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生的光荣”？因为无论是从美国来看，还是中国来看，股指期货的诞生对于金融市场来说，都是一件光荣、伟大的事件。无论是对搞金融理论的，还是对搞金融投资实践的，马柯维茨在1952年发表的投资组合理论都是一个牛逼的存在。他告诉人们，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因为市场不会眷顾某一个篮子，投资分散化是金融市场唯一“免费的午餐”，市场不会对非系统性风险提供补偿，只会对系统性风险提供补偿，指数化投资是最佳方案。那么，问题来了，市场崩盘了，怎么办呢？显然，组合投资技术是“一顿免费的午餐”，是一种免费的保险，但是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实际上也是如此，组合投资技术只能消除非系统性风险，而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因此对规避投资系统性风险的需求仍然十分强烈。1956年，在英国就出现过由保险公司出售投资保险给投资者的商业行为。1971年，在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活动，哈里斯维尔互助保险公司（Harleysville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与美洲保诚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保险 。但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投资保险并不符合风险分担的原则，因为一旦某位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大幅亏损，其它投资者的情况通常亦会如此，保险公司就会面临巨额的赔付。因此，不同于其它的财产保险，保险公司开展投资保险业务是得不偿失的。
马柯维茨，1927年出生于芝加哥，于199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52年，马柯维茨在《金融杂志》/The Journal of Finance上发表的《资产组合选择》/'Portfolio Selection'一文堪称现代金融理论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现代组合投资理论的开端。
随后产生的，则是在1976年9月11日由哈里·利兰德（Hayne E. Leland）与马克·鲁宾斯坦（Mark E. Rubinstein）共同发明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Portfolio Insurance） 。传统的保险基于分散化原则，而投资组合保险基于风险转移原则，一个人的保护是基于另一个人的责任基础上的。利兰德之所以努力去创造投资组合保险策略，是由于他为他大哥在股票市场中的不幸遭遇而深感同情。他大哥是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的主管，经历了1973－1974年的股灾。当时众多养老金机构纷纷从股市撤资，错过了1975年的股市大反弹。他说：“如果有保险工具，这些基金将会再入股市的。”因此，利兰德意识到组合保险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产品，问题是如何提供这个产品。显然，它与传统保险没有什么可比之处。与房产不同，当某人股票投资组合亏损时，也常常意味着其他人也遭到同样的结果，因此传统的风险分担并不适合于投资组合保险。然而，它们在形式上却是相似的，都是以支付保险费的形式为一定价值的财产进行保险。利兰德发现，要给股票投资组合进行保险，实际上是给组合管理人提供一份该组合的卖出期权。而当时，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还只有16种股票的买入期权，并没有股票及指数的卖出期权 。这给他们创造了利用布莱克-斯克尔斯（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来复制卖出期权以提供保险的机会。虽然，他们的想法成功了，但由于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以及难以说服基金经理交易等原因仍困难重重。
马克·鲁宾斯坦（左）与哈里·利兰德（右）同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
在纽约的投资人努力寻求股票投资避险工具的同时，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也在寻找新的突破。到利兰德开始思考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的1976年，美国的商品期货市场成交名义金额已经是纽约股票交易所（NYSE）与美洲股票交易所（AMEX）股票成交金额的三倍多。自1972年起，芝加哥的各个期货交易所已经把商品期货的基本原理逐步运用到外汇与利率上了，把期货原理运用到股指上只是时间问题。他们之间的相遇并非偶然，而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也是爱迪生所说的：“发明造发明”。在美国，把商品期货交易机制引入到股指上的最初设想始于1968年。当时，国家农产品交易所（National Produce Exchange）向美国证监会（SEC）提交上市道琼斯指数期货的申请，但SEC拒绝了。1975年，期货监管委员会（CFTC）成立后，把SEC在期货市场上的监管权全部抢占。1977年，堪萨斯期货交易所（Kansas City Board of Trade， KCBT）向CFTC提交了上市价值线指数期货的申请。KCBT的这项申请仍然碰到了两项难题，第一项是KCBT的产品方案是采用实物交割，这在当时计算机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几乎是无法做到的；第二项是SEC与CFTC就指数期货的监管权问题没有明确划分。因此这项申请迟迟没有得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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