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零资源经济”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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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济理论往往认为富裕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有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人们也喜欢往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迁徙聚集。
然而，二战以来，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如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等国，而西欧、东亚诸多资源匮乏国家却经济增长迅速。
资源少的大放异彩，资源多的反受其累，这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专属名词——“资源诅咒”，也称“荷兰病”，是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
荷兰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1965—1998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国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同期却下降了1.3%。在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人均GNP年增速达到4%（1970—1998)，而一些东亚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放眼全球，日韩两国资源十分贫瘠，地理位置可以说也非常差，却是世界一流的工业强国，俄罗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靠卖石油和天然气过日子，可日子却越过越落魄。

我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的浙江，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历程也印证着这一现象：自然资源的多寡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说到浙江，不得不提“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资源格局。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全省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其农作物产出仅够果腹；由于山高水深，交通极为不便，人称“浙江到，汽车跳”。从省会杭州驱车前往距离不过400多公里的边远山区县市，竟然需颠簸劳顿近20个小时。

再看各类矿产资源，几乎没有，名声最响的浙江北部国营长广煤矿已于2007年因矿藏枯竭彻底关闭。以全国平均指数为100计，浙江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仅为11.5，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仅略高于上海及天津，居倒数第三。
然而，改革开放40年，浙江经济却一路过关斩将，GDP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23.72亿元，跃升到今天的5.62万亿，增加了450多倍；经济总量从第12名到稳居第4名；常住人口从3751万到5737万，增长了53%；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更是在刨除直辖市的省份排名中高居榜首，作为省，浙江的富裕度最高，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内所有地级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创造了一个令众人大跌眼镜的“零资源经济”奇迹。
有数据显示，浙江500多个傲视全国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中，至少80%完全没有当地资源的依托，属于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
嘉善县没有森林也不产木材，平地而起的数百家胶合板企业的年产量占全国市场的三分之一，一个只有30多万本地人口的小县城的生产能力，超过了世界胶合板传统强国马来西亚整个国家；
海宁市本地不出产一张毛皮，却崛起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年产皮衣上千万件；
苍南县与人参鹿茸毫不搭界，其县城灵溪镇竟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负盛名的参茸集散中心，满大街用麻袋堆放的高中低档人参足以让所有到访者目瞪口呆。
新昌是浙东典型的山区县，“八山半水分半田”，只有38万常住人口，可就是这样一个资源贫瘠的小县，每年生产摩轮1000万套，约占全球摩轮产量的四分之一。
还有不少这样的制造业重镇，影响力惊人，比如嵊州的领带占到国内80%市场份额，诸暨的袜子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等等。

而“零资源经济”奇迹的塑造者是全省200万家民营企业。2018年11月30日，浙江省长袁家军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台州）论坛致开幕词时表示，民营经济是浙江发展的最大亮点，也是浙江经济最显著的特点。如今，浙江民营经济茁壮成长、蓬勃发展，具有“六七七八九”的特征，贡献了全省65%的GDP、74%的税收、77%的出口、87%的就业、91%的企业数量。
在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上，浙江共有93家企业入围，这是浙江连续20年上榜企业数位列全国各省市第一。
由于民营经济的活跃，浙江共诞生了72位亿万级别的富豪，放眼全世界，也仅次于拥有硅谷和好莱坞的美国加州。

虽说浙江创造了传统意义上的“零资源经济”奇迹，但浙江并非真的“零资源”。
什么叫资源？资源有地球物理资源，有非物理资源。被“资源诅咒”过的地区拥有的是传统的物理资源——煤炭、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而浙江虽然缺乏物理资源，却拥有宝贵的非物理资源——人力资源、企业家资源和“四千精神”，这才是人类社会摆脱旧经济模式，进入新经济时代所最为稀缺、难以复制的宝贵资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追根溯源，浙江人敢闯敢干的创业精神是被恶劣的自然资源逼出来的。改革开放后，浙江商人以“四千精神”为人称道，即“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千辛万苦创业，千方百计创新，“四千精神”正是浙江发展的精神注脚。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浙江人，拖着本地生产的袜子、领带、拉链、皮鞋……出现在开往全国各地的绿皮火车上。是的，就是这些小商品，而且是原始的批发生意，但实实在在地帮助浙江老板们赚到了第一桶金，几乎浙江的第一代民营老板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马云在办中国黄页的时候，曾经被认为是“疯子”，但是马云没有因为一千次的嘲笑而动摇一次，踏破铁鞋，十年磨剑，终于把阿里巴巴磨成了今天国内互联网江湖版图中的两强之一。吉利的李书福、网易的丁磊等浙江商人莫不是如此，都是靠在市场中真刀真枪搏杀出来的。
当然，你可以说，建国后、改革开放前，浙江人还是浙江人，为何过去贫穷而现在才富呢？为何过去叫人口负担，而现在叫人力资源呢？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论断：资源不等于价值，资源流动才会创造价值。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得人才流动、货物流动、信息流动，使得民营企业得以创办，使得企业家精神有了用武之地，使得创新有了回报。
十分幸运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各级政府对民间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举动给出的是默许和宽容。这一姿态的基本前提是，他们较早就清醒地意识到，浙江民众日子很苦，政府可资运作的资源有限，放手让民众为家庭和家园摆脱贫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2018年12月18日，谢高华同志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1982年，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发了1982年一号通告，允许农民离土，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开店，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允许农民马路上摆摊，一个县级党委在当时发了这样一个文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据谢高华说，这个文件是老百姓促动起来的。有一个叫冯爱倩的妇女，在马路边摆了个摊，城管去管她，她就跑到谢高华的办公室告状。她说你要给我们离土的农民一席之地，你给我两平方米，给我一席之地，谢高华答应了她。
后来她露天摆了一个摊位，不挡风，不遮雨。她又去找谢高华，说下雨天、下雪天都没地方去，谢高华说我批给你20块石棉瓦，用作遮风挡雨。现在，这20块石棉瓦的摊位变成了有7.8万个经营商户的义乌小商品城。

“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恰是对浙江民间力量稍显夸张却又精准传神的写照。
1984年，6300多户“有点钱”的乡下人集资2亿多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旁若无人地从昔日的滩涂上崛起；
1990年，很想“飞起来”的老板们掏出了占总投资额80%的9000万元真金白银，中国第一个以民间集资为主的温州机场建成首航；
2003年，浙江开建世界最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17家民营企业组成的6家投资公司占股55%，启动了中国民间资本进入“国字号”大型基建项目的破冰之旅；
2005年，中国首条民资参股的干线铁路衢常铁路动工，浙江民营企业独家持股18.88%；
2017年，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项目杭绍台铁路开工兴建，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联合体占股51%。
即便是改革开放走过了40年，盲动的自发开始更多地让位于理性的自觉，社会经济的转型与提升需要政府更多的有效作为，但浙江主政者依然坚信放活民间才是最好的出路。从倡导“店小二”精神、推行“四张清单一张网”到承诺“最多跑一次”，作为构建小政府大市场模式最为成功的省份，让民众及其身后市场的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理念，已经深深植根于这片大地。
改革开放40年，浙江呈现的鲜活事实表明，人的解放必定会生发出财富的解放，外部的自然资源会存在越挖越少、坐吃山空的结局，但以人力资源、企业家资源、创新精神等为代表的内部资源会越挖越多，生生不息，永不枯竭。当然，要挖掘这种内部资源，需要明确的市场规则，清晰的产权界定，完善的法律法规等。祝愿浙江“小政府大市场”模式所产生的经济奇迹可以复制到各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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