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没有机会

文丨张是之
上篇文章《忘掉京东方吧》意外引发评论区爆表，点赞鼓励的有，反对开骂的也有，实属正常。
我当然也是支持掌握核心科技、支持谋求更上游资源的话语权，只是我更支持的是，谁觉得被掐脖子了，谁出钱出力去搞，别动动嘴皮子拉个大旗，就让所有人凑份子。
一方面，不光是裹挟着别人出钱出力，在伦理正义上站不住脚，说不过去。
还有另外一方面，那就是财政补贴扭曲了价格结构，让资源产生错配，原本可以更高效的事情反而变得低效起来。
十年磨一剑，可能变成「十年假装磨一剑」。
所以，奥派在论证上反复强调正义和效率是一回事，并不是矛盾的，原因就在这里。
但这么说，显得很枯燥乏味，苍白而无力，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过去，顺带展望一下未来。

正好，我大学所在的学院叫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学的是电子材料专业，对半导体 IC 领域还算熟悉。
实际上中国在这个领域并不是一开始就落后的，差距也没有今天这么大。
如果不是历史上我们错失了发展良机，今天谁掐谁的脖子还不一定呢。
所以在回复这条留言评论的时候，我简单写到，「还是太不自信了，而且因果关系搞反了。」

半导体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之一，是 1947 年美国贝尔实验室锗晶体管的发明。
这个锗晶体管相比之前一直使用的带玻璃罩的真空电子管，体积更小、性能更高也更稳定耐用，全球电子工业界都为之一振。
1956年，其发明人肖克利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个鲜为人知的女科学家被国务院调到北京大学联合筹建半导体专业组，并与北京大学的黄昆、吉林大学的高鼎三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
经过一整年的时间，谢希德与黄昆合著的《半导体物理学》问世，这也是我国该领域的第一部著作，直到现在也是专业经典教材。

这位女科学家的名字叫谢希德，复旦大学前校长，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奠基人，被人们尊称为「中国半导体之母」。
1951年，谢希德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开始谋划回国。
1952年，她冒着风险，通过朋友李约瑟的帮助，绕道英国、印度和香港，回到中国，回国后被分配到复旦大学物理系任教。（就是那个李约瑟难题的李约瑟）
回国后的短短五年时间，她从无到有，开设了固体物理学、量子力学等8门课程，并先后主讲6门基础课和专业课，且都编写了教材和讲义。
在她的努力下，复旦大学于1955年开设固体物理专业，致力于半导体物理的发展。直到今天，复旦的微电子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
这些课程的学习难度我还是知道的，可以想象一下六十多年前从无到有开设这些课程的难度。
基本上可以说，彼时的中国，在半导体教学科研领域，并没有落后于美国多少，美国也是刚刚起步。
1959年，美国德州仪器的基尔比提出集成电路的构想；三个月后，仙童公司的诺伊斯用蒸发沉积金属的方法替代导线，使得集成电路大规模量产成为可能。
而同样是1959年，中国拉出了硅单晶，这个时间仅比美国晚一了年。（硅半导体的性能和储量都优于锗半导体）
1960年，美国人发明平面光刻技术，仙童公司随即开发出全球第一块晶体管集成电路。
同是1960年，中科院半导体所和河北半导体研究所（现中电13所）正式成立，我国的半导体工业体系初步建成。
60年代初，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下，引进美国技术，建立了初步的半导体工业体系。而此时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仍然没有像样的半导体工业。
而在关键的1966年，众所周知的「十年浩劫」开始了。就在这一年，谢希德又患上了乳腺癌。
更为不幸的是，她被关在自己一手创建的实验室中，几个月后又被安排去扫厕所。后来，她强烈要求去做和半导体相关的工作，才被安排去研磨硅片。
就在这关键的 70 年代，日本在美国的技术支持下，1971年研制成功 1K DRAM，仅比美国晚1年，并全面超越中国。
到了80年代，日本通过前期的技术积累，加上大规模的投入，在DRAM技术上完成了对美国人的逆袭，同时带动了整个半导体工业的发展。
到了1990年，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公司有6家都是日本公司，我们已经全面落后于美国和日本。
简单梳理一下历史，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步、70 年代发展、80 年代落地、90 年代遍地开花结果的话，我们起步并不晚，起点也不低。
但我们因为种种的历史原因，错失了高速发展的良机，后来便是一步慢步步慢。
即便在那个年代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仍然能够把握住了大方向和机会，撰写的教材今天都还可以用。
如果说非要用民族这样的大词来表达情感的话，我愿意承认中华民族大部分人是勤劳、刻苦和隐忍的。
更关键的是智商在线，我们从来都不缺聪明的人，缺的是良好的大环境。

谢先生被关在自己的实验室，不允许搞科研却被安排扫厕所，不进行硅片研发，却去打磨硅片，想想都心痛。
人才、时间、机遇，都是这么被浪费的。
然而时过境迁，文明进步，我们的高科技人才不用扫厕所了，却有的忙着购买国外芯片回来打磨掉原来标识换上「汉芯」声称自主研发，有的忙着去写各种各样的报告，申请各种政策补贴。
去了解一下某些所谓高科技企业怎么套补的，大概都能知道怎么回事。
大部分政策补贴的套取，并不需要真实产品的说服力，只需要写写文字材料，满足几项条件，通过几个所谓专家的认证、盖上一堆印章就可以。
通关需要说服的人数通常不会超过百人，而且抛开这其中的利益不谈，这百人通常都是吃皇粮的，产品质量跟自己几乎没有关系，自己也不会去使用。
但真正的企业想要通过产品、通过市场获得消费者的认可，需要说服的对象何止百人千人，而且都需要让消费者用自己的辛苦钱真金白银做出选择和决定。
企业时时刻刻要提高质量、压低价格讨好消费者，还要时时刻刻和竞争对手拼研发、拼速度、拼成本。
企业面对市场的难度，和面对政策套补的难度，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但凡补贴政策在，谁都会想方设法去套补。套补更容易，来钱更快，谁不套谁傻子。
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套你高尚是吧，同行的竞争对手轻松套补，他走自己的套补路就可以让你无路可走，劣币驱逐良币。
我一直想不明白，补贴扭曲价格和资源错配这样简单的逻辑，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正视这个逻辑。
如果说谢先生当年被迫扫厕所是一种人才浪费、资源浪费，那今天的补贴政策同样是在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人才浪费。
同样的逻辑，一旦扯上民族大义的旗帜，很多人就缴械，就失去了判断力。

所以我说，不了解下这段历史，还是太不自信了，而且还错置了因果关系。
美国今天的强大，是历史上足够的自由和开放。如果特朗普是美国的开国总统，不用想，美国走不到今天的，拿不出这么多高科技成果。
特朗普错了，我们没必要也跟着犯同样的错。
在过去，如果我们足够自由和开放，没有经历那段浩劫，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培养出自己的核心科技；在未来，足够自由和开放，完全可以超车。这点自信还是要有的，关键是前提条件。
还有观点认为，半导体、集成电路是公认的资本、技术、人才密集型产业，需要产业链上下游紧密配合，经过仿真设计、晶圆厂制造、封装测试，并通过长期的市场验证才能推出成熟的产品，试错成本极高，所以需要补贴云云。
举个反例吧，在一个领域有三家企业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囊括了全球九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这三家公司都是中国人创办的，而且我相信他们不是靠补贴成长壮大起来的。
他们是比特大陆、嘉楠耘智和亿邦科技，世界排名前三的数字货币矿机生产商。
你说造芯片难，人家也是大胆砸钱砸出来的。你说造芯片要补贴，可人家没补贴也活下来了，而且还活成了世界前三。
中国在这个领域本来有机会引领全球，主导市场的，可你政策给补贴很痛快，给封杀也很痛快啊，只是看人下菜碟罢了。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曾经去嘉楠耘智调研并表示，「不管你们芯片用于什么，本质上都还是一家芯片公司，希望你们在国内上市。」
这样的表态又怎样呢？
嘉楠耘智2017年营业收入达13亿，同比增长超过4倍;2017年净利润为3.6亿，同比增长6.9倍。而公司2015年的利润才151万，2年时间爆增了237倍。
就是这样靠自己实力打天下芯片制造商，也没有给人家 A 股的上市资格呀。
反而是京东方这样靠补贴才能存活、全国人民输血、股民还赔钱的公司，却站在聚光灯下享受掌声和赞誉。
这样的反差和对比，不觉得讽刺和玄幻吗？
搞个液晶面板是高科技，人家搞芯片就不是高科技了？
归根结底，还是亲娘和后娘的区别。
再看看民营快递、网约车，哪里出现一个新兴行业，哪里就会有更多的管制呼声，就会冒出更多的管制新政。
中国不是没有机会，可人家创造出机会后，政策不给补贴也就罢了，连路都给堵死。

谢希德教授值得尊敬，市场上用自己钱试错开荒的企业家同样值得尊敬。
中国不是没有机会，该有的自信还是要有。
而是观念决定了，能创造出什么样的机会和环境，以及企业家创造了机会，我们能不能抓住。
补贴和管制是补不出，也管不出伟大的企业的。
那些呼吁补贴和管制的人，我只能说，你们不配。
当然，现实是，要么呼吁补贴和管制的人享受到了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的好处，要么补贴和管制落地，我们都被带到沟里。
观念决定选择，我能做的，也不过是写写文章罢了。
科学远未普及，点赞、转发、打赏或者参加课程学习都是普及科学，谢谢。
2019年0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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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Edwin Henry Landseer · S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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