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宏观 | 回望近百年前贸易战的启示

摘要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发起与多国的贸易摩擦，其中以与中国的贸易战声势最大。事实上，近百年前大萧条时期，美国就曾发起过一轮全球贸易战。1930年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对进口商品广泛加征关税，就曾引发全球范围内其它各国报复性反制，最后导致全球贸易量收缩近2/3，全球贸易占经济总量比例下降约四成，加重了大萧条对经济社会的损害，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后来的灾难性后果。而从这次贸易战演变过程来看，贸易战背后的保护主义势头一旦形成，短期内难以完全逆转，因而贸易战是个长期过程。期间全球贸易将经历低增长甚至收缩，经济对外部的依赖下降，而更多的依赖于内需。而从教训来看，在升级贸易战措施方面需要非常谨慎，应尽量避免贸易战失控。当前我国对美方挑起的贸易战进行适当的反制，同时保持相对克制，是最优的选择。
报告正文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发起贸易冲突，贸易保护势力明显抬头。除了声势最大、强度最高的中美贸易战之外，美国先后挑起与墨西哥、加拿大、欧盟以及印度等国的贸易冲突。今年4月，美国威胁对包括110亿美元的欧盟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包括大型商业飞机和零组件、乳制品以及葡萄酒等，以报复欧盟的飞机补贴。而5月下旬，美国宣布对墨西哥出口商品加征5%关税，6月5日起，美国终止对印度普惠制待遇。目前据统计，目前已有36个国家受到美国的贸易威胁、通牒或者制裁。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坐拥技术优势和美元国际货币低位。其广泛挑起贸易冲突必将对全球贸易体系，经济发展方向，甚至社会、政治等产生深远影响。
近百年之前，美国同样发起过全球贸易战。回顾当时贸易战发起、演进过程，以及产生的后果，对判断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情况下全球形势具有借鉴意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一战之后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强国，而且出现了“柯立芝繁荣”（1923-1929年），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却在抬头，背后是贸易思潮的变化。在威尔逊总统下台后，共和党人沃伦·哈定上台，哈定的精选口号是“首先考虑美国”和“哈定与恢复常态”，前者与特朗普竞选时“美国优先”的口号何其相似。而哈定当选后，美国也很快重新退回到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强烈反弹。1922年，美国国会以德国货币贬值危害美国工业为由通过《福特尼-迈坎伯关税法》（Fordney-McCumber Tariffs Act）,美国平均关税率从1914-1922年平均28.3%的水平攀升至1923-1929年平均38.2%的水平。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则在那个时期改变了全球经贸走势，被称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1929年4月，犹他州参议院里德·斯姆特和来自俄勒冈的众议员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斯·霍利联合提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Hawley Tariffs Act）,计划将平均关税税率从40%提高到47%，其中水泥、皮革、靴子和鞋等由免税品变为应税商品，农产品的平均关税更是高达48.92%。虽然在该法案通过前，有包括欧文·费雪、保罗·道格拉斯等经济学大家在内的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该法案，以及有26个贸易伙伴国抗议，但依然没有避免该法案于1930年6月通过并正式实施。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引发各国强烈报复，全球贸易大战开打。1930年9月，加拿大通过经济关税法案，对几乎所有重要产业的商品关税增加近50%。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快提高对美国出口汽车的报复性关税至100%-150%。1931年，英国实施《非常进口税法》，对一些特定商品征收歧视性的高关税，1932年2月，英国通过新的进口税法案，规定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从价税，对大多数工业品实际征税20%，但对殖民地以内实行互惠关税。法国宣布实施进口配额制度，德国也从1932年开始提高关税并增加进口配额。全球范围内加征关税导致全球关税税率大幅攀升，主要经济体平均关税税率从1928年到1932年上升9.7个百分点，除日本之外，其它主要经济体平均关税税率均有大幅攀升。

贸易战不仅表现在关税层面，同样表现在货币竞争性贬值和贸易壁垒增加上。贸易战开打后，工具不仅局限在关税，汇率、进口配额等成为新的贸易战工具在后期加入。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摆脱金本位约束，货币贬值成为促进出口的选择，形成的结果是各国竞争性贬值。1929至1935年，关税幅度提升越大的国家往往货币贬值幅度也越大，显示贸易保护主义主导力度同时决定着各类政策的使用状况。而在贸易战后期，各国也越来越多的使用进口配额等政策来定向精准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如果德国、美国等均推出大量进口配额政策。

贸易战直接重创了全球贸易。美国进口规模从1929年的44.6亿美元下降至1932年的13.4亿美元，累计减少70.0%，而出口规模则从1929年的53.2亿美元收缩至1932年的16.3亿美元，累计下降69.4%亿美元。而同期全球贸易规模也收缩约66%。贸易规模收缩并非完全由于大萧条期间的需求下降，相反，贸易在经济活动中占比减少可能贡献更大，显示加征关税具有更大影响。美国出口占GDP比例从1929年的4.9%下降至1932年的2.6%，全球贸易额占GDP比例从10.8%下降至6.2%，贸易额较经济总体更大幅度的下降反映着贸易保护政策对全球贸易的抑制作用。而全球贸易指数和经济指数之间的缺口也意味着各国经济交互深度的减弱和全球化程度的倒退。

贸易保护主义成势后如果要消退，往往需要较长时间，这也决定贸易战是长期的。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在大萧条期间不仅未能保护本国经济和产业，反而加剧了全球衰退，重创了本国经济。罗斯福上台后明确反对高关税法案，并推动于1934年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规定总统有最高不超过50%的税率减让和让外国商品维持免税进入美国市场待遇的权利，同时提出无条件最惠国待遇，而该法案的原则，也在1947年被纳入关贸总协定GATT中。该法案通过后，美国关税平均税率开始下降，但汇率贬值与进口配额却开始增加。截止1939年，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进口商品收到配额限制。美国对外贸易政策进入全面自由化时期需要到二战以后。
贸易战加剧了大萧条期间经济衰退深度和长度，减弱了各国经贸联系，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后续灾难性后果。上世纪三十年代贸易战的演进远远超过了政策制定者当初的设想。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增加了贫困人口和民粹主义倾向。而各国经贸联系的减弱又为各国对抗创造了合适的土壤。最终形成了几年后的灾难性后果。虽然这并非贸易战一力所为，但贸易战在形成灾难性后果的过程中也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贸易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将改变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历史经验显示，贸易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全球贸易可能面临持续的低增长和收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形成的逆全球化过程，意味着贸易规模占经济的比重可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是下降的，这意味着各主要经济体对内需的依赖度将上升。从发展模式选择上，内需的平稳对经济稳定增长将显得更为重要。
贸易战具有正反馈特性，应尽量避免不断升级导致失控。大萧条期间的贸易战发展进程显示，相互报复非常容易导致贸易战升级失控，这种正反馈特性会增加贸易战的风险。一旦贸易战升级，其控制和结束的难度可能远远超出发起者的设想，因而在升级贸易战方面需要非常谨慎。避免对抗失控要么双方有紧密的相互依赖，要么自身有强大的实力，这也是格雷厄姆·艾莉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给出崛起过和守成国避免对抗失控的十二个方法中的两个。因此目前作为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以“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态度，对美方挑起的贸易战进行适当的反制，同时保持相对克制，是最优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