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研究局局长发声：支持数字货币研发，服务实体经济

作者：I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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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数字货币，脑海中最先浮现的就是比特币。与比特币相关的关键词，自由、暴富，使人浮想联翩。
2017年12月17日，比特币达到历史最高价19850美元。
现阶段数字货币更像一种投资产品，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担保机构维护其价格的稳定，其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还未显现，无法体现支付手段的职能。
但是，当国家主体对数字货币进行开发，情况或许会不一样。

央行数字货币（CBDC）
数字货币是一种不受管制的、数字化的货币，通常由开发者发行和管理，被特定虚拟社区的成员所接受和使用。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将虚拟货币定义为：价值的数字化表示，不由央行或当局发行，也不与法币挂钩，但由于被公众所接受，所以可作为支付手段，也可以电子形式转移、存储或交易。
这样的虚拟货币，在我国，则与假币犯罪、纪念币违规行为并列，属于干扰人民币流通秩序的范畴。

2019年6 月18日下午，全球拥有20亿用户的Facebook 旗下全球数字加密货币Libra 官方网站正式上线，Libra 稳定币白皮书也公布。但随后，被美国国会叫停。在 Libra 的白皮书中，关于意图、角色、潜在用途和安全性的信息很少，缺乏监管保护，还可能为非法活动和洗钱提供平台。

但是，依托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是金融创新的大趋势。

三年多前我国央行就已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机构，明确数字货币不是让货币去实现某一种技术方案的应用，而是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时也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
其次，数字货币的发展既是有技术发展上的必然性，可能未来取代纸币硬币。再次，依托相关技术的虚拟资产交易不太符合中国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向。最后，央行已经在和业界组织研发，与市场共同合作，官方数字货币的测试也在时间表上。
7月8日在“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启动仪式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央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未来要推动央行数字（CBDC）货币研发。

数字货币对货币

早先，2008年金融危机后，虚拟加密数字货币的概念被提出。
不依靠特定货币机构发行，且数量有固定上限，且全世界自由流通，不受监管。不用再担心手中的货币是否会受到发行当局增发货币而贬值。
数字货币可以认为是一种基于节点网络和数字加密算法的虚拟货币，本质就是一堆复杂算法所生成的特解，特解是指方程组所能得到有限个解中的一组。
由于算法解的数量确定，所以数字货币的总量固定，这从根本上消除了虚拟货币滥发导致通货膨胀的可能；由于交易过程需要网络中的各个节点的认可，即分布式记账法，因此数字货币的交易过程足够安全。
对于由央行开发的央行数字货币来说，这两点尤为重要。央行货币的数字化有助于优化央行货币支付功能，提高央行货币地位和货币政策有效性。
区块链所代表的技术也被称作为分布式账本技术，即在分布式系统里的一套记账方法，与现有金融系统的“复式记账法”区分开来。复式记账法一句口诀“有借必有贷，借贷两相等”，分布式记账法一句口诀“一笔交易，全部记录”。

来源：亿欧咨询

以央妈信用背书，并且作为中央节点，形成一个星形网络，保证两边机构账务的一致，但是错误还是时有发生，且对账效率低下，成本也较高。而区块链就不一样，实时对账，一旦发现账务错误，则这笔记录不会被接受，因为所有节点都存一个完整的拷贝。
在货币供给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初始货币提供量与社会货币最终形成量之间客观存在着数倍扩张（或收缩）的效果或反应，这即所谓的乘数效应。
以20%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计算。A银行的100块，可以贷款出去80块，贷款人将钱存在B银行，B银行可以贷款出去64块，贷款人将钱存在C银行，C银行可以贷款出去51.2块......
这是理想状态下，实际情况中很难追寻存在银行的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

但是分布式记账法下的货币流转节点记录清楚，央行可以准确掌握社会货币情况，可以更好的利用政策调节市场中的货币供给情况。
在前期央行数字货币没有完全推广时候，央行数字货币（CBDC）也可以成为一种计息资产，满足持有者对安全资产的储备需求，也可成为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
CBDC还可成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一是央行可通过调整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影响银行存贷款利率；二是有助于打破零利率下限。
2018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22203.12亿笔，金额3768.67万亿元。
数字货币所采用的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不需要任何类似清算中心的中心化机构来处理数据，交易处理速度更快捷；与传统的银行转账、汇款等方式相比，数字货币交易不需要向第三方支付费用，其交易成本更低。
基于分布式分类账技术进行价值交换的分散机制改变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所依赖的总额和净额结算的基本设置。分布式分类账的使用也会给交易、清算和结算带来挑战，因为它能促进不同市场和基础设施中传统服务供应商的非中介化。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认为，下一步，还要完善金融科技监管制度框架、发展监管科技，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要研究如何制定数字金融的数据标准，推动数据标准的统一、提升数据的机器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