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宽货币到宽信用：理论、现状及政策建议

文恒大研究院任泽平方思元杨薛融梁珣

正文

1 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及中国现状
货币政策传导可以分为五大渠道，分别为信贷传导渠道、利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传导渠道、汇率传导渠道以及预期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分狭义及广义，前者强调货币供给，即央行通过调控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改变银行贷款能力，后者强调货币需求，即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影响企业和居民的投资消费行为，带来总产出变化。“利率传导渠道”，指央行通过调整短期名义利率，在通胀预期刚性的条件下，影响短期及长期真实利率，进而影响企业投资及居民消费。“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强调心理预期因素，通过影响资产价格，影响企业资产重置活动以及居民消费意愿。“汇率传导渠道”，核心是一国利率变化通过利率平价影响本币汇率，进而通过净出口影响产出。“预期传导渠道”，指央行通过市场沟通增强公众信任度，稳定预期，从而提升货币政策的操作效果。从重要性来看，五大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信贷传导渠道和利率传导渠道为主，分别对应货币政策的数量型调控及价格型调控，而资产价格、汇率以及预期传导渠道则更加偏重与其他渠道发生协同作用，共同影响产出。
金融危机后至2018年，我国主要经历了三次经济下行期，均对应货币政策宽松周期，但宽货币到宽信用再到实体经济的传导效率却逐步减弱，货币政策传导更加困难。第一轮为2007年三季度至2009年二季度，第二轮为2011年二季度至2012年四季度，第三轮为2014年三季度至2016年四季度。总结三轮宽货币到宽信用周期：一是货币政策的反应越来越及时，从经济开始下行到宽货币政策出台的时滞在逐渐缩短，三轮时滞分别为5个季度、3个季度、2个季度。二是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传导时滞逐渐拉长，第一轮和第二轮宽货币都几乎同步传导至宽信用，而第三轮传导的时滞为2个季度。三是宽信用到实体经济的传导速度逐渐变慢，三轮时滞分别为2个季度、3个季度、5个季度。通过计算三轮宽货币周期中，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发现：1）信贷渠道与经济增长整体相关性最高，但传导效率逐步下降。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宽信用传导高度依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有效性的下降，是导致宽货币难以传导至宽信用的主因。2）利率渠道有效性低于信贷渠道，但重要性与日俱增。受益于利率市场化的持续推进，短期政策利率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效率日益提升。3）资产价格渠道的有效性低于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但有明显改善趋势。我国资本市场近年来快速发展，已成为企业融资和居民资产配置的重要渠道，对于投资及消费的影响力日益显著。4）汇率渠道传导效率较低，但逐步改善。5）预期渠道影响力不断提升。

2018年以来，我国进入第四轮货币宽松周期，但企业融资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未显著下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成为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一大问题。具体来看：1）信贷渠道总量传导通畅，但存在结构性失衡。信贷需求方面，过去作为加杠杆主体的基建及房地产行业杠杆上行空间有限，民营小微企业抵押品少，难以获得银行融资；信贷供给方面，中小银行资产质量及资本补充压力均较大，放贷意愿不足。2）利率市场化仍未完成，政策利率对银行间市场利率、交易所市场利率、贷款利率及非标利率传导效率依次递减，官定基准利率的存在，导致利率调控难以实质影响与企业融资最为相关的贷款利率。3）资产价格渠道传导动力不足，一方面房价受金融周期及房地产调控制约，另一方面股票市场制度建设仍有待完善，且在实体经济盈利暂未明显改善的情况下，难以发挥正强化效应。4）汇率渠道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增加出口不确定性。5）预期渠道基本通畅，市场信任度较高。央行不断提高与市场沟通的频率及深度，对于市场预期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2 我国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的两大阻碍
从当前五大货币政策渠道的传导情况来看，信贷渠道仍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当前我国信贷渠道传导面临两大阻碍，一是我国金融周期进入下半场，二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1）金融周期进入下半场，信贷渠道疏通难度加大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日欧均在金融周期下半场遭遇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难题。我们对三大经济体分别选取了一段金融周期下行期，美国为2007年至2013年，日本为1990年至2006年，欧元区为2008年至2015年。从共性来看，在金融周期下半场，三个案例中信贷渠道传导均受阻，各国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均不同程度增加了数量型政策工具。从个性来看，美国复苏最为成功，而日本陷入“债务—通缩”循环，欧元区复苏缓慢、效果不佳，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对信贷渠道的修复效果不同。日本及欧元区应对危机的力度和反应速度均不足，量宽政策推出迟缓。信贷供给方面，未及时救助金融机构，银行不良率快速攀升，风险偏好降低。信贷需求方面，除政府部门加杠杆外，居民和企业部门去杠杆进程缓慢，债务负担过重，收入增长前景低迷造成偿债能力不足，迟迟难以再度加杠杆。而美联储应对危机反应迅速，15 个月内迅速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至0.25%，且三轮量宽政策陆续推出。信贷供给方面，美联储直接购买金融机构风险资产，转移不良债权，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快速出清。信贷需求方面，首先政府部门大幅加杠杆，对冲企业及居民部门去杠杆冲击，随着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去杠杆充分，企业部门再度实现加杠杆，经济稳步复苏。此外，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使得利率传导渠道也能较快传导至企业融资成本，实现“利率+信贷”渠道联动。

2016年以来，我国金融周期从顶部开始下行，资产价格整体承压，信用扩张动力不足，一方面不良资产压力加大，同时金融监管趋严，中小银行经营承压，利润增速下滑，资本补充难度提升，信贷渠道受损，放贷意愿较弱，另一方面，企业及居民资产负债表有所恶化，信贷需求降低，信贷渠道传导的难度确实较大，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降低。

2）金融供给侧结构性失衡
在金融供给侧方面，我国当前还存在金融供给难以匹配金融需求、金融结构难以匹配经济结构的问题。首先从总量上来看，我国宏观杠杆率处于高位，尤其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杠杆过高，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其次从结构上来看，我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较低，且发展不充分；间接融资中以银行为主，其他金融中介占比较低；银行中以大型银行为主，缺乏定位于专注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在这种金融结构下，我国金融供给具有风险偏好低、重抵押物、风险识别能力弱等特点，有效支持了过去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然而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消费、创新、中小企业成为主要驱动力，具有轻资产、高风险等特点，金融需求变化后，金融供给转变缓慢，滞后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亟待进行系统性金融体制改革。

3 加快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
当前我国以信贷渠道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定程度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部分实体领域融资困难，货币政策应该从数量型调控向“数量和价格并重、逐步推动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到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
从我国以及国际经验来看，以信贷渠道为主的传导机制和以利率为主的传导机制对于经济有着全然不同的影响。以信贷渠道为主的传导路径在发展中经济体大都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能够有效引导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重要部门，政策效果立竿见影。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演化，信贷渠道弊端开始显现：（1）对实体经济传导方面，易成为货币当局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恶化实体经济固有问题，大量的金融资源集聚造成人才资源倾斜，研发密集型及创新型产业生产率受到拖累，经济结构及韧性受到深远影响；（2）对利率渠道联动方面，由于信贷渠道仅能调控货币供给，难以控制货币需求，造成利率波动加剧，抑制实体经济投资及消费需求；（3）对资产价格渠道联动方面，由于广义信贷渠道与房地产价格息息相关，两者传导叠加易形成倍数效应，滋生房地产价格泡沫；（4）中介目标有效性方面，由于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发展，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实体经济相关性均不断下降，难以形成有效调控。
而以利率为主的传导路径能够有效增强市场化资源配置，弥补信贷渠道不足，传导机制更加灵活，具体来看：（1）对实体经济传导方面，实践经验显示，利率渠道的传导有助于延长经济复苏时间，一方面由于利率渠道对于其他渠道的联动效应更加明显，兼顾内需及外需，另一方面利率渠道对于实体经济的传导具有普惠效应，更有利于支持新兴产业增长，缓解结构性问题，适合转轨经济体转向高质量发展诉求；（2）对资产价格渠道联动方面，与信贷渠道传导相比，利率渠道更有利于股票市场，一是在估值层面提升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价值，二是在基本面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盈利。成熟的股票市场更符合新兴产业融资需求，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3）对汇率渠道联动方面，短期的低利率带动本币贬值，可通过刺激出口提升经济恢复动力；（4）中介目标有效性方面，价格型中介指标可测性、可控性及相关性均较好，可以随时观测，及时评估货币政策效果，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及可信度。而利率渠道同样存在局限，主要体现在难以有效调控信贷渠道传导：在经济过热时，利率渠道的传导难以管控信用投放，连续加息的滞后效应又易戳破资产泡沫，在经济萧条时，单一的利率调控难以修复信用，延缓经济复苏。所以在金融周期下半场，仍需搭配数量型货币政策修复信贷渠道，并且要从信贷供需两端同时发力。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动力已经具备，然而向价格型调控转型条件仍有待成熟：（1）首先，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金融产品发展深度相对不足，金融市场利率传导存在摩擦和障碍，短期向长期利率传导不畅；（2）其次，当前我国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贷款及非标市场间利率传导存在割裂；（3）最后，我国实体经济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是疏通利率传导机制的重要障碍，造成相关领域对利率变化不敏感，挤占金融资源，民营、小微企业难以获得充分的融资支持。未来在积极疏通利率传导渠道的同时，也要兼顾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经济体，拉动经济增长依然较为依赖投资，预算软约束部门依然挤占部分金融资源，金融市场深度及广度不足，利率渠道短期难以实现完全疏通，此外金融开放步伐有所加快，要协调好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以及利率市场化推进的节奏。因此，未来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仍面临诸多重点和难点，需要各方面协调配合，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厘清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隔离政府与企业信用，弱化预算软约束预期，实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

4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目前金融供给侧结构的问题，未来政策要在以下几方面着重发力：
第一，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有效稳住宏观杠杆率，管好货币总闸门，严控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过快增长，巩固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
第二，要改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供需结构，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从银行行为出发，完善金融机构正向激励，引导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民企、小微企业和新兴科创企业。
第三，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体系，推动金融机构差异化定位，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借力金融科技，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手段，增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和便利度，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及风险识别能力，改善过去服务中小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服务小微及民企客户的收益风险比。
第四，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发展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推动科创板和注册制落地，建立完善的退市机制，大幅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完善债券市场结构，改善金融机构和市场结构，对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进行补充。
第五，加大金融改革开放力度，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发挥“鲶鱼效应”，为微观主体注入改革与发展活力。

恒大研究院“宽货币到宽信用”系列研究：
1、《宽货币传导到宽信用：三部曲之理论篇》，2019年4月4日
2、《宽货币传导到宽信用：三部曲之国际经验》，2019年4月19日
3、《宽货币传导到宽信用：三部曲之中国实践》，2019年5月22日
4、《从宽货币到宽信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比较》，2019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