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治理之道：敬畏现实的复杂性（避免对复杂系统的简单线性扰动！）

一

“赤字+滞胀”将会埋葬不断饮鸩止渴的凯恩斯主义，激发真正的供给侧改革。现在流行的MMT理论，实际上是货币凯恩斯主义的变种，财政金融化是天使魔鬼一念之间，一旦染上赤字货币化的毒瘾，靠税收回收货币那是纸上谈兵。

从历史来看，1979，1989，1999，2009，都是特别难熬的命运决择时间，然而国运恰恰就是从困境甚至是绝境中熬出来的。但关键要看政府自身的供给侧改革。因为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已经从超级规模性演变为超级复杂性。

政策自身成为波动的根源，源自于我们缺乏对复杂经济体的认知，用简单一刀切的线性政策应对非线性复杂问题。这几年不可忽视的一个经（jiao）验（xun）是：如果政府自身不先做供给侧改革，那么其他的供给侧改革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其实根本问题还是在分配侧，即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份额过少，生产性努力激励不足，缺乏微观活力。

对于复杂系统，最好的应对是不折腾，在做好法制民生等基础性工作的基础上，尊重系统自身的演化规律。

一，形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峻，关键依然要看“乡土中国”和“线上中国”的危机缓释能力

虽然一季度的天量信用脉冲硬是托起了经济的一横，使增长曲线看上去比较平滑，GDP同比增速超预期得好，但是大家对经济的实际体感温度却并不是那么舒适。汽车销量和发电用煤在加速下滑，1-4月全国乘用车销量683万辆，低于同期的2018、2017、2016与2015，直接倒退回了5年前的水平，就连百度和央视的广告收入都在前所未有地回落到历史新低。形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峻的多。

发电用煤变化显示经济下滑严峻

利润增速下降形势严峻
资料来源：统计局

我们草根调研的几个现象，一是乡镇企业正在大批大批倒闭，主要集中在汽车零部件和纺织工业等行业，这些本来就是“顺周期+污染型+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说当前受到三重打击，经济下行，环保治理和贸易摩擦。中小企业物种的大批灭绝，破坏了经济的生态性，也就破坏了经济的韧性。

二是过去吸收工业化危机的“乡土中国”和“线上中国”，它们的危机缓释也就是失业人口的吸收能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一方面农村耕种土地在大面积收缩，粮食生产在货币化计价体系里根本不赚钱；另一方面乡村经济生态也已改变，没有像样的产业，加上前面所述的没有顺利升级的乡镇企业正在消失，就业吸收能力更低。尤其这几年加速进行的城镇化，不合时宜的农民上楼，更削弱了原来乡土中国的韧性。

线上和互联网产业原来吸收了大量传统产业的失业人口，网约车、外卖和快递小哥、网红经济、共享经济、直播和自媒体等产业，原本吸收了超过1亿结构性再就业的人口，但是随着互联网大潮的褪去，线上岗位不仅没有再增加的空间，最近一段时间还在加速裁员。

三是稍微大一些的国企和龙头企业，或者是资产负债率过高，面临着较高的债务偿还压力，尤其是前几年经营太激进，过多涉入房地产和金融租赁等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存在巨大的资金链断裂风险。而一些还不错的民营上市企业，也因为股权质押和股市大幅波动搞的伤痕累累，自身的财务问题都难以应付，就不用说什么加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了。

其实最严峻的倒不是周期性下坠，而是过去常用于对冲周期性下落的惯常手段正逐渐失效。有三个信号正在证实我们这个担忧，一是依靠信用脉冲打鸡血形成的反弹持续时间越来越短，所起的效果越来越微弱，流动性陷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本质是货币灌溉激发经济动力的合意区间已过，实体经济没有好的项目，没有赚钱的机会，投再多的货币，行政命令压力下投再多的信贷，在货币端都可能只是形成投机型资本，或者被窖藏起来（换成良币房产或转移出去）。

二是有效的信用还是起不来，现在依靠政策的行政性命令投放到中小企业的信贷有哪些是市场化有效的还算不清楚，估计副作用半年后会显现，但是国有大型银行依靠政策性资金压低信贷价格对信用生态的扭曲问题已经出现，很多立足当地中小企业的小银行压力越来越大；设想一下在这次信贷运动中，国有行为了完成行政指标过度压迫小银行的生存空间，到时小型银行越来越少，都是只愿意服务大客户的中大型银行，整个信用生态又会造成破坏。这恐怕和中央的金融供给侧改革初衷完全不符。

三是巨大的赤字压力前所未有，在既有预算约束下财政的持续能力令人担忧，而如此猛烈的信贷刺激引发的通胀已经猝不及防的出现，这个类似2009年的“四万亿”。单纯用季节性和天气问题来解释水果蔬菜价格的普遍大幅上涨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如果考虑到猪肉价格的问题，接下来的通胀压力可能并不会很快缓解。滞胀一旦起来，运用了十几年的凯恩斯方法可能就要走到穷途末路。

有没有来自外部力量的救赎？比如这一次所谓的“新周期”所依赖的对外出口。很显然，根据中国现在的经济地位，已经不是一个只受外部影响而不影响外部的小国经济体。全球经济的整个动力机制传导是，众多资源和高端制造国家依赖中国生产加工，中国制成产成品后依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消费。在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下如果占全球GDP比重超过40%、对全球GDP增长贡献近60%的两个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摩擦，那么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将如何？

答案可想而知。我们认为，如果中美贸易摩擦事态继续恶化，全球经济即将陷入最近十年最严峻的经济衰退。综合世界银行、IMF以及几家大投行简单的线性测算，可以估计今年全球GDP增速将比预期下降0.4～0.8个百分点，如果叠加产业链上的乘数影响，对全球GDP的拖累可能超过1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多年以后，全球经济增速可能重回3%以下。如果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恶化，情况可能更加严重。因为贸易去全球化不仅影响当期的生产性活动，更严重的是会影响到对未来的预期。导致的结果，短期会减少全球企业家的存货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计划，长期会影响到资本性支出。这样的后果就是，最近两年，外部贸易和经济环境不仅不是中国的救赎力量，而且会通过双向正反馈来加剧经济下行的压力。

二，政策扰动是本次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本上是政策线性化与现实复杂性的错配

这样的严峻形势，除了逃不开的周期性下滑力量，最近几年实施的各项政策所造成的大幅扰动和副作用，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有形之手的超边界干预不当，对复杂经济系统的简单线性扰动，在执法过程中曲解政策本意、偏离中央初心的基层扭曲行为，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对削弱经济韧性起到了很不好的效果。

去杠杆政策的效果并不平衡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一定要认识到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是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十四亿人口，多个超级大都市及都市圈，广阔的地域和统一的市场，相当于两个个欧洲，几个美国和日本。这个超级规模大国在历史上，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罕见的，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基本的规律能否独立于普遍规律之外，我觉得也很难。中国特色这个词汇，是有阶段性的，要慎用。实际上谁也逃不脱基本规律的惩罚。

二是规模快速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进化式的有机结构和纵横链接，就会演化为一种超级复杂生态体系，这是认识中国经济处于“后发展阶段”的基本前提。这种复杂性既有正向的一面，就是所谓的创新的涌现。真正的基础性创新是无法设计的，必须基于一个生态多样性的建构和目的意识淡化的系统。创新需要公共研究，需要政府的支持，但并不是说可以靠金钱砸出来。创新的本质还是需要一个自由的人本主义环境。人如果不能称其为人，只是棋盘中的一颗小棋子，又没有建国初期那股精气神，怎么可能有创造性的活动。

更需要认清的是这个超级复杂体负向的一面，那就是对线性政策的各种有害反馈。本来政策作为一种外生力量是为了产生熵减，但过了某个阈值，简单线性的政策干预成为了一种熵增，通过伤害结构增加系统的无序，这就产生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10年，中国政策层为了对冲周期性力量的下坠，我们采用了过多的总量刺激政策，付出了结构扭曲的代价。最近三年，通过供给侧改革进行硬性校准，具体体现为三大攻坚战，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慢慢从熵减变为熵增。

这就产生了两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一是靠组织自己内生的自我循环、自我熵减的能力越来越差，原因主要是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量改革中，没有为总量构建一个好的承载结构。根据结构主义，结构决定规模的边界，你的地基是三角形还是五角形，符合不符合力学原理，决定着大厦的高度。如果一开始为了快速发展总量忽略了结构问题，那么总量膨胀越大越危险，因为你是在一个非常脆弱的根基上建构。

另一个现象是政策自身开始成为不稳定的源泉，比如金融去杠杆太剧烈，过于一刀切，容易引发信用违约潮和资金链断裂潮。其实中央的本意是好的，但执行过程中，往往按照“体制舒适度”拣软柿子捏，去的都是没有体制阻力的市场化的民企中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被去死了，现在亢龙有悔再加杠杆有什么用？

环保治理也差不多是这个道理，污染大户也是纳税大户，执法部门不想动也不敢动，那就只能拿小商小户作为业绩。甚至某些地区环保治理部门粗暴执法，打着环保名义拆除一些农户的养鸡场养猪场，导致一些靠贷款建养殖场的农户破产而自杀的恶性事件。拆违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就引起我们的反思。为什么中央出台的那么多好政策，利国利民的政策，到了基层执行层面就变成了粗暴行为？尤其是去年以来，这些政策的扭曲执行，应该对本次经济下行付一定的责任。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不仅是周期性力量，还有政策的巨大负面冲击。感觉最近两三年，折腾得太多，整个经济生态被扰动得太厉害。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很多人不懂现代经济的基本原理，也就不懂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宏观管理最重要的一环是预期管理，在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里，任何一个具有导向意义的信号都可能引发过度反应。现代经济是很精细很专业的体系，有其自身规律，有很具体的科学方法。

而且，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超级复杂体系。面对一个复杂系统，你还采用过去那种一刀切的线性执法逻辑，造成的伤害会非常大。因此一定要吸取过去几年的教训。在行政队伍里，多一些技术官僚，少一些文宣和口头派比较好。如果大量的时间耗散在内部协调、开非生产性会议等活动上，搞得大家都身心俱疲，人们都明哲保身，不愿意或者懒得指出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对中国GDP的损耗。因为产值是时间的函数。

三，今明两年的凛冬将激发真正的结构性改革，下一轮国运要靠忍和熬

季节有春夏秋冬，经济有上下起落，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看季节的变换，觉得很正常很淡定，但是为什么看经济周期的变化就感到焦虑和彷徨呢。经济的轮回，有开春气象更新，也有立夏热烈似火，有秋天成熟萧瑟，也有冬天万物闭藏。你看透了，也就释怀了。

夏天过热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凛冬到来时的寒冷。这是经济运行的规律，不能总是繁花似锦歌舞升平，冬天来了，冻冻更健康，杀杀细菌、优胜劣汰，才会有新生的力量出现。在冬天活下来的，才是真正健康。

最近10年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是美国次贷危机下阴影一直笼罩的10年，是大财政、大货币、小实体的时间段。你看货币供给（M2），看财政支出和地方债务，看三部门的三张表，都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总结成一句话，这10年是在危机和后危机时代，用牺牲结构来拯救总量的10年，用金融周期来硬抗经济周期的10年。而最近5年，是所谓供给侧改革与明斯基时刻赛跑的5年。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标志是从2015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这实际上是高层开始退出反危机政策的信号。很巧合的是，也恰恰是在2015年，美国开始退出QE并开始加息，它也想退出反危机政策。时间点很巧合，两个国家卡在了一起，但不同的是中国是要从财政端退，美国是从货币端退。虽然中国也累积了大量的广义货币，但根本的问题还是产能。实际上由于决策体制的掣肘，美国并没有有效的财政政策刺激机制，它在货币端的放纵也是靠雷曼、贝尔斯登等几个牺牲品作为游说的现实案例，否则怎么可能说服国会。

也恰恰是2015年开始，全球经济开始出现了走出危机时代的新周期幻象，中美两国才开始同时准备退出反危机的“战时状态”。其实贸易站也是这种逻辑的延申和深化，是退的航道一个左一个右撞到一起。但问题是，经历了三年的经济回暖，现在全球经济又处在一个下行的周期性关口。

全球经济正在加速下行

但是，中美贸易的摩擦并没有很清醒的意识到全球经济的“冬天”即将来临。或者即使已经意识到，但是过度政治化的失控状态却让事态继续恶化。那么这将导致结构性下坠和周期性下坠双重力量叠加，全球经济不仅面临一次大型下行趋势，还会面临大型通胀的压力。也就是所谓的滞涨——凯恩斯主义的终结者，也是当前流行的MMT的大杀器。

不禁提一下MMT，其实不客气的说它是为最近十年货币政策放纵辩护的犬儒。赤字货币化，然后用税收回收，有点扯淡。且不说理论上的李嘉图难题，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等问题，且说现实中滞胀出现的时候怎么办？靠税收回收货币？这是财政和货币双重紧缩，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加重问题。所以有学者批判MMT是毒药。

但不得不承认这个理论最近火起来有现实原因，那就是次贷危机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失效，通胀理论的失效。但我觉得这些原理并没有失效，只是政策扭曲的太厉害，时滞错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观察。

一旦逆全球化的趋势被美国搞起来，关税的转移会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滞胀。这个时候十年的货币扩张将会走向末路，全球经济会面临美国1970s一样的大滞胀问题，此时用了十几年的新凯恩斯主义就会走向破产。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懂。

我们研究过通胀的原理。最近二十年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失效，竟然出现长期无通胀充分就业状态。答案在哪？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的拓展和深化，尤其是中国这个超级规模经济体进入全球分工体系，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平抑了全球物价，特别是发达国家物价水平。关于全球化与菲利普斯曲线失效的问题，我们会有专题进行研究。

既然如此，那么逆全球化，尤其是世界第一和第二之间的贸易摩擦，将很可能引发全球性的滞胀。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央行的量化宽松好戏可能将会走向尽头。而这种通胀，也并不是各国央行所追求的能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通胀，而是全球交易成本提高引发的成本加成。各国央行对于这种情况明显缺乏应对经验。

这次猪周期来势凶猛
资料来源：伍戈读书笔记

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早就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从需求侧转到供给侧。但是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落实过程中出现了偏离和漂移，究其原因，是需求侧还有腾挪和刺激的空间。政策的走向也是追求最省事的路径，或者本身就是过去长期沉湎于需求刺激的路径依赖。只要需求侧还有路可走，那么供给侧改革就会大打折扣。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是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不能用政策意志或公共道德去硬性要求。

然而即将发生的滞胀将会使需求侧几乎失效，一季度和四五月份的数据正在说明这一切。这是个经济真正的凛冬，但恰就是改革的阳春，因为只有当需求刺激无路可走的时候，增长模式才会摆脱对投资和债务的过度依赖，才会推动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否则只要还有货币放松的空间，政府居民还有加杠杆的空间，房价还有上涨的空间，过去的旧模式就还会继续依赖下去。

如果寻找历史对标的话，对外有点像美国的1970s下半段，内外交困中被逼的寻找新的出路。对内有点像中国的1990s下半段，一个喧闹时代的落幕，疯狂信用和投资扩张后的废墟，各种坏账和三角债，国企成为包袱，再用银根宽松的刺激政策已经不可能。这两种历史相似情形都逼迫寻找新的出路。

对美国来说倒逼出来的出路就是大家熟知的里根经济学，政府自己在供给侧做减法，美国经济进入了所谓的“新经济”时代，当然也付出了赤字和贫富分化的代价。中国的1990s末倒逼的是真正残酷的改革，是对国企对国有银行做供给侧减法，并对外降低身段充分融入全球化，结合内部的城镇化浪潮，开启了新一轮国运。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对内需求侧刺激已经被滞胀和高杠杆逼到墙角，对外面临美国干预下的全球化经济贸易秩序重构，可以说类似2001年的重新入世。形势很严峻，凛冬加深，这对需求管理是个坏消息，但是对于供给侧的改革却是好消息，因为只有这种绝境，才会逼出真改革的共识，才会让政策认清现代经济的真相，才会明白折腾的代价。

大家都谈国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天上掉下来的国运，也没有用货币和债务堆积起来的国运。上一轮我们的国运是靠学和拼，下一轮国运恐怕要靠忍和熬。我们一直期待着在最深的需求侧管理的冬天里，孕育出一个温暖的供给侧改革的春天。

二

日本战胜了美国，却败给了自己。

美国总统成为日本新天皇登基后第一个到访的外国元首。

到达日本当晚，他并没有和安倍共进晚餐，而是出席日美两国商界领袖会议。在演讲中，在夸赞美日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牢固，从未像现在这样有力，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后，话锋一转：

在（美日贸易中），日本占据优势已经有很多、很多年，这也没什么，这可能是你们喜欢我们的原因……但未来的贸易将会比较公平一点。

贸易问题，仍然是美日之间重要的摩擦源。其实，在人类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绝对是少见的：

规模大，是发生在全球经济第一、第二国家间的面对面碰撞；

时间长，前后持续40多年，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平静。

但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却创造了一个“奇迹”：被打压40年里，日本成功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经济体。

1
美国40年打压

出口导向是东亚经济体成功的显著特征，比如，韩国、新加坡，包括中国台湾。

日本作为亚洲率先迈向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更不例外。二战后，日本走上了经济复兴的道路。

在美国扶植下，日本企业向美国借款买机器设备、棉花，然后再向美国出口棉纺织品，用外汇偿还债务。日本出口增长迅猛，美国棉纺品进口份额，日本在1951年还只有17.4%，5年后增长到60%以上。1955年，在纽约，出现了售价只有1美元的日本产廉价衬衫。

美国纺织业界发起了反倾销等限制进口的运动，这就是“1块钱女衬衫事件”。这也成为美日几十年贸易摩擦的开端。

我简单梳理了下，美日贸易摩擦的典型事件，持续时间之长恐怕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

在纺织品争端后，到1960年代，日本钢铁业、家电也成为美国打压的重点。1963年，日本的钢铁出口超过联邦德国、苏联，跃居世界首位，日本输美国的钢铁一度占美国进口总量的一半。日本电视、冰箱和洗衣机普及后，巨大的产能同样输出到美国。

最有意思的1976年，是美国大选年，当年日本对美国出口彩电280多万，同比增长130%以上；钢铁出口量也达到近800万吨，比两年前增长了70%以上。

日本汽车、半导体等电子产品也几乎经历同样的过程。

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汽车凭借小型、节能等优势大举进入美国。到1980年初，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2%。

要知道，汽车一直是美国的传统战略性产业。而当时，美国汽车产业严重不景气，临时解雇人员超过20万人。

在美国人看来，日本汽车出口就等于“失业出口”。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还一度发起打砸日本车的运动，要求“如果你想要在美国卖，就必须在美国造”。

日本“疾风暴雨式”的出口，1985年一年美国在美日贸易中逆差已经超过460亿美元，美国人难以接受。

美国政府步步紧逼，现在臭名昭著的“301条款”、“超级301条款”，开始就主要是针对日本推出来的。

2
打压下的日本产业升级

二战后，很长时间内，日本还主要依靠棉纺、煤钢等低端产业。

去年，中国主管工业和信息化的高层评价，全球制造业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

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
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
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

其实，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以纺织为代表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工业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已经持续下降。

反映在三次产业结构上，日本第二产业自1955年的39.3%一直提升，到1970年已经接近49%，随后保持平稳发展，1990年代开始逐步下降，到1990年代末已回落到40%以下；尤其是，像采矿业等传统产业下降非常明显。同时，服务业增加值一直在显著上升。

从出口来看，日本高技术产品出口值也保持着快速增长。

而从经济拉动来看，对外贸易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经显著下降。

1980年代以来，消费成为日本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过去三四十年里，日本GDP年均增速在2%左右，其中一半来自私人消费贡献率，净出口只贡献了0.2%。

如今，日本已经成为了标准的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

现在，在高端制造业，日本占有重要地位。比如，日本有“机器人王国”之称，像焊接、喷涂机器人领域，日本安川电机、发那科、川崎重工等共占有60%以上份额。

汽车产业起步虽然日本比德国、法国、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要晚很多，但现在全球最大汽车联盟是日产—雷诺—三菱联盟，联盟三家车企，两家是日本企业。在电动汽车领域，日本也有着显著的领先优势。

还有我们熟悉的稀土，真正能做到点石成金的国家，日本是其中屈指可数的国家之一。

全球工业机器人专利申请数量排名

3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日本国土面积小（大致相当于云南），人口多（全球十来名左右），自然资源贫乏。最要命的是，在整个冷战时期，日本都得庇护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面。

考虑到这样特殊的内外部环境，日本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那么，日本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是日本且退且战，以拖待变。

其中，最主要的一招叫作“自主出口限制”，也就是日本方面主动在非重要产业、领域适当让步。比如，1971年，日美间正式签订“日美纺织品协定”，日本1971年后的3年里，对美国的毛纺织品和合成纤维制品的年平均出口增长率分别控制在1%和5.2%以内。

类似的还有日美钢铁产品协议、日美彩电协议、日美汽车及零部件协议。日方对美相关产品出口增速得到控制。

通过这种方式，对日本来说，是无奈的选择，因为日本现在在美日关系中，仍然处于弱势，更不要说是冷战的大背景下。

但同时，也缓和了相关领域和美国的冲突，为国内产业发展赢得喘息机会，避免了对就业市场的剧烈冲击。

有意思的是，实施自愿出口限制后，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平均出口单价上升，出口汽车向高附加价值发展。

二是主动承压，全力推动产业升级。

日本对传统企业，在主动进行自主限制的同时，还在积极寻求转型。

还是拿纺织来说。

日本碳纤维起步比欧美要晚，发生棉纺织品贸易摩擦后，日本纺织企业开始进入碳素纤维领域。其中，东丽公司成功在世界碳素纤维市场中的份额位居第一，到2015年碳纤维营收占比只有8.85%，但却贡献了高达23.38%的营业利润。东丽已成为波音公司最稳定、最主要的供货商。

更重要的是，顺势而为，鼓励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在家电、钢铁、汽车等领域贸易激烈摩擦的同时，1978年，日本推出了《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聚焦电子计算机、高精度装备、知识产业发展，投入大笔政府专项资金进行补贴、资助，并给予税收和金融方面优惠。

在这漫长的40年打压中，创新逐渐成为日本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是回避锋芒，开辟海外战场。

作为岛国，贸易是日本立国的重要基石。如何让贸易不丢，日本用了两个手段。

其一，大规模向外直接投资。

1986年，著名的《前川报告》提出摆脱贸易问题造成的国际“孤立危机”，日本要加快扩大海外投资，把全面国际化作为日本的立国之策。

其实，早在1970年代日本就开始了海外产业布局。日本在韩国等亚洲国家建立纺织品、电器工厂，把亚洲变成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加工地”，同时，还带动了日本零部件、成套设备的出口。

1986年开始，日本对外投资达到高潮，还开始大规模向美国直接投资，1988年超过45%资本流向美国。

像汽车产业，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车公司相继在美国投资生产。随着这些工厂在美国陆续投产，1987年后日本对美汽车出口逐渐减少。但实际上，日本车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

另外，日本也更加重视美国之外的市场，发展对欧盟、中国等市场贸易，通过出口多元化，分散对美国单一市场的高度依赖。

四是内部挖潜，收入倍增造就日本黄金时代。

高度依赖出口，如果又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对外贸易很难避免冲突。

所以，必须把经济发展从“依靠别人”（外部市场），变为“依靠自己”（国内市场）。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

到1967年，日本就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到1973年，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

从此，日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也就是所谓的“一亿总中流”。普通人变富愿意消费，企业愿意扩大投资，这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最大底气。

到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

4
日本打败日本

日本有勇有谋，在重压之下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转型升级。

但百密一疏，日本自己的一记昏招把日本带入黯淡无光的田地。

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大幅升值。二战后，日本大幅出口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便宜的日元，长期日元兑美元是306:1，到1988年初已经到了122:1。

因为预料到日元升值将抑制出口和整体经济增长，日本开始拼命刺激经济，持续降息，1986年1月、3月、4月、11月先后降息4次。

随之而来的是股价上天。1985—1986年，日经指数幅度超过70%，从1987到1990年的最高点，幅度又接近100%。

楼市涨幅更是恐怖。1985—1990年东京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了3.4倍，住宅用地上涨了2.5倍。日本地价市值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价总额的4倍，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当时，东京银座一块空地，拍出每平米1.1亿日元高价，这个价格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折合97万美元一平米。

日本政府一度放任这种泡沫、通胀，来维持经济高增长。

但一切都在1990年，戛然而止。

楼市、股市崩盘……

现在不少人特别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习惯把日本1990年代后经济停滞归咎于《广场协议》，但这完全是一种甩锅行为。要知道，当年德国一样签署了这个协议。

而日本叠加人口老龄化，从此，完全陷入了平庸发展时期。

现在，日本虽然在高端产业领域仍有不少优势，但和美国差距越来越大，又被中国快速反超。

1%的经济增长，都能让日本上下欣喜若狂。

三

下文为达里欧（RAY DALIO）于2019年4月5日发表的《为什么以及如何改革资本主义》的全文翻译。

文章有助于理解目前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下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正确认知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和美国精英阶层对改革资本主义的期盼。本文分两个部分，想看结论的可以直接看第二部分，但第一部分的数据分析将有助于更好理解全文。

摘要

我很幸运地成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对我照顾得很好，我上了好的公立学校，进入了一个提供平等机会的就业市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坚信，享有基本医疗、良好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机会，对我们的集体福祉最有利。拥有这些东西，并用它们来建设美好的生活，这就是实现美国梦的意义所在。

12岁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说我成为了一名资本家，因为那时候我拿着我做各种工作，比如送报纸、割草坪、当球童挣来的钱，在股市狂热的时候把这些钱投入股市。这让我迷上了经济投资游戏，我在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玩这个游戏。要想在这个游戏中取得成功，我需要对经济和市场如何运作有一个实际的理解。多年来，我接触了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经济体系，这让我懂得了赚钱、存钱和把钱投入资本的能力(资本主义)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有效的动力和资源配置形式。多年来，我也看到资本主义以一种对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奏效的方式发展，因为它正在为富人制造自我强化的螺旋式上升，而穷人则螺旋式下降。这正在造成收入/财富/机会差距的扩大，对美国的生存构成威胁，因为这些差距正在造成破坏性的国内和国际冲突，削弱美国的状况。

我认为大多数资本家不知道如何把经济蛋糕很好地分配，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不知道如何把经济蛋糕做大，但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么一个时刻,a)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的人会一起工作来巧妙地重新设计系统，让分配和增长一起变好b)我们将有很大的冲突和某种形式的革命,将损害大多数人并使得蛋糕缩小。

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采取极端都有可能是自我毁灭的，一切都必须进化或消亡。现在资本主义也是如此。在这份报告中，我阐述了为什么我认为资本主义现在对大多数美国人不起作用，我分析了为什么它产生了这些不充分的结果，并就如何改革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些建议。由于这份报告篇幅较长，我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概述问题，第二部分给出我的诊断和一些改革建议。

为什么以及如何改革资本主义。

在我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资本主义需要改革之前，我先解释一下我来自哪里，这塑造了我的观点。然后，我将展示一些指标，让我明白资本主义正在产生的结果与我认为我们的目标不一致。然后，我将对资本主义为何会产生这些不充分的结果给出我的诊断，并通过提供一些关于如何改革资本主义以产生更好结果的想法来结束我的诊断。由于其中有很多内容，我将分两部分介绍，今天发布第1部分，明天发布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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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哪里来

我很幸运地成长在一个由关心我的父母抚养的中产阶级家庭，在一所好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能够进入一个提供平等机会的就业市场。有人可能会说，我实现了美国梦。当时，我和我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必须努力为每个人提供这些基本的东西(尤其是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这就是机会平等的概念，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公平和富有成效的。

我想我在12岁的时候就成为了一名资本家，因为那时候我拿着我做各种工作，比如送报纸、割草坪、当球童挣来的钱，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股市火爆的时候把这些钱投入股市。这让我迷上了投资游戏。我上了大学和研究生院，尽管我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学费，但是我可以从政府的学生贷款项目借钱。然后我进入了一个提供平等机会的就业市场，我就这样上路了。

因为我喜欢玩市场，所以我选择了做一名全球宏观投资者，我已经做了大约50年。这需要我对经济和市场如何运作有一个实际的理解。这些年来，我接触了大多数国家的各种经济体系，并开始理解为什么有能力赚钱、存钱，并把钱投入资本(资本主义)是激励人民的有效动力，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资源配置者。它是一种有效的激励人的方法，因为它用金钱奖励人们的生产活动，这些钱可以用来买到所有能买到的东西。

它是一种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因为创造利润需要创造的产出比创造利润所需的资源更有价值。效率使人们赚钱，从而使他们获得资本(即他们在投资工具上的储蓄)，这既保护了储蓄者，在以后需要钱的时候提供资金，又为那些能够将资金与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并将其转化为提高我们生活水平的利润和生产力的人提供了资本资源。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将薪酬与生产率联系起来，创造了有效的资本市场，促进储蓄，并提供购买力，以提高人们的生产率。（本段略有删减）

我还从机械的角度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了国家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因为我有一种以实际的方式处理经济和市场的能力。简而言之，糟糕的教育、糟糕的文化(阻碍人们有效地合作)、糟糕的基础设施和过多的债务导致了糟糕的经济结果。最好的结果是:

a)教育和工作机会的均等,
b) 有高中三年中良好的家庭或家庭式的教育,
c) 在一个系统中文明的行为,大多数人认为是公平的
d)自由和井然有序的产品,服务,劳动和资本市场，对大多数人提供激励,储蓄,和融资机会。

当然，多年来我在所有国家都密切关注着这些事情，尤其是在美国。现在，我将展示我们的制度正在产生的结果，使我相信，资本主义对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奏效。

为什么我认为资本主义对大多数美国人不起作用

在本节中，我将向您展示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图表。也许这对你来说太多了。如果你觉得你度过了收益递减点,我建议你要么快速浏览阅读加粗的句子，或跳到下一节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不改革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对美国的威胁。

首先，我想向你们展示一下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的差异。由于这些差异隐藏在平均值中，我将经济划分为收入最高的40%和收入最低的60%。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底层60%的人的生活（大多数)，并可以与前40%的人进行比较。我在这项研究中将展现我的发现。虽然我建议您阅读它，但我将快速地给出一些统计数据，并绘图如下。

几十年来，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如下面的左图所示，处于底层的60%的黄金年龄工人自1980年以来没有收入增长（通货膨胀调整后）。与此同时，最富有的10%人群的收入翻了一番，而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翻了三倍。如右图所示，在成长过程中收入超过父母的孩子比例从1970年的90%下降到了今天的50%。这是针对全体人口的。对于大多数收入低于60%的人来说，前景更糟。

如下图所示，收入差距与以往一样高，而财富差距则是上世纪30年代末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天,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财富是最底层的90%的人口的财富总和,也就是存在的贫富差距和1935 – 40时期(一段时期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内部和外部巨大冲突的时代)。现在，最富有的40%人群的财富平均是最贫穷的60%人群的10倍以上。从1980年为六倍继续上升。

下面的图表显示了自1970年以来总人口数按五分位数的实际收入增长。问问你自己你属于哪一个。这可能给了你一个视角。我的目标是向你们展示更广阔的视野。

按五分位数划分的家庭真实平均收入（2017USD）

大多数底层60%的人都很穷。例如，在收入最低的60%人群中，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将收入以现金或金融资产的形式存起来。根据美联储最近的一项研究，40%的美国人在紧急情况下很难筹集到400美元。

他们越来越陷入贫困。下面的图表显示了一个人在10年内从收入最低的五分位数上升到收入最高的五分位数的几率。这种可能性从1990年的23%左右下降到2011年的14%。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拥有巨大经济流动性和机遇的国家，但美国的经济流动性目前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之一。如下图所示，在美国，父亲处于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的人有40%的机会保持在那个四分之一，只有8%的机会进入最高四分之一，这是上升平均概率的一半，也是被分析的国家中最糟糕的概率之一。在一个机会均等的国家，这是不可能存在的。

一个人的收入增长源于生产力的增长，生产力的增长源于个人的发展。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如何培养人才的。让我们从孩子开始。

对我来说，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情况是我们的体制没有很好地照顾我们的孩子。正如我将要指出的，他们中有许多人贫穷、营养不良(身体和精神上)、受教育程度低。更具体地说:

美国的儿童贫困率现在是17.5%，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显著改善。在美国，2017年，约17%的儿童生活在食品不安全的家庭，其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由于资金或其他资源不足而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报告称，在食品不安全家庭中生活的儿童中，美国的情况比平均水平还要糟糕(美国的情况比波兰、希腊和智利还要糟糕)。

这些条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代价高昂。低收入、学校经费不足、家庭对孩子的支持力度不够，导致学业成绩不佳，导致生产力低下、收入低下，成为社会的经济负担。

尽管美国教育体系中有一些亮点，比如我们为数不多的几所优秀大学，但在特定教育水平的标准化测试中，美国人口整体得分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非常低。更具体地说:

从最受尊敬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分数来看，美国目前在发达国家中排名倒数15个百分点左右。如下图所示，除意大利和希腊外，美国的得分几乎低于所有发达国家。这阻碍了许多人拥有足够的生活水平和美国的竞争力。

201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在各个国家的分数

这些分数的差异与贫困水平有关——如，在美国，高贫困学校(以享受免费/低价午餐的学生比例来衡量)的PISA测试分数比贫困程度最低的学校低25%左右。

美国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考试成绩由有资格享受免费/减价午餐的学生的%决定

在发达国家中(如，OECD)，在师资短缺方面，美国在优势学校和劣势学校之间的差距排名第三。

优势学校与劣势学校师资短缺(基于指数调查)

统计数据显示，相对于其他大多数国家，美国在满足贫困学生需求方面做得很差，这种情况永无止境。这里还有一些:

与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相比，美国接受至少一年学前教育的贫困学生比例较低。

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截至2008年，美国在没有工作的单亲家庭中儿童贫困率排名第二——这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失败。

这些糟糕的教育结果导致很大比例的学生对工作准备不足，并出现情感问题，这些问题在破坏性行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弱势学生更有可能报告社会和/或情感问题，包括在学校没有融入社会、严重的考试焦虑和对生活的满意度较低。

弱势学生报告有重大社会/情感问题的比例

34%的高贫困学校经历了长期的学生缺勤，而高收入学校缺勤率只有10%。即使在人均收入最高的州之一康涅狄格，也有22%的年轻人不工作（或者一年旷课超过25天，或者两门或两门以上的课程不及格，或者多次被停课）或者与社会脱节(未入学且没有高中学历的年轻人)。在康涅狄格州，与社会脱节的年轻人最终入狱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五倍，有33%的人可能与药物滥用作斗争。

将康涅狄格州学区的高中毕业率与儿童贫困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整个州的高中毕业率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儿童贫困率每高出1%，毕业率就会降低1%左右。

康涅狄格州学区高中毕业率与儿童贫困率之比

在各州，每个学生的教育支出与教育成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美国各州教育支出和教育成果的分散图
学生人均支出与12年级考试成绩的对比

那些来自贫困家庭并试图上大学的学生则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例如，那些来自收入低于2万美元家庭的学生在SAT考试中的平均分(满分1600分)比来自收入超过20万美元家庭的学生低260分，而且差距还在扩大。根据2011年的一项研究，在收入分配的顶层和底层的孩子之间，考试成绩的差距估计比20世纪40年代初高出75%

然而，与富裕社区的孩子相比，生活在贫困社区的孩子平均每个学生获得的州和地方资助要少1000美元左右。尽管联邦政府(根据它的标题一资助公式)假设一个地区每年要多花40%的钱来教育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达到与普通学生相同的标准。因此，低收入地区的学校通常资金严重不足。平均而言，在公立学校94%的教师必须用自己的钱购买教学用品——通常包括基本的清洁用品——而在最贫穷的公立学校情况更糟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不得不应对这些压力的教师工资过低，也不受尊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医生、律师和教师是最受尊敬的职业。现在，教师的收入仅为其他大学毕业生的68%，明显低于经合组织其他发达国家。甚至考虑到每周的收入来调整学年的长度，并控制其他影响工资的因素(比如年龄和工作年限)，2017年教师的工资比同类员工低19%，而1994年仅低2%。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收入/教育/财富/机会差距加剧了收入/教育/财富/机会差距:

富裕社区的公立学校往往比贫困社区的资金充足得多，这加剧了收入/财富/机会之间的差距。造成这种资金缺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宪法把教育作为一个州的问题，大多数州让地方学校主要由地方资助，因此富裕的城镇有资金充足的公立学校，而贫穷的城镇则有资金不足的公立学校。更具体地说，大约45%的学校资金来自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产税，而只有8%左右来自联邦政府，其余来自州政府。因此，个别社区的财富/收入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此外，收入最高的40%的人花在孩子教育上的钱几乎是收入最低的60%的人的5倍，而收入最高的20%的人花在孩子教育上的钱大约是收入最低的20%的人的6倍。

资金不足的公立学校在质量上受到影响。例如，PISA数据显示，在师资严重短缺的美国学校，学生的考试成绩比没有师资短缺的学校低10.5%。同样，实验室设备的短缺会导致学生成绩下降16.7%，图书馆资料的短缺会导致学生成绩下降15.1%

相比之下，私立学校在学生身上的平均花费都要高得多，而且效果也更好。美国私立学校的人均支出比公立学校高出约70%。2016年，私立学校的人均支出中值约为2.3万美元，而公立学校的平均水平约为1.4万美元。这种高支出意味着更高的考试分数:在上一轮PISA测试中，美国私立学校学生在数学、阅读和科学考试中的平均得分比公立学校学生高出4.3%。在2009年以来的三次PISA调查中，私立学校学生的平均得分高6.9%

毫不奇怪，今天的美国人对公立学校的信心远不如过去50年的任何时候。今天，只有29%的美国人对公共教育系统有“极大的”或“相当大的”信任。1975年，62%的美国人信任公立学校。

对我来说，让这么多的孩子处于贫困之中，而不好好教育他们，无异于虐待儿童，这在经济上是愚蠢的。

家庭的削弱和良好的父母指导也是一个重要的不利影响:

以下是一些统计数据，反映了家庭单位多年来的变化:

1960年，73%的儿童与从未离婚的已婚父母生活在一起，13%的儿童生活在没有已婚父母的家庭中。2014年，没有双亲家庭的孩子比例为38%(现在不到一半的孩子生活在第一次婚姻双亲家庭中)。这些数据适用于美国所有家庭的平均水平。教育程度低、低收入家庭的家庭支持要少得多。60%的孩子，父母不到高中学历，没有生活在双亲家庭，而大学毕业的父母只有14%的孩子出现这种状况。
被监禁的可能性与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在28岁至33岁的美国人中，35%的高中辍学男性曾被监禁，而高中毕业的男性中这一比例约为10%，大学毕业的男性中这一比例仅为2%。
1991年至2007年间，父母一方在州监狱或联邦监狱服刑的儿童数量增长了80%。如今，美国约有270万儿童的父母在监狱或拘役中——即每28个儿童中就有1个(占所有儿童的3.6%)。

不良的儿童保育和教育导致不良行为的成年人，因此较高的犯罪率，造成可怕的社会成本:

美国的监禁率几乎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倍，是新兴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让人们呆在监狱里的直接成本是惊人的，而且还在迅速增长:在过去20年里，国家监狱的成本翻了两番，现在每年超过500亿美元，每15美元普通基金就消耗1美元。
这种恶性循环会持续下去，因为犯罪/逮捕记录使得找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压低了收入。服役时间，即使是相对较短的时期，也会使男性的时薪降低约11%，每年的工作时间减少9周，年收入减少40%。

低教育和贫穷对健康造成的后果和经济代价是可怕的:

例如，自2000年以来，那些过早死亡人数在60%以下的人群中增加了约20%。收入分配最低20%的男性预期寿命比收入最高20%的男性少10年左右。
美国几乎是唯一一个过早死亡率持平/略有上升的主要工业化国家。造成这一变化的最大因素是药物/中毒死亡的增加(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一倍多)和自杀的增加(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50%以上)。
自1990年以来，因医疗费用问题而在过去一年中推迟治疗严重疾病的美国人的比例大约翻了一番，从1991年的11%升至如今的19%。
那些失业或年收入低于3.5万美元的人健康状况更差，每个群体中都有20%的人报告健康状况不佳，大约是其他人群的三倍。
据估计，仅在美国，儿童贫困的影响就使医疗支出增加了GDP的1.2%。

这些状况对美国构成了生存风险。

上述收入/财富/机会差距及其表现对美国构成了生存威胁，因为这些条件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有可能导致痛苦且适得其反的国内冲突，并削弱美国相对于全球竞争对手的实力。

这些差距削弱了我们的经济，因为:

它们减缓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因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远小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
它们导致人才发展不佳，并导致很大比例的人口从事破坏性活动，而不是贡献活动。

除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良后果外，收入/财富/机会差距正在导致危险的社会和政治分裂，威胁我们的凝聚力结构和资本主义本身。

我认为，作为一项原则，如果共享预算的人的经济状况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出现经济衰退，就有发生严重冲突的高风险。贫富差距，特别是在价值差距的同时，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冲突，而在政府中，这种冲突表现为左派的民粹主义和右派的民粹主义，往往还表现为这样或那样的革命。正因为如此，我担心下一次经济衰退会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在各国央行扭转经济衰退的能力有限、政治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盛行的情况下。

问题是资本家通常不知道如何很好地分配蛋糕，而社会主义者通常不知道如何很好地增长蛋糕。有人可能希望这样的经济极性和糟糕的条件存在时,领导人将齐心协力改革系统，把经济蛋糕分得和生长得更好(当然是可行的和最好的路径)，然而他们通常变得越来越极端,斗争多于合作。

为了理解民粹主义现象，两年前我对民粹主义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了14个标志性案例，并观察了它们背后的模式和力量。简而言之，我了解到，民粹主义的产生，是因为右翼或左翼的强大战士/领导人上台，并将与反对派的冲突升级，而这通常会激励实力相当强大/好战的领导人。随着民粹主义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冲突——对立力量能否共存以取得进展，还是它们越来越多地“开战”以相互阻碍和伤害，造成僵局。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会导致经济问题(例如，通过瘫痪的罢工和示威)，甚至会导致从民主领导转向独裁领导，就像上世纪30年代许多国家发生的那样。

我们现在看到，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其方式与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大致相同，当时的收入和财富差距相当大。在美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妥协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

左边的图表显示了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情况，以及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情况，可以追溯到1900年。正如你所看到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比以前更加极端，也更加分裂。右边的图表显示了自1790年以来他们中有多少人是按照党派路线投票的，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比例。换句话说，它们有更多的极性极端位置，而且它们在这些位置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我们即将进入总统选举年。我们可以期待一场地狱般的战斗。

当一个体系产生的结果与它的目标如此不一致时，它需要改革，这一点并不需要天才才知道。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探讨为什么它会产生这些不合格的结果，以及我认为应该做些什么来改革它。

2
我对资本主义为何不能很好地
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诊断

我相信，现实就像一台机器，有着产生结果的因果关系，当结果达不到目标时，我们需要诊断出为什么机器运转得不够好，然后进行改革。我还相信，大多数事情都是在历史中反复发生的，通过观察和思考这些模式，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实是如何运作的，并获得更好地处理它的永恒和普遍原则。我认为，上述结果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看看经济机器是如何产生这些结果的，然后再考虑如何进行改革。

与左派民粹主义者和右派民粹主义者所说的相反，这些不可接受的结果不是因为a)邪恶的富人对穷人做了坏事，也不是因为b)懒惰的穷人和官僚主义的低效，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目前的运作方式。

我相信，一切好的事物走向极端都是自毁的，一切都必须进化或消亡，这些原则现在也适用于资本主义。而追求利润通常是提供那些创造生产力和和富有购买力的人的一个有效的动力和资源分配器，现在它产生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扩大收入/财富机会差距,使资本主义和美国梦是岌岌可危。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现在的运作方式是，人们和企业发现，制定政策和制造技术来降低人力成本是有利可图的，这会降低人口在社会资源中所占的很大比例。那些更富有的公司和人们有更强的购买力，这就促使那些寻求利润的人把他们的资源转移到生产富人想要的东西，而不是穷人想要的东西，这包括为穷人孩子提供良好的照顾和教育等基本需求。我们刚刚在大学招生作弊丑闻中看到了这一点。

这种动态的结果是，这个体系正在为富人制造自我强化的螺旋式上升，为穷人制造螺旋化下降，这将导致上层的有害过度行为和底层的有害剥夺。更具体地说，我认为:

对利润和更高效率的追求导致了新技术的发明，这些新技术取代了人，使公司运行更有效率，奖励了发明这些技术的人，伤害了被他们取代的人。这个力量将在今后几年内加速发展，目前还没有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的计划。
追求更大的利润和更高的公司效率，也导致公司在其他国家生产，用具有成本效益的外国工人取代美国工人，这对这些公司的利润和效率有利，但对美国工人的收入不利。当然，全球化也让更便宜、或许质量更好的外国商品进入美国，这对外国卖家和美国买家都是好事，对与之竞争的美国公司和工人则是坏事。

由于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收入中转化为利润的份额相对于工人的份额有所增加。下面的图表显示了自1929年以来公司收入中利润所占的百分比和员工薪酬所占的百分比。

央行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这对于应对2008年的债务危机和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推高了金融资产的价格，这有助于让拥有金融资产的人比不拥有这些资产的人更富有。当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和大多数其他中央银行)购买金融资产将资金注入以刺激经济,这些金融资产的卖方(富有的金融资产) a）变得富有,因为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b)更有可能比购买商品和服务购买金融资产,这使得富人拥有充足的金钱和信贷从而更富有，而大多数穷人得不到金钱和信贷，因为他们的信用价值更低。

从投资行业的经历中，我发现在大多数人极度缺钱的同时，却有大量的投资资金在追逐投资。换句话说，钱在上层被堵住了，因为如果你是那些有钱或者有赚钱的好主意的人之一，你可以有比你需要的更多的钱，因为贷款人会自由地把钱借给你，投资者会竞相把钱给你。另一方面，如果你的财务状况不佳没有人会借钱给你或投资给你，政府对你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政府不会这样做。

政策制定者过于关注预算与投资回报的关系。例如，从预算的角度来看，不把钱花在孩子的教育上可能是好的，但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愚蠢的。从预算的角度来看待资金并不能使人们考虑到整体的经济状况。它没有考虑到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给社会带来的全部成本。虽然财政保守派通常会把注意力放在预算上，但财政自由派的典型表现是，他们借了太多的钱，却没有明智地使用这些钱来创造经济回报，而这些回报是他们承担的债务所必需的，因此他们往往以债务危机告终。预算鹰派保守派和支持支出/借贷的自由派很难集中精力，共同努力，并在投资上获得良好的“双重底线”回报（既能带来良好的社会回报，又能带来良好的经济回报的投资)。

我认为应该做什么

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从根本上健全的制度，但它现在对大多数人并不奏效，因此必须进行改革，以提供更多的平等机会，提高生产率。为了做出改变，我认为有必要做以下事情。

来自高层的领导。我有一个原则，如果你不能影响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让他们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来改变事情，你就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因此，需要来自国家高层的强大力量，将收入/财富/机会差距宣布为国家紧急状况，并承担起重新设计这一体系的责任，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两党人士和熟练的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重新设计这一体系，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我相信，我们将以两党合作和熟练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将互相伤害。因此，我认为，领导层应该建立一个两党合作的委员会，把来自不同党派的技术人员召集到一起，提出一个计划，对金融体系进行重新设计，以便同时更好地分配和扩大经济蛋糕。该计划将展示如何筹集资金，并很好地使用/投资，以产生良好的双重底线回报。

清晰的指标，可以用来判断成功，并让负责实现它的人负责。在运行我所运行的东西时，我喜欢有清晰的度量标准，以显示那些对事情负责的人正在做什么，并根据这些度量标准的变化获得奖励和惩罚。有了这些，就会产生实现成功所必需的责任和反馈循环。在可能的范围内，我将把这种问责制降低到个人层面，以鼓励一种问责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人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净贡献者还是净诋毁者，而个人和社会都试图让他们成为净贡献者。

重新分配资源，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福祉和生产力。作为一名经济工程师，我自然会思考如何从税收、借贷、企业和慈善事业中获得资金，以及这些资金将如何影响价格和经济。例如，我考虑个人税率的变化可能如何发生，以及个人税率相对于企业税率的变化将如何影响资金的流动，以及一个地方相对于另一个地方的税率变化将如何推动资金流动和资金流动的结果。我还想了很多关于筹集到的钱将如何使用的问题——将有多少资金用于改善社会和经济成果的项目，以及有多少资金将用于再分配。这样的决定当然要由两党委员会的成员和领导层来决定，而且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我无法在这里发表意见。然而，我可以给出我的大方向。最重要的是，我想取得良好的双底线结果。要做到这一点，我想:

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包括政府、慈善家和公司)，共同审查和投资双重底线项目，并根据这些项目的社会和经济绩效结果用相对于明确的指标对其进行评判。这将增加项目的资金和质量，因为那些必须把自己的钱放在风险上的人将对这些项目负责。(例子，请参见附录。)

筹集资金的方式既要改善条件，又要提高经济生产力，要考虑到社会的全部成本(例如，我要对会给社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成本的污染和各种导致健康状况不佳的原因征税)。

通过税收从上层筹集更多资金，这些税收的设计不会对生产力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并将专门用于帮助那些处于中间和底层的人，主要方式是提高经济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因此，这些项目的支出主要由它们所创造的成本节约和收入改善来支付。尽管如此，我也认为，社会必须建立最低标准的医疗和教育，提供给那些无法照顾自己的人。

协调货币和财政政策。由于资金被顶层堵住，而且中央银行为扭转下一轮经济衰退而采取的足够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力有限，在保持美联储独立性的同时，财政政策将不得不与货币政策更加协调。如果做得好，这既会刺激经济增长，也会减少量化宽松对增加贫富差距的影响，方法是将资金和信贷从那些有较高储蓄倾向的人手中，转移到那些有较高消费倾向的人手中；从那些不那么需要钱的人手中，转移到那些更需要钱的人手中。

3
展望未来

在评估我们所处的位置时，我们可以同时考虑因果关系和历史比较。导致我们所看到的影响的最相关的原因是:

高负债水平导致了2008年的债务危机(并且此后一直在增加)，导致…

央行大量印钞，购买金融资产，这推高了资产价格，压低了利率。这使那些拥有金融资产的人收益(富人)，使得各国央行刺激经济的能力下降。

这些因素和新技术造成了非常大的收入/财富/机会和价值差距，预计这些差距将会扩大，并导致…

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在造成更大的国内和国际冲突的同时…

有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要与现有的主导世界大国(美国)竞争，这将导致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方面的竞争，并将由两个大国的相对技能和技术能力决定。这场比赛将确立世界新秩序。

这种影响格局上一次出现是在上世纪30年代末，当时发生了巨大的冲突，经济和政治体系被推翻。基于前面解释的基本原因，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最大的问题将是我们如何处理彼此而不是任何其他限制。

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这些风险问题，创造出更多平等的机会，并提高生产率，这将使这块蛋糕变得更大。我最大的担忧是，各方将在各自的立场上采取不妥协的态度，这样一来，资本主义a)要么被抛弃 b)要么得不到改革，因为右翼人士将为保持现状而斗争，而左翼人士将与之斗争。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a)一个右翼民粹主义者还是左派民粹主义者将获得控制和/或产生冲突,影响政府的行动、经济和国际关系或b)是否可以明智的和来自各方的人才一起工作，改革系统适用于大多数人。

我们很快就会更多地了解哪条道路最有可能，因为未来两年，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欧洲议会将举行决定性的选举。结果如何将对如何处理本报告中提出的冲突产生重大影响，这将影响资金如何在人民、市场、州和国家之间流动，并将决定大多数人民和国家的相对优势。我将密切注意这一切，并随时向你通报。

4、附录
我对双重底线投资的看法

我觉得我应该给出一些好的双重底线投资的例子，这就是本附录的内容。从我的慈善工作中，我一直看到很棒的双重底线投资，而我只看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知道还有更多。因为我和我的妻子特别关注教育和小额信贷，所以我的窗口更多地是在这些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尽管我们接触过许多其他领域，如医疗保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环境保护等。例如，我遇到的一些不错的双重底线投资是:

早期儿童教育项目的年回报率约为10-15%，如果考虑到学生和社会的终生利益，则可以为政府节省成本。这是因为它们能带来更好的学习成绩，更高的收入，更低的犯罪几率，所有这些都能给社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相对便宜的干预措施可以降低8年级和9年级的高中辍学率，而这些干预措施的效果可能会好很多倍。如果做得好，让这些年轻学生接受实际的高等教育或从事职业是非常划算的。例如，大学毕业生一生的收入比高中辍学者高出100多万美元。

学校财政改革表明，每名学生支出增加10%，就能对低收入学生的教育成果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产生比高收入学生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总的来说，研究人员发现，额外的学校支出内部报酬率IRR约为10%。

小额信贷。每捐赠/投资1美元，大约有12美元将在未来10年内被借出、偿还、再借出，用于帮助弱势群体创业。

大量的基础设施支出计划，可以促进贸易和提高生产力/效率。根据33项对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的研究，据估计，智能基础设施项目在经济活动增加方面的回报率为10-20%，这使得政府贷款和投资基础设施成为一个很好的交易。

公共卫生/预防性医疗干预也可以产生非常积极的投资回报率。52项着眼于预防性健康项目的投资回报率研究(涵盖多种项目类型，包括疫苗、家庭血压监测、戒烟等)，平均而言，这些项目每产生1美元的成本，就能带来14美元的收益。

由于这些领域对国家来说是巨大的双重底线投资，如果能在政府的支持下实现规模，那就太好了。我相信，慈善机构、政府和企业之间在这类投资方面的合作是强有力的，因为它们既能增加资金数额，又能更好地审查项目和计划。我知道，我看到了许多我愿意为之提供最大限度资金的好交易，这些交易对政府、其他慈善家和企业来说都是划算的。举个例子,我的妻子和我们的慈善团队正在致力于一项协议，如果政府捐赠1亿美元,如果其他慈善家和企业在康涅狄格也捐了1亿美元，达里欧慈善基金会将在康涅狄格州捐赠1亿美元项目給最缺乏资金的学区和用于小额信贷。这将为康涅狄格带来更多的资金、更好的尽职调查、更多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为康涅狄格带来积极的预期净财政回报(考虑到不好好教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

美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达里奥在2017年的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民众从经济上划分为前40%（Top 40%）和后60%（Bottom 60%）两个人群。自1980年以来，美国实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虽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后60%人群中，只有1/3能够将其收入储蓄起来（以现金或金融资产的方式）。也即，有40%的美国人都处于“月光族”的状态，无法存下任何收入。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一项报告，1983-2013年这30年间，位于后33%美国人的实际财富均值事实上在下降，从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位于中部46%人群的实际财富均值，在这30年间一直停滞不前（仅从94,300美元增加至96,500美元），而位于前部21%的人群，他们实际拥有的平均财富在这30年间翻了一番，从318,100美元上涨至639,400美元（戈登，2018）。

皮凯蒂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今天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在10%人群之下的中部4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产），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拥有全部资本的5%（皮凯蒂，2014）。如果再具体的话，今天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群，他们的收入70%来自资本；如果扩大到收入最高的1%人群来看，他们的收入有60%来自劳动收入，这主要是跨国公司高管、金融家和超级明星的劳动收入（索洛，2015）。而那些超级经理人，也即美国大公司的CEO薪酬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4年的300:1，从1978-2013年，美国CEO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赖克，2016）。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贫富悬殊的现状。

2019年5月23日美联储发布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Federal Reserve Board issues 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2019.5.23），在遇到紧急意外情况需要支出400美元时，有39%的被调查者无法以现金、储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进行支出，其中27%的被调查者需要向他人借款或者出售自己的物品才能应付这400美元的紧急支出，而剩下12%的被调查者则完全无法应对400美元的紧急意外支出。这仅仅比2013年美联储同样调查所显示的情况略好，该年有50%的被调查者无法自行应对这些看似金额不大的紧急意外支出。

更大的挫折还在养老、教育、寿命和医疗方面。

达里奥的报告指出，美国后60%人群中，只有1/3的家庭拥有退休金账户，这意味着后60%人群中有2/3的家庭没有退休金账户。而那些拥有退休金账户的后60%人群，养老金账户（如401(k)账户）平均不到2万美元。

教育方面，前40%人群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后60%人群的4倍，但前40%人群的学生债务（student debt）只占其总负债的5%，而后60%人群的学生债务却要占到其总负债的17%。美国的本科毕业生有将近70%在离校时身负债务，平均负债超过3.5万美元，1/8的毕业生在毕业后需要偿还的“优秀学生贷款”超过5万美元。截至2016年，美国仍未清偿的4,330万学生（包括在校生、毕业生、肄业生）的助学贷款总计超过1.3万亿美元，超过40%的学生贷款人已经拖欠或者违约（桑德斯，2018）。教育支出让美国中下层负担沉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萎缩和外迁，中下层就业渠道的不断收窄、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使美国中下层的年轻人逐渐对生活丧失信心和希望。

希望的丧失，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业国家。对于后60%人群而言，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自2000年以来上升了大约20%，主要原因是毒品/（药物）中毒（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2倍）和自杀（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50%以上）。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本土正在打一场21世纪的“鸦片战争”，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谈判时要将控制芬太尼列为重要议题的原因。美国药物毒品问题的根源，在于曾经制造业地区的大量人口无法实现有效就业，而知识经济对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这些地区的民众所能承受的，他们的下一代已被隔绝在未来之外。

特朗普胜选后，《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迅速在美畅销，这是出生于美国铁锈地带的80后J.D. Vance的自传，以其个人经历详述美国下层民众今天的生存现状，失业、酗酒、吸毒、普遍的离异和大量的非婚生子女问题已经旧工业区普遍到令人惊讶的地步，要知道，那些地区并非曾经落后，在1980年代之前，甚至是美国工业的中心。尽管Vance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耶鲁法学院的学业，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但通过他的叙述，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那种对自己家乡的绝望。

除此之外，美国仍是医疗成本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也是唯一没有实现人人医保的大国。在2016年时美国仍有2,800万人不能享受医保（桑德斯，2018），而此前由奥巴马力主的《平价医疗法案》，正是由于未能考虑到美国后60%人群根本无力承担多余的数百美元保险支出，进而被特朗普在参选时猛烈抨击，为其俘获了相当数量的选票。

这真是我们曾经了解的那个美国吗？但只有当我们了解上述事实，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的中下层会赞同特朗普废除《平价医疗法案》；才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以各种手段威胁美国企业增加本土工人的工资收入、威胁美国跨国企业的制造业岗位回流时，会获得美国中下层巨大的支持；也才能明白为什么当美国舆论一边倒的认为是中国人利用全球化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时，特朗普还将获得美国中下层更多的认同。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上述观点真是正确的吗？上述做法真的能解决美国本土今天的问题吗？

美国衰落了吗？并没有。美国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Fortune 500排名中，美国有126家企业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当部分处于高端产业；美国仍然是高科技强国，除了芯片、软件之外，在国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药等领域，仍有巨大优势。美国的基础创新能力仍然最强，大量的基础创新仍然出自美国的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元仍是世界货币，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一个美元体系的世界中。美国今天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难以想象，跨国企业高管动辙数千万美元的年薪，即便因经营不善或丑闻而离职，补偿金也可能高达上亿美元。而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制造者的华尔街精英们，在因too big to fall获得美国政府的救助后，仍未受到足够的约束，甚至大量的违法交易仅以美国特有的法律和解方式就可以结案过关。所以今天美国的问题究竟是一个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问题？还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究竟是只能靠逆全球化才能解决的问题，还是靠改革全球化的过往体系才能解决的问题？

美国历史的成就与当下的问题

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往往不是基于横向的比较，而是基于现实与历史的比较。美国20世纪的成就，不在于出现了一批超大型企业，或是获得了某些科技的领先，也不在于建立了人类最完美的政治体制或者实现了所谓的美元霸权。美国20世纪的成就，在于美国国民作为一个整体，共享了经济发展的璀璨成果，站在了全球的前列。这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文明能够对全人类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1900年，美国白人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48岁，而非白人男性只有33岁，而到了1940年，这两个数值已经分别提升到63岁和和52岁，这要归功于美国卫生、医疗体系的进步和普及。1900年，美国每100户家庭只有0.1辆汽车，而在1940年，这个数值达到了93辆，美国家庭当时拥有的汽车数量竟然占全球汽车总量的78%。而今天日常的家电，包括洗衣机、冰箱等，在1970年代，美国的普及率已接近100%。（戈登，2018）

美国的高中毕业率从1900年的6%提高到1970年的80%。1944年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惠及全美1,610万二战参战者，由联邦政府为这些二战退伍军人提供全额大学费用（戈登，2018）。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高等教育曾经接近免费。1965年一所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是243美元。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明珠——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收学费。美国工人家庭的子女，完全无需承担今天平均高达3.5万美元的学生贷款（桑德斯，2018）。而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对美国政府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进行了重新分配，将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取得的发明专利权，转移给实际从事该研究的大学，再由大学将这些知识溢出并实现了商业化，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创新发展。

这些曾经的制度，为美国之后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爆发带来了充足了智力资源，推动美国从二战前的工人阶层社会转变为之后的中产阶层社会。美国曾有一个人人皆可攀登的阶梯，这是“美国梦”曾经能够实现的根本原因。

1955年，美国《财富》杂志首次开始统计美国500强企业名单，这一统计已持续60多年，我们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国产业的变迁情况：

如果我们将上述产业划分为“传统生产性行业”、“新兴技术产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的话，可以得出下表：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自1955年以来，一直到1980年代，美国传统生产性行业的大企业比重仍占Fortune 500的70%以上。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传统生产性行业的上升和顶峰时代，也是美国国内的平等时代，也正是“美国梦”影响全球的时代。1990年代是个分界线，此后“传统生产性行业”在大型企业中的比重开始持续下降，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自1995年起，美国大型企业中属于“传统生产性行业”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并在此后20年维持在45%左右；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则在此后分别维持在15%和20%左右。

上述数据同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的变化是完全匹配的。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在1953年达到30%的顶峰，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10%（戈登，2018）。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去了哪里呢？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根本无法吸纳如此众多的就业人群，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商超、零售、物流等服务行业，是制造业人群就业的归宿。从前述表格可以看到，自1995年起，商超、零售、物流大型企业开始占据美国Fortune 500大概10%左右的比重。但问题在于，对普通员工而言，这些服务业企业的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根本无法与前期的制造业企业相媲美，甚至很多服务业职位只是零工模式。沃尔玛的收银员无论怎样也难以享受到曾经大型工业企业带来的社会福利。美国劳工部在2015年12月8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无法扭转局面，那么未来10年美国增速最快的10大职业中，将有7个是不需要大学文凭的低收入职业（桑德斯，2018）。

因此，今天无论是美国的学界、政界还是舆论界，无论党派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已经认识到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是使美国中下层经济处于困境的关键因素所在。所以今天美国的精英人士，开始从大量现成的研究文献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关于美国过去60余年的产业变迁，目前已然普及、看似逻辑清晰进而遍及舆论的解释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后发国家逐渐进入一般化工业大生产阶段，包括美国在内的先发国家一方面继续发展ICT等新兴技术产业，继续占领高端产业；另方面，由于传统生产性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受到后发国家廉价替代品的冲击，先发国家的这些企业开始实施重组，为了降低成本，或是裁员，或是大幅降低员工福利，或是不断将生产部分予以外包，而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美国中下层工作机会的丧失和福利的普遍下降。

如果我们能够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喧嚣中冷静的阅读美国现任总统和几位主要总统候选人的政治观点，可以发现他们都认为中下层就业机会的丧失与中国制造业的崛起紧密相关，但同时并不仅仅针对中国，印度、墨西哥甚至德国、日本，但凡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产生影响的国家，都在他们已经或将要针对的范围之内。无论具体政策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这样的政治口号的确正面回应了美国中下层的诉求，换言之，短期而言，这对争取选票是有利的。但问题在于，今天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真是目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必然导致的结果吗？通过切割其他国家的利益就能让美国国内的这些问题得以解决吗？

德国的例外

今天特朗普和诸多美国政客针对中国的核心观点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化进程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认为中国企业通过技术秘密窃取、知识产权侵权来实现了制造业的发展，使美国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从而“不得不被迫”让渡了自己的技术；他们还认为中国通过特有的补贴来压低了资源价格，使美国企业“不得不”将大量产业外包给中国，从而“帮助”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他们认为在美国本土的许多中国移民和留学生都在协助完成上述的“任务”。他们认为上述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今天美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生产性行业竞争力的大幅下降，大量曾经稳定而薪酬优渥的生产性工作岗位流失，从而导致美国遍地是“乡下人的悲歌”。这个逻辑如果推演下去，就是今天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导致了美国中下层的苦难，所以当特朗普表示出要退出WTO时，完全无须有任何惊讶。但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受到冲击的仅仅是美国的中下层，美国的中上层为何能够免疫，为什么美国精英阶层的财富依然在加速膨胀呢？

如果真像美国部分政客和舆论所言，美国生产性行业竞争力的下降是中国策略的成功所致，那么受到巨大冲击的显然不应当只有美国。那些技术先进、更加依赖于中国市场，却不如美国强大的国家，是否应该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呢？那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是否应当像美国一样大量流失呢？那些国家是否会因为与中国贸易往来，以及因为向中国转移生产外包就导致其本土中下层的坍塌呢？

当我们站到全球的角度来看待中美之间的问题，美国流传甚广的言论仿佛就是一个笑话。

当美国制造业开始受到全球化竞争而衰退时，美国的上层精英们根本没有关心过他们的中下层同胞。就在几年前，他们还根本不会像今天一样批评中国，他们甚至曾经为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找到了不少合理理由。2013年6月10日，《福布斯》杂志在《为什么制造业不重要》（Why Manufacturing Doesn’t Matter）一文中提出：“工业时代就要一去不返，我们即将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制造业将成为某种商品；而思想，即智慧财产，将胜过一切”。2014年1月23日，《彭博商业周刊》在《逝去的工厂职位：忘掉它吧》（Factory Jobs Are Gone: Get Over It）一文中提到：“对工厂的迷恋主要基于有缺陷的经济学”，而在更早时候，时任乔治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曼昆在2003年的演讲中告诉听众：“最近制造业就业下降是生产率迅速增长的一个‘避无可避’的结果”，曼昆认为，“近日我们从制造业上看到的长期趋势，正是几十年前农业领域所历景观的镜像”。甚至到了奥巴马时代，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古斯比（Austan Goolsbee）也认为：“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和支出比例越来越小，佐证了它非常有效率。农业部门恰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Mandel，2012）

但欧洲人并没有那么乐观。法国前总统萨科奇曾警告：“当我们停止建造火车、飞机、汽车和船舶”，法国将不再是伟大的国度。在其他发达国家主动或者被动的去工业化时，德国依然我行我素。当美国制造业占GDP份额降至13%、英国降至12%时，德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竟然高出近一倍，达到21%（莱曼，2018）。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在2019年2月5日发布的《德国工业战略2030》中，甚至明确提出战略目标，到2030年时，逐步将工业在德国和欧盟的增加值总额（GVA）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扩大到25%和20%。也许美国人无法理解或者已经故意忽视，同样作为发达国家，德国仍然在钢铁、铜、铝、设备和机械制造、汽车这些传统的、在美国已然衰退的生产性行业中占据着全球领先地位。不要忘记，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要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要强得多得多。

在今天美国部分政客和专家眼中，对中国的生产外包是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重要原因。但美国人似乎完全不知道，今天仅在中国江苏的一座小城太仓，就有280家德国企业和大约200个外包工厂。为什么德国能够承受外包和离岸的冲击，继续在制造业上保持竞争力，同时还能维持本土的工作岗位和薪酬福利待遇？

欧洲学界将德国成功的因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莱曼，2018）：

一是长期重视中小制造业企业发展。以二战前后工业基础为根基，德国在几十年内面向全球市场，产生了一大批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在全球3700余家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中，仅德国就拥有1300余家，美国300余家、日本200余家、中国60余家）。这些制造业隐形冠军为德国本土提供了大量薪酬优厚的就业岗位。

二是德国独特的金融体制。德国银行业由储贷银行（Sparkassen）、合作银行（Genossenschaften）和私人银行三个支柱构成，前两者给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约占贷款总额的2/3，这两个支柱的经营受到严格约束，从而毫发无伤的度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州立银行（Landesbanken）作为储贷银行的批发银行，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和德西中央合作银行作为合作银行的批发银行，实施干预以提供套期保值和离岸融资等更复杂的金融服务。尽管这些紧密的银行关系可能导致信贷利率较高，但长期安全性得以保障。

三是特有的双元教育体制。在德国，从事制造业的普通技术人员一般不上大学，而是通过学徒制来实现就业。约有342类受认可的学徒职业，提供技术和社会领域的公司内部培训和课堂教学，一部分时间留给雇主，一部分留给职业学校。截至2013年，超过140万名德国学生入读1,559所职业学校。学徒培训时间一般持续两年半到三年半，从事全职工作。2013年25-34岁的德国人只有28%接受过大专、大学教育。制造业企业大量倚重熟练技术人员，学徒制为企业提供了合适的劳动力资源，也促进了就业。

四是劳资共决的经济制度。作为与英美经济模式的最大差别之一，劳资共决一直是德国劳资双方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收益的基石性制度。如果说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有什么方面没有做好而导致的，我认为正是美国的经济体制完全以股东、管理层为优先的经济模式，导致了今天美国中下层的局面。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学和法学研究者对德国劳资共决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在中国《公司法》中机械的移植监事会等制度。事实上，德国的劳资共决制是一个系统化的安排，甚至可以追溯到《魏玛宪法》乃至再之前，也即德国历史上形成的社团市场经济模式。这项根植德国传统的理念直接排斥了英美模式下以股东为先的理念，将股东、管理层、雇员、上下游产业链甚至社区纳为一个整体考虑。事实上，这种理念所形成的各项制度与东亚各国的历史观念和经济习惯存在高度一致性，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此外，德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对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都是深度全球化下德国经济仍然强劲的重要原因。

关于德国的探讨可以回答美国某些政客和舆论的一个潜在逻辑问题，即一个技术先进、又比美国更加依赖中国市场、将大量制造业外包给中国的发达国家，是否会因为中国加入全球化，就必然使本国的就业岗位大量流失，从而导致本国出现民粹主义？我们与其不断的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那些“不端行为”，不如请这些美国政客和舆论来向他们的民众回答，为什么别的国家能做到的，你们却做不到？

全球化的悖论

今天中美冲突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需要向其选民践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而这个“再次”，对美国中下层民众而言，就是恢复1990年代之前的荣光。面对中下层的压力，特朗普必须向所有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恢复造成约束的其他国家发难，同时还要从战略上遏制中国这样的长期竞争对手。事实上，这是美国国内问题的国际化。美国中下层民众今天面临的经济问题，正是美国应对全球化长期失当所致，但令人难堪的是，倾向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超级全球化，一直以来却是由美国来主导推进的。

作为对全球市场最敏感的人士之一，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早在2002年就指出了全球化的缺陷。索罗斯认为：“全球化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相形之下，人员的流动仍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资本是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必须相互竞争来吸引它，这妨碍了各国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能力”。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二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变得不合时宜，因为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们不能离开国家，而作为福利国家过去征税对象的资本却是能离开的”。此外，虽然“全球竞争解放了创造力，发挥了企业家的才干，并使技术创新加速”，但全球化也存在不利影响，“一是许多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人，受到了全球化的伤害，同时又得不到社会安全网的保护；另外还有许多人被全球市场边缘化。二是全球化导致了私人产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市场长于创造财富，但其目标并非满足社会需要，对利润的恣意追逐会破坏环境，并与其他社会价值冲突。三是全球金融市场容易遭受危机”。索罗斯认为：“过度依赖市场机制是危险的。市场是用来为自愿参与各方进行货物和服务的自由交换提供便利的，仅靠市场自身不能应付诸如法律和秩序或维持市场机制本身运转之类的集体需要。市场也不能确保社会公正。这些‘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治方式来提供”。（索罗斯，2002）

正是因为全球化的上述特点，但凡认同深度全球化的国家，必然以资本效率的最优为追求，这将导致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到能够获得更大利润回报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当这个国家采取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即认为完全依靠市场调节、避免政府干预才是最优选择时，金融资本的大量跨境投资、实体企业的大量跨境外包就会成为现实。这正是在美国主导深度全球的历史过程中，美国金融资本寻求全球机会、美国生产性跨国企业寻求全球外包的现实背景。

从中短期财务回报来看，这些金融和实业类企业确实能够实现更多的财务价值，但长期来看，是以损害美国本土中下层就业机会和本国制造业长久竞争力为巨大代价的。只有那些能在制造业外包过程中对本土产业结构做出适当调整，对业务流程做出适当改造，尽力确保本土岗位能够持续有效存在，而不是简单通过重组裁员外包来换取短期财务收益的先发国家和企业，才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使本国企业、股东、雇员等利害关系人获得共同的收益。

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德国和日本的汽车产业以中国为最大的外包生产基地，大众和丰田本土的职位却丝毫不会减少，反而带动了一大批本土中小供应商持续发展。与之相较，曾是美国制造业明珠的通用和福特汽车，并非由于将其生产外包给中国或墨西哥而衰落，而是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两家车企深受美国国内金融自由化环境的影响，错误的实施了多元化战略，又被迫在金融危机时寻求救助、低价出售资产以求生存所致。

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部分人群都在流行一种说法，即中国加入全球化是依赖于美国的帮助，美国是希望通过帮助中国全球化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而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意愿在政治上实现西化，因此，美国今天对中国十分失望，所以两国的主要矛盾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将美国完全置于一个受害者地位的描述，十分可笑。在深度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跨国企业高层和金融企业盆满钵满，美国国内反对全球化、诉诸中下层利益的声音，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针对这些上层精英，当金融资本从中国撤出时，也从来不留情面，何以这些美国问题的始作俑者今天在舆论上会让位于中国？这不过是无力改变美国国内撕裂现状、又无法明白说出美国是如何在自己主导的深度全球化进程中自食恶果的政客们所能找到的持续攻击中国的一个理由，当无力改变美国内部时，只能以外部矛盾作为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罢了，而国内竟有很多人不加思考的予以接受。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哪个国家会无视本国民众的利益去无私的帮助别的国家发展长达几十年？这难道不是一个尚未成年的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吗？

中国加入全球化并非没有代价。这些巨大的代价之所以被人逐渐忘记，是因为中国为了经济发展，必须维持内部的稳定。在二十年前中国加入全球化时，是以大量产业工人下岗、买断工龄、在中年之后自谋生路为巨大代价的。我们今天不能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了中国加入全球化而作出巨大牺牲的产业工人，不能忘记他们在40甚至50岁之后，在中国尚未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时，还要唱起“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重头再来”。正是这个沉重的代价，让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十分关注改革的稳定性和协调性。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无论是中国的执政者还是企业家，都仍然需要继续担负起“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改革开放最初的社会共识。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在也许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本全球化着作——《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罗德里克，2011）。罗德里克的“超级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理论，深刻的预见到了美国今天的困境。当美国在主导超级全球化过程中使本国资本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大量流出，造成本土投资不足从而使本土就业岗位流失，对中下层造成难以弥补的影响时，中下层通过选票民主开始反弹，最终将激进的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而特朗普深知他的铁票仓就是这些急需现实改变的民众，因此他越直白的表达将为他的选民拿回就业机会，这些选民就会继续对他予以支持。而如果通过各种方式都拿不回这些就业机会时，责任就会归咎到民主党或者其他国家的种种问题。

然而，美国今天所面临问题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难道逆全球化才是正确的选择吗？

真正的原因

美国今天中下层的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也不在于其他任何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而在于美国自己放弃了生产性行业的基础性职位，美国的产业结构没有随着其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进行调整，而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在美国独特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下，长期追求短期个人利益，长期无视员工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利益。如果我们将倾向自由市场的美国模式与倾向劳资共决的德国模式，甚至与具有东方传统的日本模式相比较，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美国采纳市场原教旨主义时，因经济撕裂而带来社会撕裂的可能性有多大。

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在《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进行了十分透彻的分析。赖克从财产、垄断、合同、破产和执行机制五个方面，以大量生动的实例论述了美国的大型企业是如何通过花费大量资金游说立法和政府部门改变细微的关键政策，来实现了大企业利益的优先。

例如，美国药价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是法律禁止美国政府运用自身强大的议价权进行降低药价的谈判，而高昂的药价意味着美国医药行业和保险行业长期享有丰厚的利润。而专利的有效期也没有阻止药价的下降，因为大型药企只要将快要专利过期的药品作微小的改变，就可以延展药品的专利。而按照美国法律，当医生给病人开药时，医药公司可以向医生提供报酬，这自然导致药价更加无法下降。所以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其实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客观上是以每个个人的增加投入来维持部分行业的利益。

又如，在过去20年中，美国所有大航空公司都至少经历过一次破产。而它们破产的目的，通常是逃避履行之前和工会达成的合约。在受美国银行业和信用卡公司游说而修订的《破产法》中，劳动合同通常不是最优先考虑的对象，因此航空公司破产为要挟，来迫使工会达成减薪协议，而为公司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高管，却能同时获得一份巨额高管养老金计划。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破产法》还禁止房主就自住房抵押贷款申请破产。这意味着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可以通过重组和政府救助躲过所有的惩罚，而受华尔街金融衍生品伤害的700万美国民众，却因此面临止赎。同样不能列入破产保护的，还有学生贷款。

而当无法阻止通过某项法律时，特定行业还会通过游说国会避免拨出足够经费来影响执法。美国食品行业曾经游说国会，使《食品安全现代化法》的执法经费少得可怜，导致无法实际执行。

在此前的表格中，我们已经提到自1995年以来，美国大企业中金融企业的数量急剧上升。事实上，美国制造业的下滑与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是紧密相关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深刻体现出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完全金融化，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美国曾经最强大的汽车制造业厂商通用和福特汽车，乃至曾经代表先进电子电气技术的GE等，无一不开始追求多元化投资和短期回报。

金融业的高收入，扭曲了整个人力资源价格，大量各学科的人才全部聚集到虚拟经济之下。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哈佛大学近一半的毕业生投身华尔街；如果再算上企业管理咨询类工作，2010年投资金融界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超过了60%。

我们今天很容易理解美国的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在面对全球化竞争时，如何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当企业经营不善时，最佳的方案是通过裁减人工成本，实施重组来达到使企业短期业绩提升的目的。由于职业经理人丰厚的报酬与期权挂钩，因此维持公司股价就成为第一要务。所以即便是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在拥有大量现金的前提下，为了维持股价从而确保自己的期权收益，毫无疑问将在回购股票和投入研发中倾向选择前者。华尔街与跨国公司高管们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存在大量共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欧美的学者，在研究贫富差距问题时，会提出“超级经理人”（supermanager）这样的概念。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经济模式展现给我们的场景。所以美国今天中下层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依靠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美国部分政客似乎忘记了，美国曾经的强大依靠的是对短期利益的约束（金融领域的沃尔克原则），依靠的是美国企业和员工的同心协力（罗斯福主义）。那么请问，在今天美国的现实状况下，长期而言，全面减税的最终受益者究竟是美国大企业还是美国全体人民呢？不断以关税相威胁，就能迫使别的国家不顾它们自己中下层的利益，去替美国的精英层去弥补前期因为推行超级全球化而对美国中下层造成的伤害吗？不从修正美国内部制度出发，去实现美国国内财富分配的再平衡，而是寄希望于通过收割其他国家来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这样的美国，今后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还会有像它曾经那样的吸引力吗？

美国尚未衰落，美国依然强大，但美国已经不是曾经的美国。美国内部的问题目前仍然无解，美国内部的问题越激烈，将内部问题转嫁于他国的愿望就越迫切，因此不会因为美国坏下去，中国就自然好起来。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深度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将更多的智慧投入到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中。我们需要有更多真正像华为那样的全球化企业，而不是那些仅能在中国关起门来挣钱，却要在美国上市的所谓“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难道没有造成中国某些领域的资本过剩，从而同样的扭曲了人力资源的价格吗？有多少制造业的学子主动投身金融和互联网行业，而这些行业的普遍高薪酬一定是可持续的吗？还是仅仅因为前期地产金融的捆绑和美国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入所致？我们需要牢记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教训。我们要向德国学习，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将制造业的机会留在国内，即便部分产业转移，也要通过流程再造将制造业的工作机会更多保留在国内。我们的金融体制要做出巨大的改变，不能再主要依靠私募股权投资这种短周期的模式去支持需要长期稳定金融支持的行业发展，短期资本的侵入只会不断的毁坏我们的实体，无法让企业家和科技人员安心谋长远，还会更加扭曲已经扭曲的劳动力价格。我们要在融资制度上尽量考虑今后可能会有相当多的隐形冠军企业长期不愿通过上市的方式进行融资，我们的银行业不能再坐吃利息，而要作为这些企业的长期债权人共同生长，帮助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全球化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