。因此，跨阶层的文本传播与主流公共领域的互动仍然具有承认正义的潜力，应该成为公共领域具有活力的面向。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11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王心路 夏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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